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17日，邓小平被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之一。大会闭幕以后，2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全体副总理出席，叶剑英、郭沫若（中国科学院院长）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国务院12位副总理的分工。会议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邓小平“主管外事”，在1975年一年中做了许多工作。据《邓小平年谱》记载，这一年里，邓小平接待、会见、迎送来自世界32个国家或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各种代表团或外宾64批（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12次，批阅外事文件27件，为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阐述和宣传毛泽东的外交思想
邓小平于1973年底复出以后，即协助周恩来分管外事工作。1974年4月，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六届特别联大，在会上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75年邓小平主管外事之后，在对外交往中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根据不同对象，继续阐述和宣传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和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对苏美争霸、对苏联的战略重点、对和平与战争等问题的分析及中国的外交政策。
1975年3月1日上午，邓小平同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理洛佩斯会谈时指出：
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再存在，两大阵营的概念已不合乎今天的实际。……毛泽东主席经过多年对国际形势的观察，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去年四月第六届特别联合国大会上，由我之口把毛主席这个思想作了阐述。这是我们制定世界战略的出发点。美苏两家争夺世界霸权，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美国和苏联的争夺遍及全球。两家天天讲缓和、裁军，实际上天天搞紧张、扩军。有些人说，苏联要发动战争，首先在东方，对付中国。经过我们的仔细观察和分析，我们得出了结论：苏联是声东击西，它的战略重点是欧洲。
4月20日上午同金日成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会谈时又说：
去年（1974年）年初，毛主席同卡翁达谈话时第一次向外宾阐明三个世界的划分问题。这是他考虑了好几年才提出来的。现在，两个阵营已不复存在，过去所谓两个阵营是两个世界的概念，已不能反映现实了。阵营的划分是一个战略概念、战略估计，国际形势变了，就要用新的战略概念来代替过时的、不符合现实的概念。
关于美苏争霸和苏联的战略重点，邓小平在年初会见荷兰外交大臣时就指出：
从世界战略形势来看，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是处于防御地位，而苏联则处于进攻地位。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这是它自己决定的，谁也没有办法把它引到哪个方向去。我们希望西欧团结起来。
接着，在会见联邦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时又进一步作了阐述。邓小平说：
这个世界是不安宁的，确实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不能被现在的所谓缓和和裁军所迷惑。天天讲裁军，实际是天天在扩军。扩军，就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就是为了准备世界战争。现在如果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谁有资格呢？只有两家，两个超级大国。
欧洲如果是一个强大的欧洲，更加团结的欧洲，这对世界战略很重要。苏联是声东击西。从它的整个战略部署来说，重点恐怕还是在西方，在欧洲。欧洲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来说，都是重要地区。不取得欧洲，要称霸世界不可能。甚至取得了中国，不取得欧洲，称霸世界也不可能。
在3月12日下午同圭亚那总理伯纳姆会谈时，邓小平又一次作了分析。他说：
我们认为，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带来了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所谓裁军，美苏两家叫得最凶，事实上掩盖着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掩盖着它们拼命的扩军。从1963年以来，它们一共搞了三次核武器协定。每一次达成协定之后，两边赛跑跑得更快。……现在它们两家的争夺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包括拉美、欧洲、大西洋、地中海、波斯湾、中东、印度洋、太平洋，都在争夺。……既然战争的危险来自美苏两家，那末，跟着哪一家走都是危险的。
6月9日下午，邓小平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会谈时，简要评述了苏联霸权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及苏联的战略重点。邓小平说：
苏联对外扩张，搞霸权主义政策，开始于赫鲁晓夫时代。但是，拼命搞霸权主义，是在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1969年中苏之间发生了边境冲突，即珍宝岛事件，中国惩罚了苏联一下。因为这件事，国际上有人就认为苏联的注意力从欧洲转到了中苏边界方面，主要是对付中国。我们进行了形势分析，认为苏联的战略重点并没有东移。尽管它有一百万军队在我们的边界，但重点还是在欧洲，包括中东、地中海、波斯湾。
7月25日下午，邓小平会见马尔加什政府经济代表团时，又一次尖锐地指出：
美苏散布的和平空气，实际上是准备战争的一个步骤，“缓和”与“和平”的调子唱得越高，战争的危险就越增长。
