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存在脱离世界影响的“内源型”现代化改革
迄今为止，没有脱离世界影响和主潮流，关起门来能够搞成功的现代化改革。从俄罗斯彼得大帝改革开始，所有东方国家的改革，从近东、中东，到远东的中国、日本，毫无例外，改革的类型都属于“外源型”，都是外力推动而发生的。回顾这些国家的近现代史，凡是主动面向和接受世界影响者，都能分享现代化的好处；凡是远离或拒绝世界影响者，即便是千年的文明古国，也免不了走向穷途末路。
对于现代化是从欧美国家开始，影响其他国家主动或被动跟进，进而成为世界共同历史潮流这一点，早已是举世公认。马克思曾经指出：自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的时期起，人类历史便开始从“史前历史”过渡到真正的人的历史，从“民族历史”过渡到“世界历史”。纵观这一历史发展，可以发现，现代化从欧美国家向世界所有民族和国家的推进，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各个国家和民族，无论其历史和社会背景如何，无论其自身处于怎样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中，都不可能游离于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之外，最终都要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最早看到这一点的中国人是梁启超。他曾经说过：上世史是中国的中国，中世史是亚洲的中国，近世史是世界的中国。也就是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中国人眼中的世界，就是后来形成统一中国的范围；自秦朝至清朝康乾盛世，中国人眼中的世界大体没有越出亚洲的范围。梁启超的所谓近世史，是指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中国历史，就是中国打开大门与世界发生关系的历史。当代中国更是世界的中国。正如李瑜青教授所言：改革开放后发生在我们生活周围这样一个涉及广泛而内容又极为深刻的社会变化，可以说它的历史内涵或主题己十分明确，这就是使中华民族自觉主动地汇入“世界历史”，使社会主义中国回到世界文明主潮流中去，这个主潮流也就是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
今天的中国已无法在现代化进程中与世界分离。不仅是经济上从资源到商品，我们离不开世界大市场；不仅是气候环境上中国与各国共有一个地球，气候变暖、冰川加速消融、酸雨增加，影响对各国是共同的；也包括在政治文化上无法再封闭、再孤立。信息化能冲破一切人为障碍，比如，在亿万网民的压力下，因广东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当事人在被收容所收容期间死亡而取消不人道的《收容条例》，就是明证。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认清世界改革潮流的方向，并努力与之对接。
从起步到今天，当代中国改革始终是典型的受世界影响的“外源型”改革。没有对外开放，改革事实上是寸步难行。正是通过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主动或被动的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因素，我们逐渐地改变了旧体制、旧思想、旧的生活方式。20世纪8O年代中国领导人所确定的开放方针，有一个十分清晰的表述，叫做“融入国际大循环”和“大进大出”，即充分利用国内廉价、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优势，首先依靠沿海地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大进”——原材料、技术、设备和先进的管理手段，“大出”——制成品。这个表述在1987年提出，并且作为8O年代以后改革开放方针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开放的起点在珠江三角洲，随后在沿海地带相继展开，并愈来愈深地向中部和西部延伸。这一开放战略，就其内容来说，是经济性质的；就其思路来说，最关键的所在是“与国际接轨”，用世界标准来衡量我们所做的一切。正是因为这样一种世界主义的开放精神，为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若是用一句话概述中国改革的过程，那就是“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过程。这个口号，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中国当代改革与世界影响的关系。
时至今日，中国在改革中受世界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力。以语言为例，有篇文章指出：随便留意一下我们生活中所使用的现代词汇，例如现在常用的“电话，职场，竞争，政策，表象，多元化，健康，交流，支持，投票，原则”等等，都是日本人“组合制造”的。中国人现在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70%是来自“日本制造”的“外来语”。甚至说，现代中国人离开了这些“日本制造”的“外来语”，就无法开口说话。不仅仅是语言上，若是细细考察，在中国人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是如此。
中国将来的改革仍会是与世界不断融合的过程。过去没有，今后也不可能有脱离世界影响的“内源型”现代化改革。在这个问题上，历史上最具讽刺性的一幕，莫过于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大师张之洞，最后也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疾呼“必变西法”，要求与国际接轨进行全方位改革。他最终被动地认识到，以“西法”为主导的现代化潮流无法阻挡，不想受其影响也得接受其影响。
