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饶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有着独特而奇妙的地域文化。依据历代行政区划和其地理位置，上饶文化可冠之为“饶信文化”。这一文化应属于亚沿海地区文化，它兼具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属性，包含有荆楚文化与吴越文化的特征。对饶信文化，我作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归纳。
第一，三座山脉三个分水岭，造就了泾渭分明的文化奇观。
怀玉山脉是赣水和浙水的分水岭。沿怀玉山脉往东走的水系，属浙江水系；沿怀玉山脉往西走的水系，通过信江流入鄱阳湖，为江西水系，故有“凡水皆东流，信水独西走”之说。这种逆水行舟之文化特色，使上饶人善听逆耳忠言，善于逆势而上。
武夷山脉是海洋性与内陆性气候的分水岭。武夷山主峰黄岗山，海拔达两千一百五十七米，为华东最高峰。从山脚到山顶，“一山两样景，五里不同天”，四季常青。常绿阔叶林、中山矮曲林、中山草甸依次渐进，景象万千，美不胜收。
良好的空气和水土，还成就了“铅山女子不用拣”的风景。林密怡人，水清润人，有这样的山水，有这样的林泉，有这样优美的气候条件滋润，上饶女子皮肤洁白细嫩，美女如云。陈红、杨钰莹曾是一时翘楚；男性气质上也有自己的特征，气宇轩昂，落落大方，仅在国家级艺术院团工作的上饶籍才子佳人就有数百人之多。
鄣公山脉是吴楚文化的分水岭。鄣公山位于婺源境内，吴楚分源界碑现保存于婺源博物馆。明汪循《登大鄣山》云：“蹯踞徽饶三百里，平分吴楚两源头。谁识本来真面目，乍晴乍雨几时休。”吴人的吴侬软语和楚地的刚直不阿在这里碰撞、融合，构成了上饶人独有的性格特征。方志敏是典型的代表，他既以吴文化的柔情，写下了对祖国、对人民充满真挚感情的《可爱的中国》等佳作；又以楚文化的刚烈，面对祖国和民族的危难，奋然而起，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不惜抛头颅，洒鲜血。面对牺牲，心静如水，坦然自若，是那样的安详、镇定。
第二，“四地”文化资源有鲜明特色与竞争力。
上饶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设番县，有建县长达两千两百三十一年的历史，积淀了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其中，最有竞争力的是“四地”文化特色。
一是稻作文化发源地。万年仙人洞、吊桶环文化堆积层中发掘出的栽培稻植硅石，是现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遗址，把世界稻作起源由河姆渡遗址的七千年前，向前推移到一万两千至一万四千年前。万年也成为全世界最早的稻作文化发源地。
二是江南移民的聚散地。北有山西大槐树，南有江西瓦屑坝。鄱阳的瓦屑坝，拥有七百年移民史，与山西大槐树并列成中国八大移民圣地之首。《明史·食货志》、《中国移民史》均记载瓦屑坝移民大事：明洪武年间，江西移民总数达二百四十多万，而从瓦屑坝集散之移民多达百万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百万饶州移民，散落在大江南北。安庆四十万人，有二十八万是其后；宿县一百八十二姓，有一百四十三姓移自鄱阳；武汉有鄱阳街，汉川有江西垸，蕲春有瓦屑坝，四川有移民碑。那么，小小瓦屑坝，何成移民源？缘由有三：江南鱼米乡，繁衍有根本；战火未燃地，人丁少作鬼；水斜出通江，水运枢纽地。其时，百万江西移民，按“四口留一，六口留二，八口留三”之移民定律，长绳缚手，蹒跚离去，背井离乡。二百万人繁衍七百年，子生孙，孙生子，繁衍生息。昔日悲壮，造就日后崇高。包括医圣李时珍、首辅张居正等名人，都是上饶移民之后。时至今日，移民后裔来瓦屑坝认祖归宗，络绎不绝。“根亲”文化渐成饶信文化一大特色。
三是工业商贸鼎盛地。上饶古称“富饶之郡”，经济、文化都曾富有一时，有“江南甲天下，饶州甲江南”之称。“货聚八闽川广，语杂两浙淮扬”，是对明清时商贸发达、人气兴旺的上饶的形象描摹。那时的上饶，信江水运发达，是一块经济鼎盛、物产丰饶的富庶繁盛之地。尤其是手工业、农业、工业、货运业，更称一时翘楚。“买不尽的汉口，装不完的河口”，就把铅山河口与湖北汉口并称为两大著名港口。河口镇历史上曾与景德镇、樟树镇、吴城镇并称为“江西四大名镇”。清乾隆年间，河口进入鼎盛时期，闽、浙、皖、赣、川、荆、苏等货物集散于此。因造纸业发达，铅山成为江南五大手工业中心之一。所产连史（四）纸，乃《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北京“荣宝斋”书画、苏州“苏连纪”折扇等印刷专用纸。当时的河口，设有巡检司、同知署、河口行辕。“舟车驰百货，茶槠走群商”，九弄十三街，有两千多间店铺。大街小巷，有十八座会馆。民间流传，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还有铅山，繁荣富庶聚天下之半。此时的河口，已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最早萌芽地之一。
发达的水运，是当时上饶经济繁荣的重要条件。唐时，朝廷在鄱阳建有江南最大的铸币中心，铸币的铜皆由铅山水运而至。而古代的鄱阳，由于坐拥鄱阳湖，直抵长江，商贾云集，成“十里磨刀石，十七里弄，三十里康村，四十里街”之景象，其繁华富庶，亦称江南之富埠。
工业重镇德兴银城镇，唐代即已开始采银，为历代银场。曾岁产十万，天下二分有其一。从唐至宋，产银逾亿，国库由此充盈。宋熙宁年间，设铜场，冶铜始兴。德兴南山坞，有一座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大型采冶遗址。北山坳，则有上百处古代铜采场。金、银、铜矿产丰饶，德兴富甲一方。
广丰，古代中原入闽的主要商旅通道。这条通道，起点是广丰的洋口、五都和桐畈，终点是福建浦城县，全程达一百二十多公里。广丰的茶叶、土纸、夏布、黄麻、土糖、山货、木竹、食盐、龙泉瓷等，由古道源源不绝运往四面八方；外地的百货、布匹、五金也通过这条古道得以进入广丰。当时的广丰城，拥有八百间店铺，而山里的墟市，生意也十分红火。当时的广丰，铜钱鸣响，人气兴旺，景象繁华。由于广丰人多田少，反使得广丰人在家谋副业，学艺成风尚；出外闯天下，长年都奔忙，“春天做棕衣，夏天去阉鸡，秋天割黄烟，冬天打棉被”，一年四季无闲暇。
