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域上说，日本属东亚国家，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但从政治、经济、军事的近代发展历史分析，日本自明治天皇（1867～1912年在位）实行社会变革后，开始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在“脱亚入欧”的口号下，引进和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改革社会的各个方面，具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特征，故其社会性质基本上属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中国的火器技术早在明治维新前的300多年就已传入日本，对日本的社会发展与武器的更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故有必要作一些探讨。
中国火器技术向日本的传播，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直接的是通过中日两国的和平交往与战争两条途径。间接的则与高丽火器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
高丽火器与中国火器的亲缘关系
日本火器史研究者有马成甫也有这种说法。高丽有关的文献与传世、出土的火器实物，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1.中国火器技术向高丽的传播
元军在1274和1281年两次进攻日本时，都以高丽为前进基地，并有高丽军队参加，从而使高丽军队有可能学到中国火药与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技术。元朝建立后，一部分高丽军队便有机会使用元廷调拨的陶制火蒺藜和震天雷等火器进行装备。与此同时，双方科技文化和军事技术的交流也日益扩大，高丽人对中国火药与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技术的研究也随之深入。高丽恭愍王王颛（蒙古名为伯颜帖木儿）在位时（1352～1374），倭患兴起，高丽沿海深受其害。其时恰逢中国元末农民大起义，朱元璋（1328～1398）所部于1368年（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正月，在金陵建立明朝，并于当年八月攻克大都（今北京），推翻元朝。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即派使臣至高丽王京都开城，致玺书高丽朝廷通好。1369年，王颛也派使臣至明廷上表祝贺。朱元璋又派符玺郎亻契斯持诏及金印诰文，封王颛为高丽国王。高丽恭愍王为抗倭需要，派使臣至明廷请求支援。此时，明军已将元朝创制的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火铳”，发展至更为先进的“明洪武火铳”。朱元璋为支援高丽军民抗倭之需，慷慨应允高丽王廷之请，下令调拨焰硝、火药与火铳给高丽王廷。明朝先进的火药与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技术开始传入高丽。
2.明火铳传入高丽
