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士谋，陕北公学结业，是第一批由延安派出的干部。他化名段进启，先在反帝总会任组织科长，1939年5月调任伊犁行政区管的博尔塔拉县，任副县长、代县长、县长。马肇嵩，第二批由延安到新疆，化名马锐。他先到和田任和田区教育督学，后任区教育局长，1940年初调到博尔塔拉。他俩是共产党员，他俩年轻，正如早晨。早晨，拥有一天中最清澈、最鲜泽、最让人激动的光线，最富有生命力。
马肇嵩是回族，在和田时没有公开说明不信宗教，因此常去礼拜寺，有了比较多的接触当地群众的机会。他利用去礼拜寺的机会做宣传鼓动工作，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六大政策”。他在和少数民族群众接触的过程中学会了维语，这就和当地群众的关系更密切了。但这引起了盛世才特务的注意，向盛打小报告，说马锐在和田与政府争夺群众等等。就这样，他被调到博尔塔拉。调来时对他没有正式委任，与段士谋商量后就先当教育科科长，并上报了，但始终未得到委任。他到博尔塔拉后，同样受到严密监视，他的来往信件都由邮电所交给公安局检查后才交给他本人。
博尔塔拉简称博乐，博尔塔拉河自西向东流贯全境。博乐，河映日出，山衔夕阳，景色壮阔、宜人，但却是个偏僻的游牧区，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段士谋开始任副县长，主管文化教育。他刚到博乐时，仅有大营盘、小营盘及红盐池有学校，学生数量也不多。经他和马肇嵩几年努力，扩大了学校教育，无论是蒙族的、维族的、还是汉族的学校，校舍扩建了，学生增多了，学校数量也增加了。维文会还在粮台开办了个学校，以后改为公立学校。霍依塔什也办了学校，这里是游牧区，学生比较分散，教师就骑马跟着牧场迁移。当时，博乐的人口有一万多，学生发展到1000多人。教育发展了，教员就缺了，怎么解决呢？一个是从伊犁调，一个是自己培养，从伊犁只调来了几个塔塔尔族、锡伯族教员，他们就从当地毕业的学生中培训提拔，现学现卖，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这是正规教育，还有业余教育。教员晚上抽时间为业余民校上课，学员晚上带柴火来，围着炉子学习。民校主要是汉族妇女民校，段士谋的妻子等都到民校学习，她们还参加演戏，宣传抗战。妇女民校先从汉族开始，以后扩大到维族。开展冬学运动，冬学主要是维文会办。当时，无论是办学校，还是搞文化活动，光靠上面的经费是不行的，主要利用各民族文化会。博乐有维文会、蒙文会、汉文会、哈文会，都有经费收入。这些经费来自群众在宗教活动中的课捐和寺院的土地地租、草场租金等。
段县长、马科长还教唱歌，编墙报。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马肇嵩碰见一个博乐的学生，对他说：“你记得我吗？我是你的学生。”他问：“你怎么是我的学生？”“你不信，我唱个《开荒歌》，就是你过去教的。”他一听就是他当年教的。在和田也遇到这种情况，因唱歌才知是他的学生。教抗战歌曲在当年是很普遍的。再就是办墙报，四一二纪念活动及其他活动都办墙报，平时各个学校各个班均出墙报，各个单位也都有自己的墙报。
1939年九一八纪念日，段副县长主持召开了博乐历史上的第一次体育运动会。