四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根据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央苏区的一翼、全国六大革命根据地之一，在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与中央苏区遥相呼应，相互配合。同时，赣东北根据地通过办厂、发行股票、边区贸易等手段大力发展苏区经济，连续多次为中央输送过大量的金条和银子。方志敏创建的红十军团被派去中央苏区，成为中央红军的重要生力军。因此，在红色苏区，传诵着“上有朱毛，下有方邵”的佳话。上饶作为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中心，光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三万五千多人。
第三，十二种源远流长的饶信文化内涵。
饶信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上海博物馆、在上海市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开篇介绍的就是上饶万年的古文化。
饶信文化，具体讲，包含以下十二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史前文化。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所谓史前文化，就是五千年以前的文化。上饶是江西唯一的有史前文化的区域。
自20世纪60年代起至今，考古工作者在万年县考古发现了十九处古文化遗址。其中，大源乡的仙人洞，是至今发现的长江流域最早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距今约九千至两万年；吊桶环遗址在仙人洞侧八百米处的山头上，是仙人洞人类狩猎时的临时屠宰场。通过这两个遗址还发现了人类在一万四千年前就能种植水稻，证实了世界最早的稻作起源就在万年仙人洞。勤劳智慧的上饶古人类创造了人类最早、最具价值的农业文化和远古文明，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惠泽世界几十亿人口。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是一座光耀千秋的伟大历史文化丰碑。此外，广丰的蛇头山文化遗址位于五都镇前山村，为越人石穴悬棺，文化积累丰富，年代的上限距今约四千五百年至五千年之间，属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理学文化。上饶古代理学思想文化，曾影响了南宋至清几百年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两个，其一是娄谅。娄谅(1422—1491年)，为明代著名理学家。字克贞，别号一斋，江西广信上饶人。少年时就有志于成圣，曾经求教于四方，最后不屑一顾地说：“大家所说的举子学，并非是身心的学问。”王阳明（王守仁）曾向他求教，并得到“圣人可学而致之”的启迪。王阳明的心学，曾影响日本为主的东南亚诸国，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思想依据。其二是朱熹的理学。朱熹（1130—1200年），后人称朱子，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又号晦翁，别称紫阳。他是董仲舒之后中国的大儒，不仅精通儒家经典，而且熟悉自然科学，是江西四大杰出的名人之一（其余三人为欧阳修、王安石、文天祥）。朱熹早年出入佛、道。三十一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朱熹是中国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
仕宦文化。名流、仕子、官宦、学者，是古代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以其文化素养、文化格调和文化创造影响着社会，形成一种社会文化效应和文化风尚。上饶历史名人辈出，上饶的仕宦文化，呈现出“三多”特点：
一是状元进士多。中国在隋唐以后，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官吏。状元进士的多少，往往成为一个地方文化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志。唐代江西中进士六十人，上饶占了二十五人，占百分之四十多。宋代江西中进士五千四百多名，上饶八百六十二人，约占全省六分之一。从唐至清，从科考走出来的上饶籍状元十三人，举人两千七百一十人，不愧为“才子之乡”。铅山有“隔河两宰相，百里三状元，一门九进士”之说，婺源有“兄弟三进士，六部四尚书”之说。至于进士中的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上饶也有很多。鄱阳的彭汝砺，余干的何涣，玉山的汪应辰，上饶的徐元杰，铅山的费宏、刘辉等，都是状元，在中国历史上均有一定知名度。
二是学者专家多。上饶古代著书立说，著作等身的学者很多，仅婺源文人学士的著作就多达三千一百多部，其中一百七十二部计一千四百八十七卷被选入《四库全书》。仅婺源一县，被《辞海》、《中国文学大辞典》收录的名人就有三百一十八人。我简单地梳理了一下，上饶的学者专家、文人墨客主要有：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吉中孚，唐代诗人、广丰人王贞白，唐代著名边塞诗人、鄱阳人陈陶，唐代画家、久居玉山的阎立本。北宋科学家、德兴人张潜，是世界湿法炼铜的创始人。他的专著《浸铜要略》，是世界最早冶铜著作。宋代名人有婺源人朱熹。鄱阳“四洪”，一门四进士，全都出类拔萃。父亲洪皓，能诗善文，更是一位英雄，后面再作介绍。长子洪适（1117—1184年），字景伯，号盘洲。与其弟洪遵、洪迈三人先后中博学宏词科，人称词科“三洪”。洪适官至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院使。辞职在家十六年，致力学问，专心著述，不但工文辞，而且是有名的金石家。著有《隶释》二十七卷、《隶续》二十一卷、《盘洲集》八十卷等，为一代金石学家。死后谥号文惠。次子洪遵（1120—1174年），字景严。为翰林学士，官至同知枢密院事，相当于副宰相。学识渊博，喜好收藏，研究货币。著《泉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钱币著作。幼子洪迈（1123—1202年），字景庐，号容斋，别号野处。宋代著名学者、史学家。所著《容斋随笔》为宋人笔记最杰出者，是毛主席晚年最喜爱阅读的书籍之一。
