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17岁的陶维革，实现了他梦寐已久的宿愿：当一名威武、雄壮的军人。
有一天，陶维革和战友们升完国旗，站在哨位上，突然，他觉得腹部一阵剧烈的疼痛。
他如愿以偿，留了下来。
陶维革是贫困的，但他也是富有的。
送完报表，陶维革感到全身乏力。他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直到他的亲属发现。
突然，3月9日上午11时许，三名略有北京口音的客人使他怔住了。
杜指导员早就把他看上了
1995年3月17日黎明，这是共和国极普通的一个清晨。
凌晨5时，我匆匆地洗漱了一下，便赶到报社西门去与人民日报团委书记唐宁会合。今天，应一位素不相识的读者的请求，我和唐宁要专程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并代这位读者向五星红旗敬礼。
他叫陶维革，是湖北黄冈地区（现称黄州市）交通局食堂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他退伍前是武警天安门国旗班的一名战士。而现在，他身染重病，生命垂危，正在武汉市湖北地矿局职工医院接受治疗。
5时40分，我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春寒料峭，那天的最低气温是零下8，但在天安门广场国旗杆旁，早已聚集了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数千人，他们有的仰望旗杆，有的遥望天安门城楼，所有的人都在静静等候那庄严、神圣而又激动人心的时刻。
望着天边渐渐露出的鱼肚白，我在心底默默地说：维革，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陶维革，曾用名陶卫革，祖籍湖北黄冈。
1967年1月4日，他出生在湖北省武昌县宁港乡林港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清贫的农家生活，铸就了陶维革吃苦耐劳的品质。
1984年10月，17岁的陶维革，实现了他梦寐已久的宿愿：当一名威武、雄壮的军人。
10月底，他成了到首都北京的一名武警战士。
到部队后，陶维革和新战友们一道，先来到武警北京总队驻首都工人体育场新兵训练二大队参加集训。
听说新兵训练结束后可以到天安门广场去执勤、站哨，表现突出的还可以进国旗班，陶维革训练的劲头就甭提有多足了。
他自小就向往着去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看一看，瞧一瞧高大壮观的天安门城楼、巍然屹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还有人民大会堂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陶维革后来这样说：“能到天安门广场站岗值勤，能成为一名国旗卫士，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对于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是无上光荣的。既然到了北京，有这样的机会，就要刻苦训练，实现自己到天安门广场的愿望。”
1985年1月底，三个月新兵集训快要结束时，天安门警卫大队副指导员杜东学来到新训二大队挑选战士。由于陶维革军事素质训练比较好，训练既刻苦认真又特别勤奋，人也显得纯朴忠厚，当时新兵训练二大队领导也想把他留下来，所以领导“有意安排”陶维革到工人体育场看台顶层去训练。
其实，早在部队会操和训练抽查时，杜指导员就知道陶维革的表现情况，早就看上了他。陶维革当然也非常渴望去天安门广场站岗放哨，于是他故意在看台顶上“偷偷”朝下看，杜指导员看见顶层有新战士，便走上看台顶层，一看是陶维革，便当场拍板说：“这个战士我要了。”
陶维革于是成了天安门警卫中队的一名新战士。
后来又经过几次筛选，他终于进了国旗班。
在到国旗班的第一个晚上，陶维革急着给父母写了来北京后的第一封信。
在信封表面，他特别在北京中山公园警卫连后，写上了“国旗班”三个醒目的大字。
