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发生了一些深刻影响世界进程的改革，著名的如英国自“光荣革命”开始的渐进式改革，俄罗斯从彼得大帝至当代的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及二战后的改革，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以及中国的近现代改革。而且一些重要改革与革命难以区分，明治维新与光荣革命都可以称之为革命，也可以称之为改革。在20世纪以前，率先走向现代化国家的改革，以“先发内生型”的英国为代表，对后发国家的影响基本是单向性的，大体是欧美影响俄罗斯、日本，继而一起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20世纪中期以后，各国改革往往是交互影响，带有极强的竞争性、对比性和赶超性。是否能够顺应世界主潮流而改革，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外生型”追赶现代化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一、英国“光荣革命”影响了欧美与世界
在近现代世界的起点上，面向现代化改革的第一步是由英国迈出的。英国通过非暴力的“光荣革命”及其后的渐进式改革，建立民主制度，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英国的“光荣革命”不论在当时或以后，对整个世界都有着光辉的意义，世界上许多国家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都曾从英国的“光荣革命”取得借鉴。
“光荣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既有前因也有后果。孤立地看，是指1688～1689年贵族阶层发动的推翻詹姆斯二世的统治，西方因为这场革命没有流血，故称之为“光荣革命”。在此之前的英国革命，是建立新政治制度的第一次尝试，却没有达到目标。但它为“光荣革命”的成功，为后来以和平改革方式克服专制王权铺设了道路。
英国从1640年开始反对君主专制的暴力革命，没有改变专制，反而带来了以“革命”名义更加严酷的专制。其间经过两次内战，造成大量民众的死伤、财产的损失、社会的混乱，在1649年还把英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然而这些暴烈的活动，没有使英国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反而引来克伦威尔的军事专制。克伦威尔建立“护国公”专制制度后，统揽了行政、立法、军事等大权，权力甚至超过了死去的查理一世。克伦威尔有点像中国的汉武帝，对外有英名神武的一面，征服了苏格兰和爱尔兰；对内则有残酷统治的一面，贵族和普通民众的生活处境还不如国王统治时了。所以英国老百姓在不满的同时意识到，革命送走了英王又来了一个护国主；也渐渐明白了，社会是否民主与国家名义上的体制没有必然关系，与统治者的名分怎么称呼也没有必然的关系。
克伦威尔死后不久，以他为核心的权力集合点崩溃了，整个政治结构也随之散了架。接着就出现了查理二世的王朝复辟，恢复了专制王权。英国各界人士本来指望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能够恢复各派政治力量的团结，缓解各敌对宗教派别的紧张关系，从而克服社会的混乱状态。然而查理二世即位不久，人们就发现他们的希望又落了空。
在当时的英国，最大的社会矛盾就是复辟君主专制的倾向和议会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最后不经暴力而是经过妥协来解决这一矛盾，在英国却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究其缘由：就历史角度说，一方面，英国国王的权力与东方国家，甚至与欧洲大陆的君主都不同，它从来不曾是至高无上的。英国贵族们早在1215年6月15日，就同出了名的“失地王”国王约翰签署了《大宪章》，它一共只有63款，简短几千字，却在世界上第一次把国王和贵族之间约定俗成却又模模糊糊的权利关系，变成了明确的法律条文。里面有两条最著名的条款，后来写进了英国大法，一条是国王要宣誓“向任何人施以公正，不能剥夺他人的权利”；另一条是若法庭没有判决，国王不能逮捕和剥夺他人的财产。《大宪章》表明，臣民的权利是独立的，不是国王恩赐的，从此，国王也只应在法律的限制之下行使权力。这种思想和法制的基本精神，逐渐积累成英国人深厚的社会传统。另一方面，英国人因岛国地理与贸易发达，天生具有满脑袋生意经，一切都可以交易，有深厚的契约意识。在契约传统的作用下，一切都可以用契约的形式解决，包括执政权力、政权形式。
就现实角度说，在当时英国政治、社会力量的结构之下，不论是主张君主专制者或主张议会主权者，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也不可能是暴力革命，因为经过长时间的革命起义、军事专政等风风雨雨之后，贵族、中下层人民已对暴力流血深感畏惧。
这样，历史选择了英国人，英国人作为整个人类的“选民”也创造了历史。
英国人在总结暴力革命之后，终于摸索出了一条理性、和平的改革道路。1688年6月，英国7个著名贵族出面邀请詹姆斯二世的女婿、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希望他来保护英国的宗教、自由和财产。信奉新教的威廉和妻子玛丽接受邀请，并于1688年12月兵不血刃进入伦敦，詹姆斯二世逃亡法国。英国议会召开上下两院联席的特别会议，决定由威廉和玛丽来共同统治英国，同时向后者提出一项“权利宣言”并为其所接受。宣言中坚持了人民应享有的“真正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包括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制订或终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建立常备军；向国王请愿是臣民的权利，侵犯即为非法；人民应享有选举议会议员的自由；议员享有国会内演说、辩论及议事自由，不应在国会以外之任何法院或任何地方受到弹劾或讯问。这项宣言在1689年12月被议会制订为正式法律，即“权利法案”。权利法案的内容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要素。
