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里根政府的农业部长约翰·布洛克在一次听证会上直言不讳地说：“粮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是把各个国家系在我们身上。那样，它们就越发不愿意和我们捣乱。”
2003年3月15日，美国“空军一号”专机徐徐降落在亚速尔群岛拉日什空军基地，在这里，美国、英国和西班牙三国领导人召开了峰会，讨论是否向伊拉克开战，伊拉克的命运就在此地被三国决定。
亚速尔群岛位于葡萄牙大陆以西约1600公里处，距美洲东海岸4000公里，东接西欧和地中海，西联北美，南眺非洲和南美，地处欧洲和中东战略要冲，扼横跨大西洋的航道。亚速尔群岛是葡萄牙领土，由9个小岛组成，被称为葡萄牙在“大西洋的九个女儿”。群岛绵延628公里，总面积2335平方公里。这9个岛屿并无多大经济价值，但自从1427年被葡萄牙航海家发现以来就一直是大国的必争之地，在16世纪英国和西班牙争夺全球霸权的时候就曾在此海域进行过数次海战。二战期间希特勒也曾企图夺取亚速尔群岛。1943年8月17日，英国和葡萄牙签订英葡协定，同年10月12日，英军在亚速尔群岛登陆。1944年11月28日，美国和葡萄牙达成秘密协议，允许美国使用圣马利亚基地。美军进驻后扩建了拉日什空军基地，基地面积达14平方公里，跑道长3600米，宽100米，可供各种大型飞机起降，成为二战后期盟军的主要空军基地之一。
二战结束后，美国本应归还拉日什空军基地，但出于冷战的需要，这里是美国大西洋战略的重要支撑点，因此与葡萄牙谈判，继续使用该基地。当时，美国每年付给葡萄牙5900万美元的租金，另外，美国还使用粮食手段，向葡萄牙提供贷款用以购买美国的粮食，换取葡萄牙同意延长军事基地的使用权。
拉日什空军基地后来果然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前农业部长厄尔·布茨在1974年11月19日的《时代》杂志上层这样说过：“粮食是一种手段，它在美国外交谈判中式一种武器。”1980年，里根政府的农业部长约翰·布洛克在一次听证会上直言不讳地说：“粮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是把各个国家系在我们身上。那样，它们就越发不愿意和我们捣乱。”80年代曾担任美国政府一个援助委员会顾问的欧内斯特·格雷夫斯说：“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些政府做必须做的事情，我们就应该把给它们的援助推迟到它们这样做为止。”
粮食在最近几十年，已经被赋予了多重属性，其一为公共生存物品属性。粮食不同于其他物资，属于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其二为商品属性。粮食本身就是基本的经济要素，可以说粮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商品，粮食贸易自古以来就十分兴盛，现在又是工业和服务业的基础，所以，现代粮食贸易更是经济运行的不可或缺部分；其三为金融属性，这也是现代金融资本主义的必然行为，粮食期货已经是最具炒作意义的金融产品；其四为能源属性。粮食可以转化为生物燃料，这是科技进步的结果，也是能源紧张的使然，更是美国粮食战略的手段；其五为政治属性。在人类复杂的政治争斗中，原则上，任何物质都具有政治属性，只要这种物质为国际社会所需要的，那么这类物质的富有国就一定会把其当作战略物质，赋予政治理念。
美国的粮食武器不仅用来对付苏联这样的敌对者和不服从美国意愿的第三世界国家，而且有时也用来轰击欧洲和日本，教训一下伙伴。1973年，尼克松政府为了逼迫日本和西欧在东京回合的贸易谈判中作出让步，宣布禁运大豆。
曾参与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一位人士说：“一切事情都像是美国想要恢复世界统治。粮食市场是重要的地理政治市场。华盛顿拼命要控制绿色大权。”
“粮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就是把各个国家系在我们身上，那样他们就不愿我们捣乱。”美国里根政府时期农业部长约翰·布洛克如是说。第三世界国家缺粮“使美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力量……华盛顿对广大的缺粮者实际上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利”。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中这样说。