我们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的欧洲，这样一个欧洲对美苏两霸特别对苏联是一种制约力量。……我们对战争不是悲观论者，第三世界加强团结，再加上一个团结的第二世界，就可以对战争起一定的制约作用。
10月31日下午，邓小平在同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会谈中指出：
我们总希望欧洲强大、统一，不只是经济上统一，将来在其他方面也能统一。中国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我们支持德国统一。
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前总理时坦率地指出：“中国支持西欧联合完全是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
10月8日上午，邓小平同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会谈中，概述了近20年来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指出：
毛泽东主席在最近几年仔细研究了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两个比较重要的看法。一个是世界战略的规定和力量划分问题，一个是对战争形势的估计问题。我们对三个世界划分的概念实际上也是我们对世界战略的规定，第一世界同第二世界的关系是复杂的。第二世界同第三世界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但在反对两霸的斗争中，第三世界作为主力军在某些点上有同第二世界建立统一战线的基础。我们认为，战争的危险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8日下午继续会谈时又指出：
不结盟运动的基础就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主要指亚、非、拉国家，还有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我们一直支持不结盟运动。
关于核武器、核战争和常规战争的问题，也是邓小平同外宾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邓小平多次阐述中国的核战略和核武器时代的战争观。他指出：
目前，我们也搞点核武器。……理由是，你有，我也有一点。只有这么一个作用。我们多次声明，我们发展一点核武器，是为了达到消灭核武器这个目标。
核武器毁灭人类这种看法靠不住，最终人类要消灭核武器，而不是核武器毁灭人类。如果超级大国运用核武器，就与全世界人民处于对立地位。它们发动战争，无非要控制世界。如果人类都被毁灭了，还如何去控制？以后的战争还可能是常规武器的战争。
中国对核武器的立场讲了好多年。第一，我们提出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第二，要使世界各国，不管有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也不管大小，各国平等参加，共同达成协议，彻底销毁核武器。我们并不提倡核扩散，但我们更反对核垄断。现在世界上都提出建立无核区的主张。但这些主张不如我们的这两条有意义。我个人看，现在反对核武器应把重点放在反对美苏两霸继续拼命搞核军备竞赛方面。
现在人们有一个概念，说什么叫战略武器，好像只有核武器是战略武器。我们看这个概念不一定准确。如果是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没有战略武器了。恐怕常规武器也是属于战略武器的范围。所以，不但要着眼于核战争，还要看到打常规武器的战争。
战争打起来，不一定用核武器，很可能打常规战争。
中国落后，原子弹也只有象征性的一点点。但中国有三个特点：一是地方大；二是人口多；三是有长期战争的经验，有耐力。我们的战略是毛主席制定的人民战争，打持久战。
邓小平还指出战争的一个普遍规律，就是：“坚持正义斗争的小国可以打败侵略和欺负他们的超级大国。”“最后胜利的是防御者，而不是进攻者。”
二、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
邓小平在这一年里令人瞩目的重大外交活动是5月出访法国。这次访问是邓小平复出以后对国外的首次正式访问。也可以说是对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中国的回访。
1975年5月12日晨，邓小平乘专机离开北京，上午到达巴黎，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这天，巴黎奥利机场阳光灿烂，法国总理希拉克走近飞机前迎接。这是邓小平阔别巴黎50年后的造访。1920年10月，邓小平到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生活了5年多，于1926年初离开巴黎经柏林到达莫斯科。如今，他作为东方大国的领导人前来进行友好访问，旧地重游，感慨万千。
希拉克总理在机场贵宾室致欢迎词，以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和法国政府的名义，热烈欢迎邓小平副总理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他说：“你的访问是中国和法国互相表示关心的证明，这次访问是我们友好关系的证明，为加强我们在各方面的合作提供了机会。”希拉克表示，今后几天内同邓小平的会谈“可以就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和同我们两国有关的事情交换意见”，他深信，“这些会谈将是有用的和有成果的。”
邓小平致答词时说：“法国是我年青时代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法国人民的热情好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重游旧地，感到非常愉快。我特别高兴的是，自从1964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断得到发展。这次，我是带着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真诚愿望来贵国访问的。我相信，通过我们双方的会谈，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必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将得到新的发展。”邓小平称赞“法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历史首创精神”，对此，“中国人民深为钦佩”。邓小平还“向巴黎人民和法国人民表示良好的祝愿”。
邓小平与希拉克在贵宾室友好交谈后离开机场，前往法国国宾馆马里涅大厦。