对此，令人担忧的是一些中国人没有正视历史和现状。他们仍然闭目塞听，或者热衷于继续用教条主义去抵挡变化，或者热衷于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圈子里打转，以为只要视而不见，已经受到的影响就不存在，就真的是“中国无榜样”，只要继续夜郎自大，中国就真的可以关起门来成为世界的领袖。
二、改革有操作策略的选项，现代化则没有选项
在朝向现代化的改革中，大趋势是多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在这一过程中，操作时可以有次序性、侧重点的阶段性选择。各国基于各自的环境和面对问题的紧迫性，都会有自己的战略策略的不同选项，没有完全一样的模式。在改革突破口的选择上，在改革领域、改革举措的先后选择上，走激进改革之路的国家也好，走渐进改革之路的国家也罢，几乎找不到完全雷同的事例。
但是从长历史过程看，现代化最终是没有选项的。现代化本身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相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三个方面切割不开，从来就未能分开过。世界上继欧美之后成功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和地区，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拉美的智利、巴西，最终是无一例外。在这个问题上想搞选项，搞单项的现代化，搞有某种取舍和保留的现代化，在世界上没有成功的先例。如果说暂时有，也是昙花一现，终难持续。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现代化或许还可以简单地等同于工业化，正如人们从民主化前的韩国、前苏联等曾先后看到的。但之后，现代工业化愈来愈与市场化和民主化的程度相联系，相关度越来越高，想离开市场化和民主化去实现现代工业化，已经没有可能性。
对于走向现代化没有选项这一点，中国社会迄今没有共识。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改革，始终是主要围绕着经济、军事，着眼于引进技术、资金、设备以推动国内的现代化而进行的。上世纪70年代搞工业、农业、军事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仍是局限于经济与军事领域，文化和政治领域则根本不提。即便是今天，仍有一些观点，只接受经济、科技领域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直至接受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但反对接受文化领域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然而，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政治发展的相互制约与影响是无法逃避的，避得了一时，避不了永久。形象些说，市场经济就是老百姓每天用钞票投票的经济，民主政治则是老百姓用选票投票的政治。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政府松绑放权，中国人在经济上开始拥有钞票投票权的过程。不可能要了前者，而永远不要后者。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必然要触及政治体制，迟早会使适应市场化发展的政治现代化问题凸显出来。
这种趋势谁也无法阻挡，主动顺应还是被动顺应，结果迥然不同。正如苏东斌教授所言，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程表明：如果只搞阶级斗争，而不搞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那就必然充满了“封建社会主义”的色彩。因为专政式的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政治，而专政的实施只能导致普遍的贫穷和非公正的分配。从这里，我们可以寻找到中国社会从1949年到1979年发展中的“主要问题”的总根源。如果只强调市场经济，而忽略民主政治的实质性进展，那就难免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因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是既不可能建筑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之上，又不会长期被笼罩在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之下。在这里，我们又可以寻找到中国社会从1979年以来发展中的“主要问题”的总根源。
邓小平曾经说：“现在虽说我们也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也即不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那个格。要够上那个格，不仅需要继续渐进地补上市场经济这一课，也需要审时度势，渐进地补上政治现代化这一课，从而自觉地汇入世界文明的主潮流即现代化的运动之中。
三、政治现代化是通向长治久安的最终途径
对民主政治的认识和态度上，中国已经有了巨大进步。改革开放以来，从给民主、自由和人权贴“资产阶级”的标签，到概念上的有限度、有所取的接受，直至在《人民日报》开设“民主政治周刊”，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中已属相当不易。温家宝总理曾谈到：“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建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一观点，代表了中国现阶段对民主政治的主流认识。
