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淮生
我坐在窗前，面前放着一本今年9月号的《朔方》，它提醒我：已经是秋天了。我忽然想到，《朔方》创刊不也是在秋天吗！于今，纪念她创刊40周年了，时间真像电光石火一般。编辑部约我做一篇文章。其实，她已经40出头，但作为取其成数来说，现在来纪念也还是合适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往事情萦难绝——我和＜朔方＞的三十年》，而今，十多年又流水般地过去了，再来写，从哪里写起呢？我是在秋天里回忆往昔的，而回忆中的往事的起点又是秋天，那么，就叫做《秋天的回忆》吧！
我在《朔方》的“第一次”
我记得很清楚，《朔方》创刊于1959年秋天，时值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创刊号出版了，是一张四开小报，刊名曰《群众文艺》。
我第一次在《群众文艺》上发表的作品，就登在创刊号上，是一篇散文诗，题名《遥寄北京》，约1000字。从此，我就和《群众文艺》、后来改名的《宁夏文艺》、再改名的《朔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记得创刊号上还载有一个短篇小说《难写的汇报》，作者的名字忘了，当时颇受人注意，引起过讨论。1960年1月，《群众文艺》改为十六开本的月刊，我在改刊的第1期上揭载了新诗《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是为中苏友好条约签订10周年而歌的。同年7月，《群众文艺》改名《宁夏文艺》，在改刊名后的第1期（1960年7月号）上，又刊登了我评朱红兵同志长诗《沙原牧歌》的文章：《从宁夏人民生活中产生出来的诗》。
1960年5月，由于《群众文艺》编辑部的提名推荐，我被遴选为文学创作方面的特邀代表出席了宁夏文教群英会，有生以来第一次当了先进工作者。
1962年，《宁夏文艺》第1至第3期上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对我刊于《宁夏日报》的文艺随笔《漫谈题材和风格》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批评是在百家争鸣的名义下开展的；我也作了反批评。这是我第一次、至今也是唯一的一次在报刊上受到批评。此后，我颇受宁夏文学界内外的注目，《宁夏文艺》的批评帮我扬了名。
1973年8月，《宁夏文艺》筹备复刊。我第一次正式走进编辑部，成为它的一名编辑，第一次从教育工作者变成了文学工作者。也是这个8月，编辑部为复刊准备稿件而举办了文学创作学习班。作为工作人员，也作为作者，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学习班（后来通常称为改稿会），第一次结识了文学界的许多朋友。
我做文学编辑第一次编发的稿件是肖川的《“先锋队”里前锋》和刘国尧的《对手》，都是新诗，同刊于复刊后的第1期，即1974年第1期，当时颇为传诵，堪称佳作。
在《宁夏文艺》复刊后的第1期上，我发表了歌曲《党的光辉照祖国》，龙九如作曲。
我在复刊后的《宁夏文艺》上发表的第一篇散文，刊于1978年第2期，题名《闪亮的盐根》，后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配乐朗诵过多次。
1980年4月，《宁夏文艺》更名《朔方》，我担任了编辑部副主任，第一次做了个小小的“头儿”。
1984年4月，我调任宁夏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第一次，也是最终地离开工作了11年的《朔方》编辑部的岗位。
1989年，我第一次写了一篇回忆我和《朔方》的关系的散文，即前面提到过的那篇，刊于1990年第3期的《朔方》。在后来十多年的漫长时间里，我深深怀念着在《朔方》工作的那些难忘的岁月，深深怀念在《朔方》一起工作的同仁，却不止一次，而是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回忆哈宽贵同志二三事
1992年，我写过一篇散文：《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是纪念哈宽贵同志逝世10周年的，也是发表在《朔方》上。流光容易把人抛，一晃又是9年。如今算起来，老哈离去已经近20年了。
1973年，也是秋天，哈宽贵受命筹备因“****”而停刊9年的《宁夏文艺》复刊。先是姚以壮同志在负责文艺方面的事情。1973年春天，老姚不幸猝然倒在了工作岗位上，溘然长逝于因工作而寄住的吴忠市招待所内，年仅48岁。是时老哈与老姚在招待所同住一室，目睹了战友的辞世。我当时认为，老姚已逝，由老哈继承老姚来办文学刊物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第一，他本人是一位作家，有相当高的文学创作水平；第二，他曾任上海《萌芽》编辑，后又长期主持《宁夏日报》的副刊工作，富于办刊经验；第三，和老姚一样，他为人极端正派，培养文学新人不遗余力。事实也正是这样，肖川、刘国尧、冯剑华、郑正、乔良、杨仁山、潘自强、李唯、邓海南……都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甚至雷抒雁也可以说是由他引进文坛的。当然，这里面也有李震杰同志的心血和劳绩。
老哈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的第一代回族作家、文学编辑家，主持复刊后的《宁夏文艺》的工作达七八年之久。为宁夏的文学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终于献出了自己中年的宝贵生命，卒年仅54岁。
老哈的生活极为简朴，总是一身旧衣服，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不逛街，不参加宴会。那时的编辑部是在一家工厂的二楼，他和高奋同志同在楼的最东头的一间办公室，总是默默地坐在那里看稿，改稿，渴了就用一只旧搪瓷缸子倒些白开水喝，一天到晚都是工作、工作、工作。
他家里的家具也极其简单破旧。别人买沙发了，他说：“我不买，不然，贫下中农到我家里往哪里坐呢！”有的同志笑着说：“现在，贫下中农家里也有沙发了。”他笑而不言。请莫当做笑谈，我觉得，这是时刻心系广大人民利益的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表现。
老哈尽管鼓励别人创作，但你在他面前千万不要提起稿费、出书之类的事，否则，他会批评你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他很喜欢刘国尧。一次，国尧微露出想出诗集的意思，老哈对我说：“小刘想要出书了嘛！”言下之意，大不以为然。这一点他身体力行，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要出书。《哈宽贵小说散文选》是在他去世一年半以后，由他的夫人吴音整理出版的。老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人品宛如汉白玉一般的无瑕，如同无云的蓝天那样纯净。他尚未完全摆脱“左”的思想束缚就故去了，这也是时代的悲剧。
1973年，是老哈导引我走进了文学职业的大门，决定了我后半生文学生涯的命运。因此，他的音容笑貌、言行操守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选自散文集《思濂庐散文》，获宁夏第七届文艺评奖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