访问法国期间，邓小平先后同法国总理希拉克（12日下午）、法国总统德斯坦（13日下午、14日下午）举行会谈；先后出席希拉克在外交宫举行的欢迎宴会（12日晚）、德斯坦在总统府举行的欢迎宴会（13日晚）、法国国民议会议长富尔举行的宴会（14日晚）、里昂市长举行的招待会（15日）、罗纳省省长举行的午宴（15日）、希拉克专程到罗纳省博村举行的宴会（15日晚）、巴黎市政委员会主席举行的招待会（16日下午）。中国驻法使馆举行午宴招待德斯坦总统（14日），邓小平举行答谢宴会招待希拉克总理（16日晚）。在这些宴会和招待会上，邓小平大多致祝酒词或发表讲话，有时在致词结束时还用法语高呼“中法人民友谊万岁！”“光荣属于巴黎人民！”
邓小平在访法期间通过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和公开场合的对话，就世界形势、反对霸权、维护独立和欧洲统一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等双方共同关心的当代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就中法双边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换了意见，发现存在于中法两国之间的更多的相同点和相似点，从而加强了相互了解，促进了中法两国在经济、文化、科学和技术等各方面更加密切的合作，加深了中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发展了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
邓小平访法期间，参观了巴黎郊区奥比尼村的一个农场（14日上午）、里昂郊区的贝里埃汽车厂（15日下午）、加尔省的马库尔核中心和凤凰核电站的钠冷却快中子超再生反应堆（16日上午）、罗纳省博村的名胜古迹（16日上午），游览了巴黎的凡尔赛宫（13日上午）。
邓小平5月17日下午结束对法国的访问，离开巴黎。18日上午回到北京。21日，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信报告访问法国情况。信中说：我们根据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战略部署，利用时机，多做工作，扩大了影响，增加了中法相互了解，推进了我们联合第二世界反对两霸、侧重打击苏联的国际统一战线。这是邓小平对此次访问法国的扼要总结。
三、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努力
在大国关系方面，邓小平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是台湾问题。邓小平坚持处理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以我为主，促使美方接受我方的条件，使中美关系朝着逐步实现正常化的目标前进。
邓小平在1974年11月26日至28日与基辛格会谈时，就已明确指出，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只能采取“日本方式”，即：断交、废约、撤军。基辛格提出的方案，从本质上说，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一中一台”方式，在建交问题上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中国不能接受。在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后，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那是中国的内政，用什么方式解决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29日发表的《公报》宣布，两国政府商定，美国总统福特将于1975年访华。
福特总统于1974年8月9日就职后曾表示“保证继续信守上海公报的原则”，继续执行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并打算在自己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10月28日，福特签署了废止《台湾决议案》。邓小平对福特访华十分重视，积极进行准备，通过各种途径与美国方面沟通，表明我方对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特别是具有关键性的台湾问题的态度和立场。
1975年4月1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和众议院共和党领袖，谈到中美关系时指出：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很欣赏当时尼克松总统走出了勇敢的一步，亲自到中国来，中美双方签署发表了上海公报。这是两国关系的转折点，是新的开端。……总的说来，在这差不多三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内，我们觉得中美关系发展还是好的。只要遵循上海公报的精神和原则，逐步发展两国的关系是完全可能的。我们的愿望就是，双方沿着上海公报的原则精神坚持走下去，双方都不要后退。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邓小平强调：我们两国之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只能按日本方式解决，即撤军、废约、断交，不能有别的方式。如果美国认为不成熟，我们可以等待。
6月2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团长和美联社董事长时，着重谈了福特访华和中美关系问题。邓小平说，对福特总统访华，我们抱着这样一个态度：福特总统要来，我们欢迎，来谈问题也可以，不谈问题也可以，谈得拢也可以，谈不拢也可以。至于福特总统的访问是否带来中美关系的某种前景，这是要由福特总统去考虑、去决定的问题。中美两国之间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我们的立场很清楚，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台湾问题只能采取日本方式解决，具体地说，就是美国从台湾撤军，同台湾废约、断交。其他方式，我们不能考虑。如果美国政府考虑还不成熟，我们也可以等一等。总之，“两个中国”、“一个半中国”和“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立场，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变相形式的这种立场，我们也不能接受。台湾问题是中国统一的问题，这是一个主权问题。不能设想中国人民会同意以任何形式把台湾从中国国土上分割出去，这不可能。中美之间的关系，一定要遵循上海公报的原则，中国只有一个，不能采取别的立场，不能从上海公报的立场后退。至于用怎样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一个内政问题。我们尽力采取和平方式解决。