在国旗下成长
到了国旗班，并不意味着就成了合格的国旗卫士。
陶维革他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爱国主义教育课。课后，警卫中队领导带领战士参观了国旗哨位、人民英雄纪念碑、革命历史博物馆。给他们讲了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压迫的奋斗历程。
面对国旗，陶维革暗暗发誓：一定要保卫好五星红旗，站好祖国第一哨。
他心想，能到北京当兵不容易，能进国旗班也不容易，而要成为一名升旗手就更不容易，应该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他在床的正上方端端正正地贴上“护卫国旗、重于生命”几个大字，作为信念和座右铭。
为了早日成为一名升旗手，陶维革进行了比别人更艰苦的训练，自己经常“偷偷”增加训练量，首先练“站功”，再练走功和抛旗、收旗功。
为了练好“走功”，陶维革和战友们拉上五根25厘米高的绳，在腿上绑沙袋，踢腿与绳平行，摆臂与上衣第三衣扣同高，一步步走，一天天练。足尖绷直了。当时不觉得疼痛，后来发现趾甲往肉里长，不得不做了拔趾甲手术。
谈到训练情况，陶维革曾经这样对家里人讲：“尽管经常加班加点，训练极为严格，站岗异常艰苦，可是当我们一走进广场，走上那神圣的哨位，看见烈士们用鲜血染红的高高飘扬的国旗，我们心里就感到无比的充实，浑身上下便充满了力量。”
1985年春节后的第一个早晨，陶维革参加了第一次升旗仪式。
第一次升旗的情况，陶维革是这样回忆的：
那是1985年初春的一个早晨，我提前醒来，实际上几乎一夜未合眼。因为班长昨天答应我：“明天由你升旗。”我当即把皮鞋擦得亮亮的，礼服用熨斗烫了一遍又一遍。
“咔、咔、咔”，我和两位战友迈着有力的正步来到广场。晨光中，已有数千双眼睛盯着我们。
6时30分，我按动电钮，国旗在国歌音乐声中冉冉升起，我的心也随着五星红旗升上了天空。面对旗杆，一股热流在我周身奔涌。
升旗后回到营地，我的心仍在怦怦地跳动：今天的动作潇洒吗？利索吗？明天还让我升旗吗？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偷偷地窥视着领导的表情。终于听到排长和班长的对话声音：“可以。”我高兴得几乎蹦了起来，从来没有过比这更高兴的事情。我已成了一名合格的升旗手。
从此，陶维革成了一名合格的升旗手。
为了共和国的尊严
陶维革一直患有严重的胃病，因执勤兵力紧，一个萝卜一个坑，他一直没顾上治疗，每次病发时，他只是吃几片止痛片硬撑着。
1986年2月，老兵已经复员，新兵还没补入，包括陶维革在内，国旗班当时只有五个人，一个人要顶四个人来用。过度的疲劳加重了陶维革的病情。
陶维革虽然知道自己的胃病在加重，但当时他想的是，如果自己少站一班岗，别的战友就会多站一班岗。为了不影响升旗，他就吃几片去痛片抵挡一阵子。在国旗下，他曾经一天站了六班岗。即使这样，陶维革只要往国旗下一站，两手的中指就从不离开裤缝线。
有一天，陶维革和战友们升完国旗，站在哨位上，突然，他觉得腹部一阵剧烈的疼痛，如有一把刀子在腹中搅动，翻江倒海，两眼一阵阵发黑。酸水一股股往上涌。一会儿，他的脸色变苍白了，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这时候，陶维革痛得想哼，但他不能哼；疼得想歇，但他不能歇。
领班员看他紧咬牙关，直冒虚汗，知道他的病又犯了，准备打电话让人来替他，他坚决不肯。后来他说：“我当时站的地方非同一般，我是站在祖国第一旗下，有成千上万双眼睛注视着我，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影响祖国的形象。”
就这样，他一声不吭、纹丝不动，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着。直到两小时后，战友们来换哨才下岗。
换哨后，他硬挺着保持军姿回到营房，倒在床上便晕了过去。
同班战士见状急忙打电话求救。一会儿，急救中心的救护车和中队干部都赶到了，把他送往急救中心。
经诊断，他患的是十二指肠溃疡急性穿孔，当时就做了手术。医生说：“再晚一会儿，恐怕就有生命危险。”