县政府这边有个空场，利用犯人清理出来。开幕这天，附近农村、牧区的农牧民赶着大车、骑着马、穿着花花绿绿的新衣服，赶来参观。有的来是为本村、本部落的运动员呐喊、助威、壮声势的，有的来是看自己的子女能否夺魁，更多的人是来看热闹，一下子聚集了数千人。开幕时，各学校各民族的小学生浩浩荡荡打着旗，排着队，穿着节日盛装，喊着响亮口号，唱着抗战歌曲，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会场。大会热闹非凡、盛况空前。
运动会设有赛跑、跳高、跳远等项目，并设立了当地青壮年喜爱的体育项目，摔跤。尽管比赛条件差，没有发令枪，就打鼓发令，但大家兴味盎然。最精彩的莫过于摔跤，摔跤比赛还出了一段插曲。摔跤是博乐各族人民喜爱的活动，它不需要什么讲究的设施，只要有一小片软地或草地就可以了。因此，在农牧区，劳动之余、茶余饭后，一些小伙子、大力士聚在一起说笑间就摔打滚爬在一起。参加这次摔跤比赛的都是村庄、牧区的好手，到底谁能取得比赛的胜利，大家都非常关心。各民族的摔跤手先在自己部落中选拔，最后选出各族的第一名再进行决赛。蒙古族摔跤好手包尔加争得本族第一名，维吾尔族选出了大力士司马义。这样，两位第一名的决赛也就成了这次运动会的高潮。
在紧张而热烈的气氛下，围观的各族群众，人人激动，个个兴奋，都希望自己的大力士获胜。拉拉队高喊着“包尔加，加油！”“司马义，加油！”喊声、口号声震天动地、此伏彼起。随着比赛的进行，蒙、维两族拉拉队和群众也随着摔跤大力士的激烈角逐而情绪激动起来。当蒙古族的包尔加摔倒了维吾尔族的司马义而取得比赛的胜利后，两族的拉拉队和群众之间出现了骚动。获胜的狂喜异常，手舞足蹈，失利的认为不公平，极不服气，于是就争吵起来，直至发展到挥舞拳头、怒目相向。在这紧急关头，段副县长挺身而出，召集各族头目到县政府开会。他向大家讲民族团结，讲体育比赛的目的是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他讲，我们新疆14个民族都是自己人，自己人打自己人是不对的，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大家情绪平静下来，心中服气了，运动会顺利进行，直到圆满结束。
这次运动会以后，博乐每年都如火如荼的召开一次运动会。
博乐虽偏僻但是个富裕的游牧区。牛羊在草场上徜徉，微风吹动，牧草摇摆，波浪起伏，绵绵延延。蒙族的行政组织是一个区，八个部落是草地所有权占有者。蒙族一般从事牧业，不善于务农和做买卖。经济上的优势属于维族，维族巴依最多，也相当有钱。这些巴依既能经商，又能牧畜，既做买卖也种地。博乐牧羊人有10群羊就升为巴依。一群羊500只，10群羊就是5000只。汉族在博乐是少数，有几家做小生意的。对待巴依，他们的政策是通过宣传教育，把这些有钱人团结起来，争取他们积极支持抗战。
为了提高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计划建一个民众俱乐部。钱从哪里来？召集大小巴依，共同商量，公议捐钱，钱捐得不少。有了俱乐部，开个晚会，举行文艺会演、唱歌、宣传，就有了场所。博乐第一次演出了歌剧、话剧。他们还编了些抗日的快板、双簧、对口词等。在当时偏僻的封建圈圈里能组织演出，确实很不容易，群众很喜欢。剧本都是他们自编，参考些内地抗战的书籍，结合新疆的情况写出来的。利用节日如：九一八、七七、四一二组织大型游艺晚会。