在6月9日下午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会谈时，邓小平也重申：有人要我们保证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我们不作这个承诺。台湾问题是中国人的内部事务。我们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但是采用和平方式还是非和平的方式，那是我们的权利。
在8月6日上午会见美国议员访华团时，邓小平再一次表示：我们高度评价尼克松总统1972年采取的勇敢决策，到北京来访问，并在上海发表了上海公报。认为在中美之间的根本问题——台湾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现在能维持这样的关系就算是正常的。重申对今秋福特总统访华的态度：福特总统来，我们总是欢迎的。谈不谈[台湾]问题，能不能解决问题都可以。见见面也有好处嘛！当然这个问题要由福特总统决定。
在解决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上，邓小平既坚持原则立场，又坦然相对，耐心等待，无求于人，这种姿态，使得中国方面保持主动的、攻守自如的状态，处于同美国平等协商的地位。
这一点，在9月20日上午，邓小平回答英国前首相希思关于基辛格下月访华中美关系是否会有进展的问题时，再一次充分地体现出来。邓小平说：
这要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有什么方案。中国的态度无非是三个条件，即日本方式：一、废约，废除美国和台湾之间的条约；二、撤军，人数不多，现在是四千多人；三、断交，不能考虑别的什么“两个中国”或者“一个半中国”。如果美国觉得时间还不成熟，我们可以等待。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有耐心。我们坚信，不管过多少年，台湾问题总要解决。美国提出，你们是否可以作出一个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保证？我们说不行。因为怎么解决，是我们自己的事情，用什么方式来解决，是我们的内政。我们希望和平解决，但如果不能和平解决，怎么办？
在10月10日会见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主席韩丁率领的代表团时，邓小平再次赞扬尼克松访华、两国发表上海公报的行动，说“你们美国还没有其他人能像他这样”；又一次指出，现在阻碍中国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就是一个台湾问题。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只有实现废约、撤军、断交三条。实现这三条，中美两国就可以建交。
1975年10月19日至22日，基辛格到北京，为福特总统访华做准备。邓小平负责接待，同他举行了4次会谈。21日晚，陪同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和夫人。
在20日下午的会谈中，邓小平指出：毛主席多次强调，中美之间当然有双边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国际问题。对待国际问题，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面达到协调。邓小平委婉地批评了美国方面强调的所谓“灵活态度”，认为灵活是要符合于战略要求的灵活，如果灵活得过分，就会使人们想到究竟这个战略是什么，而我们的态度是从不僵硬。邓小平强调，苏联的战略重点在西方，在欧洲和连接欧洲的中东、地中海，甚至波斯湾。世界上有一种舆论说，似乎中国很怕苏联进攻。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博士，这种估计是错误的。
22日下午会谈中谈到福特访华公报时，邓小平指出，重点在政治方面，这次访问从政治上可以体现出来。我们可以按照上海公报的原则在贸易和人员、文化交往等方面继续前进。我们双边关系中的重要问题是台湾问题，恐怕你们也没有准备拿出新的方案，如能重申上海公报的原则还是比较适当的。邓小平的这些意见是分析了实际情况、衡量了现实可能提出来的。22日当天，邓小平审阅了外交部报送的中美联合公报中方草案，并即报送毛泽东。得到毛泽东同意后，即提交美方并由外交部长乔冠华同基辛格磋商。1975年12月1日下午，美国总统福特到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邓小平负责接待。当晚，邓小平受周恩来总理委托主持欢迎宴会。邓小平致祝酒词，高度评价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他说：
三年多以前，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这是一个独特的国际文件，它明确阐述了中美两国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政策上的根本分歧，同时也指出了两国在当今世界上具有许多共同点，其中突出的一点是两国都不应该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公报为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基础，也指出了方向和目标。这一公报的发表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且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对福特总统表示欢迎，并表示了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期望。邓小平说：
自从上海公报发表以来，总的说来，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和友谊有了增进，两国关系有所改善。福特总统就任后不只一次表示恪守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愿为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而努力。对此我们表示欢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想念只要认真遵守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这一愿望终将实现。