据《高丽史》卷44记载，高丽恭愍王二十二年（明洪武六年，1373年）十一月，恭愍王廷派密直副使张子温到中国应天（今南京），请求明廷颁降“船上合用器械（指火器）、火药、硫黄、焰硝等物……以济用度”。次年五月，朱元璋给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官员颁旨，命拨“五十万斤硝、十万斤硫黄”，以及其他所需材料，供高丽配制火药之用。从调拨的数量看，硝石与硫黄是五与一之比。用硝石和硫黄的这一比数，加上适量的炭粉，就能配制性能良好的发射火药，供火铳发射弹丸之用。这类火药不但在明初的通都大邑中广为制造，而且在云南等边远地区也能大量制造。这类火药配方，在明代后期的兵书中也多有所见。
明廷支援的火铳、火药等运到高丽后，适应了高丽的急用之需，恭愍王即于当年作了抗倭部署，任命全罗道安抚使郑地兼倭人追捕万户，协助海道元帅罗世捕剿倭寇。1380年，郑地、罗世与火器技术家崔茂宣密切配合，整军备战。不久，在全罗道同来犯的500余船倭冠展开激战。装备有火铳等火器的高丽战船，以罗世为指挥、崔茂宣为副指挥，在镇浦港水战中将倭船全部焚毁，大获全胜。主帅罗世是元代流亡到朝鲜的中国人，作战中他智勇双全，身先士卒，深受朝鲜军民的称颂。
在有关记载高丽抗倭作战的史料中，虽未具体记载从明朝传入火器的使用情况，但却有一些出土明初火铳的实物，可以间接或直接反映当时高丽军队所用明初火铳的概况。据《韩国古火器图鉴》中记载，高丽出土的火器中，就有制于中国明洪武十年（1377年）和永乐十九年（1421年）两件铜手铳。从图形看，它们在形制构造上，与在中国一些地方出土的制于相同年代的两种手铳完全相似。左上：高丽出土的洪武手铳，右上：国内出土的洪武手铳，左下：高丽出土的永乐手铳，右下：国内出土的永乐手铳）。在此期间，高丽朝廷的军器制造部也开始设立并制造火器。
3.高丽朝廷火桶都监的建置及其制造的火器
最初向朝廷奏请建置火桶（即火铳）都监的是“全罗大捷”中的副帅崔茂宣。
崔茂宣（约1325～1395），朝鲜全州人，性巧慧，多方略，喜谈兵法，于恭愍王在位时任军器监判事，深知火器在作战中的威力，力主自制火药与火器。其时，恰有来自中国江南的熟谙煮硝和配制火药之法的焰硝匠李元，二人礼遇后，李元便应崔茂宣之请，将其煮硝和配制火药之法传授给朝鲜人。1377年（明洪武十年，高丽辛礻禺王三年）十月，崔茂宣向辛礻禺王牟尼奴（1377～1387年在位）上奏，请求建置火桶都监及制造火药与火器之事。辛礻禺王即下令建置火桶都监，命崔茂宣主持其事。
此事在高丽的文献中多有记载。《高丽史·兵志》称：“辛礻禺三年十月，始置火桶都监”，以崔茂宣主持其事，制造火药与火桶（即仿制中国之火铳）等火器。同书列传卷一三三记为：“十月，从（军器监）判事崔茂宣之言，始置火桶都监。茂宣与元之焰硝匠李元善遇之，窃问其术，家童数人习试，遂建置之”。《李朝实录》太祖四年（1395年）条记事中称，有检校参赞、门下府事崔茂宣于是年卒，并附有其小传：茂宣从江南客商习得火药法，试之皆验。又造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火炮、火桶与火箭，蒺藜炮与铁弹丸等。
高丽李朝初期的执政大臣柳成龙，在《西厓集》卷16《记火炮之始》中，也有与上述类似的记载：“按我国本无火药，前朝（即王氏高丽朝）末，有唐商李元者，乘船至开城礼成江，寄寓军器监崔茂宣之奴家，茂宣以其奴厚遇之。李元教以煮焰硝之法，我国火药自茂宣始。于是，倭犯珍岛，郑地载火炮于船上攻之，贼大败去”。
从上述记载可知，崔茂宣是高丽自制火药的第一位火器研制家，对学习与仿制中国的火药与火器，推动高丽火药与火器制造与使用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4.朝鲜火器制造的初步发展
由于高丽辛礻禺王朝政治腐败，于1392年被抗倭成名的大将军李成桂推翻，李自立为王，受明太祖册封，改国号为朝鲜，仍奉明朝年号，史称朝鲜李朝（1392～1910）。王氏高丽在建置火桶都监时，将火桶都监从军器监中划出，由三品官专掌火药与火器制造之事。至李朝太祖（1392～1399）时，将火桶都监改为司炮局，由李朝王廷内官职掌其事，后又统归军器寺。军器寺设长官都提调一人，提调二人协助都提调理事，兼造火器与冷兵器。太宗李芳远（1400～1417）继位后，把火器制造的重点放在火桶上。1415年初，太宗下令收亡寺钟熔铜铸造火桶；四月，又增编火桶军400名，与原有的600名火桶军一起，扩建成1000人的火桶军，编成专业队兵，由队长、副队长统领；七月，军器寺已造成火桶、火铳近万支，仍不敷使用。可见，当时朝鲜火铳制造已有较大的发展，技术也已相当成熟。之后，李朝后继诸王，也十分重火器制造业的发展，把中国先进的火器技术引进朝鲜，推动了朝鲜火器技术的进步。