手术后老大夫钦佩不已：“我从医30多年，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病人，真不知他是怎样挺过来的，真是条硬汉子。”
事后，有记者采访他时，小陶却说：“我少上一班岗，战友们就得多上一班岗。我想，能坚持就坚持吧，要是在别处站哨，我恐怕早就坚持不住了，是国旗和战友给了我力量。”为此，支队党委给他荣记三等功一次，不久，陶维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维护祖国的尊严，陶维革的身上永远留下了一条18.5厘米长的疤痕。
但陶维革在乎的却是以后再不能站国旗哨了。出院的当夜他来到国旗哨前，久久地伫立在国旗下，望着五星红旗良久不愿意离去。
他对哨兵说：“我现在真羡慕你们，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从今以后不能在国旗下站哨了。”
爱岗敬业的六年
1987年底，警卫支队陈锦涛参谋长发现陶维革《队列条例》背得好，政治素质比较高，又做了十二指肠手术，想照顾他去当通讯员。
但陶维革十分留恋国旗班这个大家庭，舍不得离开共同生活了几年的战友，只好谎称自己不会骑自行车。这是他在部队第一次对领导没讲实话。
他如愿以偿，留了下来。
1988年底，领导曾经征求陶维革对去、留的意见，他当即表示希望与战友们一起继续升旗，保卫五星红旗。年轻的班长、排长和战友们也都舍不得他走，说老陶待人和蔼，侃大山有趣，舍不得让他走。
到1989年春节，陶维革已在部队干了五年。部队领导又一次找他谈话，准备安排他退伍。
陶维革又是一夜未合眼，第二天他请了假，揣了六个苹果去找罗政委“谈心”。政委一眼就将陶维革的心思看了个明明白白，他知道陶维革不愿离开国旗班。
于是，陶维革又与国旗共同生活了一年。
1990年2月26日，是陶维革离开北京退伍返乡的日子。
很长时间之后，陶维革依然清楚地记得离开国旗班前最后一次升旗的情景：
“那是1990年2月26日的早晨，我和平时一样，正准备和战友们一起排队出操。班长走了过来：‘老陶，今天由你升旗，是首长点名安排你最后一次升旗的。’我激动得连话也讲不出来。我知道，退伍战士升旗，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事情。今天领导格外开恩，是对我这个服役六年、腹部留有18.5厘米疤痕战士的特殊照顾，也是对我最大的信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我，办了退伍手续还每天坚持出操，坚持站哨，是为了给新战士留下好印象。战友们都对我很好，尊称我为‘老陶’，领导对我也特别关照。”
“我穿上礼服，扛着国旗，迈着正步来到广场。电钮按动后，国旗伴着国歌音乐声冉冉升起。面对旗杆，我思绪万千。”
“国旗啊国旗，咱们朝夕相处有六年，我每天都能看到你。是你培养我成长；是你鼓励我一次立功，四次嘉奖；是你召唤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可是今天，是我最后一次迈着正步扛起你，是我最后一次按动电钮把你升起，是我最后一次向你行军礼。下午，我就要离开心爱的你，离开战友，离开北京。今后再也没有今天这样的军营生活了，再也不能每天看到你，再也不能为你站岗伴随着你。”
“升旗后，支队、中队领导和战友们纷纷同我握手，在我的本子上签字留念。排长汇报说：‘他是我们排当了六年兵的老战士，支持首长的工作，关心帮助新战士，离队前还坚持出操，要求多站一班岗，给战友们留下了好印象。’支队领导说：‘这样的同志应当嘉奖。’”
“战友们含着眼泪和我依依惜别，一边喊着‘老陶多保重’，一边送我上了路。”
从国旗卫士到食堂大师傅
从北京天安门国旗班退伍回到老家黄冈，陶维革半年后被安排在黄冈地区轮渡公司，后来被黄冈地区交通局借调到机关食堂工作。
陶维革从升旗手成了一名司务长。既要管理每个月经手的1万余元的活动经费，买菜、帮厨、洗碗；又要迎来送往，负责上级领导部门来检查工作和下属八个市县前来汇报工作时的客饭，以及局机关70多户200余人的早餐，甚至机关家属们的身份证也交由他与公安、街道等部门联系办理。
陶维革兢兢业业地干着自己的工作，一干就是四年。
走进黄冈地区交通局大院，在院内一幢破旧的两层楼内，一间潮湿、拥挤的小屋就是陶维革的家。
