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8月间，四川、江苏和湖南先后发生了令海内外关注的什邡事件、启东事件和唐慧事件，凸显了我国维稳工作中的一些深层次突出问题。经过这几起事件的“洗礼”，进一步让人们认识到，“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
2012年7月初到8月上旬，四川、江苏和湖南先后发生了令海内外关注的什邡事件、启东事件和唐慧事件，前两起事件是环境问题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涉事地方政府充分考虑群众利益后，宣布停止可能影响环境的相关项目建设，迅速平息了事态；后一事件的主角唐慧，因不断上访维权，被永州市公安局以“破坏社会公共秩序”为由处以劳教一年半，在媒体和社会各界及湖南省政法委的关注下，其劳教处理被撤销。这几起事件既揭示了我国维护社会稳定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新现象，同时也展现了地方政府在处理类似事件时的新思维、新方式，那就是，把维护群众权益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正如2012年7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维稳的“治标”和“治本”》一文中所指出的，“各地的维稳实践探索告诉我们，维护群众权益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维护稳定的过程应成为维护权益的过程。”更简单地说，就是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一些媒体和研究社会稳定的一些专家近年所倡导的一个理念——“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经过这几起事件的“洗礼”，可以说这正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核心理念。
群体性事件的三个典型
四川什邡事件
2012年6月29日，四川宏达集团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项目开工典礼在什邡市经济开发区举行，引发人们对环境可能受到破坏的担忧，当地市民借助微博、论坛等互动平台表示对此项目的质疑和反对。6月30日，十几名市民到什邡市委集中上访，在工作人员劝解释疑后离开。7月1日晚，有近百名中学生和百余名市民分别聚集在什邡市委门口和宏达广场两地上访示威，要求停建钼铜项目。同日，新浪微博等网络社区不断出现现场图片和相关文字。7月2日上午，部分市民强行进入市委机关，并损坏了一些公物。2日中午，什邡市政府向市民发布通报暂停宏达项目建设。2日下午1点30分，事态继续扩大，执行警戒任务的特警采用催泪瓦斯和震爆弹将过激人群驱散，造成13名群众受伤。在这种情况下，7月2日晚间，什邡市官方发布消息称，停止宏达钼铜项目建设。7月3日中午，什邡市新闻办发信息澄清“事件中有人员死亡”传言；18时左右，什邡市委、市政府决定今后不再建设钼铜项目。7月5日，什邡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宣布：经中共四川省委同意，中共德阳市委决定：中共德阳市委常委、副市长左正同志兼任中共什邡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什邡市委书记李成金同志协助左正同志工作。
在什邡事件中，什邡官方曾三次表态——从停止施工到停止项目建设再到今后不再建设钼铜项目，三次表态，一次比一次更进一步，最终切合了市民要求，实现了此次群体事件危机的解决。
江苏启东事件
2012年7月25日，启东市民在网上发布消息称，日本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会污染当地环境、危害人体健康，启东市百姓对此项目建设强烈反对，并自发组织向政府请愿。7月26日，启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建新在启东市政府官方网站发布一段题为《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的视频，视频中讲道，“南通大型达标水排海基础设施工程，正在进一步深入论证评估，暂停排海管道建设工程”。7月28日，启东市民为阻止准备建设的“南通大型达标水排海基础设施工程”在市政府门前抗议，场面一度失控，政府机关被冲击，有官员被扒掉衣服羞辱，有车辆和电脑被砸。当天，南通市（启东是南通下辖县级市）政府发布消息称，永久取消启东市有关王子制纸排海工程的项目。28日，示威游行发生后，有网友传言“打死了一个17岁高中生”，启东市公安局快速与市区各大医院及120急救中心紧急联系，证实传闻系谣言。29日，启东市公安局对散布谣言的孙某予以10天行政拘留和罚款500元的处罚。2013年1月30日，启东事件16名参与者分别被以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盗窃罪案起诉。2月6日，启东市人民法院依法做出一审判决。3名被告分别被判处1年至1年6个月有期徒刑；13名被告因自首或主动认罪悔过，法院依法对他们分别做出1年至1年6个月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的判决。一审宣判后，除一人外，其余15名被告人均当庭表示不上诉。
