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号法案的确立，使得美国可以合法地、制度化对外使用粮食援助手段。
英国人说，他们为印度和中国带去了现代性，为他们提供了社会发展的更高级模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的确如此，但这种现代性是强加上去的，而不是印度、中国自行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对他们来说，现代性就意味着把他们生活中的所有物质都贴上了价格的标签，一切都价格化了，而且，价格浮动完全掌握在英国人手里，他们掌握着种种价格杠杆。就是通过物质商品化，加上价格杠杆，英国人可以低价收购印度农民的粮食、工矿场的自然资源，然后送进他们的工厂进行加工，再销往全世界。
二战结束后，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各地掀起一场独立运动，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纷纷驱逐了宗主国，这被西方称为去殖民化。但是，西方很快就找到了新的殖民形式，那就是利用冷战，推行民主政制和新自由主义。
美国和苏联当时为了稳固各自同盟，都制定了相当规模的援助计划，除了军事、经济和技术等援助外，粮食援助是其中重要一项。还在二战期间，美国就与英国、法国共同商定了大规模战后援助计划，并于1944年在美国举行了布雷顿森林计划，确定了组织结构和援助细节。在冷战状态下，双边经济力量实际上远远大于多边主义，美国利用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开始对欧洲和世界布局。
在粮食方面，美国制定的援助计划于1954年成为联合国第480号公共法，正是这一法律成为日后20多年世界粮食贸易的基本框架。
在1973年之前，粮食只是在美国的普通战略范畴之内，它的意义就在于它是粮食，是民众的生存物资和经济的基础，但并不是战略武器。不过，美国已经开始把粮食作为一种手段使用，如“粮食换和平”计划，即“480号公共法案”计划。所谓“粮食换和平”，是指在冷战期间，第三世界成为美苏双方争夺的焦点之一，但第三世界中有许多国家经济困顿，粮食匮乏，于是战后美国政府制定了“粮食换和平”计划，把粮食援助作为美国重要的外交工具。这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粮食援助实际上是当时经济援助的主要部分，是许多贫困国家迫切需要的。相反，在二战期间，美国出于支援欧洲和亚洲战场的需要，鼓励本国和其他盟国提高粮食产量，结果在50年代出现较为严重的粮食过剩。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4年7月通过了农业贸易开发与援助法案，这是美国第83届国会通过的第480号公法（Public Law 480），一般简称为480公法。这一法案的确立，使得美国可以合法地、制度化对外使用粮食援助手段。
依据480号公法，美国政府可以以无偿与有偿方式对外提供粮食援助，据此，美国政府制定了“粮食换和平”计划（Food For Peace Program），把粮食援助作为一种外交手段，逼迫一些贫困国家转而支持美国。在480公法的初期阶段，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480公法只是一个暂时缓解农产品剩余的过渡性法案，因为当粮食不再有剩余的时候，美国也就不再需要这一法案，但是到了肯尼迪时期，美国政府发现完全可以继续把粮食作为外交手段使用，一是因为美国农业发达，粮食产量不但足够本国消费，而且有相当的剩余，这就给粮食手段提供了保障；二是世界贫困国家为数不少，加之苏联在经济上远逊于美国，在粮食上更无法与美国相比，因此粮食作为手段其优势很明显。且“粮食换和平”计划正好与肯尼迪政府所制定的“新边疆”战略不谋而合，所以，肯尼迪和约翰逊两政府都加强了“粮食换和平”计划。此时，美国也已经发现美国饮食消费模式对世界的粮食消费所起的影响作用，而且美国也在国际上加强健康和营养概念的宣传；另外，美国也已经开始与四大跨国粮商配合，以帮助受援国增强粮食自产率为幌子，介入受援国农业。
从战后到1973年，美国的粮食援助的确给许多贫困国家莫大的帮助，缓解了它们战后的粮食紧缺状况，促进了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这很大的原因是出于冷战的需要。此外，受援国并不清楚的是，美国已然暗中介入本国农业。此时，美国已经发现由于本身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以及粮食市场上的特殊地位，完全有能力成为运用粮食武器的国家，以粮食输出为实现外交目标的手段在美国外交中日益清晰地显现出来，手段之运用也越来越得心应手。
实际上，480号公法制定后几乎立即就成为美国支持南越政权和柬埔寨战场的手段，仅为这两处所提供的粮食援助就占整个粮食援助的70%。1974年9月，美国政府给埃及提供了10万吨小麦援助，但是先提条件是必须参加由基辛格草拟的中东“和平计划”。
所以，480号公法的本质就是美国利用其农业大国的地位，将国内盈余粮食作为特许粮食援助，用于援助那些美国战略所需要的国家。冷战期间，那些处在美苏竞争的地缘前线的国家是首选，其次是那些将来有可能成为美国贸易伙伴的国家，最后才是非洲那些不发达地区——当然这些非洲国家也是有可利用价值的，比如这些国家有矿产资源、石油资源等。
美国的粮食援助实际上还包含多层功能，比如，在向发展中国家中那些新兴经济体提供粮食援助的同时，也在推行美式饮食消费模式——在其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其自身都没有意识到的时候，美国饮食文化已经悄然进入，并且很快赢得了年青人的喜爱，无形中已经在推销美式价值观，在冷战期间，这被称为“西化”。
