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汉书·郡国志》所记永昌郡户数为231.897，口数为1，897，344，在东汉一百零五个郡国中，其户数占第六位，仅少于南阳郡、汝南郡、蜀郡、颖川郡和长沙郡，口数占第三位，仅少于南阳郡和汝南郡。永昌郡地处偏远，户数口数过大，前人已有疑之者。张森楷《十七史校勘记》谓：“永昌僻郡，而户口繁庶如此，且以除法计之，每十户过八十余口，逾恒率矣，疑口数有譌。”[1]两汉时期，户数和口数大致是一与五之比，所以论者常以“五口之家”为典型，和这个比例相差较大的，记载上必有问题。按张氏以为“口数有譌”，即认户数不错，那么以一比五计算，永昌郡人口当为1，159，485，但这个数字仍显得过大，令人难以置信。实际上，这里的户口两数都是错了的。
除上文提到的户口比例不合外，还可以举出若干理由，说明永昌郡不会有那么多的户口。《续志》所记是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时的情况，当时，永昌的邻郡牂牁 有十六县，户数是31，523，邻郡越嶲有十四县，户数是130，120，另一个邻郡益州有十七县，户数只有29，036.永昌较以上三郡更为偏远，而且只有八个县，却有二十三万多户，近两百万人口，这显然是说不通的。顺帝时全国人口为49，150，220，永昌一郡就占了约二十五分之一，以历代的情形来考察，云南全省人口均占不到全国的三十分之一，何以东汉时永昌郡的户口会大得出奇呢？这只能用《续志》的记载有误来加以解释。
《晋书·地理志》所记为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的数字，全国户数为2，459，840，口数为16，163，863，户数减至东汉顺帝时的四分之一，口数减至三分之一。西晋宁州云南郡有9，200户，兴古郡有6，200户，建宁郡有29，000户，共计44，400户，如以一比四逆推，东汉时三郡当为177，600户，和东汉牂牁、越嶲、益州三郡（《续志》所记）的户数总和190，679比较，是十分接近的。[2]《晋志》记永昌郡户数为38，000，以一比四逆推，东汉时当为152，000户，和《续志》所记则相去很大，这也可以反证《续志》之误。
那么，东汉时，永昌郡到底有多少户、多少人呢？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3]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衷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据此可以知道，初设永昌郡时，哀牢、博南二县有五万多户，其余六县（即不韦、巂唐、比苏、楪榆、邪龙、云南）是从益州郡划归永昌郡的。《汉书·地理志》所记是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情况，益州郡原有二十四县，不韦等六县全部在内。益州郡共有81，946户，不韦等六县如占四分之一，则当有户二万挂零，合上述哀牢、博南二县的五万多户，即永昌初设郡时当有七万多户，人口以一比五计，当为三十五万左右。永昌设郡之后不久，在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全国有五百八十万户，到《续志》所记的顺帝时全国有九百六十多万户，增长近一倍。以此比例计算，永昌当从初设郡时的七万多户增至十三、四万户，人口约为六、七十万。这和上文以《晋志》所记逆推的152，000户也是十分接近的。
当然，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各地区户数口数的增减速度也未必一致。特别是边远地区，更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因此，用上述的方法推算不可能得出十分精确的结果。不过，我相信，这一估算的数字，虽不中，恐亦不远。
实际上，《续志》所记各郡国的户数口数，错误是很多的，致错的原因，可能相当复杂。因文字舛乱而造成的错误，大概不少。兹举一例：“辽西郡，五城，户万四千一百五十，口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辽东郡，十一城，户六万四千一百五十八，口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两郡城数户数相差很大，而口数不但接近，甚至不差一人，这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显然，辽东郡的口数是涉上文而致误。我看永昌郡的户数和口数的错误也是同样原因造成的。细审这两个数字，发现了一点可疑的迹象，即户数的最后四位是1897，口数的最前四位也是1897，很可能因为文字的上下窜夺，而造成了混乱，但我们今天怕难以再现本来面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