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就随父母去了干校。干校在水库边上。一次我和顾小敏在水库游泳，衣服和鞋被人拿走了。那天我们是裸泳，眼瞅着三排那个女人卷走了衣服。先以为她开玩笑，在水里泡了一个小时后，才知道这个可恶的、起先是演员的女人不再回来。她存心伤害风化。小敏和我只好上岸，遮羞前行，乱石和荆棘扎伤了我们的脚。回到连部，见铁丝上晾着床单，摘下裹在腰间，找女演员算账。她流露风骚的笑容，说：“咋回来的，小伙子？”我们看着她的脸，恨不能拿箭射过去，或吐100口唾沫。
然而干校愉快的事情很多。逢年过节，大人把桌子搬到当院，喝酒吃饭，而后一定有人耍酒疯，比看戏还有趣。捕鱼也好玩。有一条鱼挂在厨房，比我还高，肚子豁开之后，一巴掌膘，这么肥的鱼哪儿找去？比猪还肥。
我们连里有几个“敌我矛盾”，一个姓王，原是文史馆员。谁说话他都害怕，哭丧着脸说“不、不、不”。还有一个姓蒿，别人管他叫“蒿子”。按说“敌我矛盾”不宜跟大伙对话，蒿子专门跟年轻妇女打闹，边闹边乐边擦眼泪。另外一个姓翟，他在日本学了8年德语，被定为日本特务。后来，别人都平反了，只有他平不了反。翟脸上带着卑顺的笑容去找工宣队长。队长说：我们也想给你平反，但没证据。
那时定特务不需要证据，证明你不是特务则需要证据证明。工宣队长也有“道理”，连里的叛徒、土匪、三青团员和汉奸经过漫长的外调，证实或证伪，而翟不行。这里解释一下外调的含义：当事人向组织提供当年共事人员名单，组织派人坐火车赴全国各地找这些人求证。譬如我爸当年的战友是总参某机构长官，找他问，××四七年是叛徒吗？长官说，他哪是叛徒？不是。我爸据此解放，回到革命阵营。翟的事为什么没法求证呢？因为他在日本读书，外调的人去不了。
工宣队长是和蔼的人，对翟说：你自己想想办法。翟苦笑，从队长屋里退出，连续鞠躬，双手攥着帽子。鞠躬这个事把翟害苦了——他老向人鞠躬，别人说，他一鞠躬我就觉得他是日本特务，心里没鬼老鞠躬干吗？有人当着翟的面骂他，翟苦笑，然后又鞠躬。
翟常跟我在一起。他如果想说话的话，我是唯一听他说话的人。一次，我发现他面对猪圈的黄猫背古文。黄猫是野畜，每天上午站在连部老母猪的背上晒太阳，目光炯炯。翟对猫说：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于是信熟视之，俯出胯下，匍匐。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翟对猫沉郁地背了两遍，猫以为翟来抢猪食，尾巴扎煞挺高。翟回头见我，又对我背了两遍，讲解。后来我也背下来了。没事的时候，我爬上院里的木头垛向远方嘹望。松木直径两尺多，垛起高过屋顶，坐上面能看到水库的波光。沙丘在西边，长满灰绿色的荆条，那里有刺猬和蜥蜴。北边一长溜红砖房是炸药库。翟吃力地爬上木垛，和我一起看远方。他有风湿病，手指和膝盖像鹤的关节一样变形突出。和我并排坐着，他显得很愉快。翟讲述各种奇闻——牛顿为大猫小猫各开一个洞，就是我听他说的。
他说，乌兰夫最会照相，一见记者的相机立刻光彩焕发。翟当过内蒙古日报的摄影记者。
翟还告诉我，齐白石年轻时被县太爷捉去打过板子。我问为什么，他说好多人在研究还没研究出来。他说，阿根廷的独裁者马丁内斯将军为防止猩红热传播，把街灯用红纸蒙起来。翟说，他和日本导演黑泽明是朋友，他说黑泽明的父亲是武士出身，母亲出生于大阪的商人家庭。黑泽明的妈妈老是因为吃饭时放错了鱼的位置而遭训斥。规矩是鱼头向左，鱼腹向外。黑泽明的妈妈把鱼端上来时，鱼腹对着他爸。他爸说：你是让我切腹吗？翟说，武士切腹前要吃鱼，鱼腹向内，头向右。
掌故讲完了，翟阴沉不语，然后苦笑，他笑起来左侧牙齿露得多，长而稀疏。翟说，工宣队长让我给日本特务机关去信，让他们证明我不是他们的人。翟说完，看我。我不知怎么回答他，但知道这不是很好办的事。翟看我一言不发，叹气不再说。
翟和我们在一个屋吃饭。一次，跃进他妈跟别人辩论，说“你纯粹叶龙好龙”。翟奉笑脸纠正：您读错了，应该是叶（社）公好龙。跃进他妈是播音员，立刻翻脸，说翟××，你别忘了身份，一个狗特务插什么嘴！翟脸变红，又变白，端着碗退到门外去吃。
翟想教我德语，我问德语“上学”怎么说。他说了一个挺哕嗦的单词，我说不学。他问为什么，我说这比汉语都麻烦，学它干啥。他叹了口气。现在，我觉得后悔。
干校解散后，众人重新分配工作。翟因为证明不了自己不是特务被分配到照相馆擦地。他的手攥不住东西，跪在地上推拖布，这是我在照相馆看见的。那次，翟看到我非常高兴，请我吃饭。到了馆子，我说不想吃了。翟问为什么，我说哪有小孩坐桌子边吃饭的。翟一瘸一瘸地走出饭馆，到副食店给我买了半斤四片酥。我一边吃一边听他说话。说什么，现在已经忘了。我记得买东西时，他掏出钱，让我拣出八毛钱付账。他的手指拈不住钞票了。
后来，听说翟死了，死时50多岁。现在算，翟死在四人帮下台之前，没看到自己问题的解决。要是活着，他也该是政协委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