福特在祝酒词中表示，“保证致力于那些最初步骤中所确定的目标和原则，特别是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我们将继续坚定地致力于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建立我们两国正常关系的过程，并且扩大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合作的领域。”
邓小平同福特举行了三次会谈。
12月2日上午会谈中，邓小平指出，国际形势千变万化，我们两国虽然各自所处地位不同，但两国领导人相互接触、交换意见，总是有益处的。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双方可深入地交换意见，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没有关系。过去毛主席讲过，我们提倡小吵架、大团结。我们两国之间有许多共同点。
2日下午，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福特和夫人。福特向毛泽东谈了上午会谈中两国的共同点。福特说，在今天上午的会谈中，我们使用一些强烈的语言，反对某一个捣乱的国家。我们共同批评了另一个国家。福特还说，我想我们要努力更好地协调行动，以便在国际上采取强硬的态度来对付诸如苏联这样的国家所提出的扩张主义的挑战。他们在国际上总的欲望是在领土、经济和其他方面进行扩张。但是，我们将要对付他们的挑战。福特表示：我们打算在明年之后改善我们的双边关系。我们认为那时将是我们能在双边关系方面取得真正进展的时机。福特提出，在此期间，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将分别从东方和西方来共同对付苏联。这将有利于在美国国内使人们更多地支持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继续取得进步和发展正常化。福特还进一步申述，我们应当在此期间用我们美国所做的事情和你们人民共和国所做的事情来使苏联信服我们说的话有行动作后盾。我们将保持对他们的压力。我们希望东方对苏联的压力将同我们在另一端通过实际行动对他们施加的压力同样强大。
毛泽东表示怀疑福特所言不过是放空炮、骂娘而已。
福特表示，我们做的会比那要多，过去我们做的就比那要多，我们今后仍将如此。对毛泽东提出“你们有实炮啊”的问题，福特明确回答：是的。除非他们挑战，否则我们的火药将保持干燥。但如他们挑战，我们的火药就将不再是干燥的了。事实上，我们对付过他们的挑战，今后我们也将继续这样做。
毛泽东表示：那好！达成协议！
福特说：我们达成这样的协议：为了共同的目标，我们将进行共同的努力，你们从东方施加压力，我们从西方施加压力。
毛泽东说：就是。君子协议。
3日上午、4日上午，邓小平同福特继续会谈。在福特表示美方打算在明年按“日本方式”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下，邓小平说明了按照日本方式实现关系正常化后台湾问题的处理原则。邓小平指出：按照日本方式，也就是要实现我们所说的“废约、撤军、断交”三个原则，也意味着跟日本现在和台湾的关系一样，非官方的、民间的贸易关系还可以继续保持。有关台湾的其他问题，则要作为中国内部问题解决。
这次接待福特访华，在毛泽东直接指导和参与、邓小平具体负责下，取得了积极的、重要的成果。美方接受了中国坚持的条件：按“日本方式”即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并提出了中美明年之后建交的时间表；还就共同对付北方的社会帝国主义达成了口头协议。从表面看，福特访华连《公报》都没有发表，了解了双方会谈的经过，特别是毛泽东会见福特时双方的交谈，就会毫不迟疑地肯定福特访华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意义。实际上，在12月4日晚福特总统告别宴会上宾主双方的祝酒词中，对会谈的积极成果并非没有明白的表露。福特说：“我同毛主席和邓副总理进行的范围广泛的会谈，是友好、坦率、有实质内容和建设性的。”“我相信，通过我们双方的努力，我们能够建立起一种促进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利益的关系。我在我们的会谈中重申，美国保证致力于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完成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福特还说：“我们的双边关系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双方都更加重视我们关系中的国际方面。正是一些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利益使我们两国在四年前走到了一起。其中一点是双方同意不对别人称霸，并且根本反对别人把霸权强加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努力。”邓小平在祝酒词中也说：“这次两国领导人直接交换意见，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有利于促进中美双方朝着上海公报指明的方向和目标作出努力。双方一致认为，上海公报是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事实表明，它今天仍然是富有生命力的。”
四、促使中日友好和平条约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中日关系的焦点聚集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的问题上。
1974年11月，中日两国政府就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开始谈判。日本方面在条约是否写上反对霸权主义条款问题上犹豫不决。邓小平采用以民间推动官方的策略，耐心细致做日本各界工作。
邓小平在1975年1月20日上午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员、前国务大臣保利茂时提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首先指出，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声明》不可否定或者减弱，应该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贯彻和发展中日友好的方针。采取这个态度，政治上解决和平友好条约是不困难的。邓小平阐述了中国“永远不称霸”的路线，指出中日两国《联合声明》里就写了任何一方都不谋求霸权。在亚洲也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也好，都不谋求霸权。这是一个重要原则。我们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有了这一条，我们友好的基础就是牢固的，就可以建立牢固的信任关系。
