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企业集群机制学说对古典理论和传统理论进行反思，认识到传统理论的两大局限：一是过分简单地强调区际流动的两个要素——劳动力和资金，缺乏对知识和技术在企业集群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研究，更缺乏对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考虑，尚未将集群作为一个系统进行整体的研究；二是过分强调依赖外来资本与本地自然资源禀赋，过分强调自上而下的促进企业集群政策，缺乏对政府弹性政策和依靠内力发展方面的研究，对集群自组织的行为缺乏探讨。因此现代理论以“新产业区相关学派”为代表，在研究目标上，更多地探讨区域技术创新和技术吸收能力，更多地研究地区的创新政策与创新环境；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从企业调查入手，从企业全面运营概念与竞争力的角度入手，不只对区域进行静态的描述和研究，更多地用动态演进的观点进行研究，得出大量丰硕成果，提出大量全新的概念和研究思路与结论。然而，由于现代经济、知识经济的复杂性，这些成果之间缺乏系统的整理和完整的框架，因而，在企业集群机制这一核心问题上，反而缺乏统一权威系统的理论成果。一些韩国学者（Hwang；Shoo，2000年）引用拉根底吉克的话对这一现状提出了批评，认为“工业地理学者的工作还仅仅停留在本学科理论和概念的基础上”，研究界普遍认为从跨学科的角度对企业集群进行分析应该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新产业区”概念，由意大利学派创始人班纳斯库首先提出，尔后派尔和赛贝尔进一步解释，创造性地指出，产业革命之后，以大规模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福特制与大公司生产模式和以弹性专精生产为主要特征的中小企业集群生产模式并存，并此消彼长。清晰地以“弹性专精”为核心描述了新产业区的特征。而后新产业区概念被普遍泛化，包括意大利模式、德国模式、美国硅谷模式等等，科技型新产业区愈来愈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新产业区相关学派包含“新产业区”学派（意大利学派）、“新的产业空间学派”（加利福尼亚学派）、“产业集群学派”（波特学派）、创新环境和创新系统学派（技术学派），是产业集群理论中最具有现代特征的理论群体，更多地涉及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的研究或者企业集群研究中的科技因素。因此对他们进行进一步的综述，对本书研究目标具有更直接的指导意义。
3.2.1 新产业区与新产业空间理论
“新产业区”学派关于企业集群机制的主要解释。新产业区是以弹性生产方式为主的最发达经济区域的典型特征，它们为技术创新提供了特殊的文化环境。鉴定新产业区的重要标志是区内小企业密集，企业间形成稳定的合作网络（包括正式的合同和非正式的信息交流）以及企业扎根于本地文化的性质。在新产业区中，企业研发创新的重要性和难度加大，以企业网络为特征的创新环境会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的发展。众多中小企业为追求外部范围经济而进行专业化生产，以追随技术进步与分工的深化。社会个性化、弹性化需求大量出现，中小企业集群以“弹性专精”的柔性生产体系更有生命力。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特别是信任文化与创新文化有助于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
“新的产业空间”学派关于企业集群机制的主要观点。该学派为了解释类似于硅谷的企业集群成因，提出原来主要工业地区或中心城市之外边缘的地方往往会突然产生“新的产业空间”，在该空间内，新产业企业特别是高技术企业大量集群，提出区位要求（给定企业对区位有一定的要求）和区位能力（企业在给定区位中有适应该区位的能力）两个重要概念，并把传统产业与新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在这两方面进行对比，认为高技术产业有很强的区位能力。并进而认为，“新的产业空间”形成的原因，在于老产业区内强烈的不平等竞争和新产业（新产品、新工艺）的出现，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成功达成了新产业区企业的区位能力，创造了老产业区之外的新产业区。新产业区企业在新的技术和新的产业层面上向老产业区企业挑战，最终迫使老产业区企业采用新的技术、管理和产品。“新的产业空间”学派，在研究目标上，比“新产业区”学派更多地聚焦于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现象，如美国硅谷、128公路、东京波筑、法国米地。