启东群体事件从萌发到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发生，整个过程启东市官方及南通市官方做出三次相对及时有效的回应，使得事件在发生后的较短时间内基本得以平息，民意得到有效的尊重，启东市官方在事件中表现出的理性应对也得到了认可。
湖南永州唐慧事件
2006年10月，湖南永州发生“11岁幼女被逼卖淫”事件，唐慧的女儿乐乐（化名）在三个月内被逼卖淫100余次。其间还多次遭受毒打。母亲唐慧想方设法救出了女儿并报案。2006年10月，此案进入法律程序，先后历经两次重申、四次判决。2012年6月5日，湖南省高院做出终审裁决：包括“妓院”老板秦星在内的两名被告因强迫卖淫罪被判死刑，4人被判无期徒刑，另有1人获刑15年。但事情并未就此平息。受害人母亲唐慧因不满在案件审理阶段，永州公安局有民警为被告人秦星制造了“立功情节”、以期令其得到“免死”判决，连续向多部门投诉，8月2日被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分局处以劳教一年半。此事经其代理律师在互联网上发布后，舆论哗然。网上民怨沸腾，正如当年邓玉娇被网民称为“烈女”，唐慧则被称为“史上最悲情的母亲”。8月4日，新浪认证微博“永州市公安局”就此事发布回应，由于发布后又删除引发舆论强烈反弹。8月5日晚，《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唐慧相关消息，一天内转发超过10万次。人民网官方微博6日零点28分发出评论，质疑劳教决定。8月6日，湖南省政法委成立调查组赴永州调查此案办理情况。8月7日，各重点新闻网站持续关注事件动态，达到第一个舆论高峰。8月10日，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经复议决定撤销永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唐慧的劳教决定。同时，就唐慧反映的关于永州市公安局民警包庇犯罪嫌疑人等问题，湖南省委政法委组织的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湖南籍网民陈杰人认为，唐慧案是“民间和官员的共同胜利”。
唐慧案暂告一段落，但舆论和各界对劳教制度的拷问并未了结。重获自由后，唐慧不屈不挠地表示：不认可撤销劳教的理由。她的上访维权，究竟是否“破坏社会公共秩序”？新华社“中国网事”对此事件评论道：母女团圆的结果留给我们还有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问号指向的是屡屡引起巨大争议的“维稳式”劳教。2013年1月7日，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已研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2013年停止使用劳教制度。2013年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
进入2013年，唐慧案有了新进展。1月，唐慧向永州市劳教委申请国家赔偿，遭到拒绝后，提起行政诉讼。4月30日，被湖南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败诉的唐慧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请求撤销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之前判决，要求永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她道歉并赔偿。7月2日，该案二审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7月15日，二审公开宣判，唐慧胜诉，并获得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国家赔偿）194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但唐慧要求永州劳教委书面赔礼道歉的请求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对此法院称永州劳教委已经进行了口头当面道歉，因此不再要求其做出书面道歉。
三起舆情事件带来的思考
上述三起事件虽然都在短时间内迅速得到以平息，但作为近年来维护稳定工作中三个极具典型的案例，其背后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深入剖析。
我国发展进入“环境敏感期”，但地方政府对环保舆情的处理仍然处于被动局面
针对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出，近年来，全国范围内由环保引发的群体冲突时有发生。值得注意的是，不少项目通过了环评，甚至是国家或省里确定的重点产业项目。这表明，中国社会发展正进入一个特殊的“环境敏感期”。环境利益冲突既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成为发展转型的一种折射。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不过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重大建设项目建设风波的最新标本：从2007年厦门海沧PX化工项目风波、2008年台州居民抗议大石化项目风波、2011年大连福佳PX项目风波，到近年来广州、北京、上海等地居民抗议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类似事件可谓屡见不鲜。