通过“光荣革命”，终于把困扰英国近100年的“主权在民”还是“主权在君”问题解决了。既然议会创造了国王，意味着君权从“神授”变成了“民授”，在世界上破天荒地改变了王权的性质。自此，英国摆脱君主专制制度，用“法治”代替了“人治”，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值得世界羡慕的是，“光荣革命”开创了一种和平改革的历史运动模式，英国从此一直处在渐进改革的环境中，不紧不慢地发展着自己。
英国在“光荣革命”后紧接着就是“工业革命”，顺利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英国不仅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摇篮，也成为“工业革命”的摇篮。“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现代化首先在英国发源，领先世界上所有国家，说明在一个合适的政治制度保障下，经济会出现飞速发展。
英国“光荣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君主立宪制度以及两党制度，不仅对英国以后的历史发展，而且对欧美和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治进程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在17世纪的西欧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君主专制是一种普遍的政体形式。西欧的法国、西班牙、奥地利以及丹麦、瑞典、德意志的一些公国，都是君主专制制度，在这些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君权神授。至于东欧、俄国以及东方的中国等，则是更为集权的绝对专制君主制。1688年后，英国的政治制度及相应的民主思想，对欧洲的君主专制制度是沉重的打击，而对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如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则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虽然当时对东欧、俄国及东方的中国未发生直接影响，但后来这些国家的改革运动兴起的时候，英国的议会制、“君民共治”，就成了鼓舞他们进行斗争的榜样。19世纪末，中国的维新派在为改革而奋斗的时候，就常常引用英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作为楷模。
在英国的民主化、工业化榜样作用下，美国、德国和法国是最早紧跟其后的国家。它们都用不同的方式完成了政治变革，而“工业化”起飞也就接踵而至。当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汹涌澎湃时，其他欧洲国家便感受到了压力，于是也被迫实行改革或革命，不得不向现代化的方向迈进。这样就形成了后进企图追赶先进，争相实现现代化的浪潮。于是人们看到：继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又有法国革命、德国革命、俄国彼得大帝改革等等；与此同时，则有北美独立战争、南美独立战争、德国的统一、意大利的统一等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无非都是要追赶现代化的浪潮，为经济发展创造合适的政治条件而已。这样，所有的欧美国家都走上了追求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就在这些地区率先传播。
二、俄罗斯彼得大帝改革影响了东方
在300年前，俄罗斯不过是西方人眼中的蛮夷之地，简直无法与他们理想化描绘的遥远东方的中国同日而语。作为一个领土“半欧洲”、宗教文化“半欧洲”的斯拉夫民族国家，却不被视为欧洲国家。当时，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曾经预言，俄罗斯的未来将变成瑞典的殖民地。然而，俄罗斯却迅速从一个蒙昧落后的国家成长为一个世界大国，这一戏剧性变化，源于沙皇彼得大帝强有力的改革。
彼得·阿列克塞也维奇于1682年继承皇位，年仅10岁。彼得大帝自幼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向往西方文明，痛恨俄国的落后和愚昧。在他执政的数十年间，全面推行“欧化”政策，成为率领俄国人打破孤立封闭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彼得大帝的改革源自于西方世界工业化、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一般地说，一个国家在落后的情况下，该国的统治者会采取两种不同的态度对待外来先进文明。一种是根据国情，正确定位，认识自己的落后，接受和追赶先进文明；另一种是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对先进的外来文明顽固地排斥拒绝。对俄罗斯人来说，幸运的是，彼得大帝属于前者。
彼得大帝改革的总方向和总方针是“欧化”或者说西化。他在1697年组织了一个赴西欧考察团，史称“彼得大使团”，他自己化名彼得·米哈伊诺夫，以下士身份随团出国。考察团历时一年多先后了解学习了英国、荷兰、普鲁士等国的工业生产、军事技术、政治制度以及科学文化、风俗习惯。彼得亲自到荷兰、英国的造船厂当木工，做学徒，学习造船等技术。还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归国途中，与丹麦、波兰达成协议，共同对瑞典作战。
出访西欧使彼得扩大了眼界，目睹了先进的西欧与落后的俄国的真实差距。正是由于对先进文明的真切感受，对落后的俄国的清醒体察，使彼得在历史发展的趋势面前，能够冷静思考，正确定位俄罗斯在“世界坐标系”中的位置。他以敏锐的洞察力认识到，只有通过改革，奋起直追，大胆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与世界文明接轨，俄罗斯民族才能获得出路。
