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黄河北岸走到长江南岸，从战场失败走到人生胜利。周恩来的表扬、彭冲的赞誉仅仅是对成绩的肯定。生活的大门里，道路依旧漫长崎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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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步伐一秒钟也不会停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在应该发生的那一天发生。
——1960年11月28日，范汉杰、李仙洲、庞镜塘、宋瑞珂、沈醉、董益三以及溥仪之弟、伪满洲国宫内侍从武官溥杰等50名战犯第二批获赦；——1961年12月25日，廖耀湘、韩、王凌云、杜建时、覃道善、孙楚等68名战犯第三批获赦；——1963年4月9日，康泽、严翌、孙渡等35名战犯第四批获赦；——1964年12月28日，王陵基等53名战犯第五批获赦；——1966年4月16日，方靖、杨光钰、牟中珩等57名战犯第六批获赦。
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战报上曾经有这么一个表格，上面填写着一个个国民党战犯被俘的日期；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篇章里曾经有这么一个页码，上面记载着一个个国民党战犯获赦的时日。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演变着、前进着，以它无可阻挡的脚步挺进在世界上一块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而曾经驾着战车阻挡过历史车轮的国民党战犯也就这样变化着、进步着，在他们归回人民的地方，以他们并不迟疑的步伐迸发出时代的回响。
杜聿明走进人民大会堂。
那是他在红星人民公社当社员的时候。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到北京，周恩来和陈毅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蒙哥马利，特邀杜聿明作陪。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相互知名的非洲战区地中海战场指挥官和中国战区中缅战场指挥官，他们交谈的内容依旧是军队。蒙哥马利扭头问杜聿明：“你的百万军队到哪里去了？”杜聿明指了指坐在对面的陈毅，答曰：“都送给他了。”蒙哥马利又问：“一个也不剩吗？”杜聿明指了指自己，答道：“就剩下我一个。”周总理接过话题，对杜聿明说：“你也进入了社会主义。”此时，全场一阵开怀大笑。
李仙洲走在济南街头。
那是他刚刚获赦回到山东老家的时候。大年初一，李仙洲竹偕同妻子探亲访友。穿过大街，走进小巷，李仙洲四下观望，美不胜收。正待他跨进院落向主人拱手拜年，突听得身后一片大吼：“打倒国民党军阀李仙洲！”“李仙洲是一个大战犯！”李仙洲回首看时，巷口早站满了戴着红领巾的儿童以及佩着中学校徽的青年。
李仙洲之妻见状，不觉勃然大怒，回身走下台阶，冲着学生一阵对骂。李仙洲慌忙走到妻子和学生之间，面朝妻子厉声喝斥道：“你在胡闹什么？你没有道理嘛。第一，我过去确实是国民党军阀，小孩子并没有骂错；第二，我现在虽然不是国民党战犯，但是小孩子提醒我不要翘尾巴，这是在帮助我嘛。”事后，李仙洲颇有感触地对亲友说：“新旧社会的最大差别，莫过于人民思想觉悟的变化了。”
杨伯涛走在田间小路。
那是他在回到湖南芷江探亲的时候。尽管杨伯涛自从当年湘西会战以后再也没有回过老家，而且在他离别故乡的时候，特意把他获得的战利品——一把日本军官的指挥刀，赠送给他的母校——芷江中学。但是，当他踏上阔别15年的桑梓之地，他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乡土之情。讲究衣着外表的杨伯涛也讲究揣测人们的心理，既然他发现农民如此看重他在3年反人民战争中的表现，那么他也必须表现出他在10年改造中所得到的东西，所以杨伯涛在回家的第二天就开始下地干活，而生产队的土广播在第三天就号召社员向杨伯涛学习。
曹天戈走在西子湖畔。