因担心生态环境受到破坏而引发的居民与政府间的冲突，在发达国家也较为常见，被称作“邻避现象”。政府部门在规划和建设中有社会和环境影响的公共设施时，往往受到选址周边居民的反对，产生了“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抵制。《人民日报》评论指出，对中国而言，“发展中”的现实国情，注定不能完全避免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型中”的经济现状也难以完全做到“零污染”，环境保护的现实水平跟不上公众的预期速度，兼之一些地方项目引进透明度不够、公共决策罔顾民意，容易引发公众的“污染猜想”，从而衍生出“环境恐慌”。故而，消除“环境恐慌”，应该将公众的环保新期待作为执政为民的新变量，不仅要追求项目的经济价值，更应考虑其环境价值和社会风险。如果大型项目、公共设施的好处和收益是社会共享，风险与成本却主要由设施周边的少数居民承担，那么，任谁也“不愿建在我家后院”。正因此，对于那些经过环评认定、仍有一定生态风险的项目设施，既需要权威人士及时普及相关知识、回应公众关切、避免风险放大，更需理解公众的正常心理、合理诉求，对受影响的居民及时实行合理补偿。
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积极性越来越高，但政府决策民主化机制仍然缺位
虽然国家早已明确要求“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但在实际中远远没有落实。以环评为例，建立这项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特别是容易受到项目规划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应该能左右决策。但实际工作中，公众参与往往流于形式。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中国环境资源法学会副会长曹明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他曾经被邀请观察环评公众参与的环节，的确流于形式的情况相当普遍。更多的仅仅把公众参与当作一种程序，对决策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为法律要求听证，所以也就仅仅听证一下。即使有强烈的反对意见，该通过的还是通过了。
什邡市计划投资100多亿元的钼铜项目，被称为国家汶川大地震灾区产业发展振兴重大支撑性项目、四川“十二五”发展规划重点项目，也是经国家环保部按照新标准同意开工的项目。能够为当地带来40亿元的利税和3000个就业岗位，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超过400亿元。这一项目之所以得不到当地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决策过程缺乏民意支撑是重要原因。
启东事件也不例外。据《财经》杂志报道，自江苏王子制纸落户南通不久，就有启东市民通过网络表达质疑声，异议郁积已近八年。之后，他们结成类似“抗污志愿者”的松散团队，开始以“抗议日本王子制纸排污启东”为诉求的线下宣传。
在项目选址落实近两年后，2005年1月，启东市“两会”期间，周志新、顾邦祥等数十位启东市人大代表提交了《关于对南通市达标工业废水排海工程的议案》和《关于坚决制止日本王子纸业污水东排的议案》。这两份议案一度被列入当年启东市人大常委会审议议题，但后来被搁置。
2009年2月，南通环源获得江苏省发改委立项批文，排海工程进入开工建设阶段。与此同时，来自民间的抗议逐渐升温。同年10月22日，数位关注排海工程的启东民众代表前往江苏省发改委、海洋与渔业局、环保厅等部门索要江苏王子制纸排污的环评书，结果被拒。
2010年2月8日，三名启东市民（包括两名养殖专业户）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行政诉讼状，起诉江苏省发改委，要求判令对方于2009年2月做出的立项批文违法，同时判令撤销此文。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该文件仅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不具对外的法律效力为由，未予受理。同年10月3日，因十几名反对者“擅自闯入王子制纸厂区，取走尾水样本”，江苏王子制纸向政府去函表示担忧。
在民众的抵制下，排海工程虽不断延期，但依然逐步推进。在尝试正常官方渠道无效后，民间抵抗重新复苏。此后，部分“抗污志愿者”在启东市政府门前，举牌抗议排海工程的实施；另外，两名“抗污志愿者”向启东市公安局递交游行申请书，号召反对排海工程的市民，在7月28日、29日、30日早上6时至7时到永安广场集合，申请未获批准。就这样，20多天后的7月28日，发生了市民冲击政府大楼的群体性事件。
信息传播已进入“微”时代，但政府信息公开还远不到位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已有四年多了，但信息公开程度远远难以满足公众需求。特别是环境等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信息，公开更是难上加难。