面对内外挑战，彼得大帝以其扭转乾坤的伟人气魄，力排一切障碍，掀起俄罗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改革，完成了改变国家命运的四大历史任务：
争夺出海口，进行军事改革。彼得把打通出海口视为摆脱俄国落后状况的必要条件，“俄国需要的是水域——他对坎特米尔亲王讲的这句名言被铭刻在他的传记的扉页上”。在从北方劲敌瑞典手中夺取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为俄罗斯打通事关民族振兴的出海口的同时，彼得拼命组建了强大海军。他取消贵族在军队中的特权，对士兵进行西欧式的严格训练，开办各类军事院校，派贵族子弟去西欧学习军事，使俄罗斯成了欧洲陆军强国。
建立各种类型的手工工场，发展近代工业。彼得大帝为了满足军事需要，狂热兴办工厂、开采矿藏，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招聘西欧有经验的技术专家，允许外国人在俄国开办工厂。为解决劳动力问题，允许工场主购买奴隶，修筑公路，开凿运河，统一全国度量衡，对外贸易奖励输出、限制输入，规定“凡国内能够生产的产品，一律提高关税率”来保护俄国工业。
改造行政体制，完善君主专制制度。彼得认为，改革首先要巩固自己的王权。他宣称：“沙皇陛下是专制君主”，“他不向世界上任何人负责”。1711年，他废除了对自己不满的贵族杜马制，建立参政院。1722年，颁布“官职等级表”，把文武官员分为14等，不分出身贵贱，根据每个官员能力的高低、贡献的大小选拔任用，罢免了一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旧贵族官僚。彼得深知宗教对于巩固王权的作用，1721年，他把反对改革的东正教总主教一职取消，宣布沙皇为东正教的最高教首，教会不得干预政治，从而实现了政教分离。
大兴科学教育，深度改造社会。彼得深感俄国人才奇缺，先是把教育大权从教会手中抓到政府手里，然后大办各类学校，规定“一切等级”的孩子都可入学。1719年第一个博物馆和第一个公共图书馆正式开放，并大量翻译西方的科学技术书籍。1725年建立科学院。为了促进文化传播，减少印刷书籍和学习读写的困难，彼得下令用简易的字体代替教会的复杂的斯拉夫字体，这种新字体一直用到今天。1703年，出版了俄国第一张印刷的报纸《新闻报》，使它成为官方宣传改革，报道国内外经济、军事、政治活动的重要工具。1699年，彼得下令采用欧洲国家通用的儒略历。
为了实现面向西方的改革目标，彼得大帝推行的许多措施，在后世看来，既是激进甚而断然的，又不能不叹服是高瞻远瞩的。为学习西方行政，彼得大帝设立了许多行政学院来教导俄罗斯人，因为缺教师，为此把瑞典战俘绑到那里去充当教师，把俄国青年送到哥尼斯堡去接受普鲁士训练。彼得还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涅瓦河口的圣彼得堡，使昔日荒岛成为对外开放的主要港口。迁都被普遍认为是“欧化政策的纪念碑，改革时代的标志”。
彼得大帝使落后的俄国经过短短20多年，“完成了巨大的跳跃”。就像普希金的诗句描述的：“俄国就像下水的海船，在斧头敲击声中，在大炮轰鸣声中，进入了欧洲！”马克思亦认为，彼得大帝改革“为结束俄国百年来的落后状态，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彼得大帝的改革是俄国现代化的开端。在21世纪的今天，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都弄清了他们的国家走西方人走过的现代化之路的重要性。但是在公元1700年，欧洲以外的大多数人对走向现代化的好处还认识不清。彼得的英明就在于他能够先于时代两个世纪，认识到使国家西方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性。由于彼得的远见卓识，俄国虽然在他登基前还十分落后，但是却有能力远远地超过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
彼得大帝改革难以估量的影响了整个东方世界。当时与俄罗斯在东方有接壤关系的主要是两个大国，一个是欧洲东部与中亚疆域上的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一个是亚洲疆域上的重要国家中国，都受俄罗斯影响并与其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
奥斯曼土耳其在俄罗斯的不断攻伐下，不得不步步迟疑地作了一些改革。严格说，土耳其和俄国都是半欧洲国家，彼得未登基以前，土耳其在军事、经济和文化上都比俄国先进。就此而论，土耳其在整个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比俄国先进。但是在1700年前后，没有哪位土耳其苏丹认识到迅速西方化的重要性，并把国家朝着那个方向推进。后来虽被迫改革，一开始也仅限于军事领域。19世纪被拥立为苏丹的马哈穆德二世的改革开始超出军事领域，军事上废除了近卫军，代之以欧洲训练方式和装备的新军；税制上采取了效仿欧洲的措施；政治体制上效仿西方的文官制度。1839～1876年，奥斯曼帝国进入了历史上的“坦齐马特”（整顿改革之意）时代，以拉希德帕夏为代表的新兴知识分子辅佐苏丹阿卜杜勒·麦吉德进行改革，于1839年颁布了《御园敕令》，试图在不突破伊斯兰教的原则大框架下创立新秩序。但步子始终过于缓慢，在犹豫拖延之中，奥斯曼土耳其也就不断分崩离析。
直到进入20世纪，凯末尔才领导土耳其朝着迈向现代化的目标努力改革。此时俄罗斯对中亚的控制已相当稳固，俄罗斯在工业和教育上都比土耳其先进得多。今天人们无疑会把俄罗斯比土耳其强大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假设俄罗斯没有彼得大帝而土耳其当时有一位主张改革的伟大领导人，那么土耳其今天就可能是一个世界大国，而且很可能会控制住现在俄罗斯的中亚地区——该地区的居民是穆斯林，他们与土耳其人的历史和宗教关系比与俄国人要密切得多。不过，对土耳其而言，失去的已经永远无法挽回了。
同样的，中国作为俄罗斯在亚洲的最主要邻居，也未逃过劫难。与土耳其堪称难兄难弟，俄罗斯也是历史上从中国拿走土地最多的国家。由于身受其害，不得不变法图存。在不断的对俄割地赔款后，中国发生了康有为主导的深受俄国制度影响的戊戌变法，但改革的失败使中国继续沉沦。后遗症延续至今天，当代中国人不得不咽下历史的苦果，接受已经成为既成事实的边境线，以收回半个小小的黑瞎子岛的心理安慰，与俄罗斯完成全境划界。历史若是可以假设，要不是彼得制订改革和现代化的方针使俄国强大起来，亚洲的西伯利亚部分版图可能就会是另一种格局。