新产业区的主要特征包括：一是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密切广泛的本地联系网络。产业集群内成员间保持着密切广泛的合作关系。合作形式多样，不仅有正式的战略联盟、经济合同、投入产出联系，还包括非正式的交流、沟通、接触、面对面的对话；合作的范围不局限于企业之间，还延伸到企业与客户、企业与研究机构、大学、产业联合会、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二是具有很强的“根植性”。企业之间地理上的靠近，使人们之间的接触联系，频繁、稳定，具有可预见性，有助于人们之间建立起信任；同样，位置上的相邻使得声誉机制更容易发挥作用，监督约束集群内企业的损人利己行为。所以，集群内企业间比较容易建立起信任关系。一旦建立起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就能以有别于价格、利益机制的第三种方式作用于集群企业的行为。这种基于信任的行为使集群中的企业愿意合作承担风险，减少了机会主义行为；使企业愿意采取集体行动，以达到互利的目的；使企业间建立起信任和承诺，从而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和阻力，降低集群内企业创新的成本。三是有机构稠密性。新产业区内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机构，包括企业、金融机构、培训机构、贸易协会、地方权力机关、发展机构、创新中心、提供房产、土地、基础设施的政府机构等，其中企业又可以包括上游原料的供应商、设备的供应商、服务供应商和基础设施的供应商，下游的分销商和客户，侧面的生产补充产品的厂家以及其他采用类似相关技能、技术或投入的公司。四是良好的学习性。集群具备学习知识的能力和条件，机构间建立了网络联系，机构之间相互学习和交流，包括了企业内部的学习和集群内部企业间的学习。五是形成特征鲜明的共同社会文化，如硅谷开拓宽容，敢于冒险的精神等。
3.2.2 创新环境与创新系统理论
创新环境与创新系统学派提出了许多关于企业集群机制和动因的重要观点。从理论渊源看，“创新”概念是美籍奥地利古典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 humpeter）于1912年在其名著《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的。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是在企业中引入和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创新不单纯指技术上的发明，而是一个经济内涵深刻的概念，一般包括五种情况：采用了一种新产品；采用了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了一个从未进入过的新的市场；控制或“掠取”了新的生产原料和半成品的供给来源；实现了一种新的工业组织型式。熊彼特创新概念包含了技术创新、市场创新与组织创新三种形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经济、科技一体化，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创新理论得到了新的发展，引入了系统的观念从整体上来研究创新问题，即技术创新系统理论。无论是国家层次的创新，还是区域层次上，产业层次上的创新，都可以看做是一个由多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一个系统，即创新系统。创新系统研究首先在国家层次展开。英国技术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夫·弗里曼，丹麦技术创新经济学家郎德威尔和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纳尔逊于80 年代中提出并构建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创新和技术进步是生产、分配和应用各种知识的各主体之间一整套复杂关系的结果”。这种相互作用网络或体系是国家创新系统的实质和关键。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指出，技术创新和传播需要大量相关部门和制度的支持，强调各种正式的机构和制度，如大学、金融机构、科研机构、法律制度和社会管理体制等在区域创新环境中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区域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区域创新系统成功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是本地创新网络，即区域网络各个结点（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等）在协同作用中结网创新，并融入到区域的创新环境中。