以什邡事件为例，什邡市政府直至事态恶化后才贴出一封公开信，称“冷静，是我们幸福的需要”。可正如观察家们批评的，“早干什么去了”？对于信息不对称的民众一方而言，“公开透明才是幸福的需要”。在项目上马前公示项目利弊，放下身段倾听社区意见，回应民众对环境污染、健康威胁的担忧，面对利益分歧点安排企业、民众、官方进行理性协商……如果不作小圈子决策，程序都是透明的，官民沟通是充分的，民间何至于有这么大的反弹？
专栏 启东事件应对获赞声
网民袁涛：这位市委书记羞涩的微笑，将永远定格在人民的心目中。作为市委书记，能轻车简从，勇敢地走到民众中听取诉求，是条汉子，值得尊敬；扒了衣服受辱后，没有下令用震爆弹、烟幕弹对付人民，值得什邡政府学习。
网民“chinaspine”：启东市民应去看望慰问孙书记，表达市民的歉意，一定要回到和平、法治、对话的轨道上来。
网民“我是西蒙周”：事实证明，一个尊重公民的政府，一个懂得妥协并愿意和公民、舆论有商量的政府，只会赢得信任而非失去人心，只会提升形象而非自毁长城。
台北旺报：官方在先前四川什邡与这次江苏启东的做法迥然不同。此次未出现什邡事件中的催泪瓦斯及震爆弹，有网民发出“启东的军警值得尊敬”的罕见字眼。启东政府还以“请市民放心回家”“天气炎热，请大家注意身体”等温馨字眼，柔性劝导民众回家，避开什邡事件时官方的刺激性用语，显见大陆政府处理群体事件的做法有所进步。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中国环境资源法学会副会长曹明德指出，地方环评中信息披露严重不足，遮遮掩掩。应采取引人注目的方式，使得信息发布有效，而不是以隐蔽的方式自欺欺人。要告诉附近的居民，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数量等，会有哪些环境影响，采取了哪些措施减缓这些影响，让民众心里有数。丑话说在前头，要先把话说开了，大家才好判断。应该采取有效的信息传播方式。在网络时代，政府是有条件这样做的，如果不这样，反受其害的是政府。
动态稳定需要利用好网络减压阀
随着信息化的加深和新媒体的出现，在社会稳定中的观念也随之改变，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开始逐渐替代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传统的静态稳定是把稳定理解为现状的静止不动，并通过简单管控的手段维持现存的秩序。现代的动态稳定则是把稳定理解为过程中的平衡，而信息化、网络化在不断的创新中为这个新平衡提供了一个大平台。
在这平台上，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见解，其中不少人是匿名的，确实声音比较杂乱，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其正面作用，其实网络对动态的社会稳定起到积极作用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减压阀”的作用。目前，我国社会阶层分化明显，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利益结构复杂化，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日益增多，利益的诉求和利益的表达成为社会经常性的行为，需要一个表达平台。在网络这个巨大的信息平台出现之前，人们只能在现实空间中表达和宣泄，往往因此而引起直接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甚至动荡。而网络出现之后，在虚拟空间的表达和宣泄就避免了这样的问题。既然是宣泄，就不免有过头的言语，甚至是谩骂。要理性地认识这些表达行为。在一些领导眼里，网络的过激言辞是杂音，是给政府添乱，或采取一些过激手段来应对，激化矛盾，或不当回事，置之不理，没有正确认识到如果不及时解决现实问题，“减压阀”也会引爆社会问题。
尤其是，在眼下制度化、规范化表达渠道未形成之前，“减压阀”对缓解社会压力的作用不可代替，它不仅可以给民众不良情绪的宣泄提供渠道，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把一些现实社会的问题和矛盾给晒出来，其实也就是领导干部了解社会问题和工作不足的一个平台，应该成为了解民情的一个重要渠道。
民众对恶劣现象的容忍度下降，但政府刚性维稳思维惯性仍难消除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众对环境、安全、质量等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不可容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指出，由于社会进步，中国人对恶劣现象的容忍度已较原来下降。一些原来并不被民众当回事的问题如孕妇遭强制引产，今天引起轩然大波，说明中国人越来越感到这些恶劣现象不能被接受。
在环境领域，从2007年的厦门PX项目事件到2011年的大连PX项目事件，再到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从民众的情绪来看，最初厦门、大连民众理性、和平的“散步”以示抗议，慢慢地开始升级为什邡的“警民冲突”及启东的市民冲击市政大楼等行为，民众情绪由平缓趋向激进。
在这种情势下，地方还惯用传统的刚性压制思维来应对，就会导致冲突升级或加剧。唐慧被劳教的例子就是典型。有专家指出，这是一些地方政府和警方的一种路径依赖，他们觉得只要把某个人控制住了，那么就“稳定了”。以为用强制手段就能维稳，后果则是事与愿违。那么多倾家荡产也要不断上访讨说法的例子足以说明，用类似劳教、动辄使用警力等强制手段来压制，只能是火上浇油。