从朝鲜的各种史籍、兵书，诸如《高丽史》、《汇纂高丽史》、《李忠武公全书》、《西厓集》、《惩毖录》、《戎垣必备》、《国朝宝鉴》、《钦恤典则》、《大典通编》、《続文献备考》、《大学类义》、《御制兵学通》、《御制兵学指南》、《御定武艺图谱通志》、《城制图说》、《军旅大成》、《三军总考》、《城图全篇》、《神器秘诀》、《全罗道右水营志》等，关于兵器、军队编制装备、战争中使用兵器的记载，以及勤政殿、陆军士官学校军事博物馆、牙山显忠祠、东亚大学博物馆、景福宫武器库、延世大学校博物馆、仁川博物馆、高丽大学校、海军士官学校、昌德宫秘苑仓库、庆熙大学校博物馆、庆州博物馆、庆北大学校、建国大学校、釜山大学校博物馆、光州南山博物馆、国立中央博物馆、晋州大亚民族博物馆等单位，所收藏的各地传世和出土的火器实物中，可知朝鲜自李朝以后制造的火器，在火器种类（除佛郎机炮与火绳枪外）及其形制构造上，绝大多数都与中国宋元以后的火器相近、相似或相同。如：
燃烧性火器有火球、火药箭、喷筒等。与宋元明的同类火器相似。
爆炸性火器有震天雷、蒺藜炮等。震天雷除投掷者外，还用大炮发射。在使用方式上与中国的震天雷有所不同。
单管手铳为单兵所用，钅充身刻有胜字、制造年月、重量等字。与中国元代的“至正辛卯铳”、明初的“洪武铳”、“永乐铳”在构造上相似，刻字的内容稍有不同。都发射箭镞与弹丸。
多管铳制于16世纪以后，有与中国嘉靖年间（1522～1566）相同的“三眼铳”，与明朝“五排枪”相似的“五连座钅充”，对明后期“十管枪”进行改进的“十连座铳”等。
轻型火炮有与中国明代后期相同的飞礞炮、威远炮、虎蹲炮等。
重型大炮都制于16世纪以后，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按炮身所刻天、地、玄、黄四个字分为四种，炮身重1209～49斤，天字炮最重，其他三种依次减轻；分别发射重50斤的大将军箭、33斤的将军箭、7斤的次火箭，3.5斤的皮翎箭，或铅、铁弹丸，射程可达2000～800步。另一类是大碗口型火炮，有别大碗口、大碗口、中碗口三种，各重1100斤、528斤、290斤，依次发射重120斤、66斤、30斤的别大飞震天雷、大飞震天雷、中飞震天雷三种铁制炮弹，或依次发射重120斤、45斤、35斤三种石弹，射程可达350～500步。其中三种铁制震天雷式炮弹为朝鲜火炮匠李长孙所创制，具有射程远、摧毁威力大的特点。
有马成甫先生根据朝鲜火器技术的产生及其发展的历史过和，得出朝鲜火器是中国火器直系制品的看法，是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当然，也应当看到朝鲜火器研制者，在学习中国火器技术过程中所发挥的创造性才能，也是弥足珍贵的。中国人民在援助朝鲜人民剿捕倭寇，以及在16世纪末的援朝抗日之战中，也将中国的火药与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技术传播到了日本。
日本火器技术的来源
日本火器技术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国，其二是葡萄牙。前者自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日文永十一年）至16世纪末，后者为1543年（明嘉靖二十二年，日天文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以后。
1.日本火器技术的中国来源