区域创新系统具有开放性、本地化、动态性和系统性等特点。“创新环境”这一概念由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首次提出，创新环境被认为是诱导创新的区域中由制度、法规、实践等组成的系统，企业在创新环境中集聚使企业享受单个企业所无法实现的大规模生产和技术、组织、创新的好处。以上学派已经采取系统的观点，不自觉地从自组织和他组织的角度来对企业集群进行研究，并对创新环境和创新系统中企业集群的机制做出精炼的表述，研究视角不局限于企业之间的线性联系而是扩展到企业与有关制度机构的网络化非线性联系中去。
3.2.3 产业集群学派理论
“产业集群学派”以迈克尔·波特（Mic hael E。Porter）的理论为代表。波特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后获哈佛大学商学院企业经济学博士学位，任教于哈佛商学院，成为该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长聘教授；他还获得哈佛大学颁发的最高荣誉的“大学教授”资格，成为该校建校以来第20位得到“镇校之宝”殊荣的教授。波特曾获得威尔斯经济学奖、亚当·斯密奖、三项麦肯锡奖，以及斯德哥尔摩等7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1983 年，他被美国总统里根任命为产业竞争委员会委员，引发了美国竞争力的讨论，也成为世界各国政府与企业争相咨询的知名顾问。
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钻石模型理论”分析国家竞争力形成的机制，并进而指出国家竞争优势产业地理集中形成的种种条件。波特把产业作为研究国家竞争力的基本单位。他认为：“国家的实力根植于该国产业和产业集群的表现，国家竞争优势也正是该国许多产业发展的综合表现。”波特将国家竞争力这个宽泛抽象的概念与产业、产业集群这些微观研究对象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国家的竞争优势是在产业与产业集群中表现，产业的表现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特色，同时也解释了经济繁荣与落后的来龙去脉。波特认为：所谓“集群”即指在某一特定区域下的一个特别领域，存在着一群相互关联的公司、供应商、关联产业、专门化的制度和协会。波特的产业集群概念强调集群内部产业的关联性和聚集性，同时指出集群不仅包含相关产业和研究机构，还应具备专门化的制度基础。
该学派认为不能仅仅从最小费用的角度来理解集群，强调竞争或者追求竞争力是企业集群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因素，认为企业集群形成的机制在于集群本身的特质：第一，企业通过靠近专业的物质投入和信息、设施互补等可以提高生产率；第二，集群可以改善激励和绩效的评估；第三，集群可以提高创新率和创新成功率；第四，集群降低新企业形成的障碍，形成提高生产率的环境，等等。该学派认为政府不应该去干扰市场，扭曲竞争，而只能在一定的市场基础上建立集群，并寻找制约集群发展的因素，着手加以改进。可以说，在政府与企业集群关系方面的论述，具有自组织与他组织相结合的哲学色彩，是具有创造力的。从本质上看，波特将集群看做是一个自我增强的系统，这一系统刺激集群内企业的竞争战略，同时也刺激集群本身的竞争力。他认为这些过程部分地依赖于人际关系、面对面的交流、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所以集群理论将网络理论与竞争联系起来。波特也已经运用演化的观点来审视产业集群，认为产业集群自身有发生、发展、衰退和解体的过程，认为每一个阶段都是“钻石模型理论”关键要素的正面或负面综合影响的结果。
（1）产业集群的形成。产业集群的萌芽和成长通常是自然形成的，暗示了集群的自组织机制。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是形成产业集群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一个有竞争力的产业带动并创造了另一个产业的竞争力。这里的“关键要素的完整系统”就是指钻石理论关键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体系。