姜夔（约1155—1221年），字尧章，南宋鄱阳人。因曾客居于湖州的白石洞，号白石道人。他能诗善词，精通书法和鉴赏，具有很高的音乐天赋。他是诗人、词家、书法家、收藏家，更是音乐大师。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以世界文化名人命名水星环形山，他是十五个中国人中的一个，以音乐、文学入座中心位置西经一百零三度，南纬十四点五度，径四十千米的水星环形山。姜夔所作《白石道人歌曲》，是我国现存从宋保存流传至今的唯一的自注工尺谱词曲作。尽管正史中没有给他应有的一席之地，但民间崇拜者众多，既流传了他的佳作绝唱，也反映他的辗转流徙的生活，后人从中才得知了他的身世、品性和成就。
娄素珍（？—1519年），信州人，明代理学家娄谅孙女，兵部郎中娄性的女儿。娄素珍为长女，嫁给宁王朱宸濠；其妹嫁给铅山人宰相费宏之弟费宷。娄妃是诗人、书法家。宁王欲造反时，她曾写诗劝导宁王，可宁王不听，造反失败后被杀。宁王临死前，后悔没有听从娄妃劝告。娄妃德才兼备，明智、贤淑、节烈，她得知宁王被俘，不愿被武宗所辱，乃全身缠帛，投赣江自尽。信州水南街娄家巷30号“理学旧第”为娄家旧居。
江永（1681—1762年），字慎修，清代婺源人，以课徒为生。他博古通今，凡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声韵、钟律，无所不知，人称“通天地人之儒”，为乾嘉学派创始人戴震之师，对后世影响深远。
蒋士铨（1723—1785年），清代铅山人。自幼刻苦攻读，长大后作《鸣鸡夜读图记》，现被收入中学课本。他在北京做了八年七品官。到浙江讲学六年，扬州讲学三年。返回南昌后，在绳金塔东南面辟地二十亩，建“藏园”，埋头著述，有《忠雅堂文集》十二卷、诗两千五百首、词三百首、剧本十六种，以《桂林霜》、《四弦秋》、《雪中人》、《香祖楼》、《临川梦》等为著名。他与文学家袁枚、史学家赵翼齐名，为“乾隆三大家”之一，是清代最著名戏剧家。
齐彦槐（1774—1841年），自幼聪明好学，七岁能文，十四岁入学。中进士后，任江苏金匮县令、苏州同知。他政绩卓著。为方便农田灌溉，他创制了龙尾、恒升两种水车。他更大的贡献是在天文学方面，在北京制造了浑天仪、中星仪。后者是一种天文钟，以机械推动，又称之为“钢肠”的发条，可自动报时刻节候。著有《天球浅说》、《北极星纬度分表》等天文学著作。他还精通鉴藏、书法、诗赋，也有这方面著述。
此外，还有近现代的詹天佑、黄家驷等。至于外地人士到上饶作出贡献的也很多，如葛玄、陆羽、范仲淹、江万里、辛弃疾、李清照、陆游等。
三是宰相尚书多。上饶历代共出宰相二十三人，弋阳的陈康伯、鄱阳的洪适、余干的赵汝愚、铅山的费宏、信州的夏言等人，为正宰相；德兴的童发、张焘，上饶的余尧粥，鄱阳的洪遵，广丰的施师点，余干的刘伯正，上饶的郑以伟等人，为副宰相。这些宰相、副宰相的当世作为及其历史评价，都是比较好的。
陈康伯（1097—1165年），字长卿，谥号文恭。他与秦桧在国子监同学，鄙视秦桧的为人。秦桧任宰相时，他拒绝与秦桧交往，以清正廉明立朝。秦桧死后，他先任右丞相，后任左丞相，两次亲赴前线，指挥宋军击退金兵进攻。金兵南侵时，许多大臣恐惧，纷纷将家眷迁出京城，仓皇逃命，而唯独陈康伯却将家眷从弋阳迁到京城临安，还将宵禁和关闭城门的时间缩短，使人心大定，京城得以安稳。退休后，金兵又来侵扰，孝宗亲笔写信请他出山退敌。他一到临安，金兵便不敢贸然进兵。因病由子婿扶持上朝，议事时，痰疾复发，退朝至家即逝世，可谓忠心报国，恪尽职守。
洪适，前文有介绍。
赵汝愚（1140—1196年），字子直，系宋代宗室，英宗兄弟之后。他胸怀大志，致力兴国。在国家危难时刻，宰臣尽皆遁逃，唯他一人，独撑朝政，安葬孝宗，安置光宗，扶立宁宗，使朝野安定，波澜不兴。他胸怀坦荡，对权臣韩侂胄缺乏警惕，遭其暗算，被贬往湖南永州安置时，在衡阳暴卒，赠谥号忠定。
费宏（1468—1535年），谥号文宪。二十岁中状元，才华出众。明武宗、世宗时，曾三次入内阁，两次任首辅，三起三落，经历了“宸濠之乱”和“大礼议之争”两场重大的政治斗争，得以保全性命与清誉，实属不易。
夏言（1482—1548年），曾任信州知府。夏言曾四任首辅，四次罢相，最后被杀。政绩显著，善撰青词，但缺乏警惕，被他信任所提拔的严嵩所害。
上饶宰相多，尚书也多。上述十三名正副宰相，一般都兼任尚书职衔。此外，南宋玉山人汪应辰，曾任吏部尚书。元代婺源人汪泽民曾任礼部尚书。明代德兴人孙原贞曾任兵部尚书；铅山人费寀曾任吏部尚书；上饶人杨时乔，历工部主事、礼部员外郎、南尚宝丞、南太仆丞、尚宝卿、南京太常卿、吏部左侍郎，为官清正廉洁（市内天官第，即杨时乔的府第，因吏部尚书称“天官”的缘故）；余干人李颐曾任兵部尚书；婺源人余懋衡曾任吏部尚书。
如果再往前追溯，还有吴芮为秦番令，后为汉长沙王，是江西有史以来的第一位政治家、军事家，春秋时吴王夫差的后裔，位居江西十大名人之首；东晋时鄱阳人陶侃，曾任大司马兼八州刺史；北宋张叔夜曾任签书枢密院事；等等。
英雄文化。上饶是一片仰慕英雄、产生英雄、热爱英雄、造就英雄的热土。上饶儿女在历史长河中谱写的英雄史诗，如灿烂画卷，光耀神州。像陶侃、洪皓、张叔夜、施师点、陈康伯、洪适、汪应辰、赵汝愚、谢叠山、费宏、夏言、余懋衡等都是忠贞节义之士，都是当时的英雄。比如说，洪皓就是一位英雄。洪皓（1088—1155年），字光弼，以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充大金通问使，兼淮南、京东等路抚谕使出使金国，被金国羁押十五年之久。其间，还把他流放到气候非常恶劣的冷山。尽管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但爱国之心不泯，节烈坚贞，忠于祖国，历尽艰险，最后回到南宋。宋高宗说他是“苏武第二”，他深受人民敬仰。洪皓一生可歌可泣，成为中国历史上可圈可点的爱国者之一。他能诗善文，著有《松漠纪闻》、《鄱阳集》。