三、日本明治维新影响了亚洲
在近现代世界，如果把“半欧洲”的俄罗斯算进欧洲，西方之外首先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是东亚的日本。
日本原本与中国一样，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自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设立幕府，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幕府政权后，德川家族的统治延续了260多年。天皇大权旁落，只是名义上的元首，是日本民族的精神象征，实权则掌握在幕府的最高统治者——将军手中。幕府拥有约占全国领土四分之一的直辖领地，其余土地则分封给260多个大名作领地，称“藩国”。幕府对藩国拥有最高统治权，藩主大名在藩内独立行使行政、财政、司法等权力。将军和大名还分别授予手下直属家臣——武士以“封地”或“封禄”，于是在日本形成了由幕府和藩构成的封建统治制度，即“幕藩体制”。幕藩体制最大的特征是遵照分封与世袭的身份制原则来进行统治。
19世纪中后期，幕府治下的日本遇到了与中国同样的外部冲击。西方列强为掠夺殖民地，向东方汹涌袭来之时，日本与中国面临一个同样的严峻问题：即如何面对世界？如何迎接挑战？经过震撼亚洲的鸦片战争，日本有识之士目睹自己当作老师学习了1000多年的泱泱大国的中国，竟被来自远方的英国打败，于是对原来步趋中国的“锁国”政策和“攘夷论”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西方列强将会前来迫使日本开国。
日本人随后在面对类似中国的危机遭遇时，把被迫开国变成了主动的对外开放。1853年6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4艘黑色军舰敲开了日本国门，史称“黑船来航”。第二年，封建幕府被迫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英、俄、法、荷等国竞相涌来，如法炮制类似的条约，日本就此打开了国门。对于被迫开国的历史，日本人历来从正面、积极的视角看待之。明治初年的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形象地描述：“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其中“烈火”，指的就是“汲取西洋文明的热情”。日本人开始主动学习英、法、德国的“洋学”，认识到西方体制及其强盛的根源，并把这种认识逐步变为举国上下的追求。
日本抓住了弃旧图新的机遇。打开国门15年后，在一些有世界眼光的改革派志士的领导下，凝聚国内各方力量，高举倒幕维新的大旗，经过1年零5个月的“戊辰战争”，彻底结束封建幕府统治，开始了面向世界、影响世界的明治维新。从此，1868年也就成为日本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
天皇当政后，迅速发布了表明改革决心和大方向的著名的《五条誓文》，即：“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大展经纶”；“官武一途，以至于庶民，须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旧有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誓文的结语宣布，“将实行我国前所未有之变革。”它昭示了向西方学习、推行公议政治进而走现代化之路的大政方针。
在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改革精英的领导下，明治政府勇于破旧。在初期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革除了封建幕府体制。通过“奉还版籍”，将原来各藩藩主控制的领地和人口，交还给天皇。通过“废藩置县”，各藩全部解体，武士与藩主的主从关系完全消失，取消幕府时代的士、农、工、商的等级差别，实行了“四民平等”。在“废藩置县”的基础上，明治政府顺利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地税改革。
打破旧制度的同时，师从西方以立新。日本人认识到，西方化就是日本的未来，不西方化不行，从上到下汇聚成全面学习西方的热潮，创造了少有国家能够企及的宽松的改革环境。大久保利通曾感叹说：“到西洋这么一看，我们不适应这个世界。”明治政府派团深入考察欧美经验之后，提出并实施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以文明开化之策，使西方文化大量进入日本，特别是把教育改革作为各项改革的一个根本，木户孝允提出：“其为急务者，莫先于学校。”通过提高国民知识水平，迅速掌握欧美先进技术。从19世纪80年代初始，日本先后实行了3年、4年、6年的免费义务教育，到明治末年全国就学率已超过95%，这个比例，甚至超过了中国当代水平。以殖产兴业之策，扶植近现代工商业，统一货币，禁止各地设立关卡，为经济发展扫除障碍。以富国强兵之策，改造军事体制，颁布义务兵役制，建立现代常备军。这种条理有序的全方位改革策略的成功，使日本以急行军的速度实现了现代化。
经过短短30年左右的时间，以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打败大清王朝为标志，日本崛起为亚洲的强国；再以1904年日俄战争打败沙俄帝国为标志，日本成为令西方各国从此不敢轻视，进入世界大国俱乐部的惟一的东方国家。
在日本这个榜样之后，中国、朝鲜、泰国先后掀起改革浪潮。亚洲前后发生的改革，按时间顺序，日本明治维新、泰国朱拉隆功国王改革、朝鲜甲午改革都比中国早，结果也迥然不同。日本明治维新、泰国朱拉隆功国王改革成功了，朝鲜甲午改革和中国戊戌变法都失败了。
中国戊戌变法大体是以日本为师的。日本这个昔日的学生变成了老师的老师，历史的戏剧性莫过于此。
