一
1912年冬天，李大钊与同学白坚武为创办北洋法政学会的会刊一事到北京找孙洪伊商洽，经社会党员曹百善介绍，得以同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总干事陈翼龙会面。两人一见如故，畅谈终夜，李大钊为陈翼龙的“纯粹的共产社会主义”思想主张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所吸引和感动，遂决定加入中国社会党，愿与陈翼龙等社会党人一起为开展有益于改善平民思想和生活状况的活动而工作。至此，李大钊成为陈翼龙到北京后直接发展的天津的中国社会党党员。这是李大钊第一次到北京。1913年2月，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正式建立，推选李大钊为天津支部总干事。北京总部的陈翼龙也专程赶到天津来祝贺。李大钊决心把天津建设成“社会主义发育昌明之地”。
1913年6月，李大钊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到北京参与创办《法言报》。这是李大钊第二次到北京。他曾经住在湘阴会馆内陈翼龙创办的平民学校里，在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的领导下，撰写了一大批文章。此时的陈翼龙正在与国民党合作，秘密地从事反袁斗争。7月，陈翼龙在北京被逮捕。警方取缔中国社会党，并追查与陈翼龙有来往的人。李大钊等人不得不离开北京，暂时隐蔽。李大钊在北京期间游览了颐和园和圆明园故址，写下了“只今犹听宫墙水，耗尽民膏是此声”，“圆明两度昆明劫”，“一曲悲笳吹不尽”的诗句，痛恨封建统治者对民众的极度盘剥、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野蛮掠夺。当时的政局“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他把所学到的法政原理应用于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探究政党政治如何促使民主共和政治的实现，如何促使社会经济的发展、铲除民生凋敝之根源等问题，深感由于自己学识的欠缺，还未能找到救国救民的真正道路，于是决定接受朋友资助，为继续求知远赴日本东京留学。
1916年5月，袁世凯称帝复辟失败，昭示着民主共和新的转机。再造中国之不可缓，李大钊弃学从日本回到上海。7月11日启程北上，应邀到北京创办《晨钟报》，任该报编辑主任。8月15日《晨钟报》正式面世，在创刊纪念版上李大钊发表《“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再造》，也开始了他建设新中国伟大革命事业的征程。这是李大钊第三次到北京。
从此，李大钊的革命实践活动和北京联系在一起，他在北京度过了38年生命历程中最辉煌的10年。
二
这一时期的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北京这个大舞台上演过许许多多关系中国命运、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工农运动掀起高潮、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北京政变和迎接孙中山北上、孙中山逝世和策应北伐战争等，李大钊是这些历史事件的重要参与者，他以自己非凡的行动谱写了他个人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凝重而华彩的篇章。
在北京，李大钊先后积极参与《晨钟报》、《新青年》、《每周评论》、《政治生活》等50余种报刊的编辑工作，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五四运动前，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理论著作，宣传苏俄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五四运动提供崭新的思想武器。五四运动中，他身先士卒，积极领导和推动运动的发展，是五四运动中当之无愧的旗手。
1920年初，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做好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他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行动、筹建中国共产党，使“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佳话。李大钊以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的伟大人格魅力，吸引和影响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周恩来、马骏、林伯渠、陈毅、张太雷、瞿秋白、邓中夏、何孟雄、王尽美、赵世炎、刘伯坚、陈延年、陈乔年、陈为人、王若飞、高君宇、范鸿劼、邓培、缪伯英、邓颖超、乌兰夫、李运昌、刘清扬、郑振铎、罗章龙、张申府、刘仁静等，均受到他的教诲和帮助并走上革命道路，贡献于中国革命事业。
李大钊于1922年到1924间频繁奔走于大江南北，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经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中国国民党，为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1924年1月，李大钊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参加了大会宣言的起草等多项重要工作，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会后担负起国共两党在北方的最高领导职责，为国共合作，推动反帝爱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北京，李大钊于北伐战争前夕以国共两党领导人的双重身份，亲自参与并委派得力干部做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邓宝珊等国民军将领的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取得重大成果，国民军官兵的思想觉悟和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在北伐战争中，他们不畏艰苦，行程数千里，打败了几倍于己的敌人，为赢得北伐战争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李大钊等一大批共产党人的感召和影响下，国民军中不少官兵倾向革命，反帝爱国思想觉悟空前提高，如杨虎城、吉鸿昌、赵博生、董振堂、高树勋、何基沣、屈武等，他们中有的人后来加入共产党，有的率部起义参加了红军，有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促使胜利的天平向人民一边倾斜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北京，李大钊开创性地发展北京大学图书馆事业，使北京大学图书馆建设发生质的飞跃。