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领山东城市、交通干线和矿产资源地后，伴随日本官方资本和民间资本的涌入，占领区工矿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逐渐演变成日本战时经济的附庸。在占领区殖民政权建立的同时，原在山东投资的日本民间资本卷土重来，并在“复兴资金”支持和“复兴资材”免税输入的刺激下，修复被毁工厂、矿山，增加资金和设备投入，使原有企业迅速恢复生产和经营。
占领青岛之初，日本军政当局针对青岛工业大半为日资企业，且大部分被炸毁的现状，制订了工业复兴的方针和一系列实施措施。对属于“日满华生产力扩充计划”内的重要资源，如煤炭、原盐、铁矿、金矿、电力、有色金属等严加控制，由“国策会社”进行投资，实行大规模开发；对属于轻工业的所谓“自由企业”实施统制，采取日华合办、吸收第三国资本、避免重复投资的方式，重点恢复扩展纺织、机械、面粉、卷烟、榨油、蛋品加工及火柴等工业。
初期日本的工业开发方针是尽快恢复被毁工厂，利用中日合办来扩大原有工厂的规模。为此，日本采取转移其国内闲置设备、输入新购设备、利用华商工厂设备等措施加以落实。为尽快恢复已毁损的日资工厂，在设备方面日方采取了三种措施：即将日本国内闲置设备输入；从日本购置最新生产的先进机器设备；利用合办、收买华商工厂的原有设备。为此，日本对从其国内输入的机器设备、水泥、玻璃等建筑材料予以免税，1938年输入额1868.2万元，1939年1～6月达984万元。为解决“复兴”资金问题，日本各有关机构进行了多方运作，提供资金支持。1938年3月，日本天皇发布由国家预算外负担对在华日桥发放复兴资金贷款的敕令。资金贷放由大藏省储金部和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台湾银行、东洋拓殖株式会社负责。大藏省储金部按使馆辖区分配给山东各地的资金额为：青岛1000万元，济南250万元、博山20万元、坊子70万元、张店100万元、烟台3万元。日侨可向所在地使领馆申请贷款，用于恢复经营业务。
对于青岛九家日资纺织厂的复工，日本当局制订了详细的计划。日资纱厂完全毁坏的机器设备，纺机占73%，线机占55.6%，织机占72.7%。按兴亚院批准的第一期复兴计划，准备恢复纱锭451830枚，线锭51340枚，织机8567台，所需资金约4900万元。九家纱厂确定初步恢复纱锭395000枚，线锭32000枚，织机7100台，达到复兴计划的八成以上，为战前纱锭的63.6%、线锭的60.4%、织机的61.5%。对于复工有困难的日资厂家，日本当局则采取政府补偿、金融机构融资的方式，帮助其解决资金问题。1938年2月1日《大阪每日新闻》报导，青岛恢复计划的4000万元资金，“大都是公司债或实交股金，不足之数以政府的保证赔偿向银行抵押借款，再有不足，向政府申请低利贷款”。同年11月日本议会通过了《在华日人企业复兴资金融通损失补偿法》，决定由日本兴业银行和正金银行担负为日资企业融资之责。此后不久，青岛日资纱厂先后获得数额不等的资金贷款，丰田纺获得475万元、国光纺获得380万元、同兴纺185万元。
自1938年5月国光纺收买华新纱厂起，各日资纱厂根据兴亚院批准的复兴计划，利用日本政府提供的补偿金和低息贷款，从国内转移设备，开始着手进行复工建设。到同年12月，上海纺、日清纺、同兴纺、内外棉、大日本纺先后恢复开工。1939年1月丰田纺、3月富士纺、4月公大第五厂相继复工，1939年上半年青岛日本纱厂生产能力达到战前的六成。此时日本纺织机械制造技术水平已处于世界前列，各厂更新的设备多为日本最新制造的产品，因而设备自动化程度有较大提高，工艺技术也有很大改进。生产工序的设备更新主要有：增加清花机棉卷自动补给装置、梳棉机棉条换筒信号装置、并条机管形齿轮自停装置、精纺机后罗拉逆转防止装置、各式大牵伸装置。工艺改进主要有：改人工着水为机械着水，改用石井式摇纱机，增加皮辊心清扫及加油机设备，浆纱机温度自动调节等。工厂设备改进主要有：仓库安装火灾自动报警器；车间内安装温湿度调节装置；改良半成品及原棉的运输等。1939年底，九大日资纱厂设备恢复已接近第一期复兴计划指标（）。但是，由于山东原棉产量大幅度下降、日本产业统制政策对轻工业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日本纱厂的第二期复兴计划一直未得到批准和实施，因而日占期间青岛日资纱厂的生产规模始终未达到战前水平。