在什邡事件中，警察被指有使用催泪弹驱散示威者的行动，有网友说，催泪弹不是应该扔向敌人吗？什邡政府却将它扔向广大人民群众？其后果就是官民更加对立，双方互信荡然无存！
与什邡事件中手持警棍奔向人群的防暴警察照片“走红网络”形成对比的是，启东事件中启东市委书记被扒去上衣似尚存笑意的照片流传甚广，当地政府克制温和的处置方式受到肯定，有媒体甚至评论称，启东事件为政府维稳提供了“样本”。因为当权力甚至领导者个人权威的尊严，与民众有尊严的生存发生冲突时，化解矛盾冲突的良药，不是所谓的官员处置突发事件的技巧，而是看你是否能真正读懂民众的诉求，是否能在双方的尊严中，比较出哪个更轻，哪个更重。
人权已写入宪法，随意剥夺人身自由的劳教制度却异化为维稳工具
收容遣送条例废除后的2004年，“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了中国宪法。中国也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表示将尽快批准公约。但中国还有一项明显违背其精神的制度——劳教。
劳动教养制度为中国独有，是一种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并实施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对象是违法但够不上刑事处罚的人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认为，劳教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司法程序外的社会控制手段，被行政权用来单方面、高效率地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是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劳动教养与国家初建时的政治生态和社会治理理念是一致的，但现在违宪、违法，违反法治精神。
2009年，于建嵘曾专门调查上访劳教案，通过分析，他认为，在一些地方劳教制度“已沦为地方政府官员假以维稳为名、行打击报复之实的工具”，轻微违法的进城务工者、上访者、有异议者等，都成为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
唐慧事件再次将劳教制度送上舆论风口。律师李方平指出，唐慧事件暴露出劳教制度存在巨大的程序性问题，那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用很内部的一个方式，就可以限制一个人的自由。
有媒体指出，包括唐慧事件在内的许多事例表明，劳教制度已经成为不少地方实现社会管理目的可使用的“非正当”手段。客观地说，往往是一些摆不上台面，无法在法律途径内解决的问题，由劳教制度来“兜底”。反过来，缺乏正当程序、授权与制约的劳教制度，无疑又给了权力部门极大的侵犯民众权利的空间。
专栏 劳教制度五大弊病
唐慧事件发生后，来自北京、广东、河南、湖南、山东等10个省市的10位律师，联名致信司法部和公安部，直指劳教制度五大弊病。
聆讯制度空泛
建议信发起人李方平律师表示，单就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这一部门规章来看，聆询制度整体设计过于空泛，在聆询的证据种类、举证责任等方面存在立法空白。同时，劳动教养聆询的适用对象仅包括两类，决定劳动教养两年以上的和未成年违法犯罪嫌疑人。
劳教决定“秘密化”
姬来松律师说，判决书公开已是共识，诉讼结果及其理由的公开是程序公开的应有之义。但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劳动教养决定书公开”的规定。
审批“无从追责”
李方平律师介绍，实践中，司法鉴定、仲裁裁决书、法院判决书，不仅有机构名称，还有具体鉴定人员、仲裁员和法官姓名。但劳教决定书并没有写明负责审批的主负责人是谁、副负责人是谁。
法律帮助受限
郑继能律师介绍，在过去较长的时间里，律师几乎不可能参与到劳教案件中为被劳教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近年来少数地方开始允许律师参与这类案件的代理，不过在会见时还会受到限制。
劳教年龄无上限
张麦昌律师介绍，根据公安部规定，劳动教养在年龄上只有下限没有上限，即年满十六周岁、符合法定情形的就可以被劳教。实践中也有多起老年人被劳教的案例。
劳教制度最受诟病之处，一是不经司法审理，全由公安一家定案。其二，则是处罚过重。作为一项主要针对轻微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劳教制度的惩罚力度本该低于刑事处罚，这也是当初确定由公安机关一手经办的唯一合法理由。然而现行劳教制度却可以对被劳教者处以最高达4年的“刑期”，远远超出许多刑事案件的最低刑期，以致出现被劳教者主动要求加重定性，改为刑事案件的咄咄怪事。而上述两项弊端的联合作用，劳教制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就难以避免地成为许多地方公安机关的“撒手锏”，用以对付那些令其头痛的“不安定分子”，近年来则屡屡用于维稳任务。唐慧事件则是最新的鲜明实例。
也因此，近十年来，废除或改革现行劳教制度的呼声从未停止。
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有多重要
什邡事件、启东事件和唐慧事件的接连发生，凸显了我国维稳工作中的一些深层次突出问题，同时，在中央到地方都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下，这几起事件的处理也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值得认真吸取借鉴。
