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1 企业集群的分类
面对众多的企业集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根据不同的标准提出了各种划分集群的方法。马库森（Markusen A，1996）认为有四种典型的产业区：马歇尔式工业区（Marshallian District）、轮轴式产业区（Hub and Spoke District）、卫星平台式产业区（Satellite Platform）和国家力量依赖式产业区（State-centred Distric t），并且它们之间可能相互融合和转化。诺里格（Peter Knorringa，1998）基于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群的研究把集群分为意大利式、卫星式和轮轴式三类。密特卡和法里内利将（Lynn Mytelka；Fulvia Falinelli，2000）基于产业集群的内在关系分为非正式的、有组织的和创新型三类。1998 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将集群分为非正式集群、有组织集群、创新集群、科技园区、孵化器及出口加工区五类。在对广东企业集群研究过程中，李新春（2002）根据形成模式将集群分为历史形成的、沿全球商品链形成的和创新网络型三类；蓝海林（2002）等则提出依托式和阿米巴式两种集群类型。黄程、符正平（2003）采用行业集中度和本地生产链的完整程度两个基本的维度对珠江三角洲的企业集群分类，分为行业集中度低，在有限垄断下，竞争激烈，以东莞的 IT硬件制造集群为代表的“飞地”类集群；行业高度集中，本地生产链不完整的“锥子”集群；行业集中度低、本地生产链很完整的“原子团”集群。
从产业特性角度出发，一般将企业集群划分为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集群和传统产业的企业集群两个基本类别。
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的典型代表有美国硅谷、印度班加罗尔软件园和中国台湾省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等；传统产业的企业集群代表有“第三意大利”、广东和浙江等地众多的专业化产业集聚区（专业镇）等。本节拟从集群的不同产业特性出发，进行高新技术企业集群与传统产业企业集群差异及联系的分析，进一步深化对研究对象的认识。
4.1.2 产业特性对企业集群的影响
高新技术是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中相对于现有成熟技术而言的，因此，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具有相对性和依存关系。一般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具有知识、技术、人才和资金密集，高风险和收益递增的特点；而传统产业则相反。阿瑟（W。B。Arthur，1996）曾划分出了收益递增和收益递减两个工商世界，认为高科技产业属于前者，传统产业属于后者。由此，人们自然会想到，作为上述两种产业的重要现实载体，其企业集群是否也继承了相应的产业特性呢？迈克尔·波特（Porter M，1998）认为按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区分集群没有多大意义，他指出“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低技术产业这种说法”，一个充满活力的集群可以帮助任何产业内的任何公司采用最先进的相关技术和最复杂的方式参与竞争。
对上述问题，本书认为：第一，集群这种有别于纯市场和科层制的组织形态的出现，使其承载的产业与孤立、分散企业构成的产业产生质的不同。在集群的组织形态下，无论是传统产业集群还是高新技术企业集群都可能焕发无限生机，成为收益递增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群。波特的论断从战略高度指出了这种动向。第二，集群按产业特性分类仍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两种集群在技术水平、人力资本、企业间联系方式、面临的市场和风险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不同的特性在战术层面启示我们应针对不同的产业集群采取相应措施给予扶持和培育。像在广州这样的中心城市，由于内部各个地区发展差异、市场需求多样化和历史文化等原因，既发展传统产业集群，如花都区狮岭皮革皮具专业镇和芳村区花卉业集群（广州花卉博览园），又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如广州天河软件园（国家十大软件产业基地之一）、黄花岗信息园和广东光谷等。地方政府制定公共产业政策时，不能不考虑两类集群的差异和特殊问题。为此，高新技术企业与传统产业的集聚是不同的，其内在的机制非常值得研究（魏心镇，王缉慈，1993）。
4.1.3 高新技术和传统产业集群主要差异
（1）技术水平要求不同。从技术的结构看，高新技术企业集群拥有开发产品的主导和核心技术，是新知识、新技术的发源地，而且其创造的技术不仅在集群内部扩散，还能够对集群外的企业和传统产业集群进行广泛渗透。传统产业集群也有创新活动，但创新成果的带动力和辐射范围较弱。如广东专业镇经济基本上是以简单适用技术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技术门槛低（王珺，2000）。从技术形态看，高新技术企业集群主要是基于最新科学发现而产生的新技术、新产品，具有较系统的理论和明确的机理，知识更多地以专利、技术规程和论文等可编码的形式存在。这在生物制药产业表现尤为突出。从先导物发现到获得新药证书，新药研究开发过程的操作规程和实验数据都必须准确、详细地记录在案，严格按照 GLP（药品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CP（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临床试验规范执行。GMP管理要求建立完整的规范性文件，包括各种标准、记录和标准操作规程（SOP），要使企业一切工作都以文件为准，都有文字记录在案。传统产业集群中除可编码知识外，依附于技术工人（能工巧匠）的隐含经验类知识占有重要位置。由此也相应地导致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对大学、研究院所、技术交易市场等科研与服务部门有更强的合作动力，而传统产业对这些部门的合作意愿则不甚强烈，需求较少。如广州中大布匹市场与中山大学门户相对，但布匹市场中的150多家制衣厂却基本不与大学发生科研、人才、信息之类的业务联系。