那是他在回到杭州当清洁工人的时候。在曹天戈的眼里，他现在的职务是世界上最卑贱的“清道夫”，而他过去曾经是一位精通英文的中国将军。如果说他在功德林里只能与美国军事学院毕业的高才生杜建时同日而语，那么他在西子湖畔则只能用厚厚的草帽遮住薄薄的脸皮。
一分钟的情绪自然不能与10多年的意志相比，曹天戈经过另一位清洁工人漫不经心的暗示，便抖擞精神，昂扬斗志，手拿扫帚如同手拿指挥刀一样神气。他脱去草帽，甚至脱去口罩，面对着相识者点头微笑。如若发现哪位老朋友掉头而走或者绕道而去，曹天戈便会疾步上前，怒目而视：“你凭什么看不起人？劳动光荣，我今天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嘛！”
邱行湘走在长江南岸。
滚滚的江水给他载来老友们的消息。尽管他把这些消息转告给爱人时被她斥为“人老话多”，但是他把它们当做不可多得的刺激。他力图像过去保持他的军队实力那样保持他现在的荣誉，可是他依旧承受着来自内部的威胁。邱行湘一个人在南京明故宫旧机场跑道行走时，他进入了情绪的坦荡之途；邱行湘知道了陈长捷在上海有着比他更加艰辛的种菜经历后，他进入了情绪的沼泽之地。只有当精力远远不如邱行湘的陈金城由功德林回到南京城，重新成为邱行湘的同事和邻居，这位军人气质毫无减退的文史专员方才承受了一丝心理上的慰藉。
邱行湘是敏感的，也是敏捷的。在陈金诚谈及罗瑞卿接见第二批获赦人员时的那句名言——“你们连死都不怕，但是怕真理”——的第二天，邱行湘撕下了贴在门上的“喜”字，换上了一副对联——“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横批是“真理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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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汉府街51号院内的这副对联一贴就是3年。虽然因为红纸褪色的缘故，邱行湘重写了几次，但是由于丝毫没有改动先前的文字以及字体，所以谁也没有注意。直到不速之客沈醉的到来，才出现由这副对联引起的显然带着感伤情绪的话题。
沈醉坐在沙发上，透过眼镜向主人投来一束发亮的目光。邱行湘满以为沈醉会称赞他漂亮的妻子，却不料客人称赞的是贴在他门上的那手到家的魏碑体毛笔字。沈醉重重地吸了两口香烟，有意让吐出的白色烟雾遮住自己现在开始发红的脸面，向邱行湘诉说了他如何饱蘸墨汁为自己写下耻辱：沈醉自幼喜好书法，尔后在母亲的指教下，专攻板桥体，虽然中途辍，投笔从戎，却亦是日臻得法，渐有名气。沈醉在出任国民党重庆警察局侦缉大队长时，已有人向他索讨字墨，在升任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时，更有人请他恩赐真迹。而且沈醉手书的全部横幅和条幅又绝大多数高悬在人来客往的店堂之壁，所以沈醉常常春风得意，即使在囹圄之中亦常常引以为慰。可是直到他在获赦以后，方才知道他的书法的真正价值！一位当年的酒家老板劝告他，今后有时间可以多多练习毛笔字，过去请他题字补壁实在是为了防止警察特务们惹事生非，不得已借借沈醉的大名维持全家的生计。自此以后，沈醉从来不用毛笔写字。有次参加一位死者的追悼会，非得用毛笔签到，他竟如同蘸着别人的鲜血为自己写下罪恶。现在眼见着邱行湘挥毫写下的心曲，沈醉自然是百感交集，大概是出于一种自我的戏谑，他苦笑着说：“行湘兄现在是‘真理在握’，我那时却是‘权力在手’啊！”满座高朋开始默默无语，继而明白了他所讲的含意，顿时掌声迭起。
邱行湘和张玉珍在两居室的住宅里，接待着前来南京参观访问的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以及他们的眷属们。杜聿明的谦和、宋希濂的舒心、范汉杰的幽默、王耀武的谨慎、周振强的粗犷、杜建时的文静、廖耀湘的开朗、康泽的深沉、杨伯涛的豪爽、董益三的诚恳，连同溥仪的腼腆、溥杰的热情，交织在压缩在这几十立方米的空间，组合成汉府街这家院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浓烈空气。邱行湘大口大口地呼吸，大步大步地来去，现在，他在人们中间站定，以东道主的身份主持着一个即将开始的迎宾典礼。宋希濂此时站起身来，按照旧式官场的规矩，首先把自己新婚的妻子易吟先介绍给主人，然后拉着邱行湘的手绕场一周：“这是杜建时的妻子，这是董益三的妻子……”邱行湘检阅着一对对新婚夫妇，忘了点头，忘了致意，甚至忘了放在肚子里的那篇动人的欢迎词，因为他在看见郑庭笈夫妇的一刹那蓦地想起一件发生在功德林的往事。
