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准确地理解这个典故是在读了《通鉴》卷五十六之後。谭嗣同的意思是说，不学张俭因逃亡而牵连众人。
东汉末，士大夫都想做名士，为提高身价，便互相吹捧，互相取号标榜，计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之类，很多读书人也竞相效法。他们凑在一起，轻言议政，污秽朝廷，遂生党禁之祸。
张俭是八及之一，知道不妙，立即开溜。那些粉丝，不管熟悉不熟悉的，为了偶象，甘愿冒险提供帮助。然而偶象崇拜的结果是，“其（张俭）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连引收考者，布遍天下，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夏馥听说後，叹道：“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何以生为。”跑到深山老林去了。李膺则“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欣然受死。范滂对儿子说：“我想教你为恶，但恶不可为。我想教你为善，则我必须先做到善。”因此自甘引刀成一块。
当初范滂等非讦朝政的时候，读书人争慕其风，独申屠蟠感到不妙：“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慧之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也。”事实的发展果如所料。现在有学者厘正说，秦始皇并未坑儒，坑的却是想籍“长生不老药”而换得盆钵满的方士。朱渊清著《再现的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传统学术》：“历史上第一个完整提出‘焚书坑儒’说法的是伪孔传本《古文尚书》全书之前假冒孔安国的《序》：‘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此书真正的造伪者，在笔者看来，应该是魏晋之交的一个名叫郑冲的人。郑冲厚诬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为了晋初实行的文化专制的儒教政治效命服务。”
至於烧书，则是铁案。李斯向秦始皇帝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据此推断，国立图书还是有书遗存的。後人因此问罪萧何，当初打进咸阳的时候，为何独收秦丞相府里有利打战的“图籍”，却无视国立图书馆那些珍贵的资料，最终被项羽一把火烧尽。此说有一定道理，却也不尽然。
秦汉之际的学术传流极重视家学，它有一个著名的特点，用尚秉和的话说就是“义尽在经中，说皆在经外。”晚清皮瑞锡著《经学历史》说：“汉人无无师之学，训诂句读皆由口授；非若後世之书，音训备具，可视简而诵也。书皆竹简，得之甚难，若不从师，无从写录；非若後世之书，购买极易，可兼两而载也。负笈雲集，职此之由。”而“禁偶语”则生生断送了口口相传的家法渊源，纵使图书馆里书卷再多，也只是没人能读得懂的竹签堆。以《易林》为例，钱钟书先生将它与《诗经》并美，很看中它的文采，钱先生也说《易林》是卜筮之书，但後人罕有通其故者。尚秉和先生《焦氏易林注》以易象注《易林》，其功甚巨，於用却并无明言，也因口授之法绝灭遂使筮法绝流故也。尚先生因此推断《汉书·儒林传》所说的“周易古义”，应是指阴阳灾变之学，同样出自孔门，为传易者所必学，孔子并不单只发展易理。这个大胆的推断日後取得地下文物的呼应。研究马王堆汉墓帛书和战国楚竹书《周易》，刘大均教授著了一本书《今、帛、竹书〈周易〉综考》，中说“《易》之‘今义’凸显的是一种德性优先的浓郁人文关怀，而《易》之‘古义’，则更多地关涉明阴阳、和四时、顺五行、辨灾祥等卜筮之旨。”（见郭沂《〈周易〉今古义的再发现》一文）尚先生论易，神妙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