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节过后，延安的天气还很寒冷。陕北公学第四期第八队主任刘瑞森陪同身穿狐皮大衣的彭加伦来到队部，叫了一些同学。彭加伦曾是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他对同学们说：“由于抗战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决定你们提前毕业！”刘瑞森主任说：“明天就办毕业手续，自己的讲义、笔记本可以带上。”这些同学原定学习时间为半年。
第二天，他们办了毕业手续，领到毕业证。毕业证是由校长成仿吾发的。
第三天，1938年3月2日，大家启程。人们从他们的脸庞上看到对战斗生活的希望和对灿烂未来的梦想。理想和信念支撑着他们人生的旅程，每一个人都怀着抗日上前线，打败侵略者赶走侵略者的决心。校长、副校长，全体学员都出来壮行。歌声震天，场面动人。
学校院中停着三辆卡车。其中一辆是送领导和一些老同志去苏联养病的；第二辆车上有一部分同志去苏联学习，也有一部分去苏联养病，有党校的学员，还有陕北公学的学员；第三辆车完全是陕北公学的学员。
这是一个多风的早春上午，依然冰封的延河蜿蜒伸向远方。汽车在延河岸边遇到了周恩来副主席，他迎面站立在清风吹拂的河畔。彭加伦招呼大家下车。周恩来在延河岸边给大家作了简短的报告，声音清晰而响亮。
他们到达西安，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住了几天。就要离开西安了，办事处把大家的讲义收了，由办事处保存，毕业证和日记本未收。党代表林伯渠给大家讲了话，给每人发了一件老羊皮大衣。当时西安天气还较冷，但不一定要穿皮大衣。因此，大家有了想法，认为既不是去南方，也不是去北方。因为去南方用不着皮大衣，去北方不经过西安。大家的心情还是希望上抗日前线。
从西安出发时，彭加伦让大家脱下八路军的灰军装，男的穿长衫或中山服，女的换上花旗袍。他告诉大家说：“旅途中万一有人问，一律说是平津一带无家可归的流亡学生。如再追问，就说到兰州投亲靠友。男同志可以互称兄弟，女同志称姐妹。”他们28人中有“六姐妹”即朱旦华、王韵雪、鄢仪贞、申玲、田丽君、李菲仪。“大姐”是朱旦华，“二姐”是王韵雪。
大家带上简单的行装，挤坐在三辆卡车上。卡车被帆布篷蒙得严严实实，像是运载货物的车辆。有谁知道，里面坐的竟是青春蓬勃生龙活虎般的年轻小伙子和姑娘们呢？汽车上了西兰公路，第一天住在咸阳纺纱厂。厂里欢迎他们，他们也唱了歌。
车到兰州，他们住进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办事处党代表是谢觉哉，办事处处长是伍修权。
在兰州，他们中的林基路、李云扬、杨梅生三人随同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任弼时等20余人乘飞机先到达迪化。林基路被委任为新疆学院教务长，李云扬被委任为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杨梅生暂留新兵营当文化教员。
其余的学员被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朱绍良扣住，困在兰州。这期间，谢觉哉和伍修权给大家上过课，主要是谢老讲课。冯铉受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委派，来兰州接他们。
他们在兰州住了一个多月，经谢老和伍修权同朱绍良反复交涉，几经周折才得以离开。一天下午，办事处通知大家，午夜，分组从小门出去，乘坐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物资回程的军用汽车。苏联军用汽车免于检查，他们悄悄地离开了兰州。军车上面有篷子，他们坐在里面，不能说话。车内准备了面包、水果。停车休息必须周围无人，住宿都是等到天黑下来，住进中苏运输委员会接待站。卡车一行几十辆，司机都是苏联人。
车进星星峡，到了新疆境内。苏联同志马上表现出轻松的样子。车篷后面打开了，住宿也不一定非在晚上。大家在车上可以说话了，可以唱歌。休息时，苏联同志也和他们谈谈话，和在甘肃境内大不相同。汽车绝大部分时间在戈壁滩上行驶。一块块风蚀日晒的怪石，横七竖八地或站或卧或躺，畸形千态，怪状万种；一个个隆起的沙石，一节节残崖断壁，在风中在阳光下怪唳着，仿佛拼命渴求葱葱绿荫，向往风调雨顺，憧憬柳暗花明。
新疆见到少数民族较多，他们围着汽车看，有的表现出好奇，有的表现出惊惧。风不再凛冽，呼呼吹着，也仅仅是呼呼而已，没有更多的内容，只有团团沙尘轻烟似的飘过。这时，大家都想可能是去苏联学习。