陶维革的小家庭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没有一件像样的高档家电。从物质条件上看，这个小家庭是极为贫困的。陶维革的月收入和福利才200多元。他的爱人夏荣军是当地一家游泳池的一名临时工，一年只上四个月的班，月收入才100多元。
陶维革是贫困的，但他也是富有的。
1990年，他从北京天安门国旗班退伍回来时，带回了他服役时的帽徽、领章、升旗手套，带回了几大本天安门广场的照片和一袋天安门城楼徽章。
他把天安门城楼徽章送给每位来访的客人、同事和来玩的小朋友。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对孩子们讲述国旗的意义、天安门前的感人故事和训练时的情况，描述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
每当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他都要把那白布包拿出来摸一摸，把那些照片拿出来看一看，从此得到安慰和解脱。回想起在国旗下的一幕幕，不愉快的事也就随之而去了。
四年后，他的事迹还是那么感人
上述情况，我都是在以后才了解到的。
我与陶维革的相识缘自一次偶然的采访。1994年国庆节前夕，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和报社团委联合举办了一次针对中青年记者的采访活动，主题是“国旗在我心中”。我领到的任务是采访国旗护卫队。
当时的国旗护卫队队长陈杰热情地接待了我，并给我讲述了许多发生在国旗下的感人故事，其中就提到了陶维革。回到报社写稿时，经过权衡，虽然陶维革的事迹已经过去四年多的时间了，我和编辑决定还是采用这一材料，这样，在我于1994年9月15日发表的《敬礼，国旗卫士！》一文中，陶维革的名字再次出现了。
但是，我并不知道，当时的陶维革正在与病魔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陶维革的病实际上1992年就上身了，但他总认为是胃手术后遗症，即缺铁性贫血，对此并没有在意。1994年8月他的病情加重，起初是四肢乏力、心悸、牙龈出血不止，脸色瘦黄发绿，爬楼梯时心里发慌、头昏，陶维革仍没声张，一边忍受着病痛，一边起早摸黑地工作。
当时，他的身上已出现多处紫色块状痕迹，头部稍用力抓一下就会流血，牙龈有时出血不止。
邻居家孙医生见到陶维革脸色不对，劝他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先去把病看一看。陶维革却说：“当初在国旗班时，胃穿孔那么难受，都挺了过来，如今这点病又算得了什么？况且年底机关工作忙、人手紧。”
后来，在妻子和好心的同事多次劝说下，陶维革才去就近的医院。医生一检查，说他病情严重，坚决要他住院，可他婉言谢绝了。最后在医生的百般说服下，他才同意办理了个“家庭病床”，边工作，边治疗。
于是，他早上起得更早了，一大早就把食堂要用的菜买回来，然后再去医院打针，打完针又回来工作。
就在陶维革一边输血、一边照常工作的时候，也就是陶维革离开国旗班四年多的时候，1994年9月1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显著位置上，发表了我采写的《敬礼，国旗卫士！》的通讯，再次报道了他在十二指肠急性穿孔时仍坚守哨位的情节。
陶维革读着读着，激动得热泪直流，他对妻子说：“我离开国旗班四年多了，那些不值得一提的事我差不多早就忘记了，可战友们还记得我，北京还记得我！可我现在疾病缠身，无法报答他们。现在我多么想去一趟北京，多么想看看战友，看看那面国旗！”
12月份，陶维革每星期需要输血200毫升，才能保持正常的活动，就在此时，胜利派出所要填报新的户口报表，陶维革仍一声不吭，一家一户，拖着疲倦的双腿，硬是跑完了全局20多户人家，按时送了报表。
送完报表，陶维革感到全身乏力。他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直到他的亲属发现。
陶维革被送到武汉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门诊部。
血液科教授冯清平根据骨髓检查和血常规检查，诊断为“再生障碍性贫血”。