在青岛日资纺织业恢复的同时，橡胶、火柴、榨油、机械等行业的日资企业也有程度不同的恢复与扩展。战前开设的日本橡胶、鑫和橡胶、大裕胶皮三家日资橡胶工厂受破坏损失2000余万元，复原工作从1938年春开始，日方从国内运入机器设备，除胶鞋、轮胎加工设备外，还增添皮带、胶管生产设备，企业生产当年恢复到战前水平。1938年11月、1940年7月日商又相继在青岛开设青岛橡胶、共和橡胶两家工厂。此时，青岛共有6家日资橡胶工厂（华商山东胶皮工厂1940年11月被日商东洋纺收买），1家日中合办橡胶厂（1939年6月华商同泰胶皮工厂被强行合办，1940年休业），生产能力和工艺技术比战前有所提高。据1939年4月调查，全行业年产汽车用轮胎由7500对增至6万对，年产自行车轮胎由4.5万对增至7.5万对，胶鞋产量也有大幅提高，另外还能生产胶带、胶管等产品。在华北日占区橡胶制品市场上，大约有95%的胶鞋、70%的自行车和人力车轮胎以及全部汽车轮胎，为青岛工厂生产。
青岛榨油工业基本处于手工工场阶段，战前约有油坊60余处，多数使用螺旋榨油机。日商开办的东和油房装备为美制电动水压榨油机，产量占全市总产量的1/3.东和油房原有加工厂两处，一厂被炸毁无法复工，二厂事变后很快恢复生产，年生产能力为花生油6000吨，花生饼9000吨，1939年青岛榨油工业年产花生油31500吨、花生饼52000吨，其中东和二厂各为4600吨和6500吨，分别占14.6%和12.5%，低于战前水平。
战时青岛工业结构基本仍是以轻工业为主，期间企业户数增加较多的为机械工业。在修复被毁工厂过程中，因有大量设备需要维修并有大量机器零部件需要加工，机械制造与维修工业规模得以扩展。1942年底，青岛共有机械器具工厂117家，其中日资工厂（包括强买、合办工厂）20余家，规模较大的有青岛工厂、华北车辆株式会社、丰田式铁工厂等，以修理制造轮船、车辆、纺织机械、电机、铁路器材为主。
1938年3月，日本浦贺船渠株式会社受日本海军委托经营原青岛海军工厂和青岛港务局船机工厂，投资30万元更名为青岛工厂，从事一般机械加工制造、舰船维修、兵械和港口机械修理，并曾建造过挖泥船、破冰船及小型近海轮船。1938年11月通过收买华商利生铁工厂开设的丰田式铁厂，资本金100万元，初期以加工修理纺织机械及制造铁路器械为主，1940年增资至150万元，扩建厂房，增添设备，制造矿山机械和农具等，成为青岛日资机械制造业的标志性企业。1939年3月，日商投资200万元在青岛设立东亚重工业株式会社，从事纺织机械的制造和维修。
除上述规模较大的机械制造业工厂外，青岛铁工厂多属维修和制造简单机械的小工厂。当时青岛投资千元以上机器制造工厂共有34家，其中日资13家，华资21家。日资工厂的生产能力超过华商工厂。1941统计，全市投资额千元以上的有49家，其中华商有33家。机器设备，华商工厂共有机床79台，动力77.5马力，平均每厂有机床3.7台，每台动力0.98马力；日商工厂共有机床242台，总动力811.5马力，平均每厂18.6台、62.42马力，每台机床平均动力3.35马力。
随着工业“复兴”计划的实施，日本工业资本重新确立了在青岛工业中的优势地位，如同战前一样，青岛仍为日本在山东投资最为集中的城市。日本占领当局认为青岛具备大规模开发工业的条件，在一系列工业地区选定调查和比较中，将其作为华北工业开发的中心区域。借助日本当局的支持，1938～1940年间，日本工商资本以收买、合办华商工厂和恢复旧厂、开设新厂等方式，不断扩张在青岛的工业势力。据青岛日本商工会议所调查，1938年青岛日资工厂共有138家，1939年增至192家，1940年7月达到283家。其中资本金百万元以上的企业约40家，著名的有五福织布工厂、华北火柴工厂、青岛橡胶、共和橡胶、华北东亚烟草、东亚蛋业、东亚制粉、内外食品工业、东洋木厂、东亚重工业、青岛工厂、丰田式铁厂、博山窑业等。新增加的日资企业“多是将华人工厂收买后改组而成，如五福织布工厂、华北火柴工厂、共和橡胶、东亚蛋业、东亚制粉业、东亚重工业等，日本资本新设工厂，包括内外食品等不过二、三家”。除40家大企业外，日资工业基本仍以中小工厂为主。伴随新一轮工业投资扩张，日本工业资本迅速在多数轻工业部门占据了优势地位，这些部门包括纺织、染织、织布、火柴、面粉、橡胶、烟草、制盐、榨油、肥皂等加工工业。这说明日资工业优势地位的取得，主要是通过合并华商企业、侵夺华商资本，恢复原有日人工厂两种形式完成的，并以投资少、获利高的轻工行业为重点领域。