弋阳的谢枋得（1226—1289年），字君直，号“叠山”，与吉安的“文山”文天祥同科中进士，同为著名爱国主义英雄，并称江西爱国的“两座山”。德祐初，枋得以江东提刑，知信州。谢枋得以他的人格魅力，以他优美而饱含热泪的诗情，以他坚贞不屈的坚强意志，以他爱国主义的情操，感动了一代又一代后人。他写《江东十问》，问暗淡时局、问权相贾似道。心忧天下，反遭弹劾。为抗元军，他变卖家产，散尽家财，招兵买马，三次举兵。兵败之后，他曾在建阳乡间卖卜，沿街算命。后来，又拒元皇帝招他为官，惹恼了新朝，派人到建阳，逼其出仕。地方官将其绑押，强送大都。他宁死不做元朝的官，最后绝食自求一死。死后遗骨回乡。弋阳乡亲感其爱国气节，建有“叠山祠”。叠山虽然身材不高，但爱国气节高山仰止。孔子所言“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正可以为叠山壮烈人生的写照。明景泰七年（1456年）九月，与文天祥同赐谥。天祥赐“忠烈”，枋得赐“文节”。谢叠山文章伟丽，著作等身，文品和人品都让人敬仰，给后人留下了《诗传注疏》、《易传注疏》、《书传注疏》、《易说》等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辛弃疾的爱国人生，又为上饶筑起了一座爱国高峰。辛弃疾虽为山东济南人，但在上饶寓居二十多年。他的爱国词章绝大多数在上饶写成。他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率两千多民众参加北方抗金义军。第二年奉表南归，高宗召见，授承务郎。一生力主抗战，收复失地。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尽显其满腔的爱国热情。但光复故国的雄才大略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由此造就了南宋词坛一代大家。其词热情洋溢，慷慨悲壮，抒发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豪放之情，时称“人中之杰，词中之龙”。
一代名相弋阳人陈康伯，力主抗金，壮怀激烈。广丰人张叔夜为抗金，宁死不甘受辱。施师点出使金廷，舌战群儒。他们的事迹光照青史。“两条半枪闹革命”的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叶挺等上饶集中营的仁人志士们，在上饶的红土地上，筑起了巍峨的爱国主义高峰。
相融文化。这是一种高境界的文化。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上饶境内各种文化碰壁、结合，乃以相融，派生出一种更高境界的新文化。上饶的相融文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饶信文化本身就是饶州和信州文化的结合体。饶州的行政建制历史长达两千多年。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时，就在江西设置了番县（今鄱阳）。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所设的番县，东至浙江衢县，北至安徽铜陵、芜湖，西临九江修水，南达南昌，所辖地区比今天上饶的行政区划大得多。隋开皇九年（600年）设饶州府，府治在今鄱阳县；唐乾元元年（758年）设信州府，府治在今信州区。到唐中期，始有江西省名。赣东北属浙江省范围。明朝江西布政使司统辖十三府，饶州府、广信府方为辖下两府。可见，饶、信行政区划在江西乃至全国，都是最早的，而且始终不变，地位显赫。饶、信始终在上饶所辖区划内。“饶”来自番地“尧山”。《太平寰宇记》记载说：“尧山在（鄱阳）县西，水路三十里。”徐湛《鄱阳记》也说：“北有尧山，尝以尧为号，又以地饶衍，遂加食为饶。”此为饶州地名来历。而“上饶”二字地名，始于东汉建安初，吴时从余汗县东部地区划出设上饶县。北宋《太平寰宇记》说：“所谓上饶者，以其旁下饶州之故也。”取饶州上游之意为上饶。
二是饶信文化是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的结合体。吴的柔韧与楚的刚烈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刚柔相济的饶信文化特色，生成了上饶文化，构成了上饶人独有的性格特征。徽文化也是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婺源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建县，元贞元年（1259年）改州，明洪武二年（1369年）州复县，历来隶属安徽。于民国23年（1934年）从安徽省划归江西，1949年初划回安徽，1949年4月再划回江西。婺源受徽文化影响极深。
三是饶信文化是多种方言片区的结合体。语言往往是一种文化符号。分析语言的形成，对研究上饶文化的个性也很重要。上饶十二个县（市、区）包括了三个方言片区：（一）赣方言区，含鄱阳、余干、万年、弋阳、横峰、铅山六县；（二）吴方言区，含信州、上饶、广丰、玉山；（三）徽方言区，含德兴、婺源。此外，还有闽方言，这是因为闽人的迁入和相邻于福建。资料表明，上述三个方言片区还不尽准确，它忽略了楚方言。事实上，在赣方言片区内，就有楚方言。从修水、武宁到鄱阳、余干、万年、弋阳、横峰、铅山，都有楚方言的介入，比如赣剧的道白就是湖广韵。而且，平时说的地方语有不少是相同的。据《古代文化基础》所叙，皖南是吴方言而不是徽方言，闽北话不是闽方言而是吴方言。可见，即便婺源、德兴讲的是徽方言，其根还是吴方言，上饶一些乡村的闽方言也当属于吴方言。从方言上，可以看出吴文化对饶信文化影响之深。