历史实践和理论都表明：民主不能不要；民主也有共性要求；同时民主还受历史传统和发展阶段制约。
民主不能不要，它是一个国家通向长治久安的惟一途径。研究表明，民主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在此以前，人类的政治行为充满了野蛮和暴力，国家的政治生活无法有序运作，君主专制下是以宫廷阴谋为表现的父子相残、兄弟相残事件层出不穷；近现代专制国家也是充斥了政变阴谋、流血冲突、政治迫害。民主政治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暴力性质，使人类政治行为趋向和平、理性，从而实现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文明化。
从走向成熟民主的国家看，虽然也免不了有许多违法的、丑陋的现象，但极少出现大规模的政治暴力和社会动乱。原因在于，民主国家的稳定是建立在公民充分享受各种自由的基础之上的。相反，专制国家完全是靠剥夺和限制公民的自由，用强制手段来维持稳定，但最后结局，要么是窒息社会的活力和发展，要么就是暴力反抗和革命。
丘吉尔曾说过：“民主是个很坏的制度，但其他制度都比它更糟，所以只能用它，这是最低的要求。”的确，民主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制度，雅典城邦公民投票处死苏格拉底，就是民主制度史上的耻辱和污点。但这些缺陷是可以修正的，民主至少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制度。
民主也是有共性要求的。从世界各国的历史进步情况看，民主政治如同市场经济一样，只有程度与方式的不同，没有阶级与主义的区别。至于在中国习惯使用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只是表明中国的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是在现有的社会主义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的，并不是指它们本身的内容还能有什么意识形态特质。
俄罗斯学者米格拉尼扬断言：“看来，如今还不可能建立一种新的、比英国及后来的美国所建立的民主政权更为完善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些组织形式已逐渐为世界其他各个文明民族所掌握。如果我们想加入文明民族的大家庭，那么我们也要走同一条路。本来我们也是在走这条路，只是损耗太大。”
俄罗斯总理普京在谈到本国民主问题时曾说：俄国将会以符合民主原则的形式进行国会选举和总统大选，俄罗斯不打算“异想天开自创一套俄国式的民主”。普京看得非常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独特道路”可以选择的。
凯末尔更认为：“在这个世纪，文明国家之间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文明的交往已经使人类的文明部分成为相同的东西。”早在20世纪初，凯末尔就能够看到的社会发展大趋势，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对世界各国仍然适用。这个趋势，彼得大帝看到了，明治天皇为首的日本精英看到了，泰国的朱拉隆功国王看到了，今天的俄罗斯普京总理同样看到了。
当然，民主化的发育程度还受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民主不是想当然就能建立的，它需要培植适宜的社会土壤。以自诩为“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印度为例，从1947年印度建国，从英国这个宗主国那里全套移植了西方民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严重的“水土不服”。国大党在印度一党独大了50年，直到1998年印度人民党才第一次通过选举完成了政党轮替，但恶性竞争使政局长期不稳。印度一直没有形成类似欧洲、美国有效的两党竞争的政党制度。
在后来的拉美国家，在韩国、东南亚国家及中国的台湾，都有类似的情况。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先走经济市场化道路，待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再先后走上政治民主化及与之相伴的思想文化多元化、新闻（言论）自由化道路。这不是偶然的，说到底还是历史发展阶段使然。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中又有了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像印度一样，出现了政党竞争机制运作不良的现象，类似泰国的昨天“黄衫军”占领曼谷机场，今天“红衫军”回敬过来占领东盟首脑会议会场，对立双方均不遵守民主游戏规则的事层出不穷。至少在目前，看不见破解政治乱象的可能。
虽说如此，政治现代化的理念还是不能否定的。民主毕竟是人类最悠久、最理想，也是最能为人类普遍接受的政治发展模式。操作可以慎重，也应该慎重，但理念不能排斥。陈独秀先生在晚年曾讲：“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陈独秀强调：“应该以民主自由为国人之中心思想，……不应该像有些人根本反对自由民主，痛骂民主自由是陈词腐调，指摘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是时代错误；或者客气一点，拿中国特殊的所谓‘民主自由’，来抵制世界各民主国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则。”这些话，对今天的国人仍有强烈的警醒作用。民主化与市场化和工业化一样，都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只有将之有效结合，才能创造出真正的社会和谐。
§§第八章 当代中国改革的走向和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