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和托孤之间，我以为同样兹事体大，如果身后所托非人，不但先前辛苦拼下的一点基业要破落干净，且还害了子孙性命，倒不如置身草莱，混一口粗茶淡饭来得安稳。明建文帝初立时，朝无可辅之人，朱元璋也真是，杀人杀红了眼，连个可靠的人都不给孙子留下，所以才有燕王之变。设若徐达或者刘基，有一个人遗存下来，事情也不至于如此。
刘邦向吕后交代后事，就托了周勃这人，“安刘者，必勃也”。周勃虽憨，但为人不鬼，可靠，其智虽不足制止变乱的发生，但却可以力挽狂澜，替刘家保住天下。所以说，英雄也不是乱英雄，不但自知，还知人，要凡人，能自知算是智慧了。
东魏权臣高欢，从托孤一事看，也算是半个英雄，尽管他的儿子们一个比一个禽兽，但这无损老子的才智。高欢病重时，对儿子高澄说：“侯景这人专制河南已经十四年，常有飞扬跋扈之志，只有我能镇得了他，你怕是不行。我一旦逝世，千万不要马上发丧，免得侯景代借机发难。库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这两个人很正直，终不会有负于你。可硃浑道元、刘丰生，远来投我，必无异心。潘相乐本是道人，心地和厚，你们兄弟当得其力。韩轨为人直爽，对他应多担待点。彭乐是难得的心腹之人，对他应多加防护。朝中可与侯景匹敌的，只有慕容绍宗一人，我故不贵之，留以遗汝。”高欢耍了一个政治手腕，让高澄恩结慕容绍宗，以得其死力，所谓谋贻子孙者，大概就是如此了。
高欢对侯景的判断相当准确，梁太清元年（547）正月初八，高欢病逝。仅五天之后，侯景就发动叛乱，同年三月，投降南方的梁朝。信佛的梁武帝不听众人的反对，也是贪心作怪，要借机打过长江去，于是收留了侯景，并委以要职。可是侯景此人，正如高欢所料，天生的脑后长反骨，好心的梁武帝没得到好报，公元548年八月，也就是降梁一年后，举兵作乱，549年攻克建康，将梁国的开创者梁武帝萧衍俘获，并饿死台城。
高欢用慕容绍宗之故智，也被唐太宗李世民师法。李世民知道李勣此人可以托孤，疾甚，对儿子李治说：“李勣有才智，但你与李勣无恩，恐不能怀服。我现在故意将他赶出朝廷，外放叠州都督，如果他立即动身赴任，一刻不留，我死之后，你即授以仆射之职，亲任之。如果他徘徊顾望，不肯前去，你立即杀了他。”
李勣也是脑子灵光的人，受诏当日，二话不说，家也不回，直接赴任去了。可是李勣后来确有负李世民所托，史书上说，“太宗以机数御李世勣，世勣亦以机心事君。”唐高宗李治要立武昭仪为皇后，同是顾命大臣的褚遂良极力反对，而且也产生了效果。李治举棋不定，征求李勣的意见。李勣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就是如此不负责的一句话，“上意遂决”。设若当时李勣和褚遂良站在一起，稍稍坚持一下，历史可能就会改写，也可能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武周一事。
李勣，原名徐世勣，入唐赐姓李，后避太宗讳，改名李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