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载之，谱名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幼名帝象，后化名为中山樵，嗣号中山。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民主先行者，也是中华民国建国元勋，1940年被国民政府奉为国父。
1878年，孙中山少年时受长兄的接济赴夏威夷。1892年7月，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之后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
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多项改革建议，遭拒绝后于11月赴檀香山募款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次年孙中山密谋在广州发动起义未遂后被迫流亡海外。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再组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并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创办了《民报》，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此后在国内组织发动多次起义均告失败。经历了十次失败之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终于获得成功，在南京被17省代表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月底组成临时参议院。
然而在南方各省纷纷宣布效忠中华民国的同时，北方的省份却还未脱离清政府，孙中山的政府事实上没有实权。孙中山与其他革命党人不得不屈服于北方大军阀袁世凯，于2月13日提出辞职。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当选为理事长。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孙中山遂筹划起兵伐袁，旋即失败。孙中山不得不再次赴日本寻求援助。1914年他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并两次发表讨袁宣言。1917年孙中山回国并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并当选为大元帅，誓师北伐。1918年被迫去职。1919年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回到广州，次年就任非常大总统，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退居上海。
1923年，孙中山回到广州。同年12月29日接受列宁和中国共产党的协助重建大元帅府，重组中国国民党。次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1月应邀北上，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1929年6月1日，奉安于南京中山陵。
据宋庆龄回忆，孙中山同李大钊的最早交往发生在1919年。她说：“早在1919年，他（指孙中山）就同李大钊等人有了接触，他看到人们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著作，感到非常高兴。”①可惜她没有对此提供具体的证据。从孙中山在五四前后的思想状态和行为来看，他和李大钊在1919年有过接触是存在可能的。五四前后，他的最亲密的助手朱执信热衷于研究马克思、列宁，善意地介绍苏俄，从这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孙中山对人们研究马克思、列宁感到高兴之事确属事实。在五四运动期间，孙中山爱看《每周评论》，且有营救陈独秀和胡适的举措。②之后又派戴季陶、沈玄庐创办《建设》和《星期评论》，以共同致力于新文化运动，而戴、沈等人皆与李大钊相熟识。上述这一切都说明在1919年间，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的巨子、热情介绍苏俄、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李大钊不会感到陌生，且有可能接触。但是，这种接触即使有过，恐怕也不会多，更不会很正式。直到1922年8月以前，李大钊在文章中似乎都未曾提到孙中山的名字。1921年夏，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希望见到孙中山与其商谈合作事宜时，李大钊不是直接给孙中山写介绍信，而是请求蔡元培帮忙予以介绍③。这也说明，在此之前，孙李之间并没有正式的交往。
1922年8月在上海的孙李会谈，是组织委派李大钊去的，马林带来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指示。李大钊在此间曾给胡适写信说：“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洛阳对此，可表示一致。中山命议员即日返京。昨与溥泉、仲甫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Democratic front），与反动派决裂。……《努力》（指《努力周报》，1922年5月7日在北京创刊，胡适主编。）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可见，李大钊在西湖会议前持联合孙中山的态度。
孙中山热情地接待李大钊。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写道：“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曾亲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在《自述》的初稿中，“亘数时间”一句之后，尚有“先生与我等畅谈不倦，几乎忘食”之语④。由此可见，孙中山与李大钊二人谈话投机、情志相契的程度。从这时开始，孙中山与李大钊过从甚密，建立起真挚的革命情谊。与此同时，他们还对各自党内的不同意见，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以维护和推动国共合作的事业向前发展。
1923年初，由李大钊牵线，孙中山与越飞会谈，并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四、五月间，李大钊发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和《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为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制造舆论。1923年夏，孙中山邀请李大钊赴广东，共商广东革命政府外交政策的有关问题。年底，又同他一起研究国民党“一大”的筹备工作。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会前，孙中山亲自指派李大钊作为北京地区特别代表出席。会议期间指定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专门作有关国共合作问题的报告，使得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的国共合作真正建立。
国民党“一大”以后，李大钊还被任命为九个政治委员会委员之一，享有很高的地位。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临终前，李大钊参与了遗嘱的草定工作。
从1922年8月至孙中山逝世，孙、李之间始终互相敬重，精诚相交，有力地推动了国共合作事业的形成和发展。宋庆龄在回忆孙中山对李大钊的情谊时曾写道：“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在同共产党进行合作以后，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一回到华北以后，就担负了国共两党在那个地区的领导任务。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会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李大钊对孙中山的敬重和亲情，则更有过之。他在1924年所写的《人种问题》一文中，称孙中山为“我们革命的先锋”；在《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一文中，又尊孙中山为“中国革命的老祖”，并动情地介绍了苏俄人民对孙中山流露出来的“诚敬的钦感”。
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怀着悲痛的心情参与组织了他的追悼会，并送了一幅长长的挽联：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黯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