把“维权就是维稳”的理念全面深入贯彻到政法工作中去
就在上述三起事件发生期间，中央于2012年7月17日召开了全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将“围绕产生不稳定因素的深层次原因，从推动科学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科学民主决策、公正廉洁执法、密切干群关系等方面加强源头预防”“把维护社会稳定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等作为维稳的宝贵经验予以强调，有媒体评论指出，这表明中央在维稳工作中有了共识，那就是：维护社会稳定与维护群众权益具有内在统一性，维权就是维稳。这或许也预示着，未来我们社会管理的传统思维、维护稳定的思路方法都可能会发生变化和调整。
虽然目前在各地大大小小的群体性聚集事件中，仍闪现着过时维稳思维的影子。但什邡、启东和唐慧事件——不管是其处理方式还是结果，都让我们看到，中央关于“维权就是维稳”的共识正在更多的地方得到践行。
要让“维权就是维稳”的理念全面深入地从上到下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一方面，地方执政者要学会妥协让步，放弃敌对思维、权力维稳思维，不能再习惯性把民间不一致的声音归为“政府对立面”，将民众维护自身权益的合理诉求视作社会稳定之大忌。《人民日报》2012年7月18日以《莫让“权利维稳”变成“权力维稳”》为题，发表了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明国在广东省政法系统领导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摘要，其中指出，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认为平安就是“不出事”。对一些苗头性问题视而不见，能捂则捂、能压则压；对“定时炸弹”式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矛盾采取“击鼓传花”的做法，明知不妥，但愿不在我任上出事就“OK”；对群体性事件应对失当，要么乱扣帽子、加剧冲突，要么丧失原则、一味妥协，等等。这种逻辑下的维稳，忽视了对公众权利的保障，回避了对群众所急所盼的充分协商，不是权利维稳，而是权力维稳，不是动态维稳，而是静态维稳，不是和谐维稳，而是强制维稳，甚而产生新的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必须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大部分群体性事件，都是政府权力不受法律约束，公民的权益得不到伸张而引发的事件。因此，必须把法治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方向。《人民日报》2012年7月19日在《维稳的“治标”和“治本”》一文中指出，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群众根本利益。认识到这一点，在化解矛盾问题的过程中，就应该时时处处体现对群众各项权益的尊重，不可有丝毫“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粗疏和缺漏。中央之所以一再强调公正、依法、科学、稳妥处置，就是要求执法者在维护公共秩序时，首先保证自己有良好秩序；捍卫社会公正时，首先展示自己能处事公正；打击违法行为时，首先严格自己依法守法。这样的维稳，才能最大限度维护群众权益，也才能成为群众共识。
必须尽快建立健全公众诉求表达和民主参与机制
既然“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那么，怎么“维权”？唯有让公民合理合法的诉求进入制度轨道，公民才不会在体制之外去寻求非理性的渠道予以表达；唯有建立公众广泛充分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主决策机制，政府的决策落地才会有坚实的民意基础支持。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的做法必须抛弃。
什邡、启东事件发生后，有媒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启东事件与什邡事件形成效应叠加，加剧了这样的印象：政府决策有问题，纠正问题最快速也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搞暴力示威。这些印象如果逐渐从点连成片，对中国的社会稳定将是灾难性的，它会鼓励人们拒绝相信政府，并采取激进方式实现利益诉求。“什邡—启东模式”必须打破。怎么打破？政府必须从正确决策、加强与民众沟通做起。
正如有评论指出的，公众有诉求，诉求需要表达，这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特征之一。给民众表达诉求创造充分渠道，是避免矛盾激化、即使有局部矛盾激化也不可怕的保障。