日本人对中国火器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战争的途径，以及倭寇对中国沿海的劫掠和明廷对倭寇的剿捕。前文第三节已经提到，中国元军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用兵日本时，把火器带到了日本战场，日本才知道世间上已经有了火器，并把火器称作“铁炮”（てつぱプ）。铁炮在日本的含意较宽泛，它最初是指元军使用的震天雷式铁火炮。后来又指日本人自制的火炮与步枪。由此可见，日本人对火器的最初命名，是从见到中国的火器开始的。也就是说，日本人对火器知识的最初来源是中国。即使是日本庆安二年（1597年）出版的记述葡萄牙火绳枪传入经过的文献，也把它称作《铁炮记》。但是，由于元廷对日本采取保密和严禁向日本扩散火药制造技术的措施，所以日本人自造火药与火器的年代，要比朝鲜晚得多。
自13世纪后，九洲和濑户内海沿岸的日本武士和地方豪绅，为获取财富，纷纷来到中、朝，进行贸易，其中有一部分人伺机劫掠沿海居民，被中国明廷与高丽王廷称为“倭寇”。并采取防倭、备倭、捕倭、剿倭的措施。明初的火药与火铳的制造由此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制品有一部分被用于沿海的防倭设施中。1988年4月1日，山东省蓬莱县马格庄乡营子里村，出土了一对洪武八年（1375年）制造的大铜炮，属碗口铳系列的大型铳炮。它们的全长为630毫米，口径230毫米，实测重量73.5公斤，是已经出土的洪武铳中制造年代最早的唯一的一对碗口型大铜炮，铳身刻有“莱州卫莱字七号大炮筒，重一百二十斤洪武八年二月某日宝源局造”。明朝自洪武二年（1369年）起，倭患日增，遂于当年建置莱州卫。莱州卫濒临莱州湾，东邻登州卫，是明初沿海备倭要地，故用大型铳炮加强守备能力。于是沿海各要塞，都扩建堡寨、增加兵力，增设大型火铳。洪武十三年（1380年）后，沿海守备明军又按10%装备手铳，可见大型火铳与单兵手铳已成为剿捕倭寇的利器。倭寇在同明军作战的过程中，又见到了比元代更为先进的火器。
永乐十七年（1419年）六月，明辽东镇总兵刘江，在辽东望海埚依托大石垒成的堡寨，用火铳击杀来犯倭寇2000余人，史称望海埚大捷。作战中，倭寇更加认识了火铳的厉害。
前述朝鲜全罗道守军利用明洪武朝廷支援的火药与火器，在1380年大败倭寇的战例，也说明倭寇在此期间可能获得了明军所使用的火药与各种火器，乃至包括当时最先进的铜火铳在内。
由于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史籍，对中国元末明初的火器是否传播至日本之事缺乏记载，故迄今尚未发现14世纪中叶以前有关这一问题的证据。正如日本的有坂钅召藏说：
要想根据现有的各种记录，来判断枪传入我国的时间是比较困难的。而且，有关枪传入我国的史实记载很少，要确定枪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传入我国的，即使对于史学家来说，也很困难。
但是，在日本有关的史籍和别集中，也有一些关于中国火器传入日本的零星记载，它们虽非信史，然而也不无参考价值。为此，日本火器史研究者洞富雄和有坂钅召藏便把它们列于自己的著作中，主要有下列几条：
（日本）文安三年（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在行誉所撰《盖囊抄》中，有使用铁炮与纸炮的记载。
日本文正元年（明成化二年，1466年），有“琉球国官人参，而庭上消三拜退出，忽献方物也。退出之时，于摠门之外边，放“铁放”一两声，人皆听而惊颠也”的记载。
据《碧山日录》记载：日本应仁元年（1467年）十一月六日的记事称，赞州守城之营，为城下之固，筑起城墙、城楼，飞炮、火枪（等）战攻之具所至悉备焉。洞富雄据此记载分析，认为此中的火枪当与明永乐年间（1403～1424）明军所使用的神机火枪——火铳相类似，是日本人使用火铳的最早记载，是中国明手铳直接或间接传入日本的证据。
《北条五代记》记载：日本永正七年（明正德五年，1510年），中国的枪传入土界市，又传到关东一带。