战前日本工业资本在资本总额和若干行业已占有优势，这时期采取吞并华商（军管理、收买、合办等），排挤其他外商、扩大投资的策略，进一步扩张资本势力，在工业领域建立起其支配地位。这种支配地位以民族资本被侵夺、日资工业不断膨胀为标志，使日占时期青岛工业逐步日资化。到1941年，日本在青岛直接的工业投资为1.234亿元，比1936年的9499.5万元增加2843.7万元（不包括纺织业的恢复性投资）。具体情况。
日本国力有限，加之战线过长，投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于是在扶植日资企业作为统制经济骨干力量的同时，日本采取了利用华商企业的策略，期望借此弥补自身投资能力不足的弱点，并将华商企业纳入日本战时经济统制体制。在此一前提制约下，尽管这一时期华商企业勉强维持生存，且不时有新设工厂出现，但原料要依靠日商控制的各类组合供应，产品销售也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因而企业实际成为日本统制经济的附属加工生产单位。在行业结构上，基本仍是以轻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为主，工业技术及设备水平整体处于停滞状态，生产力水平没有得到提升。据1940年前后青岛市公署调查，全市华商资本千元以上的工厂有168家，资本额4530.7万元，平均每厂资本额仅26968元（参）。使用动力设备、雇工30人以上的工厂65家，30人以下的工厂215家，手工工场109家。日本资本无论在部门行业抑或行业户均资本均超过华商资本。
日占青岛初期，日本工业资本主要是通过收买与合办华商工厂、恢复旧厂、增设新厂，借助于吞并华商资本来扩大工业生产规模。1940年后，随着经济统制政策实施范围的扩大，日本对工业投资布局作出新的调整，属于统制行业的企业得到了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而对于一般加工工业则调动各类日商资本参与投资经营，在财力、物力不及的情况下，通过强化对工业的统制，在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及分配、金融机构间接融资等方面，对日资企业给予支持。在此过程中，青岛日资工业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工业投资经营呈现多元化的格局：一方面，国家资本与财阀资本结合形成产业统制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色，其主要表现就是华北开发会社及分支机构对统制企业的经营；另一方面，三井、三菱等财阀资本和综合商社对工业的投资与直接经营有所发展，此外，日本中小民间资本也不断谋求开设工厂，成为日本工业资本扩张的重要一翼。
1939年后青岛各类日资开设的工业企业逐年增加，到1942年，使用机器的日资工业企业由1939年的79家增至151家，资本由13276.8万元增至49492.3万元；中日合办企业略有减少，由17家减至12家，资本由1374.8万元增至1731.2万元。据1944年统计，日本在青岛的工业资本优势更加明显，纺织业、化学工业、铁工业、木材加工业，橡胶工业、食品与烟草制造业、窑业与玻璃工业、造纸工业等8个类别共有194家工厂（其中65家为战前开设），资本总额82799.6万元，每厂平均426.8万元，共有工人142885名（）；同期华商各类工厂（包括手工业作坊）1624家，资本总额55618585元，每厂平均34248元，共有工人30555名（）。华商工厂厂数增加系分散化、小型化缘故所致，资本实际增加有限。由于日资工厂资本和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华商与日资企业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整个日占期间，日本同样以掠取的华商工厂为基础，扩大了在济南的工业投资。到1944年在济南的日资企业（包括强买、合办的华商工厂）共有263家，其中纺织业17家、金属业1家、机械器具21家、窑业5家、化学工业19家、食品工业58家、木材加工业7家、家具加工9家、面粉工业5家、火柴工业1家、烟草工业1家、杂工业45家、印刷业10家、土木建筑业64家。从企业资本金登记情况看，263家日资企业绝大多数为几千、数万至数十万元的中小企业。行业分布中企业户数最多的为食品业和建筑业，占企业总数的50%，这与当时日侨大量移居济南，移民生活需求增加以及大肆兴建房屋建筑有直接关系。