仍以环保领域的例子说明。因重大工业建设项目选址问题而引发的公民抗议风波，历来在全球范围内都随处可见。即使在发达国家的美国，小镇居民的抗议逼停国家重大项目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然而，发达国家的类似风波与我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别：这些公民参与的抗议活动多数都是和平有序的，而且事态的结果多数都是公众一方战胜财大气粗的投资方，不少重大建设项目经过投资方大力修改完善其污染防控措施后得以存续、完成，少量则迫于强大公众舆论压力而最终夭亡。无论结果如何，政府作为公民与投资方的中间裁判，其道德权威与合法性并未受到太大损失，甚至算得上安然无恙。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发达国家的类似风波能善始善终甚至因祸得福呢？
分析指出，在美国，重大工业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方和国内一样，往往同样财大气粗，都是当之无愧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虽然非常强大，但它们却不仅不能为所欲为，相反，在面对下述诸多压力和监督时甚至如履薄冰：有来自各种法律法规的约束压力，有来自司法机关的司法监督压力，有来自环保等公益集团的对抗压力，有来自媒体舆论的批评监督压力，更有来自社区公民及其组织合法有序抗议的利益维护压力。
美国联邦“空气清洁法案”及各州和地方的相关法律，是高悬于各种重大建设项目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投资方与环保组织、社区公民等利益集团之间相对公平的相互博弈，是确保各种重大建设项目不至于成为一方滥用优势而赢家通吃游戏的“平衡缓冲器”；社区公民积极有序的知情、参与等，则成为这类重大建设项目能始终置于众目睽睽之下的“探照灯”。在此背景下，美国地方政府若要引进重大建设项目，即使你将其税收等好处说得天花乱坠，对其内部风险等重要信息的提前披露和详细说明依然是其首当其冲的第一要务，否则他们无力承担起欺瞒的严重政治后果。
正是由于具有前述法制体制机制的层层保障，美国一些重大建设项目在经历公民有序参与的“洗礼”之后，往往必须经过重大改进完善，如更加严格的环评及环保风险防控措施，更多的社区利益配套措施以直接惠及所在社区公民等，经过这些相互谈判博弈并取得妥协共识后，不少重大建设项目最终还是如愿落地生根，公民、企业、政府三方在各退一步后实现多赢。不难发现，实现多赢结局的最关键一环，正是公民合法有序的参与。
反思国内，一方面是社会主体性日益增强，但是制度化参与能力提高缓慢；另一方面是决策过程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与程序还比较缺乏，与人们日益高涨的参与意识与权利要求不相适应。正是因为官方信息不透明、民意表达机制不完善，加上民众环保意识抬头，才让民众一再患上“习惯性质疑”病进而转化为群体性抗议潮。因此，通畅的诉求表达渠道，加上全面充分的信息公开，这种制度的建立形成，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积极发展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在维稳中的作用
前述几起事件，也引发了一些媒体关于“群体性事件2.0版”的思考，即相比以前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性，近期的舆论事件中已经展现出了“无组织、无领袖、无经验”的趋势。有媒体指出，缺乏组织性的民众上街事件，政府要面对的“非理性”因素大大增加了。最近网络盛传一些官员的反思颇有价值：由于缺少类似有威信的非政府组织，公众也缺少相关组织的代言，发生同类事件时，政府甚至不知道该跟谁沟通。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社会组织不是洪水猛兽，允许有组织性、有法律意识的维权行为，有利于培养公众理性维权，有利于政府与社会沟通，并减少打砸等非法事件的发生。
以环境领域事件为例，现在我们还习惯用行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发达国家多采取一些市场的机制，通过NGO来与企业对话，或企业直接与利益相关者对话或达成协议。在理解NGO的社会角色时，千万不能把它看作是政府决策的对立面，认为NGO是在捣乱。实际上它是在从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寻找问题，避免政府的武断决策，防止出现严重的后果。因此，要适当地放松民间组织的发展环境，他们有环保方面的专家，也有法律上的专家，还有募集资金的能力，拥有一支专业团队。允许这样独立的民间组织和环保机构参与相关项目当中，不仅能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更能大大降低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成本。
另外，唐慧事件首先由其律师曝出；唐慧的劳教决定撤销后，又有十名律师向司法部和公安部递出建议书，要求改革劳教制度。律师的作用再次受到高度关注。有专家指出，伴随着公民维权运动的兴起，中国涌现出一批维权律师。但他们往往与维权者一样成为政府眼中的“恶人”。实际上，律师权利是公民权利的延伸，律师参与维权活动，将引导公民依循法律轨道解决矛盾，必然会促进社会稳定。因此，政府应鼓励律师积极参与维权活动，保障好律师执业权利，不给律师参与维权设置任何障碍。否则，将会有更多律师基于执业风险考量，退出或不参与公民维权活动，其结果只会使社会朝着非理性的轨道越走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