四是饶信文化是各种学派相互争鸣与并存的结合体。八百多年前，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讲学论辩于鹅湖书院，史称“鹅湖之会”，也称“千古一辩”。同为理学巨擘的朱熹与陆九渊，在“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学说上各执一端，成为我国理学上的两大流派。公元1175年，在“东南三贤”之一吕祖谦的主持下，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在鹅湖书院辩论了三天，就道德境界、道德教育与修养方法等问题展开面对面的辩论。朱主张“先致知而后存心”，陆主张“先存心而以易简自高”。虽几经商榷，仍各持己见，终归是不合而罢。但辩论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千古一辩”后，他们继续通过书信讨论学术问题。朱熹经常邀请陆氏兄弟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讲“义利观”，朱熹大加赞赏，认为陆讲“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并在自己的教学中加以引用。在“千古一辩”归途中，朱子写了一首五言绝句《过分水岭有感》：“地势无南北，水流有西东。欲识分时异，应知合处同。”朱子以水流分合的情景，表达“求同存异”的哲理。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学术还是百家争鸣的好，学者拥有“更爱真理”的精神，十分可贵。
冶铜文化。上饶有中国最早的冶铜文化。德兴人张潜所著的《浸铜要略》，是世界第一部冶铜专著。据考古挖掘发现，在上饶市（含十二县市区）出土馆藏的铜器、铜币中，有西周、东汉、唐、宋、元、明、清等各朝代的，其中不乏国家珍品，如婺源善山商周文化遗址发现的西周兽面纹青铜鼎，德兴狐山商代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青铜器。上饶铜矿遗址众多，有广丰南北朝时期的铜矿遗址，有弋阳唐代铜矿遗址。早在西周时代，上饶就有了青铜文化。汉唐以来，上饶即为中国铜文化兴盛地；唐宋以后，又为历代王朝铸币基地。论铜储量，全国三分有其一；谈技艺，张潜湿法炼铜术领先世界三百年。古代上饶著名铜矿铜场有信州铅山场、弋阳宝丰场、上饶丁溪场、饶州兴利场、饶州德兴场。五代南唐，铅山冶铜，规模巨大，“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岁浸铜五十余万斤”。唐代上元二年（675年），德兴场置矿炼铜，鼎盛时期，矿区面积上百平方公里。今日德兴，遗留古代炼铜老窿三百多处。作为上饶工业优势，铜也是上饶文化符号之一。在市步行街，镶嵌着一枚大铜钱和九千九百九十九枚小铜钱，成为上饶人文一大景观和独特标识。
书香文化。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书院文化。据地方志记载，上饶有一定影响的书院就有一百六十八所，今天留有遗址的仍有四十六所，鹅湖书院、信江书院、叠山书院、怀玉书院皆为著名书院。二是纸砚文化。上饶有中国独一无二的连史（四）纸文化和明清时的中国最大的纸市铅山。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铅山连史（四）纸称得上纸中奇葩。它聚佳材而无瑕，质量上乘，名扬天下。然而，由于久居深山，当宣纸工艺大幅改良、成本大幅下降时，连史（四）纸改良滞后，生产工艺仍有几十道之多，质地虽好，但技法陈旧，成本太高，逐渐被宣纸淘汰。到了晚清时期，连史（四）纸渐渐淡出市场。现在，铅山县领导决策层眼光独到，开始济研扶产，组建了连史（四）纸研究会，着力删繁就简，降低成本。相信用不了多久，传承了一千二百多年的连史（四）纸又会重振雄风。砚台，上饶有两种，即玉山的罗纹砚和婺源的龙尾砚。婺源龙尾砚属歙砚，是四大名砚之首（婺源的歙砚、广东的端砚、甘肃的洮河砚、陕西的澄泥砚）。三是书乡文化。自古上饶文风鼎盛，民众亦工亦读，能文能武，读书自觉性高。玉山有保存完好的清代考棚。婺源流行“半间茅棚书声朗，放下扁担考一场”的风气。上饶人会读书，不仅主张古为今用，而且学会了走出国门、洋为中用。改革开放以来，留学生达一千四百人，目前仍在留学的有三百余人。
茶文化。不是产茶的地方就一定有茶文化，只有茶理论与茶实践结合起来，方称得上茶文化。上饶非常适宜种植优质茶叶。“茶圣”陆羽（733—804年），字鸿渐，唐朝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一生嗜茶，精于茶道，以著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闻名于世。他在上饶居住多年，其《茶经》就完成在上饶，对中国茶业和世界茶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孟郊《陆鸿渐上饶新辟茶山》诗中云：“惊彼武陵状，移居此岩边。开亭如贮云，凿石先得泉。啸竹引轻吹，吟花得新篇。乃知高洁清，摆脱区中缘。”颂扬了陆羽在上饶种茶、写茶的高尚境界。上饶自古就是名扬天下的茶乡。铅山河口镇是明清茶叶重要集散地。婺源早在唐代就是一个“绿丛遍山野，户户飘茶香”的著名茶区。清代何润生在《徽属茶务条陈》中记载：徽属产茶以婺源为最，每年约销洋庄三万数千引（一引为五十公斤）。宋代，婺源谢源茶是全国六大名茶绝品之一。明嘉靖年代，灵山的“天竹峰茶”被列为贡品。此外，“上饶白眉”等，还是国家级名牌产品。2009年，上饶茶叶出口三百五十五批、一万多吨，货值两千两百二十七万美元。
戏曲文化。上饶诞生了明代四大声腔之一的弋阳腔，是中国戏曲的故乡，产生了饶河戏、信河戏、采茶戏、提线戏、徽戏、傩文化等。弋阳腔一诞生，就以它前所未有的艺术魅力迅速地风行于中国的戏曲舞台，在中国戏曲舞台上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演奏出了中国戏曲史上最高亢的旋律，创造了中国戏曲的新形式，揭开了中国戏曲史的新篇章。弋阳腔自由的表演风格和高亢的旋律是严酷的社会现实凝结成的。自南宋以来，经元入明，弋阳及其附近地区几乎战乱未已、灾荒不断。至清顺治六年，弋阳县人口锐减五分之四。严重的生存危机把弋阳腔锻造成了“高腔”，弋阳腔是弋阳人顽强生命力的表现。弋阳人“刻厉自奋，矜谨节义”，秉性耿直，崇尚宗教。弋阳腔原本就出自道教音乐。弋阳腔熔铸了弋阳人的性格。弋阳人通过对戏曲的审美活动，获得了自我释放、自我减压、自我陶醉的艺术享受，最终获得了精神的解放和自我价值的肯定。