戊戌变法中实施或建议实施的改革方针，主要是效仿明治维新的。康有为在1898年初的《上清帝第六书》中，对明治维新的改革方针做了概述，指出：“考其维新之始，百度甚多，维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时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以定宪法。”并向光绪建议：“皇上若决定变法，请先举三者。”除这3项外，戊戌变法中提出的召开国会、建设新京、改定年号、断发易服等政治主张，都是仿效明治维新的结果。
戊戌变法中实施的许多经济政策，也是仿效明治维新的。如振兴工商农业，开办银行，发行纸币等。维新派在奏折中采取对比中日两国情况的做法，先介绍日本的经验，然后提出在中国实施的具体意见。例如张謇在《代拟请留各省股款振兴农工商务疏》中，建议仿照日本，奖励和扶植民办工商业。他说：“臣拟请明降谕旨，饬令各督就所认集之数，截留其半或三分之一，专款存储各该省，仿日本国家补助商人名目，名曰补助公费。……其详细章程，请饬总理衙门，向日本领事咨取其国民商部补助条目，参酌施行。”
戊戌变法中文教方面有些变革，从内容到形式，都直接受明治维新的影响。例如维新派主张学习日本的办学经验，广兴学校，开设报馆。宋伯鲁在《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中，强调了开设报馆的重要性，先介绍日本的经验：“昔日本维新之始，遣伊藤博文等游历欧美，讨论变法次第，及归则首请设官报于东京。”然后建议将原设在上海民办的《时务报》改为官报，并迁至北京。
朝鲜甲午改革，更是在日本侵略步步紧逼的亡国灭种危机下，深受日本影响而发生。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朝鲜开化派领袖金弘集任领议政，有志于改革的力量增强，并逐渐掌握了实权。改革者决心振兴国家，独立自主地决定本国的事务。1894年7月～11月，金弘集推动军国机务处颁布200多项改革措施，这就是朝鲜历史上的“甲午改革”，也称“甲午更张”。甲午改革前后进行了近4个月，改革的范围很广，包括中央及地方的官制和州县的职能，有关行政和司法的规定，田赋和财政及产业、经商的规定，教育和文化等规定。改革的内容虽然不彻底，但符合现代化发展方向，表现出决心，“自修自强”的愿望。然而，在日本已经驻军朝鲜，将这块垂涎已久的“肥肉”擒在嘴边之时，已经没有甲午改革任何成功的机会了。
泰王朱拉隆功推动的改革，也是近现代东方改革大潮中的重要事件。与中国、朝鲜不同的是，泰国（泰国在1939年前国名为暹罗，在本文中统一称为泰国）很幸运，距离改革的“暴发户”日本非常遥远。面对西方殖民扩张压力，朱拉隆功国王进行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朱拉隆功从国情出发，明确提出了改革的目标，即实现泰国的“独立、进步、文明、繁荣”。这一方针的提出，不仅得到了各阶级、各阶层民众的拥护和支持，而且也使守旧派难以出来公开反对。他以维护民族独立为旗帜，放手进行军政改革，建立近代化陆海军、警察、治安部队；以文明、进步、繁荣为号召，废除奴隶制，整顿国家财政，改革赋税制度，聘请外国专家，建学校、盖医院、修铁路、办邮电。在他执政的42年里，有计划地安排改革内容的先后顺序和轻重缓急，优先考虑行政和军事改革。而废除奴隶制，则是在1874～1905年近30年的时间中，先后通过4道法令才逐步达成的。朱拉隆功使泰国逃离了东南亚其他国家沦丧为殖民地的命运。
四、土耳其凯末尔改革影响了亚非拉美
建立土耳其的主体民族在历史上与中国有过碰撞。1300多年前，活跃于蒙古草原和西域的突厥人被中国唐朝军队击败后，开始了不断西移的过程。1299年，一个名叫奥斯曼的突厥移民首领，在距离达达尼尔海峡不到50公里的地方，向塞尔柱突厥帝国宣布独立，奥斯曼大帝国的开创历程从此展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持续了600年的奥斯曼土耳其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在政教合一的专制体制下，当初被它所击败的拜占庭帝国的所有问题都在自己身上重新显现。对于新兴西方工业强国来说，奥斯曼庞大的版图和重要的地理战略位置，所带来的已不再是过去的恐惧和敬畏，而是可供瓜分的贪婪和觊觎。一战的爆发，彻底暴露了这个老大帝国的衰败，也彻底地瓦解了它。“这个病夫真的死了，它已经不可复原了。”一战期间的欧洲政治家们这样形容奥斯曼帝国。战败的结果，使得土耳其丧失了原来奥斯曼帝国五分之四的领土，星月旗在欧洲和非洲像晨雾一般地消散。
危难时刻需要伟人，穆斯塔法·凯末尔无疑是这样一位伟人。一战结束后，在协约国试图瓦解并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中，凯末尔领导了民族解放战争，拒绝屈辱的《色佛尔条约》，率军击退了希腊的入侵。1923年，凯末尔宣布结束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成立土耳其共和国。
戴高乐曾评价说：“凯末尔的声望与影响可与克伦威尔、华盛顿相提并论。”对于现今的土耳其人来说，给凯末尔这样的赞誉并不为过，因为正是这位木材商的儿子捍卫了土耳其的尊严，并使国家获得了新生。凯末尔让土耳其人铭记的不仅仅是他的军事才能，更是他的改革业绩。革命和建国只是凯末尔推进“西方化”改革的序曲。在任总统期间，凯末尔以划时代的广泛的改革，奠定了现代土耳其的立国基础。
凯末尔改革的大方向是“脱亚入欧”，他要带领土耳其人揭开面纱、穿上西装、走向西方。
1923～1938年，凯末尔一步一步无情地清除过去那些陈旧的制度。他废除哈里发制和苏丹制；制订了设立总统、总理、内阁和大国民议会的宪法，大国民议会每四年一次由选举产生；颁布教育世俗化、现代化法令，按西方模式改造原有学校，教育与宗教分离，宗教中小学全部停办，学校一律停止宗教课程；启动农业改革，废除奥斯曼帝国的土地法，宣布土地归耕种者所有，向农民分配国有土地和无主土地，废除封建的什一税，建立农业信贷体系，减少高利贷剥削；取缔所有的宗教社团和寺院，禁止个人以宗数社团成员的身份生活；规定官员和平民必须戴礼帽以代替传统的土耳其帽，不鼓励妇女戴面纱，在民众中鼓动放弃传统的服饰，推广西服；颁布分别以瑞士、意大利和德国的体系为蓝本的民法典、刑法典和商法典，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取代了宗教法中关于公民之间不平等的规定；推行拉丁字母以代替复杂的阿拉伯字母，在报纸、书籍中实行这一改革；给予妇女选举权，允许她们参加议会，承认占半数人口的妇女在政治和社会上的权利。