（2）产业集群的发展。产业集群的运作基础。“客户、供应商和关联产业之间紧密流通的需求和技术信息，是国家钻石体系和产业集群的运作基础。如果每一个产业都拥有等量的商情、技术信息、活泼的竞争环境，它所呈现的竞争优势必然强而有力。”产业集群的运作过程。一个国家上游产业的竞争优势，同样有助于它的下游产业发展国际竞争力。上游产业所提供的技术，可以转化成下游的创造力，它本身也可能跳进来加入下游产业的竞争。当一个产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时，它的技术转移，通过与现有企业联手，或因扩散效应的关系，还会创造新的相关产业。一旦产业集群形成，集群内部的产业之间就形成互助关系。它的效应是上下左右、向四处展现的。经由新的谈判筹码、扩散效益及企业的多元化经营，激烈的产业竞争气氛往往会由一个产业扩散到另一个产业。产业集群中，当产业转入另一个产业时，其研究发展观念刺激、新战略、新技巧的移植，都会激发这个产业的升级效益。由于信息的流通更顺畅、创新的气氛随供应商和客户的关系快速地扩散，自然形成产业集群内的关联，因此也带来新的竞争观念和新的机会。产业集群的发展重点。波特认为产业集群在发展过程中，发展重点不同。集群发展初期，重点关注生产成本的竞争；接下来致力于创新，更注重差异化的竞争战略；当集群趋于成熟，创新缓慢甚至停止时，关注点又回到基本的生产成本的竞争上来，如果此时，集群能克服不利因素，就可能将产业发展层次引入新的高度，否则，集群可能走向衰退。另外，产业集群规模呈现先扩张再缩小的趋势，但只要精致的产业环节能保持竞争力和持续的竞争状态，则该集群仍处于发展阶段。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在波特研究的案例中，存在两种极端模式：一种以意大利为代表，集群产业上下环节紧密衔接，专业化机械产业和零组件产业密切配合，向垂直深化方向发展，挑剔型客户、积极的创业环境、频繁的个人创业、激烈的市场竞争、下游产业带动供应商发展的体系等因素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一种以日本为代表，企业多元化经营，在同一组织内部形成相关产业水平延伸体系，集群呈现水平式发展模式，快速饱和的国内市场、竞争对手的压力、企业进入上下游和相关产业的主动性等因素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动力。其他国家的产业集群的形态介于这两种极端模式之间。
（3）产业集群的衰退。当钻石体系中的各关键要素趋于恶化时，钻石体系同样具有逆向强化的作用，使产业集群走向衰亡。以下因素会造成这种衰退：生产要素的创新和升级速度落后、生产成本提高导致生产要素恶化；内需市场的要求与国际需求脱节或不一致，延误了企业对国际需求的反应能力；本地客户不再是挑剔型的，不再能为企业提供创新的压力；技术变迁为新企业带来快速发展的契机，相反可能会使原有产业陷入危机中；产业的发展目标和投资缺乏持续性，具体表现为只关注眼前利益，投机意识多于投资意识将会延缓产业改善和创新的步伐；企业缺乏推动自我调整的动力或魄力，最终的结局是不进则退；国内市场刻意回避竞争、偏好购并、秘密协定、寻求政府庇护的风气较为盛行。当这些现象纷纷出现时，地域化的产业集群往往趋于与大环境隔离，尤其是产业集群内部的企业国际化程度不高，但彼此依赖程度却很高时，集群更易于走向自我孤立。波特认为这种内向型的集群缺乏应对结构变迁、对重大机遇做出反应的能力，一旦产业结构出现重大变化，集群优势随之消失，整个产业集群体系可能走上衰退之路。
（4）产业集群的解体。如果集群内部依赖创新的产业失去竞争优势，则集群内的相关产业逐渐脱离集群体系，整个集群就会走向解体。只有内部产业实施国际化战略，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才能持久。当集群面临解体危机时，已具有国际化地位的产业往往可以借助国外竞争力来抵消国内环境的不利影响。
但是，波特的集群理论的根本性的局限是他从其他经济现象中抽象出了集群，集群往往以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实体出现（Breschi S，Mal-erba，F，2001）。集群理论似乎将集群看做是经济体系中的孤岛，忽视了在区域经济和地方经济中其他形式的发展和增长。换句话说它没能整体考虑区域系统之间的动态性、集群内特有的企业演进轨迹和互相依赖性，以及集群外企业的演进轨迹和互相依赖性。尽管波特提及过集群可能衰弱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详细地论述。实际上集群往往是在产业和创新的动态中不断演进的。由于该理论主要落脚点在国家竞争力问题，所以就产业集群理论而言，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只是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做了归纳。尽管如此，目前，有许多关于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都使用了波特的集群理论为基本分析框架，这些对不同国家不同集群现象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波特产业集群理论的价值。