（2）人力资本需求不同。相对于物质资本，人才资本是指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技术、知识和技能存量，可以用劳动者的平均教育水平、在职培训时间等指标衡量。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对劳动的质量、效率和创造性的要求远大于对劳动成本的考虑，因此对人力资本要求较高。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科技与管理人才是企业集群发展的关键因素。从天河软件园软件生产企业来看，大部分从业人员都具有大专以上文凭，研究设计人员需本科以上，工薪高。而传统产业所需人力资本质量要求较低，同时就业人员数量较多，劳力价廉。有关学者对广东专业镇经济等传统产业集群研究表明，集群内的经营劳动者主要是洗脚上田的本地农民及省内外民工。不同的人力资本需求和人才结构会引起集群运行状态的系列差异。在人力资本供给上，高新技术企业集群面临高素质人才稀缺的问题，人才竞争已提升到全球的层面，如广州举办的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就是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参与国际人才竞争的重要平台。广州已通过这一渠道引进了2 000多位高素质的科技与管理人才。而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传统产业集群可从省内外容易地获取廉价的、充足的人力供应，成为接纳民工潮的港湾。在集群的文化建设中，由于两种集群从业人员在教育水平、经济环境、生活方式、价值追求等方面有所差异，因而，集群需要提供不同的、适合的方式和条件，去满足不同人群的交流与合作需要。例如，广州技术产权交易所、广州博士俱乐部这样的中介机构坐落于高新技术企业集群黄花岗信息园是合适的，若将其设于花都区狮岭镇的皮革皮具这类传统产业集群中则起不到应有作用。在人才培养方式上，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的合作对象是综合实力较强的大学。例如天河软件园分别与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共建软件学院培养软件研发人才。而传统产业集群可以通过上岗前简单培训或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培训人才。
（3）集群内企业联系方式不同。传统产业集群往往以成熟的专业市场为依托。事实上，广东的专业镇经济大都是以专业市场为启动的，如东莞虎门的服装市场、中山古镇的灯饰市场、广州狮岭的皮革皮具市场等。集群内部之间及集群与外界之间通过专业市场进行商品与信息交流。高新技术企业集群一般没有专业市场作依托，其市场范围更加广阔，提供全球化商品和服务；许多产品或服务具有个性化、非标准化的特点。例如，软件企业根据不同制造业和企业的特点定制信息化解决方案。
传统产业集群内，企业间的物质联系非常普遍，而且这种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上下左右联系成为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重要途径。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内，非物质联系往往占主导地位。首先，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创新活跃，新技术、新知识层出不穷，知识运动的节奏非常快，知识流量巨大。例如微软公司的知识和产品创新速度令人眼花缭乱，当你还未感受到现有产品性能的“不方便”之处时，它已经为你想好并开发出了“更方便”的产品。其次，高新技术企业集群以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为主体，企业员工大都是知识型的技术与管理人员，而且，员工流动性大。这些“知识工人”无论跳槽到集群内的其他企业，还是自己创办新企业，伴随其个体流动而转移的最大“资产”就是知识，而不会也不必带走大量的有形物品。另外，高新技术企业集群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系统。集群的知识获取，以及产品与服务的输出都具全球化、网络化的特征。集群呈现一种开放形式的创新模式，而不是封闭的孤立的。集群内企业之间，集群企业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开放导致知识运动的广度和深度较传统产业集群大幅提升。例如，许多软件企业集群内的软件企业之间并没有大量的物质联系，企业主要根据目标客户要求提供各自的产品和服务。又如，在生物医药领域，广州有关机构采用 CRO（委托研究）方式开发新药，分别设立于不同大学、企业的各个创新平台（如药理毒理实验室、临床实验中心、安全评价中心）各司其职，主要通过交换和汇总实验数据和信息就可以完成药物开发的过程。可见，较之物质的交换，无形的信息和数据联系对于高新技术企业集群更为频繁和重要。
（4）政府介入程度与方式不同。无论是高新技术企业集群还是传统产业集群，对政府角色与作用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即营造良好的软硬环境，提供集群所需的各种资源和要素，从而促进企业集群持续健康发展。但从实践看，政府对两种集群的介入程度与方式有所不同，或者说两种集群依据自身发展的特点对政府行为提出不同的要求。在广东专业镇经济发展过程中，集群的形成是以民间力量为主，本地政府在协助企业回避所有制“政治”风险，建设专业市场，提供市场信息，树立集群整体形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再上一级或中央政府则较少直接“干预”的痕迹。而在高新技术企业集群领域，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部门介入程度都更深，而且采取了法律、行政、经济等综合手段。20世纪90年代，国家设立了 53 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00 年又设立11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地方政府也在产业政策、风险投资、科研投入、成果转化、招商引资、国际合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结果是促进了一些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的发展，但也存在重复建设，缺乏特色，集群内部联系松散等不近人意之处。