从迪化到伊犁的公路线，山里没有公路通往博乐。伊犁司令兼行政长姚雄视察工作时，找不到路，不知路在哪儿。他们就搞了一段公路，段士谋用望远镜测绘，拿望远镜栽杆，靠眼力看，不太弯就行了。修路也没有叫政府出钱，动员有钱的人支援。姚雄第二次视察博乐，回去作报告，表扬了一番，报纸上也登了。
积谷备荒，成绩也不错。积谷备荒搞了个组织，是群众性组织，叫积谷备荒公社，每年从粮食税里拨一部分来积谷，也发动富人捐粮。当时规定凡自愿捐助100大石麦子的，就报送上级颁发一个匾。当时，一大石相当于现在的400斤。得匾的有西日毛拉、买买塔吉、乃吉满巴依三人。沈子彬是汉族巴依、农会会长，在农业方面很有经验，清明前种什么，清明后种什么他都在行，大家把他看成农业专家。他的土地多，也搞手工业，经营酒坊。他这人，家中使用的牛老了舍不得杀掉，埋起来，对雇工也很好。在段士谋、马肇嵩的倡导下，沈捐钱修了桥。桥修在博尔塔拉河上，通车后，马车行程可缩短两小时。段士谋报请省政府嘉奖。
1941年5月，青苗已经长出来了，发现了蝗虫。段因联系、交涉苏联飞机及药品等事去了伊犁，马肇嵩在家指挥。他们发动群众挖长壕，分段包干，宽5公尺，深4至5公尺，阻止蝗虫，并予埋死。大家使足力气，挖得人仰马翻，十几公里长壕又深又宽，就像大战壕一样。那时街头找不见人了，学生都出去了。在苏联飞机未来之前，他们用捕、打、赶、埋和网兜捕的办法，灭了很多蝗虫。蝗虫因还未长翅，一跳老高，两个人拿网来回跑几次，网兜里就装满了，回来称，谁交多少记下来，多的就表扬。苏联派出飞机组，并且由陆地运来大批灭蝗的药物，药物整桶整桶用七八吨的车子运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用飞机消灭蝗虫，轰动了博乐各族人民。盛夏烈日，大家顶着晒得人皮烧肉烫的太阳苦战，两个多月白天很少回家。可是，公安局却打小报告说什么县长擅离职守。上面通知叫不要离开，虽然语气缓和，但也气人。
苏德战争进入紧张阶段，苏联人到博乐挑选买军马。他们挑中多少，博乐各族人民就卖给多少，而且踊跃募捐为前线战士买皮衣，支援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这是执行亲苏政策的结果。
段士谋来的时候，县政府不像个政府，土大门，里面没有几间办公用房，冷冷清清，可怜得很。他年纪轻，胆子也大，就想利用监狱犯人搞些公务劳动。监狱里关的多半是刑事犯和偷牛盗马者，他派犯人到山上伐木，用灭蝗剩余的空桶做屋顶，请了个俄罗斯技术员设计图纸，花了点钱，没向上面要钱，自己动手盖起了县政府衙门。
共产党人到哪里都带着新作风，一不贪污，二不勒索，三不欺压百姓，彻底清廉，彻底为当地人民群众服务，建立了新风尚。过去县长兼司法发了财，他们不贪污，连监狱的狱卒对他们都有意见。因为以前犯人有时半夜放出去，第二天早上再回来，看守就捞上了。他们不贪污，狱卒就不敢了。支援前线抗日募捐，马肇嵩捐了一个月工资。财政科长白联祺就说：“你们该拿的钱怎么不拿啊？历任县长我见过不少，还没见过这样的县长和科长。”段士谋在博乐结的婚，买了一只羊，做了一锅抓饭请大家来吃。他不收礼，连被子都没有做，可到结婚时发现床上有两床红缎面被子。他以为是娘家陪送，老婆说不是陪送的，是电报局的局长穆满堂怕他丢脸，把自己结婚的被子悄悄拿来装门面。他听后感到可笑，赶快给还回去了。克里木江翻译给他送了四个茶杯，一个茶壶，他叫办事员送回去，说不收礼。这事后来还横生出枝节。