凯末尔的改革举措之多、范围之广泛，难以胜数。有些改革极具史诗性和戏剧性。
以政治改革而言，奥斯曼土耳其实行的是封建神权专制制度，王权和教权紧密结合在一起，苏丹既是土耳其的国王，又是伊斯兰教的教主哈里发。凯末尔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这一切，使土耳其的政治彻底与伊斯兰划清界限，代之以全盘西化的共和制度和民主原则，限定让宗教发挥类似在一个现代西方国家的那种单纯个人信仰的作用。
对语言的拉丁化改革更为彻底，使得现代的土耳其语言单就形式而言，已经与西方语言别无二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现在的土耳其人如果不借助注释已经无法读懂凯末尔当年的演讲词了。
凯末尔改革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是一次打着“世俗化”旗帜而以“西方化”为中心的现代化改革。世俗化和西方化、现代化这些原则高度一致，所以，凯末尔倡导的世俗主义、改革主义和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等六大主义后来共同构成了凯末尔主义。在土耳其国内通常称之为“阿塔图尔克主义”，从此成为土耳其政府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
西化给土耳其带来了新生，使一度濒于灭亡的“西亚病夫”走上了民族复兴的道路。土耳其顺利地渡过了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二战后，土耳其的工农业继续迅速发展，60年代中期，基本上实现自给自足。因此，历史学者称凯末尔改革为“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土耳其民族的一次飞跃。”
如今，凯末尔已经离世80多年。在大街小巷、工厂农村中四处张贴着的他的画像上，凯末尔仍然俯视着他亲手缔造的国家，他的灵魂与思想精髓一直牢牢地植根于土耳其社会。99.8%人口为穆斯林的土耳其，其世俗化、民主化程度远远领先于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国家。作为一个发祥于东方的古老民族，在历经与西方数百年的接触与撞击之后，最终选择了植根西方。现今，除了在社会生活中还保留着一些东方民族传统的痕迹外，土耳其已经具备了相当深度与广度的欧洲特性。
土耳其一直希望成为一个真正的欧洲国家，不仅仅是在地理意义上，更是在国家属性和普世价值观上。作为国家核心利益之所在，作为国家前途命运攸关之所在，直到今天，“脱亚入欧”始终是主导着现代土耳其的国策。历届执政者对这一点十分清醒，为此而坚持不懈地争取着。从体育上争取到作为欧洲一员参加欧洲的运动会，到现在已历时20余年的争取加入欧盟，成为一个真正的欧洲国家，是土耳其领导人主导的，不能不让人钦佩的对国家未来负责的民族梦想。
凯末尔改革开创了同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国家民主改革这一趋势的先河。
跟随凯末尔改革的脚步，许多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后，广泛进行了改革运动。主要有阿富汗的阿马努拉改革（1919～1929）、伊朗的礼萨汗改革（1925～1937）、埃及的柴鲁尔改革（1924年）、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一世改革（1930～1935），墨西哥卡德纳斯改革（1934～1940）。“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在西南亚的反响特别强烈，伊朗和阿富汗的民族主义政府也竞相模仿。”阿富汗的阿马努拉推行一些进步的政策，如设立立法机关、开办学校、改革税制、取消关卡等，但是遭到封建势力反对而失败。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改革不够彻底，没有根本解决土地问题，没有解决西方垄断资本对墨西哥的经济控制。相形之下，还是以凯末尔的改革最为彻底，时间最长、内容最广、最有深度、效果最显著。所以，凯末尔改革成为亚非拉美独立国家的楷模，成为西方之外，极为罕见的由封建专制传统深重的国家，通过彻底的和平改革实现社会转型的特例。
凯末尔改革很早也曾引起中国人的注意。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土耳其》一书，该书比较了土耳其与中国，立意于取法凯末尔改革的精神，在书的结论中认为，两国“同为近东远东两大病夫，相似之处甚多，……现在土耳其已经霍然病已，而中国转有病入膏肓之势；我们目睹彼邦人士激昂振奋，顺利进步之处，应该是如何的羡慕与惭愧呢？昔人有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不要徒然惭愧，我们还是进一步的努力去‘结网’罢！”只可惜，这种关注未能变成社会共识。虽然凯末尔领导的革命对当时的中国人有影响，国民革命时期的孙中山，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之一蔡和森，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在其后，凯末尔领导的带来社会真正本质变革的改革，由于历史的复杂因素，长期以来没有进入中国社会主流的视野。
直到1981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不发展，就会灭亡”——土耳其创始人凯末尔和他的改革》，以凯末尔的话振聋发聩。时隔半个世纪，中国人才重新发现凯末尔改革对中国改革的启示和镜鉴作用。
五、当代各国改革因信息化而交互影响
当代世界伴随交通、通讯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潮流——世界的整体发展愈益突显。各个国家都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以不同的方式，打破封闭，溶入世界，参与竞争。中国和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印度为代表的前殖民地国家，甚至还有市场体系已经比较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彼此相联，彼此相制约、相依存、相竞争的世界。
