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痛苦挣扎中，年迈的帝国迎来了最后的回光返照似的繁荣，朝廷上下都沉醉在这虚幻的成就中。然而，外患未除、内部矛盾依然激烈，爱新觉罗家族的前途仍然是一片黑暗。
“同治中兴”是指清朝中叶后，同治帝在位期间（1862—1874）的一个中兴阶段。适逢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媾和，及太平天国被消灭（1864年），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和谐时期，大开洋务运动。古时亦有人把清代咸丰至同治时期定为咸同中兴，作为一个中兴的阶段，但现今普遍都认为，中兴时期主要在同治统治年间。
同治三年（1864年），慈禧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军阀统率的湘军、淮军，扑灭了太平天国起义的烈火，使行将就木的满清王朝又延续了下来。从1864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爱新觉罗氏又“太平”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虽然在光绪十年（1884年）爆发了中法战争，但战争的结局，尚未造成割地赔款，受到战争刺激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加快了海军的建设，使洋务运动蓬勃发展了起来。
慈禧太后像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1860年后，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封建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买办性的官僚军阀。他们在与外国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仅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并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这部分人，就是当时清政府内当权的洋务派，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所从事的洋务，史称洋务运动。
主持和提倡办洋务的洋务派，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外国侵略者扶植下，发展起来的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派别。起初人数不多，但他们的势力与日俱增。在朝廷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其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影响较大。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到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为主要内容。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但是，洋务派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
因此，洋务派在“富国”的口号下，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洋务派所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是以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于是，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而，也就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洋务派也加速了自身的买办化。这样的企业，不仅无法避免自身遭到破产的命运，而且严重地阻碍和压制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办“洋务”30年间，中国被迫开辟的通商口岸，由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亿6千余万两。在进口货物中，18世纪80年代前鸦片占首位，18世纪80年代后棉织品跃居第一，鸦片退居第二，但绝对数仍一直上升。出口的货物，18世纪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18世纪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被迫加速了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
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就是中外反动派进一步的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也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的过程。虽然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和洋务运动是在同一个过程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近代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从表面上来看，自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庙堂之上清议颇有正风”。而且财政收支又出现了盈余，好似一间东倒西歪屋，经过补漏裱糊之后，又“焕然一新，俨然华居矣”！同治中兴的政局反映到北京城区，就是连内城、外城都产生了畸形繁荣。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中，清廷财政紧张，王公、官员一度只发半俸，八旗兵丁的钱粮也颇为紧缺。再加上物价飞涨，故街市萧条。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革命的形势暂处于低潮。清廷的财政收支出现了盈余后，北京城中上起王公大臣，下至八旗兵丁，又重振寄生城市的享乐颓风。茶馆、酒楼、饭庄、戏园、妓院、宝局（赌场）比比皆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吹拉弹唱，彻夜不息，呈现出末代的繁荣与豪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