县长处理的最大事情，就是群众打官司，争草场。过去打起官司，双方为争得胜诉，就行贿，送元宝、送钱，当县长的很难秉公办案。段士谋当县长，一律不受贿。他年轻，一有讼案就带上几个人骑马巡视，到处了解真实情况。一次他去三台子视察，发现翻译克里木江不把他的话如实翻译，搞名堂，做小动作。说什么县长这次来，你们要如何如何接待，如果不这样就不行等等，结果他从中得到些好处。段带着克里木江从小营子到三台海子转了一圈，回来又暗中打发县政府翻译范金山去了解。果然克里木江说的话许多不是他说的，有些是挑拨民族关系的，再就是讹诈，叫送茶送羊。很多人告他的状，段也查清了他的问题，就把他抓起来送到省上去了，在省公安管理处关了几年，实际上是培养了几年，成为暗探。后来，段离开博乐时克里木江来闹堂，说：“你走了，你结婚时，我还送你茶杯、茶壶呢！”段的脾气大发，说，过去当县长的把印交出去就没有权了，今天我的印是交了，你敢无理取闹，我还有权把你押起来。
1940年秋，依不拉音老人拿着别人帮他写的控告状，一路大声喊冤，要县长为他做主。老人对段县长讲，五年前，当地的富人毛拉牙生巴依，用每年十只羊的租金租下了他的十亩地，租期五年。当时，毛拉牙生巴依把老人领到自己家里，拿出写好的条子，说是租地的契约，叫老人按下手印。五年期满，老人要把地收回，可毛拉牙生巴依说什么：“地是我买下的，不是租下的，不能给你。”老人与他据理争辩，但他拒不认账，硬说十亩地是从老人手里买的，还拿出了老人当年按过手印的契约。老人苦于不识字，悲愤异常，只好找县长告状。
段县长找来毛拉牙生巴依，问：“是租的地还是买的地？”“是买的。”“什么时间，多少钱买的？”“五年前以每年十只羊的价钱买的。”段县长找人了解了买地和租地的价钱，证明老人讲的租地的价钱是可信的。于是，他叫巴依拿出买地的证据来，巴依拿出了五年前老人按过手印的那张条子。县长让人翻译出来，看到条子上有叫吐地衣和麻木塔吉两人按的手印，作为买卖的证明人。条子上明明白白写着“依不拉音自愿把十亩地卖给毛拉牙生巴依”字样。
段县长看了心中疑惑，就问：“这个条子是谁写的？”毛说：“是一个去喀什做生意的人写的，现在不在这里。”段县长命人传来吐地衣和麻木塔吉两个作证明的乡下人，问：“依不拉音老人卖地时你们在不在场？”两人回答：“不在。”又问：“既然你们不在场，却为什么要在这张契约上按手印作证明呢？”两人回答：“毛拉牙生是巴依，有钱有势，找我们说他买地时的两个证明人去喀什了，叫我们在条子上面打个手印，我们就打了手印。”他质问毛拉牙生：“你找的买地的两个证明人都不能证明你买了地，你还有什么话说？”毛拉牙生支吾着说证明人去喀什了。
段县长对毛拉牙生说：“限你十天之内把写条子的人找回来，如果十天之内找不回来，你买地的事情就是假的。”毛拉牙生急了：“那个人我不知道哪里去了，他做完买卖就走了。”段县长叫毛拉牙生把自己说的情况写下来，另外找了几个熟悉维文的人把毛刚写下的条子与五年前那张按过几个手印的条子对照看看。大家一致指出：五年前的条子与毛拉牙生刚才写的条子笔迹是完全一样的。显然，条子是毛拉牙生自己写的。
段县长拿着两个条子，当着大家和毛拉牙生的面戳穿他的谎言。毛拉牙生顿时语塞词穷、无言以对。段县长就坡上驴，命人搬来一个凳子，说：“你这骗人乱写的手，不砍掉以后还要害人！”叫人拿刀示意要砍下毛的右手。毛拉牙生吓得面色如土，连连磕头求饶。在旁人的说情下，毛拉牙生当场向依不拉音老人赔礼道歉，把土地还给老人，拿出3000元的罚款归公，才了结了这桩案子。
大家都说段县长干得好，是个清官。这真是：贫民被骗，土地差点归巴依；县长明断，巴依偷鸡不成反蚀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