1995年元月10日，迫于病情严重，陶维革不得已才正式住进协和医院。经复检，曾两度担任院长、至今仍为该院血液研究所所长的宋善峻教授确诊为：慢性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即SAA）。
据医生介绍，治疗这个病有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骨髓移植，这是目前治疗SAA成功率最高、时间最短、治愈最彻底的方法，但费用很高，得要20万元左右。
第二个方案是药物治疗，治疗期大约六个月，但完全治愈需3！5年，费用较第一方案低，但也要好几万元。
听完医生的介绍后，陶维革对他的哥哥说：“我复员后没有为单位做多大贡献，如今反而为单位增加了一个大的经济负担。这几年从结婚到添小孩，几个哥哥姐姐尽管生活也不富裕，却设法接济我，这下子又要拖累你们，我感到十分不安。”
陶维革产生了放弃治疗的念头。他担心巨大的治疗费用会拖垮家庭和并不景气的单位。有人对他说，你在部队献过血，现在你有资格输血。陶维革却说：“我在部队只献过200毫升血，可现在，体内已输了几倍于我献过的血了，怎么能再用别人的血呢？”
一封令人动容的读者来信
陶维革的身体状况在一日一日地恶化，处于生命低潮的他想起了国旗，因为那是自己人生旅途上最值得留恋的一段。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那份怀念国旗的心情一日比一日强烈起来，只要一闭上眼，那面五星红旗就在眼前飘扬。
1995年元月18日，在高烧不退、内脏出血，生命垂危之际，他时停时续，口述了一封给我的信，因为是我在那篇报道中再次提到了他的名字。由于不知道我在报社的哪一个部门工作，陶维革的哥哥在信封上写了“人民日报军事部”的地址，又由于春节探亲的原因，这封信辗转了几次才到达我的手中。
在报社工作，我接到过不少读者写来的信件，但陶维革的这封信给我的感染和震撼是其他来信无法比拟的。或许真的是应验了那句名言“人之将去，其言也真”，他在信中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是饱蘸着生命写下的。
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傅昌波同志：
你好！读了你写的《敬礼，国旗卫士！》一文后，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我叫陶维革，有时也写成陶卫革。从1984年10月入伍到1990年3月复员，我一直在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每天在天安门广场守旗、值勤，每天都能看到心爱的五星红旗，国旗就是我的生命！
我最近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病情很严重，在黄冈地区医院无法治疗，转到了武汉市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听医生说，这个病很难治，要做骨髓移植，需要很多钱。我复员后还没能为所在的单位做多少贡献，反倒给单位增加了负担；在部队时，我只献过一次200毫升的血，可现在，医生已经给我输了好几次血。这一切，既让我感动，又使我不安。
唉！我现在多么想念曾与我朝夕相处，一起护卫国旗的战友，多么想再望一望我扛过的国旗。听说国旗旗杆换了新的，我多么想看一眼新的国旗旗杆啊！我真后悔复员后没有再去北京一趟，看一看国旗。
回想1985年，我突然得了胃病。当时正值新老兵交替期间，人手比较紧，是国旗鼓励我每天站六班岗。那天在哨位上，我的胃穿孔了，腹部剧烈疼痛，是国旗激励我坚持站完岗，然后正步走回军营才倒在床上。多亏战友和邵玉凤阿姨等及时把我送到医院，才保住了我的生命。看到你的文章，想起这一切，从来不流泪的我禁不住泪流满面。
我现在躺在病床上，已经失去了下地活动的能力。我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这里也可能就是我生命的最后一站。我非常感谢你报道了我们国旗班，也感谢你知道我的名字。我现在只有一个请求，什么时候你去天安门广场，代我看一眼国旗，在国旗升起的时候，替我向国旗敬一个礼。如果有可能，再代我去国旗护卫队看看新战士，向他们问好，也向我过去的老战友问好。