诗词文化。上饶山清水秀，激发了无数文人骚客的创作灵感，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
唐代广丰诗人王贞白，在诗《白鹿洞》中云：“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全唐诗》王贞白存诗一卷，《全唐诗补编》存诗十二首。他一生“学力精湛，笃志于诗”，其诗“一寸光阴一寸金”，广为流传，至今耳熟能详。
稼轩居士辛弃疾，在上饶生活二十多年，一腔热血俱化诗句，其词与苏轼齐名，并称“苏辛”。“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此等佳词名句，皆出自稼轩之笔。王国维说：“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幼安者，辛弃疾也。
婺源人朱熹，理学大师，也是一代诗家。他的诗，精辟简洁，自成风格。山水诗，清丽流转，淡雅自然；咏怀诗，沉郁苍凉，慷慨激昂；交游诗，气格高古，感情真挚；哲理诗，非同寻常，独步诗坛。“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真乃千古名句。
说到上饶的杰出诗家，必须说“二泉”。二泉者，一为章泉，即玉山人赵蕃；二为涧泉，即居住在上饶的韩滤。南宋时，“二泉”的诗在全国独树一帜，成为江西诗派的主盟。看章泉诗三千篇，无一字带尘土色；读《润泉集》十一卷，卷卷出玉磬之声。其时，江西诗派因“二泉”而繁盛至极，上饶，则成诗歌最鼎盛之地。
写词大家，还有鄱阳人姜夔，他是风雅派的创始人。他一生寄人篱下，贫病交加，但苦难之中，仍写出了地位很高的风雅词，人誉“如盛唐之有李杜”。启功先生评论姜夔“诗无败笔，足冠南宋”。姜夔有诗论专著《诗说》，多篇被选入《四库全书》。
外地文人墨客黄庭坚、陆游、苏东坡、王安石、杨万里等，均曾流连上饶，且留下了美好的诗篇。
上饶诗写得好的有三位女性。一位是唐代吉中孚妻子张氏。唐代诗人辈出，但夫妻皆善音律、长于诗赋者却寥寥无几。吉中孚夫妻皆能诗。妻子张氏是当时著名的女才子、女诗人，诗名甚著。第二位是唐代鄱阳民间才女程长女。她的诗自然朴实，写得也很美。《狱中书情上使君》是一首短小的七言叙事抒情诗，用舒缓悲壮的诗歌语言，讲述了一位弱女子的动人故事：二八姑娘，面对“手持白刃入帘帏”的男子，临危不惧，发誓“一命任从刀下死，千金岂受暗中欺。我心匪石情难转，志夺秋霜意不移”，“始信白圭无玷缺”，表现了古代少女面对强暴顽强不屈的英勇精神。
第三位是明代信州人娄素珍。宁王反叛朝廷，娄妃多次以诗画的形式苦苦规劝，有首诗写道：“妇语夫兮夫转听，采樵须知担头轻。昨窗雨过苍苔滑，莫向苍苔险处行。”只可惜宁王一意孤行，最终起兵造反，规劝无效，娄妃情义两难，只好投江自尽，终成一代忠贞烈女。
清代的铅山人蒋士铨，戏曲成就之外，亦是诗词大家，其诗与袁枚、赵翼并称“江右三大家”。
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指依附于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上饶八省通衢的地理位置，吴楚文化的交汇碰撞，使民俗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上饶是鱼米之乡，不少民俗与农村四时节气紧密联系在一起。立春之日的教犁，正月十五秧田送灯，开秧门时敬五谷神，农历八九月演“太平戏”，“七月打一算，八月有戏看”，“十月十”打麻糍庆丰收，等等，都是农民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美好生活的祈望。在婺源，有着富而不贵精“三雕”（砖雕、石雕、木雕），村头设置辟邪的“石敢当”的建筑习俗。鄱阳湖一带的渔俗多姿多彩，禁港、禁湖时不仅禁捕鱼，也禁采摘莲、藕、菱、芡等水产品。古老的民俗，反映出当地渔民对生态保护的最原始的愿望。这与如今建设鄱阳湖生态保护区的相关要求不谋而合。
流传广泛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也表达了人民对正义的歌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信州区人民因对黄氏兄弟的感恩，有了东岳庙的庙会。每年农历九月初一至初十举办的上饶县石人殿庙会更是盛况空前，省内外的民间艺人、商人纷纷到此经商、献艺，保留了许多民间组织、民间艺术、民间体育竞技活动及民间手工艺品的原生态。余干县人民因农历八月祭奠朱元璋麾下的三十六位将领，就有了“八月康山祭忠臣”的习俗。鄱阳莲华山寺的“打目连”庙会，高潮时达两万多人。上饶各地民众选择不同的方式，自然而然祭奠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和神灵。我参加了葛仙山两次“开山门”节庆，那人山人海的场面，足见人们对神灵保佑和安康和谐的祈求。
热热闹闹的民间文化活动，使上饶这片土地充满了喜庆欢乐。上广玉一带的“大棚戏”和“游春戏”，很有人气和特色。新年正月，连连演戏，一天演到晚，演的都是连台本戏，热闹非凡。婺源流行“鼓吹节”，余干盛行莲花落演唱，鄱阳、余干、万年三县民间的“大鼓书”，赣东北流行的龙灯、狮子灯等灯舞，绚丽多彩，雄伟壮观。还有“串堂班”等演出形式，群众参与热情很高。剪纸、草编、竹编等独特的民间工艺，集中反映了上饶人民的聪明智慧和高超技艺。
母爱文化。华夏有四位贤母，即孟子的母亲、岳飞的母亲、欧阳修的母亲和陶侃的母亲，都是教育子女的典范。陶侃是鄱阳人，他的母亲注重言传身教，教子有方。陶侃幼孤，家境贫寒。少年时，本县孝廉范逵与陶侃交情甚好。一日，范到陶家做客，恰逢大雪天。陶家无以待客，陶母拿出自己睡的草垫剁给范的马吃，又剪下自己的头发到集上买酒招待客人。这就是“截发延宾”的故事。陶母望子成龙，在上饶的土地上，演绎了母爱的绝唱。新时代的上饶，也有这样一些女性，她们用自己的方式，无私地关怀和照顾着与自己非亲非故的老人和孩子，展现出人性深处的美丽。她们不是亲妈，胜似亲妈，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网络妈妈”、“代理妈妈”、“爱心妈妈”、“法官妈妈”、“诚信妈妈”、“敬老妈妈”、“光明妈妈”等。这些妈妈的出现，实际上与上饶历史上的母爱文化大有渊源。