在统制政策指导下的日本工业资本扩张，并没有改善山东城市工业的结构，从整体上提升工业生产力水平。由于统制经济的开发重点是以获取重要资源为根本方针，为避免重复投资，增强占领区与日本国内产业的协调性和统一性，日本当局对“自由企业”采取限制方策，引导工业资本集中投向“统制性企业”，以便更有效地获取战略资源和物资。1939年后，国家资本和财阀资本的投资集中于交通、电力、矿产等资源类的统制行业，很少对一般加工工业投资，民间工业资本的投资基本围绕城市消费展开，缺乏大的工业投资项目，青岛日本纱厂第二期扩张计划，因担心与日本国内纺织业发生磨擦而被取消，生产能力大致只相当于战前的六成。“新设的近代式工厂，仅限于火柴、橡胶、烟草、面粉、机械工业部门等类极小范围”。因此城市工业基本为轻工企业和维修工厂，带有分散化和小型化的倾向。
这样，日占区城市工业基本延续了战前以轻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重化工业一如战前，没有什么大的投资和扩展，工业构成主要以农产品加工工业为主，如纺织、榨油、面粉、蛋品加工、卷烟、酒精等；其次为以进口原料为主的橡胶、染料、火柴、酿酒等工业；以及为这些工业服务的电力、机械、窑业等。除统制行业外，各类工业部门逐渐呈小型化和手工业化的趋向。据青岛日本商工会议所1943年1月调查，青岛企业户数和雇用工人数前7位的行业为纺织业、染织业、机器业、橡胶业、砖瓦业、火柴业、烟草业，工厂数占总数33.7%，用工数占总数的76.7%。
日本的军事侵略与经济统制，给民族资本和民族工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已有的工业基础遭到破坏，民族工业化的发展进程戛然而止。日军所到之处，即对关系军需供给的华商企业（如面粉、纺织工厂）和煤、铁、盐等重要资源生产企业实行“军管理”，将其委托给兴中公司和财阀资本“开发经营”，被委托经营的华商企业有数十家之多。民族工业被纳入日本经济统制的途径因企业情况而异，大致而言，在被日本视为“自由企业”的工业部门中，设备较好且具规模的企业多在日商逼迫下走上“合办”之路，经营管理权被日商掌握。部分未被收买、合办的企业，则在原料、生产、销售等方面受到种种限制，或被迫停歇，或缩小规模，或成为依附日商企业的加工工厂。在日本经济统制政策之下，民族工业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丧失了发展的条件，虽有极少数工厂因日本“统制企业”的需要，一度有所发展，如印染、造纸、印刷、机械、食品行业的个别企业，然而这无法掩盖华商企业生产能力总体下降的趋势。
占领区民族工业的退步还表现为分散化和小型化。资本匮乏和工业统制加诸华商的种种限制，使华商被迫采取“歇大开小”的方式。1940年前后，青岛、济南、烟台、潍县、张店等城市工商业虽然开业户数有所增加，但资本总额按可比价格计算却较战前下降，生产方式也出现了倒退。1942年青岛华商机器工业企业尽管由1939年的96家增至163家，但是资本额却由8834万元下降至6662.3万元，减少了25%。工业生产经营的分散化以及设备技术水平的倒退等特征，在城市用电分配上有突出反映。据1940年7月青岛胶澳电气公司电力供应统计，城市公用设施和统制行业用电（“特别供出”）30件，一般加工工业（“普通供出”）928件，其中铁工机械222件，居首位，其次为面粉、食品、榨油、染织、棉业、制材、火柴、橡胶、化学工业、窑业、烟草等行业，电机使用每件平均仅有1.5台。
战前最能代表华商实力的染料、火柴、面粉等民族工业部门，出现了严重的萧条和衰落，生产规模已大不如前；有实力的日资企业在一般加工制造业中形成行业部门垄断和控制，而华商企业因受到压迫和排挤，生产经营处境艰难，往往靠承接日本统制部门或企业的加工任务来维持，沦为日资企业的附庸。