4月16日上午，在会见池田大作为团长的日本创价学会第三次访华团时，邓小平对在准备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的问题，很有针对性地发表意见。邓小平说：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进反对霸权主义的内容，含义有两点。一是中国和日本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都不搞霸权主义。我们中国愿意用这点来限制我们自己，中国承担了义务，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日本承担在亚太地区不谋求霸权的责任，这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近百年的历史总结出来的经验。由于长期的历史渊源，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形象是受了影响的。写上这一条，对日本改善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二是反对任何国家、任何国家集团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的努力。现在确实有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写上这一条不是干涉谁的内政，而是干涉它们的行动。要侵略、奴役、控制、欺负人家，这是应该干涉的。所以，这两点不应该成为我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障碍。问题恐怕是究竟中日友好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中日两国之间只是贸易和人员来往还不够，还要有政治基础，反霸条款是政治基础，所以我们很重视这个问题。希望日本政府拿出勇气，做出决断。
在7月21日上午会见日中记者会友好访华团时，邓小平对在中日和约中写进反霸权条款涉及的问题作了透彻的分析，表明了我们在原则上不能让步的立场。邓小平说：
中日友好是大势所趋。现在中日两国关系的焦点就是和平友好条约，我们是希望早日签订的。关键在于是否写进反霸权条款，而在中日关系方面也始终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我们总是把反对霸权当作一个原则，不能让步，因为它有实质的政治内容。把它写进去，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反对写反霸权内容的无非是三种人：一种是想复活军国主义，一种是怕苏联，还有一种是想搞外交权求。总有一天要签订这个条约，我个人有这个信心。不仅是中国，而且日本大多数人也是赞成的。总有一天日本政府会愿意的。实在不愿意，那也没关系，我们可以等。
10月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员、前外相小坂善太郎和夫人。谈及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批评日本政府不能坚持中日《联合声明》的立场，不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而是搞外交手法。严正指出：
现在，中日双方在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上的立场已经非常清楚，就是个决断问题。日本政府认为现在不行，好吧，等一下，一年不行，一年不搞也可以，三年五年不行，三年五年不搞也可以。我们这个话的意思：第一表达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原则不能改变；第二并不表明我们不希望早日缔结这个条约。……过去我们总说，中日两国的关系没有民间推动不行。看来，和平友好条约的事还是要民间推动。
客人提出能否设想在霸权主义这个词的含义上解释，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能从联合声明后退，任何解释实际上都是后退。
由于中方的坚持，在外交谈判之外，又通过多种渠道对日本朝野做工作，以民间推动官方，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最终于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签订。邓小平出席了10月23日在东京举行的中日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中日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五、支持第三世界，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在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中，邓小平支持他们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和发展经济的努力，协调相互关系，向他们介绍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原则立场和自身发展的经验。
在2月1日上午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博士会谈中，邓小平对中东问题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指出：
中东问题是国际问题的一个焦点，根源是美苏两霸争夺引起的。美苏都不会对中东采取放手政策。美苏在中东的政策，在多数时间里是不战不和，但也不放弃隔一段时间打一仗。不打仗，就没有文章好做，卖军火也没有市场。美苏最大的军火市场都在中东。我们总的看是中东问题一下解决不了。
在3日上午会谈中，又表示：
我们对第三世界用石油和其他原料做武器来对付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特别是两霸的掠夺和剥削，改变过去旧的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给予高度的评价和支持。
10月2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的特使，谈话中指出：从根本利益来说，阿拉伯世界归根到底要团结起来。国际局势可以千变万化，但是我们相信，不管经过多少曲折，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阿拉伯人民的。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一百年。
邓小平重视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支持建立东南亚和平、中立地区的主张。