建筑文化。讲建筑文化，必须讲婺源的古村古建筑。婺源的古村古建群落，山水掩映，聚族成村，天然古朴，与众不同：一曰粉墙黛瓦，飞檐翘角；二曰石木砖雕，精细典雅；三曰牌坊林立，祠堂众多；四曰山环水抱，坐北朝南，塔楼装点，池渠巧布；五曰鳞次栉比，房屋相连，灰瓦片片，白墙叠叠。明清时期之婺源徽商和官吏，在事业有成之后，携巨资，衣锦还乡，造府邸，建祠堂，一时集全国名工巧匠，现南北建筑精华。今天，人们到婺源看官邸宅第，到沱川、理坑；看徽商府邸，到江湾、晓起；看儒商府邸，见延村思溪；看风水，察西冲、李坑。婺源古村落，看的是历史文化，读的是古代建筑，悟的是中华文明。
广丰十都大屋，乃辉煌的见证。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纸商王直贤建十都大屋，气势磅礴，雕梁画栋，飞檐斗拱，典雅别致，巧夺天工。因王直贤深受晋商影响，其大屋既为典型赣东北民居建筑式样，又富有山西王家大屋之风格。南北交融，工艺精湛。规模宏大，结构独特。有房间百间、天井三十六个、水井两眼、鱼池四口、青石圆门三座，占地四十多亩，一派富丽堂皇气象。
铅山的河口，吊脚楼依地势而建，“门傍信江水，窗含九狮山”。登吊脚楼远眺，舟楫自横，九狮岩山，绕岸灯辉，市井晨炊，沿江雾布，商埠胜景，尽收眼底。古街古建，虽年长岁久，零落衰迈，但二堡街遗存完整，三堡街规模依旧，古韵尚存。
第四，古代名流对饶信文化的评价。
王安石对上饶的评价是“山水有精神”。王安石游遍华夏大地，饱览山水美景，却独道上饶“山水有精神”。他在《题玉光亭》中云：“共闻尺玉此埋湮，千古谁分伪与真？每向小亭风月夜，更疑山水有精神。”这个“精神”，就是天地万物之精气，就是山水中深厚的文化韵味。
杨万里对上饶的评价是“远看方更好”。“南宋四大家”之一的杨万里畅游上饶，在灵山写下一首韵味深长的诗：“饶水回回转，灵山面面逢。远看方更好，还隔翠云重。”为何“远看方更好”？那是因为美是需要品味的，它的文化韵味是需要时间回味的，距离产生美，朦胧产生美。
洪迈对上饶的评价是：北宋时上饶文化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南宋文学家、鄱阳人洪迈在他的《容斋四笔》卷五中，引述了北宋仁宗嘉祐年间（1057—1063年）临川人吴孝宗在《余干县学记》中的一段话，说：“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江南既为天下甲，而饶人喜事，又甲于江南。盖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羡。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当宽平无事之际，而天性好善，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其美如此。”就是说：宋以后，南方文化超过北方，而饶州文化又胜过江南，其原因是饶州经济发达，重视文化教育，父母、兄长、妻室都以子弟不读书为耻辱。这说明，在北宋时，上饶的文化遂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范仲淹对上饶的评价是“我爱此中好，幽轩绝世纷”。宋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得罪吕夷简被贬知饶州，写下了一首《碧云轩》诗：“我爱此中好，幽轩绝世纷。澄宵半床月，淡晓数峰云。远意经年就，微吟半舍闻。只应虚静处，所得自兰芬。”范仲淹所说的“此中好”，既是说碧云轩的人文深厚，也对上饶民风纯朴、人际和谐给予了高度评价。
第五，饶信文化的四大特点。
一是原创性。上饶文化对构建整个中华文明体系发挥了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尤其是稻作文化、根亲文化、冶铜文化等，都属于开创性、原创性的文化。
二是包容性。上饶文化具有兼容从善、合而成体的特点。通过经济、战争、宗教、人口迁徙等众多渠道，上饶文化吸纳了周边多种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实现了物质文化、思想观念的全面融合与不断升华。比如吴楚文化的交融，鹅湖书院内各种学术思想的交融，弋阳腔当中对各种戏曲元素的交融，还有葛仙山、灵山等地一山两教的包容性等。
三是开放性。上饶文化有着很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比如说，茶文化就很开放，全国所有茶叶当中，几乎都可以找到上饶绿茶的影子。这是因为陆羽修改《茶经》时，煮的是上饶绿茶，大量引用的是上饶绿茶的例子。又如，朱熹一生云游四海，四处讲学，他的活动和理论极具开放性。他的思想理论还远远地传播到日本、韩国等地。
四是基础性。上饶文化在与其他文化不断融合交流中，自身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弋阳高腔，成为其他高腔发展的基础，成为京剧当中的重要元素；上饶绿茶，由于陆羽和《茶经》的影响，使之成为全国各种茶叶的“味精”；上饶的理学，在中外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第六，饶信文化的重要作用。
上饶文化对于历史进程的推动，对于赣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形成，对于民族精神的传承，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认识作用。透过上饶文化可以从总体上认识赣文化，认识吴、楚、徽文化，从中总结出社会前进的有益经验。与此同时，上饶的先贤们发现并阐发的许多精辟思想，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具有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例如，朱熹的“理在气先”、“格物致知”等朴素精辟的思想，仍是人们今天认识事物、认识世界、认识自然和社会的重要方法和途径。