那是在国民党战犯的对立情绪几乎不可压抑的时候，由于在他们各自战败之后，他们的眷属也各自逃到海外，音讯杳然，生死未知，于是常常有人挤在胡同角落里咬牙切齿地发出诅咒：“共产党害得我们妻离子散！”以后随着交罪运动的开展，特别是郑庭笈在发言中提出了“国民党害得人民家破人亡”的全新的命题和全面的论证之后，战犯们的情绪得到中和性的缓和，甚至有人对自己眷属的厄运表示了“罪该应得”的态度。可是事隔不久，郑庭笈的情绪突然一落千丈——北京中级人民法院送来他的妻子冯莉娟的离婚申请书。他在功德林会客室的吊灯下签了字，却在胡同角落里对他的黄埔五期同学邱行湘发出欲哭无泪的哀叹：“共产党好是好，就是害得我……”
邱行湘由于当时没有妻子的缘故，产生不了相应的情绪，当他有了妻子的时候便生活在难解难分的胶着状态里。不过他懂得痛苦，也懂得幸福；懂得仇恨，也懂得感激。他一手握住郑庭笈，一手握住冯莉娟，迫不及待地追问着来自北京的客人，究竟是谁把他们连在了一起！
回答邱行湘的是一个比他的欢迎词动人得多的故事。
郑庭笈在辽西战役被俘以后，他的妻子冯莉娟从南京回到他的老家海南岛。1953年，郑庭笈尚在黑龙江绥化解放军官教导团改造的时候，冯莉娟专程由海南岛去看他。绥化归来，路经北京，冯莉娟竟在街头碰见了张琴。张琴是原国民党52军军长黄翔之妻。黄翔在国民党第5军（军长杜聿明）任参谋长的时候，郑庭笈在第5军荣誉第一师（师长郑洞国）任团长，黄妻张氏与郑妻冯氏那时有着姊妹之谊。故人重逢，感叹之余，张琴把冯莉娟带回家去。水利部参事黄翔通过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将冯莉娟偕同子女迁入北京，安排住在自己家里。以后为了在参加工作时不受到某些方面的限制，冯莉娟在1958年与郑庭笈办了离婚手续。这段琐碎的往事，周恩来听得很仔细，他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首批获赦人员时，对郑庭笈说：“你们应当复婚。”这段琐碎的往事，周恩来竟没有忘记，他在颐和园万寿山与首批获赦在京人员合影时问郑庭笈：“你们复婚了吗？”
从离婚到复婚，这当中存在一个感情的距离。可是由于郑庭笈和冯莉娟之间站着一位世界上最富有感情的人的缘故，他们的距离缩短了。
郑庭笈出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后，文史资料办公室把冯莉娟调来当打字员。不过，她不必坐在大庭广众之中的办公室，办公室的打字机特意搬进她的住宅里，而奉命取送材料、三天两头出入在她的房间里的人正是郑庭笈……邱行湘湿润的目光，从郑庭笈夫妇身上转移到杜聿明夫妇身上。他不知道生活在太平洋彼岸的曹秀清是什么风把她吹到共产党的大陆上的。他只知道，杜聿明被俘不久，她从上海赶到南京，由于蒋介石避而不见大闹过“总统府”；而杜聿明获赦以后，她从美国飞回中国，很快收到周恩来的请柬，走进了人民大会堂。邱行湘目睹着人们新旧社会不同经历的对比，分享着人们分镜重圆的欢乐，不由得把同情的目光放在沈醉身上。是的，沈醉的追求未能如愿以偿。虽然他在获释的第二天就给香港方面拍电报，而且专程赶到广州迎候“雪雪”归来，但是，出于可以理解亦可以谅解的原因，她最终未能跨过罗湖桥。对于沈醉来说，他当然痛苦，他曾经在暮色中的珠江岸边掉过泪，然而，他没有失望，他站在生活的桥下听见流水哗哗作响。他坐在沙发上，透过晨雾，透过眼镜，向南京的林阴大道投去一束发亮的目光……邱行湘突然想起沈醉关于贴在门上的对联横额的建议，一个经过生活的提示而诞生的修改方案也就突然出现在心底。于是，他在他的欢迎词中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是爱国民主人士到手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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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的桌面上，升腾着8菜一汤的热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