3.2.4 空间经济集聚理论
1999年，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富田政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安东尼·文尼伯斯通力合作，完成了《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和国际贸易》理论专著。该书使用规范的经济学语言讨论产业集聚问题，对产业集群研究进入主流经济学家视野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强调递增报酬、运输成本与生产要素流动三方面的互动关系。《空间经济学》沿着两条思路展开：其一，在现实经济中，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是两个很重要的要素，经济活动的前向和后向联系能够产生促使聚集行为发生的循环逻辑关系。作者假设，将其他生产影响因素视为相同的条件，生产者希望将工厂坐落在接近原料供应商的地方，并接近他们的消费者，这意味着他们希望彼此接近。其二，一些资源的稳定性（比如，土地，在很多情况下劳动力）作为一个离心力抵抗导致聚集的向心力。这些离心力和向心力之间的张力（tension）形成了经济系统的空间结构演化。作者认为，这两个思路能够深刻地解释许多的现象，例如：一国经济中的工业区和农业区经济地带，自发产生的高度结构化的城市等级，以及国际贸易中产品周期的动力学过程等等。
该理论的许多观点能够很好地用于重新解释特定产业的地理聚集问题，而且具有经济空间集聚的自组织行为的思想。
总体上，对企业集群的演化过程的研究主要从分类角度加以展开。如范迪克（M。P。Van Dijk，1999）从企业集群的内在联系和地区专业化功能的角度将其分为地理位置型集群、市场型集群、劳动分工型集群、创新型集群、多边联系产业区和技术发展极等6个阶段，并分析了每个阶段的内部机制与地方政府的支持系统及政策取向。塞格列和迪尼（Gionava and Mi cro Dini）根据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墨西哥和牙买加等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从投资项目角度提出了中小企业网络化发展的5个不同阶段，即以少数有影响力的企业家来组织和推动中小企业网络形成的阶段；形成战略计划阶段，包括分析共同的问题和机会、制定共同的工作步骤和组成联合的企业组织等；启动有利于网络组织中的每个企业发展的共同项目，如联合采购原材料、联合推销产品、设计合作组织规则等；选择战略性项目进行实施的阶段；这集中在企业之间以产品和生产过程形成的专业化分工联系、通过新企业进入为其他企业提供共同的配套能力等；自主管理阶段，即保证在联合行动中的企业自主性。Tic hy G 认为企业集群存在生命周期：①诞生阶段（The Formative Phase）：即产品的产生和开发阶段，产品和生产过程还没有标准化，企业最初聚集在一起进行产品生产，集群内企业基于信息网络、分工协作以及资源共享所产生的外部经济获得竞争优势。②成长阶段（The Growth Phase）：集群发展迅速，增长率高，但也可能使得集群没有压力去创新，而往往只集中资源于最畅销的产品，并以日益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扩大生产。集群内的资源（知识、信息、技能等）会日益集中，更多地投入到主导产业（或产品）。③成熟阶段（The Maturity Phase）：生产过程和产品走向标准化，企业追求大规模生产，本地同类产品企业间竞争加剧，利润下降。这个阶段，企业可能更注重成本控制，对专业技能及知识的学习和转化减少，产品技术含量降低并且出现雷同现象，存在“过度竞争”的威胁。④衰退阶段（The Petrify Phase）：衰退阶段也称“Shakeout Phase”，形容这一阶段集群中企业大量退出，只有少量新进入者。集群衰退最重要的标志是失去对市场的灵活反应，缺 少应 变的 内源 力。联合 国贸 易 与发 展组 织 秘书 处（UKCTAD，1998）也根据三个指标将企业集群分为五种类型，并寻求这五种类型中的发展阶段性联系，这三个指标是网络化中的每个企业的技术水平、市场的扩展和企业之间的合作程度，以这三个指标的组合作为划分企业集群的依据，将企业集群分为五类，非正式的合作网络、有组织的合作、创新型集群、科技园区和出口加工区等，并从技术水平、技巧、创新能力、信任、竞争、企业规模、出口和学习等因素上分析了这五种类型之间的差异程度和联系。
严格地说，目前关于集群经济的研究还停留在一种分类研究上。企业集群经济系统本身演进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论解释和案例支持（王珺，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