其次是引领作用。长期以来，上饶文化以其文化理想引领着古代区域乃至中国文明的进程。比如说，朱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鄱阳湖瓦屑坝现象，对今天打工潮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鄱阳湖一带的民俗活动，对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也有良好的借鉴作用。上饶的英雄文化，对于今天进行的道德建设、人格完善，对于整个民族素质的提升，更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
其三是推动作用。上饶文化产生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有力地推动了江西乃至南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比如说，张潜发明的“湿法炼铜”，就带动了全国铜业冶炼和开掘的进步。万年野生稻的驯化，让世人知道人类水稻种植的历史提前了几千年。上饶文化就是一台功能强大的引擎，从不同的方向不断把赣省历史、中华历史车轮推动前进。
第四是支撑作用。上饶文化具有对于赣文化乃至中华民族共同精神的维系、智慧成果的传承功能。一个民族是要有精神的，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就如同一盘散沙。上饶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谢叠山的一生不事二主、洪皓的“苏武第二”，还是方志敏的“爱国、创造、清贫、奉献”精神，都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仍给人们以强大的精神支撑。
第五是凝聚作用。上饶文化是广泛吸收其他地区文化优秀品质而形成的文化。比如说，鄱阳县近年来出现大量瓦屑坝移民后裔纷纷来到瓦屑坝认祖，就充分表明瓦屑坝根亲文化的方兴未艾。还有，万年的打稻作文化品牌，也吸引了国内外以稻米为主食的人们的目光，引起他们对万年的向往。
第七，上饶文化怎么做？
历史上的上饶之所以能够成为赣省的繁荣富庶之地，与根深叶茂的文化是分不开的。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后，我们要实现上饶的崛起，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挖掘传承上饶的文化，发展上饶的文化，创新上饶的文化，把我们丰富的文化资源变成强大的文化力量。
上饶的文物、景点、遗址、风土人情、民风民俗等富有特色，经过精心整合和展示，是进行爱国爱乡教育，提高市民精神文化素质的有效途径。其开发利用重点有：
一、在保护的基础上加以开发利用，保持其古色古香原汁和原味。
一是要利用各种平台，充分展示上饶的“国宝”。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七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弋阳腔、连史（四）纸、婺源“三雕”、徽剧、歙砚、傩舞等。
二是复制再现本地建筑精品、重要文化古迹。全市范围内，凡是有代表性、典型性、独特性的文化遗产都可以集中起来，供人们品味观赏。当前，欧美国家的一些大型博物馆，既搞收藏、研究、陈列“老三条”，又搞文化教育、文化活动和文化休闲“新三条”，人气旺盛，社会经济效益很好，可以借鉴学习。
三是突出展示“梦幻上饶，文化名城”的特色，展示鱼米之乡、江南书乡、富饶之乡、山水之城、礼仪之邦、生态之都的地域形象。
四是充分展示上饶众多的名人贤士和革命志士，推介他们的贡献，以此激励后人。
二、以博物馆、文化园为重点，积极打造配合性景点，形成众星捧月般的上饶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新格局。
这里有几项工作要做：
一是精心打造城区文化特色。信江书院、杨天官第、娄谅理学旧第、东岳庙、葛公庙、五桂塔、夏言宰相府等，都是原汁原味的文物，应予以保护、开发、利用。有的景观拆迁任务重，维修经费少，搬迁居民难，整治难度大，可安排财力分期分批进行。但是，不经过一番艰苦努力，上饶的文化就凸显不出来，特色就体现不出来。同时，要恢复一批人文景观，凡有历史意义的，都应予以恢复。如辛弃疾在信州和铅山居住了二十多年，在带湖有别墅或旧居，应按原貌加以恢复，给今人一种历史的真实感。如明代宰相夏言的府第、坟墓都在上饶，都应加以保护开发。
二要打造一批纪念景观。上饶值得纪念的历史名人很多，可以建立纪念性场馆，或恢复历史上原有的故居、故园，如费宏在铅山的“甲秀园”，辛弃疾在铅山的“瓢泉”，蒋士铨在南昌的“藏园”，都可移植到上饶来。可考虑尽快在城区建朱熹纪念馆，在鄱阳建洪皓“一门四洪”纪念馆，在上饶或铅山建辛弃疾纪念馆等。
三是学校、街道、广场、码头、桥梁、大厦、商店、旅馆、餐厅的名称，都可用历史文化名人的姓名和文化古迹、风景名胜的名称命名，所有灯箱广告的一半用来宣传历史文化名人的诗词歌赋和名言警句。
四是为配合打造信江之谷城市群，应将四十公里即一小时车程内的景点予以优先开发，既补救市内景点的不足，又扩大上饶文化的影响。如上饶城区北郊的灵山、石人殿，东郊李村（叶挺被囚处）、南岩寺，西南郊鹅湖书院、河口古镇、石塘古镇、辛弃疾墓和上饶集中营等，都是文化旅游好去处。鹅湖书院不仅为旅游胜地，更可以成为开展大学生辩论赛等文化活动的场所。
五是以城区为中心，积极打造“八人游”文化旅游精品线路：游鹅湖书院和紫阳公园，聆听朱子理学；游辛弃疾公园和故居，吟唱稼轩爱国词章；游灵山国家风景名胜区，欣赏“睡美人”风姿；游上饶集中营旧址，瞻仰叶挺等革命志士；游横峰葛源和弋阳方志敏纪念馆，弘扬方志敏的“爱国、创造、清贫、奉献”精神；游杨惟义公园，传严谨治学之风；游东岳庙，朝拜东岳神人；游博山寺，拜访佛教高人。可把正在中小学全面开展的“六心”主题教育与“八人游”结合起来，把“八人游”打造成一条有上饶特色的城市文化旅游线路。
六是大力开展文艺创作，发展文化产业。上饶历史名人众多，艺术矿藏丰富，文化部门要大力组织本地作家、作者，取材于本土题材，运用本土民间艺术形式，开展文艺创作活动，出人才出精品，丰富文艺园地，发展文化产业。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有七百多万上饶儿女的奋发进取，上饶文化一定能够迎来发展的春天，放射出更加瑰丽的光彩，成为推动上饶崛起的强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