经过多年的粮食战略与投机性操作，美国的粮食战略战术已经运用的炉火纯青。
从理论上来说，当粮食价格暴涨时，泰森食品、百威英博、通用磨坊、家乐氏、卡夫、雀巢这些食品巨头本应泪流满面，但实际上他们也许是正在“偷着乐”，因为一方面他们可以水涨船高，并不惧怕食品原料上涨；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同时也往往参股粮食巨头，且拥有多种金融手段——通过这些公司在粮食危机后所发布企业信息就可以得到印证，他们都已经采用了大宗商品对冲策略，使公司避免了遭受小麦、玉米和大麦价格飙升的影响。如谷物食品及方便食品生产商家乐氏在看到2010年俄罗斯出现旱情的时候，就已经对各类大宗商品进行了90%的对冲；全球最大的啤酒生产商百威英博在粮价上涨前已经对2011年底前购买的大麦进行了对冲；通用磨坊也是在俄罗斯旱情出现时，俄罗斯尚未对小麦出口下达禁令前，就已经对2011年大约50%的大宗商品进行了对冲。这些跨国食品巨头就是通过这种办法锁定了远期价格，全球大型跨国食品巨头中已经有1/3提前进行了对冲。
美国在发动一场袭击的时候，无论是战争还是粮食危机，往往都是复合手段，即几种战略手段同时使用，且相互配合的非常到位，表现出了娴熟的技术——西方在把粮食作为打击力量的使用上其实有着老道的经验。
19世纪末，曾发生了一场遍及中国北方、印度和巴西的大饥荒，这场灾难被西方解释为“厄尔尼诺饥荒”，因为当时发生了由热带地区引发的严重干旱，但实际上自然因素只起了一部分作用，更主要的因素是英国殖民者破坏了中国、印度和巴西原有的粮食自给系统，因而实际上是一场维多利亚后期大屠杀。这场灾难共造成3000-6000万人死亡。英国人统治印度期间，早就开始推行资本主义制度，把印度粮食商品化，大量收购粮食用于出口，这等于破坏了印度原有的粮食生产和储备结构。在此之前，印度没有铁路网，也没有全国统一的粮食市场，农村中的粮食通常有不少富余，就由农民自行储备；另外，印度土邦为稳定的世袭制，这种世袭土邦也建立起稳固的农业经济模式，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较为松散，不会产生大面积投机炒作。但是，当英国人来了以后，一切都变了，铁路网建立起来了，电报局也出现了，因此各地粮食信息几乎能不费力的短时传播，加之英国殖民者有充裕的资金可以用于收购，另外英国殖民者和土邦贵族们往往勾结一处，因此整个印度的粮食逐渐形成了一个系统，并且可以利用铁路快速运输，电报又把交易信息即时在英国殖民者、英国政府、大粮商以及大资本炒家之间迅速传递。因此，印度实际上已经被纳入到了英国人主导的世界大市场中，大量的粮食被运出印度，卖给世界各地的市场。结果，从1875年至1900年，原本丰衣足食的印度出现了长达25年的粮食匮乏，导致局部出现饥荒，全国都陷入粮食恐慌中。这期间，英国殖民者总共输出的粮食从300万吨增加到1000万吨，这正好等于印度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口：12000-2900万人。所以，英国人等于是打破了印度原有的粮食平衡，硬把印度人的口粮抢过来出口。如此这样的景象还出现在中国、爱尔兰和孟加拉。
印度历史上曾发生“寺庙工资”引发的大暴动。所谓“寺庙工资”是当时印度总督李顿勋爵的强力统治下，由孟加拉副总督于1877年提出的，其目的是削减孟买和马德拉斯两地政府的救济支出。结果，导致大米配额数量大为减少，底层劳动者付出艰辛的劳动，但所得连每日的基本营养都不够，终于由此引发了“救济罢工”，饥饿的人群组织了大规模抗议活动，离开工厂和农田。这才罢工也取得了印度本土工商业的支持，形成了民族主义运动。英国殖民统治者只好提高大米配额、降低工作强度。
在19世纪70年代，巴西东北部由于长期种植甘蔗等糖类作物，形成排他性商业性粮食贸易，当旱灾发生时就导致不少庄园和农民破产。破产农民涌动到沿海地区寻找生存机会，但这里根本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饥饿的人群抢劫了福塔莱萨市的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