《甲阳军舰》记载：日本大永五年（明嘉靖四年，1525年），中国的枪传到了武田家。
上述日本史籍和别集中有关中国火器传入日本的几条记载，虽然还属于孤证，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是正如日本火器史研究者有坂钅召藏所说，日本应仁元年（1467年）以后，战火频仍，兵家都力求获得大威力的兵器；外国商船也经常开到日本的沿海港口，不免有外国兵器传入；倭寇劫掠中国和朝鲜的沿海地区，从中获得中国明朝制造的火铳等火器，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正因为这几个原因，所以中国枪炮在应仁年前后传入日本之说，还是比较稳妥的。
中国明朝用火器支援朝鲜抗倭与抗击日军的进攻，在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日本文禄二年）正月的平壤之战中，又发展到新的规模。其时，日本侵略军小西行长率兵2.4万据守平壤。明防海御倭总兵李如松率中朝联军5万人，从三面进围平壤。正月初七日发起进攻。朝鲜都体察使（参谋长）柳成龙在其所著《惩毖录》中，对明军使用火器进行的攻城战，作了详细的描绘：
天兵（指明军）以大炮、火箭攻之。炮声震地，数十里间山岳皆动。火箭布空如织，烟气蔽天。箭入城中，处处火起，林木皆焚。骆尚志、吴唯忠等，率亲兵蚊附登城，前者坠，后者并，莫有退者……其夜贼乘冰过（大同）江遁去”。
柳成龙在《惩毖录》中，不但描述了平壤战役（日本人称为“文禄战役”，因其发生于文禄元年）中明军所用大将军、霹雳炮、威远炮等火炮与火箭的威力，而且还叙述了在文禄元年九月的庆州战役中，朝鲜军队使用自制的胜字手铳、天地玄黄四种大炮、大碗口炮（又称臼炮），以及发射的火箭、火石弹、蒺藜炮弹、震天雷式炮弹进行作战的情况：
左兵使朴晋收复庆州。晋初实自密阳，奔入山中。朝廷以前兵使李班弃城逃走，即其所在诛之。以晋代为兵使……晋率左道兵万余，进薄庆州城下。贼潜出北门掩军后，晋还奔安康。夜又使人潜伏城下，发飞击震天雷入城中，坠于客舍庭中。贼不晓其制，争聚观之，相与推转而谛视之。俄而炮自中面发，声震天地，铁片星碎，中仆即毙者三十余人。未中者亦颠仆，良久而起，莫不惊惧。不测其制，皆以为神，明日遂举众弃城，遁归西生浦。晋遂入庆州，得余谷万余石。事闻，升晋嘉善、应铢通政，大任醴泉郡守。震天雷飞击，古元其制，有军器寺火炮匠李长孙创出。取震天雷，以大碗口发之，能飞至五六百步，坠地良久，火自内发，敌最畏此物（日本称震天雷为ほうろ火矢）。朝鲜兵书《戎垣必备》详细叙述了它的形制构造。
由此可见，中国明朝火器和源于中国而有所改进的朝鲜火器，通过中朝军队对日军的作战，或通过剿倭、或由倭寇劫掠中朝沿海地区而传至日本，这是日本火器技术一个顺理成章的来源。
2.日本火器技术的葡萄牙来源
日本火器技术的另一个来源便是葡萄牙人传来的火绳枪，此事发生于日本天文十二年（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八月二十五日，日本人南浦玄昌将其经过记写成《铁炮记》，后收入《南浦文集》中。该文称：当时有一艘载有一百多人的船，在九州南部的种子岛靠岸。船上有牟良叔舍（Francisco Zimoro）、喜利志多（Christovano Perota）和驼孟太（Antonio da Mota）等三名葡萄牙人，以及化名为明朝五峰的王直。葡萄牙人带有一种火绳枪，长二三尺，其旁有一穴（即火门），系通火之路，装上火药与小铅丸，从火门点火，可将铅丸射出，能击中目标。射击时，能发出火光与轰雷般响声。日本人时尧见后，视为稀世之珍，将其称为铁炮。之后，又用重金将其购买，并派小臣篠川小四郎，向葡萄牙人学习火绳枪的使用及其火药捣筛、和合之法，仿制成十几支。不久，日本的一些铁冶厂便先后仿制成日本式火绳枪。中国人称其为鸟铳或鸟咀铳。火绳枪的仿制成功，对日本其后火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