“西化”还只是表面的和长远的，更深层次的是这些国家大多都接受了西方发展模式，全国如同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一切都被贴上了价格标签，本地的矿产、农田、水利、森林以及本土文化等，都商业化了。农业也同样，从接受美国的粮食援助变成开始进口欧美提供的粮食种子和价格低廉的农产品，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美国在为长远的粮食战略而作前期布局。
美国还通过粮食援助的方式，改变一些粮食大国的粮食结构，使其简单化。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粮食品种越丰富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越高，如果粮食品种过少，那么一旦遭遇灾情或者粮食冲击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1845年爱尔兰之所以爆发大饥荒，就是因为其主要口粮为土豆，过于单一，结果当土豆发生大面积灾害的时候，整个爱尔兰就陷入到饥荒中。美国为了达到此目的，利用粮食援助迫使受援国大面积改变种植品种，结果农产品品种简单化。美国的手段很简单，在提供粮食援助的时候，要求对方用它所制定的粮食清偿；受援国为此不得不改变种植结构，按照清偿合同生产。智利就是这样沦为美国的粮食附属国的。在上世纪90年代，智利接受了美国粮食援助，美国要求其以大豆、小麦等粮食清偿。为此，智利不得不大幅提高大豆和小麦等粮食的种植面积，结果其种植面积最高时竟然达到总面积的1/3以上。美国获得了优质的智利大豆和小麦后，又用其作为武器，攻击另外的大豆和小麦主产国中国。
从1950年到2000年，在这半个世纪期间，世界农业人口下降了约25%，许多新兴经济体大规模城镇化，就连非洲等不发达地区，城镇人口比例也大幅提升。城镇化的结果就是，更多的人更依赖从超市购买食品和在饭店进行消费，这与农村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所以超市这种日常商品经营场所在这50年中以几何级数增长，全世界所有的城镇里到处都是超市、商店、大型商场。超市这种店面多为大型商贸企业，甚至是跨国企业，比如沃尔玛、家乐福等，他们在经济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垄断了销售，任何粮食产品不加入超市连锁销售，几乎是不可能在市场上立足的。农业国家中原本那种小生产者、小经销商根本无法与大型超市对抗，结果就是所有城镇化国家的传统小作坊、小经销商无不破产，传统商业模式消亡，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巴基斯坦、南非等等，谁也未能逃脱。亚洲成为美国这种战略实施的最成功之地，如果说得稍微绝对点，所谓全球化，就是美式化，而美式化，就等于被纳入美国垄断的市场中。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美式化”运动中，食物的供应链、社会饮食消费模式和社会农业再生产这三者基本上已经被美国所控制，四大粮商自然就可以为所欲为，制造两次粮食危机不过是他们的一场实战演练罢了。
丹·摩根，这位美国著名记者，经过长期调查研究，写就了一部论述美国粮食武器的著作：《粮食巨人——一件比石油更强大的武器》。
丹·摩根在《粮食巨人》一书对美国在冷战期间把粮食作为武器的手段描绘的非常到位，他说：“1945年以来，美国粮食援助的政治成分始终是一清二楚的。南斯拉夫1948年拒绝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以后，想摆脱苏联影响的铁托元帅的行动受到了美国粮食发运的支持。总的说来，凡是美国在那里有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的国家，就能分到480公法计划补助的最大最好的一份。诸如巴基斯坦、南朝鲜、巴西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购买美国军事物资的国家，都大大享受到美国粮食援助的好处；对于波兰和南斯拉夫这两个整个东欧最独立的共产党国家，以及原料储备雄厚的印度尼西亚和巴西来说，情况也一样。国务院一位成员有一天为出口棉花和稻米给印度尼西亚提供了一条扼要的论证：‘它们有石油，我们有农产品。’但480公法计划这一手段也可以反过来用。”
“在尼克松和后来的福特担任总统的时期里，美国外交越来越使用粮食武器。援助计划的功能比任何时候更政治化了。1972年和1973年，在480公法计划补贴的产品中，70%是用于南越和柬埔寨战争经济的……在那些经济和居民都依赖进口美国产品的国家里，粮食援助就作为棍子和胡萝卜交替使用。1971年，480公法计划向南朝鲜提供了购买食品的贷款。同年，向葡萄牙提供了同样的贷款，换取的是，延长亚速尔群岛美国军事基地的使用期。1974年，孟加拉在同意停止向古巴出口黄麻后，也享受了同样的好处。”
“美国粮食的供应量随着智利国内的政治变化而变化。当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于1970年当选总统的时候，美国发运给智利的补助小麦停止了。在他下台后，1973年9月11日，发运很快又恢复了。粮食援助或不援助是尼克松政府为反对阿连德所采取的‘破坏稳定’的秘密战略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