在“铁幕”拉开的20世纪50～60年代，虽然处在前苏联模式的笼罩之下，东欧的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前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尝试进行了一些改革。试图在不“离经叛道”，不背离计划经济的情况下，引进一定的市场调节，给企业一些生产自主权以搞活经济。但在当时东西方两个阵营对抗的全球大背景下，局部改革难以跨越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鸿沟。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出现改革大潮。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不顾工会的反对和阻挠，强力推动国营部门私营化改革，在欧洲掀起了非国有化的潮流。90年代，改革冲击波势不可挡，影响到了印度等经济以国有为主体，政治以西方多党制、议会制为模式，或者是相反的政治集权、经济或市场或计划的前殖民地国家，也都不得不开始走改革之路。
国与国改革的相互影响，最新的典型，莫过于中国、越南、印度之间的竞争和不甘示弱的变革。
中国改革比越南和印度先行了一步，是从全方位考察和借鉴国外经验开始的。1978年4～5月，中国派出三个中央级的考察团前往港澳、西欧、东欧，代表了中国再一次睁开眼睛面向世界，由过去的对前苏联“一边倒”向北看，改变成了向南看、向西看和向东看。
向南看，是考察学习毗邻并直接彰显中国内地之落后的香港、澳门。三个代表团中最早启程的也是港澳考察团，他们实地调查研究的目的很明确：了解香港、澳门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当时弹丸之地的香港，一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而辽阔的中国内地，1977年只有148亿美元。考察团回京后提交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汇报提纲）》，在强调先进科技的重要作用之外，第一次提出了在宝安、珠海建设经济特区。
向西看，是了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究竟真正是怎么回事。时任国家副总理的谷牧率领中国政府考察团，代表中国高层第一次走向西欧。他们访问了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五国，考察团成员这样回忆此次西欧之行：“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正如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杨波总结的，“这次对西欧的访问，加上同年其他几个代表团的出访，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总方针是起了作用的。”
向东看，是寻找苏联模式之外能够走通的社会主义道路。赴东欧考察团就担负着这样的任务，造访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回国后提交了《关于南斯拉夫计划工作的考察报告》。与西欧考察报告不同，这个报告的结论更具政治意味：因实行市场经济而曾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党仍然是社会主义政党。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着世界上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只是苏联计划经济一种。
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向中国提供了苏联模式之外的道路。当时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访问南斯拉夫归来总结说：“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一切都坏，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切都好。南斯拉夫的方针是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好东西，排除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坏东西。”这可以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萌芽。
比较而言，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吸引了中国人更多关注。与南斯拉夫市场化经济不同，匈牙利并不完全否认国家计划，而是改变了国家计划的形式。其“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国家计划只确定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主要比例，取消下达到企业的指令性指标。虽然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模式都脱胎于波兰人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苏联模式之外的道路，但当时中国选择的结果，具体模式看起来更接近匈牙利。南斯拉夫的完全市场经济理论让中国人感觉距离太大，以至于其后10余年，“姓社姓资”的争论在中国依然炙热。直到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才算开始接受了市场经济理论。
纵观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其实就是向世界学习和接轨的结果。先从香港拿到了资本，然后主要从西方拿到了科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来自对东欧的借鉴。从思想理论到体制模式，从资金到技术，都在不同程度上是“拿来主义”的结果。