再见了――我心中念念不忘的国旗！
再见了――我亲爱的战友！
我已不能握笔，这封信是由我口述，请人代笔写给你的。
陶维革
1995年元月18日
国旗，镌刻在我们心中
1995年2月20日，我收到了这封充满深情和期盼的信。看完这位普通读者的信，我的心情无法平静，我想这样一位对国旗有着深沉感情的战士命运应当得到社会的关注。我把这封不同寻常的来信送到几位部门领导手中。
报社领导十分重视这条信息，指示群工部要报道此事。群工部的领导和“读者之友”版编辑涂晓东建议用“朋友信箱”这样一个形式来报道此事。
与此同时，报社团委将陶维革给我来信的情况传到武警北京一总队，当时的政委张世瑷、副政委李玉田、政治部主任刘明生也被陶维革重病之中仍心系国旗的精神所感动，指示天安门警卫支队派一名副政委、总队派一名政治部干事前去看望，并代表总队、支队两级党委转达3万官兵的问候。
透过窗外，天空有些阴沉，江城武汉的珞珈山陷入一片灰蒙蒙的雾霭中。在寂静中仰卧多日的陶维革看着窗外一成不变的景象，感觉自己已彻底坠入了沉沉迷雾之中。
突然，3月9日上午11时许，三名略有北京口音的客人使他怔住了。他们是天安门警卫支队副政委郭占斌、人民日报社团委办公室主任唐？威、北京武警总队政治部干事唐建国。踏进病房，正在静卧中的陶维革听到动静，忙吃力地用双手撑起来，“欢迎、欢迎”，他显得激动和局促不安。
郭副政委走到近前，轻轻握着小陶的手说：“我是谁你还能听出来吗？”
稍顿，陶维革终于惊喜地喊出来：“您是……老教导员！”郭占斌点点头，动情地说：“是我，咱们总队、支队两级党委非常关注你的病情，派我们专程来看望你，希望你配合医生积极治疗，争取早日康复”；“感谢你对我们报社的信任，也希望你好好养病”，唐？威紧紧拉住了对方的手。
一丝欣喜的神色从陶维革蜡黄泛青的面颊上掠过：“感谢首长对我这个退伍多年老兵的重视和同情。我与部队和国旗有缘分，只要我想到国旗就有了信心，这一次我要争取站起来。”
这时，郭占斌副政委拿出两样东西递给小陶，说：“你还没有见过新的国旗升旗仪式，这次部队专门为你拍摄了两套新升旗仪式的照片。”
3月17日凌晨，我和唐宁同志一起替陶维革实现了他的再向国旗敬个礼的心愿。之后，我又采访了在广场观看升旗的群众，然后到了国旗护卫队驻地，与陶维革的新老战友见了面。回报社后，我以回信的方式写了报道《国旗，镌刻在我们心中》：
陶维革同志：
你好！读完你的信，我十分感动，又非常焦急。我立即要通了武汉市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电话。医生说，你的病情已经控制住。我和我的同事们这才松了口气，不知你眼下感觉怎么样？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不要有太多顾虑，好好养病。
我和我的同事们读完你的信后，很想为你做些什么，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出把你接到北京，看看国旗，看看战友。但是你的医生在电话里告诉我们，目前你的身体状况还不适于长途旅行，我们只好遗憾地放弃了这一计划。我和大家一商量，决定代你去天安门广场，在国旗升起的时候，替你向国旗敬个礼。
3月17日凌晨5时40分，我和我们报社团委书记唐宁同志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你的战友、武警天安门警卫支队副政委郭占斌同志也闻讯赶来了。
这几天，北京的气温突然下降了5-10摄氏度。当时的气温为零下8摄氏度，虽然天气骤冷，但出乎我们预料的是，在天安门广场旗杆的周围却早已集聚了数千人。他们有的仰望旗杆，有的遥望天安门城楼，所有的人都在静静地等待那庄严、神圣而又激动人心的时刻。
在旗杆的东面，我看见一大群排着整整齐齐队伍的小学生。他们迎着寒风个个精神振奋。一个名叫李丹的小同学告诉我，她是天津市河北区法政桥第二小学六年级（2）班的学生，是专门从天津赶来看升国旗的。她和200多名同学凌晨1点半就从学校出发了。这是毕业前学校为他们安排的重要一课，她问我从哪里来，为什么一大早也来看升旗？我说：“我是受一位身患重病素不相识的朋友之托而来的。这个朋友以前就在这里为国旗站岗！”接着我向她讲起了你。旁边的同学也都围了过来，一个个睁大了眼睛，全神贯注地听。看得出来，你的故事打动了他们的心。我想多年以后，我们依然会记得你，记得这个不同寻常的早晨。带他们来北京的校长肖慧云同志走上前来，向我要去了你的联系地址。她还说：“请记者同志一定代表我们学校的全体师生问候陶维革同志，就说远在千里之外，有一群天真的孩子，还有孩子们的老师祝他早日康复！”