在6月8日下午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会谈中表示：
中国支持东盟国家要求东南亚成为和平、中立地区的主张，支持波斯湾和平中立、拉美无核区、印度洋和平区等主张。中国对东南亚国家逐步脱离超级大国的影响、各国自己处理自己事务的倾向表示赞赏。
6月16日，会见泰国国会议员访华团。邓小平指出：
我们两国本来就是很密切的亲戚关系，没有理由不友好。我们都属于第三世界。亚洲各国的事情要由亚洲各国来管，非洲各国的事情要由非洲各国来管。尽管中国是不发达的，属于第三世界国家，但我们还是要尽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进行一点帮助。帮助虽然不大，但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而且是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对东南亚各国，当然更要实行这样的原则，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友好关系。支持世界人民反对剥削、压迫，反对霸权主义，这是我们的一贯立场。
在客人提出希望中国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时，邓小平回答道：
我们不敢当。中国只能是第三世界的一个平等的成员。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不能当领袖，当了领袖就要随便指手画脚，那不行！那就要把自己摆到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对立面。现在中国落后，没有资格称霸，以后中国发展起来了，也不称霸。所以，我们把永远不称霸作为我们国家的指导原则。
8月30日下午，邓小平会见泰国总理，继续谈会见泰国议员访华团的话题。邓小平强调：我们有共同的遭遇，同属第三世界，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我们需要团结在一起。邓小平分析了国际和地区形势，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他说：
当前国际形势的根本问题是两霸争夺。许多问题的产生都是美苏争霸的结果。这是一方面。世界形势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主要的方面，是第三世界的兴起。觉醒了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不把希望寄托在美苏两霸势力的平衡，而是寄托在自己的团结和斗争上面。在东亚、东南亚，我们也不能把我们的方针寄托在它们之间的平衡上，真正的平衡是不可能的。
我们国家的根本政策、根本路线是支持第三世界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这是由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决定的。
在7月1日下午的会谈中，邓小平又重申：
我们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是，我们自己不称霸，也反对别人称霸，不管是世界范围的，还是地区性的霸权主义。东南亚和平中立区的主张，是一个反对霸权主义的倡议，有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
8月29日，邓小平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就南亚形势和孟加拉国局势交换意见。请大使转告布托总理：我们同巴基斯坦一样是欢迎这个变化的。现在中国政府决定采取两个步骤：第一步承认孟加拉国新政府；第二步，考虑建交问题。希望巴基斯坦先同孟加拉国建交，中国再同孟加拉国建交，但不排除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国先同孟加拉国建交。
7月16日上午，会见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指出：要坚持民族独立的旗帜，坚持团结的旗帜，坚持进步的旗帜。谁坚持这三条，人民最终就选择谁。人心的向背决定谁最后胜利，一时的胜利决定不了命运，起决定作用的是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政策。
10月上旬同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主席比耶迪奇会谈中，邓小平高度评价铁托总统讲的“南斯拉夫谁也不怕”的名言，表示我们同你们有共同的信念，只要一个民族是团结的，有坚定的信心和明确的方向，任何力量也不能使他们屈服；高度评价南斯拉夫政府采取的不结盟政策，指出不结盟国家也是多样的，不同的是第三世界开不成会，不结盟国家有一个会。表示我们一直支持不结盟运动。
11月12日上午，与缅甸总统吴奈温会谈，又一次表示支持东南亚中立化，支持扩大东南亚国家联盟。邓小平说：我们支持东南亚国家要求结束美国基地的立场，支持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提出的把东南亚变成和平、中立、自由的地区的立场。他们要扩大东南亚联盟，要把印度支那三国包括进去，我们也支持。我们真心希望东南亚各国在和平、中立、自由、不结盟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在邓小平的一生中，直接主管外事就是1975年这一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以后，邓小平在1976年1月20日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检讨。会后，他写信给毛泽东，再次请求解除他担任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职务。这时，毛泽东还要他“专管外事”。说明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持外事是满意的、信任的。粉碎“四人帮”后，在1977年5月准备恢复工作的时候，华国锋曾请他继续管外事，他没有应承。邓小平对人说：要我继续管外事，不那么想干，太累，当然重要的外事活动还可以参加，不想大部分时间卷进去。我现在考虑管科学、教育。这是我自己的愿望，最后还是要由党来决定。事实上，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以后，没有再管外事。所以，研究1975年邓小平主管外事的经历，对认识和总结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显得特别重要。本文只是扼要地叙述了主要史实，深入系统的研究寄望于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