他们在哈密西边村庄看到枪痕斑斑，还有许多烧掉的房屋，一副刚刚混战过的样子。这可能就是老百姓惊惧的原因。他们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时，从西路军回来的同志那里知道一些西路军的情况，也知道有一部分已经进疆了。
车队经过火洲吐鲁番，人人感到了热。太阳敞胸亮怀，高高地猛烈地照耀着，四野一片温热。大家在撒满阳光的白杨河里洗了澡，话语、笑声与浪花一起跳跃、飞溅。许亮风趣地讲着西游记中的故事。他是他们中的“两大秀才”之一，毕业于四川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另一位“秀才”是祁天民，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无论从延安到迪化，还是在新疆境内这段日子，大家心情比较愉快。
到迪化后，苏联汽车队直接开到东门外的新兵营，此时是1938年4月中旬。党代表邓发和新兵营的负责同志在操场上欢迎大家。
他们编入新兵营，叫青年队，并马上开始训练。青年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有的学俄文，有的学通讯，有的准备派往地方工作。学习俄文的专门编了一个班，叫俄文班。不管学什么的，都要学军事、学政治、学党建以及形势任务。上课的大都是在迪化工作的老同志，形势任务由党中央代表邓发讲，时事课多半结合新疆的情况讲，党的建设课主要讲党的革命工作，结合每一历史时期的合法斗争、地下斗争，着重讲地下斗争。新兵营总队长饶子健、政委姚运良也给学员上课，主要讲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时期和长征时期。
在新兵营学习期间，不论谁讲课都没有讲稿与提纲，讲课与听课的人之间不能交谈，听课的学员不能提问题，讲课的人讲完就走。这和延安时不一样，在延安上课可以记笔记，还发讲义，经常开展讨论，谁上课大家都知道。青年队除学习外，一些人还担任新兵营的文化教员。文化课可以记笔记、提问题。在新兵营里教员除了上课可以到各队去，别的时间不能去，学员也不能相互串门，组织上不告诉的事情不能问。通过这种严格的训练，使学员学会做统战工作，并懂得了地下工作。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青年队出了节目，唱歌和小型话剧。五一节时，盛世才也来了，带了很多卫兵，卫兵均带着盒子枪、马刀，戒备森严。盛世才肩扛上将军衔，披着斗篷，呢子军装，土黄马裤，红皮马靴。他未戴军帽，留着背头，四方脸，卧蚕胡。中共中央代表邓发陪他坐在主席台上。总队长饶子健作了报告，讲到新兵营在这里学习训练受到盛督办的支持、帮助。饶子健讲完话后，请盛世才讲。盛世才讲话不利索，轻微有点结巴。盛世才的教导团住在新兵营附近，晚会和他们进行了联欢，唱抗战歌曲。教导团的官兵大部分是东北人，听了很受感动。
青年队在迪化，平时不能进城，但每星期集体去水磨沟洗澡、洗衣服，去时从城里走。来回的路上他们都是整队唱歌，在城里影响很大，尤其对青年的影响较大。新疆学院、第一中学等学校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开始唱抗战歌曲。
盛世才提出要求，让邓发给他派一个音乐教官。邓发派青年队的李光，李光只会唱不识谱，他说：
“我不懂乐理，怎么能教？”
“不要教乐理，只教唱歌就行了！”邓发说。
当时凡派出去的同志都要换服装。李光问：“我穿什么衣服去？”
“你就穿这身衣服去！”邓发看了看李光，拍着他的肩膀说。
盛世才每天派小汽车接送李光，还印了正规的听课证。盛让自己的老婆及八大处的处长，政府各厅厅长都去学。李光身着战士服装教唱，来学唱的议论纷纷，说：“老八真厉害，真有人才，一个小兵就可以当盛督办的教官。”
青年队部分人员留在新兵营任文化教员或到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大部分先后分配了工作。于村被派到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任文化科长；段进启任组织科长；朱旦华任迪化女子中学教导主任、新疆妇女协会秘书长；祁天民任新疆学院政经系主任；杨梅生任新疆学院和省一中军事教官；许亮任教育厅编辑主任、兼新疆学院教师；张东月任哈密行署第一科科长；李涛任哈密行署第二科二等科员；申玲任哈密女校校长；1939年1月，李宗林任《新疆日报》编辑长；王宪唐任《新疆日报》制版科科长；鄢仪贞任迪化女中教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