在旗杆北面，来自辽宁的一位老同志告诉我，他们一行10人明天就要去加拿大了，这次出国时间比较长，今天是专程来看升国旗的。
看到这里，我想你会感到欣慰的。虽然时间改变了许多东西，但你曾经护卫过的这方圣地将永远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
6点10分，国旗护卫队指导员谢辉提前来到天安门广场。他向我详细介绍了新旗杆的情况。1991年4月15日正式启用新旗杆。新旗杆基座平面分三层，第一层（内层）是汉白玉平台，四面各有2米宽的出入通道，中心是30米高的银灰色旗杆；第二层是环绕基座的赭色花岗岩带；第三层是绿化带。另外，基座周围还围着56个金黄色的隔离墩，象征56个民族手拉手、心连心。你看，现在的旗杆基座是不是比以前气派多了？
6点20分，随着升旗手一声威严的“敬礼”，五星红旗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我本想代你向国旗行个军礼，但我不是军人，郭占斌政委找来护卫队员刘静，替你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我想，这一情景一定能让你回忆起许多已逝的美好时光。因为你在6年的军人生涯中，曾无数次这样面对国旗，举手齐眉，晨光中，我站在刘静旁边，右手抚胸，面对东方，代表你，代表我，代表我的同事，向国旗行注目礼。此时此刻我感到有一股热流在周身奔涌。
记得去年我到国旗护卫队采访时，曾反复思索是什么力量使你在胃穿孔时还能在哨位上站得笔直。因为我亲眼见过胃穿孔发作的病人疼得缩成一团在地上打滚的模样。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了，正是这每天举行的圣典给你注入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陶维革，我相信这神圣的典礼和国旗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你的心中，她会继续给予你力量去战胜病魔的！
升旗仪式后，我来到国旗护卫队营地。我问几名新战士知道不知道陶维革，他们七嘴八舌地说：“陶维革，湖北黄冈人……”你的事迹已载入了部队编的《天安门前橄榄绿》一书中。部队每一次对新兵进行光荣传统教育时，都会提到你。
自国旗班1991年5月1日改为国旗护卫队以来，已4次荣立集体三等功，并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旗卫士”荣誉称号。今年2月，国旗护卫队又被命名为全国“公安系统先进集体”。
在营地，我还见到了你的几位老战友。谢辉告诉我，你的一大特点是一说话就笑，他刚当班长时，你作为一个老战士能主动配合他工作。窦海建现在是某中队指导员，他对你的印象是待人诚恳、热情。史涛说，他完全能体会到你对国旗的感情，那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你的老战友们都期盼着能与你再次相聚叙旧。
在我准备离开护卫队时，遇到了你的老首长――武警北京总队政委张世瑷同志。他告诉我说：“部队在得知陶维革同志的情况后，已经派人去看望，我们会尽力帮助他的。”他还意味深长地说：“一个人在病床上还惦记着国旗，把国旗哨位看得那么重、那么神圣，这种心系国旗的精神在当前具有特殊的意义。江泽民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爱国主义和奉献精神的教育。我觉得陶维革身上体现出来的正是这爱国和奉献精神的和谐统一。”
你要我代你做的事我都做了，该写的也差不多都写下来了。陶维革同志，你一定要有信心，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争取早日康复。
傅昌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