作为中国的邻居，越南改革是“以华为师”而起步。虽然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两国关系紧张，越南视中国为头顶上压着的一块巨石。但也刺激了越南步中国之后尘的学习，使两国改革在许多方面如出一辙。越南先后出版了《邓小平文选》和中国其他领导人论述改革开放的著述，对于中共的历次党代会每次都以最快的速度将大会报告翻译成越文，发给越共中央委员，人手一册。多年来，不断地派出大量不同级别的团组，前来考察中国的国企改革、乡镇企业、证券市场、反腐倡廉、精简机构等多种问题，包括成功的经验和不成功的教训。每当有一项新举措出台前，越南领导人都要求先考察一下中国是如何解决的。他们提出“瞄准广东”，把广东当作追赶目标，广东的每项成功的改革措施他们都会进行研究。
在仿效中，发端于1986年越共六大的经济“革新”，走过了与中国改革大体相同的路径。经历了发展商品经济，扩大国营企业自主经营权，促进外国投资，确认农民家庭拥有全面自主经营和长期使用耕地的权利，转向由国家以法律、计划、政策和其他工具进行管理的市场机制，大力发展私营企业等过程。
两国的官方提法也如孪生：中国是改革开放，越南则提“革新开放”；中国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越南叫做“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南则是发展“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
如果说中越改革有何不同，那就是越南走得更远。越南的政治体制改革举世瞩目，2006年4月召开的越共十大上对总书记进行差额选举，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破天荒的。通过扩大执政党内民主，提升了社会的民主气氛。越南对土地制度大胆改革，土地国有而非中国的“集体所有”，私人除了没有土地所有权外，使用权、转让权和继承权全都归个人所有，这可谓改革的大动作。越南改革成功的另一点就是它很注重民生，发展民营经济，藏富于民，人民的幸福指数较高。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盛赞越南：是“一个同时达成发展与均衡的国家”、是“人类成功发展的范例”。报告还特别提到，虽然巴西的人均收入是越南的四倍，但巴西10%最穷阶层的所得，比越南10%最穷阶层的所得还低。
借用中国一句古话形容，越南革新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已经在一些方面超出老师了。这一现象，反过来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关注。如果中国改革的脚步停滞，将来越南有可能变成中国学习的对象。
亚洲另一大国印度的市场化改革从1991年才开始，比中国整整晚了13年。印度人始终对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中国抱有复杂的感觉，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使“龙”与“象”之争变成了宿命。如果没有中国的改革及相形之下的压力，印度“象”可能还在睡大觉。
印度也深受计划经济之害，是典型的计划体制而非市场体制。中国人过去听多了印度人的宣传：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理所当然地以为，印度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其实相反。独立时的领导人尼赫鲁向苏联学习，走上了计划经济之路。独立初期，印度政府从英国殖民者手中接受了铁路、邮电、港口和军火企业，这是最早的国营经济。在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印度政府采取一些措施，限制私人资本发展，如实行垄断和贸易行为法、工业许可证制度等，导致在印度开一个印刷厂、一个商店，也要许可证。50～70年代对外资的限制也很严。这不仅捆死了国民经济，也给腐败打开方便之门。
直到1991年印度经济改革计划的设计师辛格担任财政部长，才开始走向市场化改革。当时印度的经济在保守主义的官僚政客们控制之下每况愈下，财政赤字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5%，外汇储备仅剩下大约10亿美元。在总理纳拉辛哈·拉奥的支持下，辛格大胆实施了经济自由化改革，采取卢比贬值、猛砍国内产品津贴等措施，颇为见效。他积极推崇“混合经济模式”，认为经济改革意味着国有企业的现代化，而不是简单地将盈利的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经营；以“市场说话”终结多年的“指令说话”。辛格推行的改革措施无异于一场经济革命，银行私有化了，移动通信私有化了，外资也全面进入，印度开始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改革带动了印度经济的复苏，工业快速发展，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在辛格任期，印度经济一直维持着每年7%的增长率，辛格也因此被誉为印度“经济改革之父”。
对于中、印改革的关系，2004年担任了总理的辛格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他学习的榜样，而学习的重点就在于中国的发展模式。他坦承：“印度的改变，我愿意承认是因为中国的成功所造成的刺激之产物。”甚而呼吁印度人阅读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
中国人在自豪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印度改革的长处。印度不仅有发达的软件业，还有健全的金融体系，比较发达的现代服务业，更有稳定的民主制度。这也是印度人认为龟兔赛跑，总有一天会超过中国的原因。中国人如果不自警自惕，不像学习印度发展软件业的经验一样去努力借鉴印度其它长项，那么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