战前济南铁工厂有40余家。“七七”事变后剩31家，其中机械制造类仅13家，资本总额398750元，机床仅有87台，各厂动力设备平均只有2.3马力。1940年前后由于铁路复修和手工工场的需要，济南机器铁工业一度发展到七八十户，工人约一千四五百人，但稍具规模、能制造整机的企业只有文德、成丰、东元盛几家，多数只能从事维修和零部件制造。后来由于日本对机械产品运销和原料供应多方限制，致使不少工厂再次处于停工状态，先后有二三十户倒闭，余下的铁工厂只能靠为日商工厂加工来维持。例如齐鲁铁工厂改为生产电信号机、铁道用品，所用设备仍是1933年购置的，技术没有任何提高。东元盛铁工厂在战前已能够制造印染设备和小型柴油机，但因未与日商“合作”，1942年被迫停业。1940年开设的文德铁工厂，是当时济南较先进的机械铁工厂，以12马力柴油机为动力，有各类机床20余台。由于日伪当局禁止五金器材外运，工厂只能依靠承揽制作零部件和维修业务来维持，经营处于亏损状态。
日本侵略所造成的战争劫难，经济统制政策对民族工业的劫夺与限制，不仅严重危及民族工业的生存与发展，而且对战前兴盛一时的手工工业也造成严重损害。
战时手工织布业的变化在这方面便颇具典型性。战前潍县是全国闻名的土布业中心，拥有10万布机，从业人员15万人，生产方式盛行包买商制。事变后由于青岛纱厂停工、农村社会经济屡遭破坏以及棉纱、棉布运输不畅等原因，潍县“土布业完全陷入绝境”，原经营放纱收布的线庄、布庄纷纷歇业。布机向铁路沿线及能够提供棉纱的城市分散转移。据估计，潍县10万织布机中有5000台遭破坏无法使用，3万台拆散为零件流向济南、青岛、徐州、烟台等城市，另有6.5万台流散于其他地区，以潍县为中心的织布区只剩5000台。原集中于农村的织布业，战时开始向县城集中，1939年县城手工织布业有157户，织机959台，1942年约有织机1000～1300台。与土布生产关系密切的染织工厂多被强迫与日商合办，如信丰与福岛纺绩会社合办、元聚与日本棉花会社合办、德聚与日华兴业会社合办，潍县地区残存的包织户便由这3家工厂放织，受日本资本支配。
在乡村织机向城市集中，机织布供应减少的情况下（青岛日本纱厂战时始终未达到战前生产水平），济南、青岛、烟台等地手工织布业得以兴起，并依附于日资工厂运行，即由日商或日资控制的染织厂发给棉纱，回收成品布匹，从而变成日商的棉布加工厂。战前（1933年）济南有织布工厂60家，布机800台，1936年前后织布业受日货走私影响出现衰退，事变后多数机房闭歇。1938年后济南织布业开始恢复，1942年经营业户300家，布机增至2000台。据对其中200户的调查，织机在10台以下的小经营户152户，占71%；包织户120户，占60%。参。
济南手工织布业得以发展和包织制盛行的原因，日本人在所做调查中认为：其一，事变后青岛日资纱厂织机悉数被毁，复工后织机数和产量都大不如前，机织布生产下降，为手工织布业和小规模工场经营提供了发展契机；其二，地方农村织布业受战事影响而向城市集中，潍县、周村、章丘等地织布区向济南转移；其三，济南、济宁、徐州等地制粉工厂面粉包装袋需求增加，中小织布业户通过织面袋布与纱厂发生联系，纱厂采取包织制放纱收布，刺激了手工织布业的扩展。
战前青岛因日资纱厂拥有大量机器织机，机织生产发达，市内几乎无手工织布工场。战时随着潍县织机的流入，手工织布工场开始出现，1940年前后共开设19家，内日资5家、华商14家，约有织机3000台，年生产能力约为3080万平方码。烟台在1940年有织布工厂24家，资本12.5万元，半数为1938年后开设，织机总数约500台，其中100余台为电力织机。
城市手工织布户数的增加建立在分散经营的基础之上，日本资本通过包织制不仅可以控制织布业的原料和生产，并且能够控制棉布销售，从而强化了对民族资本的统制。如潍县，“事变之后，由于日本资本插进来，潍县最大的机械器具工厂华丰，变为日华合办，而且，向来直接间接支配着织布农户的三大染织工厂，也都变成日华合办。染织工厂所需棉纱要仰给于青岛的日本纺织工厂，加之现在配给统制日益加强，不能不或多或少受到日本资本的支配，况且合办工厂的出资者本身就是青岛的日本纺织业者，其隶属性自然更强。这样，以棉纺织加工业为中心的潍县产业界便牢固地隶属于日本资本了”。
手工织布业向城市集中，经营形态分散化和小型化的状况，反映的不是纺织业的发展，而是它的衰落。由于棉纱供应严重不足，各地织布业生产实际处于逐年下降的状态。潍县战前最盛时棉纱入境数量年约10万捆，而到1940年降为1万捆，仅为战前1/10；1941年1～5月又比上年同期下降3/4，在这种条件下，织布业自然是每况愈下（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