他在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建设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基础，推动了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李大钊被美国图书馆协会出版的《世界图书情报百科全书》称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在北京，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在史学理论方面卓有建树，他的《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时期的重要文献。他的史学理论及史学思想不仅对中国史学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之功，还对近代中国法律史学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他的唯物史观为考察法律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开辟了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研究的新路径。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律史学的拓荒者。
李大钊人际交往广泛，行踪遍及北京许多地方。北京，是李大钊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
三
北京李大钊故居是依据现在保存下来的资料和实物，坚持“修旧如旧，展现原貌”的原则还原的石驸马大街后宅胡同35号（今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李大钊一家在北京居住最久的一处住宅。为此，我们将努力追寻和整理李大钊在北京的活动踪迹和交往史实，向人们尽可能全面地介绍展示伟人的思想和实践。这是我们编辑出版《李大钊北京十年》的目的所在。
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依据大量记录历史事件的文件，追寻和梳理李大钊参与每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和生活细节，以及所处的具体时间、地点和条件，还原其真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是真正地认识和理解了李大钊的思想发展、情感寄托和理想追求，才能把北京李大钊故居中所陈列展示的历史文物和当时李大钊及其家人、同志、朋友等的社会交往、思想交流、组织活动、创作生活各个方面生动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展现李大钊在北京革命实践活动的全貌。
李大钊以其所学到的法政知识为起点，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之时，对于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对于占据最高统治地位的政治人物、对于资产阶级革命后的代议制，都曾经有过认识上的偏颇。作为不断进取的学者和政治家，他勇于与时俱进、与时俱变，坚信“旧者不崩，新者何由而建？幻者不灭，真者何由而成”，经过艰难探求，他确信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只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为此，要有一个正确的主义，本着社会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对内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与其他组织进行联合行动；要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团体，即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要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支援，并在行动上与之相呼应。
李大钊是“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的楷模。
四
李大钊到过北京的很多地方，从天安门广场到胡同小巷；从北京大学到孔德学校；从铁狮子胡同孙中山行辕到国民军鹿钟麟部队营区；从岳云别墅到湖广会馆……都曾经留下了他的足迹。与他交往过的人物众多，故事感人至深。
我们在追寻李大钊在北京的行踪中发现一个突出的现象——李大钊在北京工作生活十余年，一直居无定所。当然这与他从事革命工作躲避敌人追捕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李大钊具有为革命不惜牺牲一切的无私品格。十余年间，李大钊在北京没有购置过一处房产，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教授时的月薪，约在200元左右，完全有能力支付购房费用。可是，每月的薪水，李大钊拿回家的却只够撑起家中日常开支，有时还使妻子赵纫兰因无钱买米做饭为难。他的薪水大都用于革命事业。现在北京文华胡同的李大钊故居，是他和家人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那也是借住朋友的。
在梳理李大钊的行迹和交往史料中，我们感受最深的是李大钊肝胆照人、光芒四射的崇高人格。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我们纪念李大钊同志，学习和研究他的著作，必须像他那样保持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革命气节和高尚情操。同李大钊同志接触过的人，都赞誉他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他既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又待人宽厚，团结同志。他生活俭朴，节衣缩食，省下钱来充作党的活动经费，或用来帮助同志，接济贫苦青年。他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宁愿舍生赴死，也不出卖党的机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的胜利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和浩然正气。”
又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李大钊同志的道德和操守非常崇高。在他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他作风质朴，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他坚持真理，待人宽厚，团结同志，正如后人所赞誉的，‘没有宗派气，内外从如云’。李大钊同志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伟大人格和崇高风范，将永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
2010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