（5）集群面临风险不同。企业集群都会面临来自于技术、管理、市场、政策等方面的风险，而且成功的集群可以通过分工协作有效地降低和分摊各种风险。在技术方面，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的技术不确定性和快速变化使集群面对更大的技术创新风险，面临更大的创新压力。这一方面体现在产品和技术的升级换代快，生命周期较短，要求集群内企业不断采用新技术和标准，如计算机、手机等信息技术产品。另一方面体现在创新的成功率较低，创新成果扩散难度大。如国际上高通量新药筛选实验室每天就可以筛选 10万个化学物质，但最后成为新药上市的寥寥无几。为此，专门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风险投资对于集群形成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传统产业集群大都采用较成熟的技术和工艺，而且R&；；amp；D投入较少，技术创新风险相对较小。在市场风险方面，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由于掌握尖端技术或拥有专利权而较易于实施产品与服务的差异化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市场冲击。但是，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将创新科技成果推向市场往往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才能使顾客接受新的产品与服务。如广州富通公司的激光加工系统和广州荷力泰公司的蜂窝材料技术都是先进行了几年的“科学普及”才为市场接受，两位留学归国的创办人成了“科普工作者”。
而且，许多“高质量、高价格”的高新技术产品具有高级消费品和奢侈品的特点，只有当消费者收入水平较高时才会有旺盛的需求。当经济不景气，消费者预期收入减少时，这类产品的消费会首先受到压抑，进而影响整个集群的发展。2001年8月～2002年8月期间，硅谷圣克拉拉县的计算机与工业机械、电子设备、仪器仪表业分别减少的就业数为5200人、8400人、4800人；而软件与商业服务和工程与管理分别减少6100人和2 500人。两大信息产业共减少 27000 人就业；2002年11月，硅谷的失业率达到79%，大大高于美国平均水平。2001～2002年，两届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参会留学生中，因失业从硅谷等高科技园区回国找工作的比例大大提高，每年超过300人。这与美国经济不景气对高新科技企业集群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密切关系。
传统产业集群的市场风险也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其技术含量较低、易于模仿，可能导致集群内出现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现象。另一方面，生产、生活必需品，普通产品为主的传统企业集群受经济不景气影响不至于太激烈，甚至会因为比较成本优势得到更大的市场空间。同时，集群所依托的专业市场的存在也有利于降低集群的市场不确定性。另外，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的发展还可能遇到社会伦理道德、公共安全等方面的风险和阻力，比如人们对克隆技术、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到生物技术企业集群的发展前景。
4.1.4 高新技术和传统产业企业集群的联系
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具有相对性和替代性，并且互相依存。前者对后者具有扩散、渗透和带动作用，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物质基础、市场需求基础。这种相互依存与交融关系使两种企业集群存在内在关联和相互转化的可能。实际上，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考察，许多分布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高新技术或传统产业的企业集群之间往往不是孤立地存在和静止不变的，而是有着内在的关联和动态发展的。
（1）时间关联。集群的时间关联指的是集群自身的演化过程和历史。集群发展具有不可逆性和动态性。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应对威胁和把握机会，各个企业需要不断调整自身经营战略，其行为结果是推动集群对原有状态的偏离，若适应新环境则表现为集群向更高层次演进，反之则可能导致集群退化和解体。其中，集群沿技术轨道发展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情况。由于新技术和新知识的引进、扩散和创造，集群会不断自我更新和发展，通过集群内企业的集体行动和外界调控，使得传统产业集群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而向高新技术集群演变。当然，也可能是原来的高新技术企业集群随着整体的技术和工艺的老化成为传统产业集群。
例如，制药业是公认的高科技产业，但传统的中药业例外。首先，传统中药工业不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原理上的，而是以古老的中医理论为指导。其次，技艺落后，产品“老大黑粗”，质量不稳定，机理不清楚。例如，广州中成药产业的一些拳头产品还是清朝延续至今的。另外，创新步伐缓慢，没有专门的科研机构和科技投入，历史上往往以“拜师学艺”的形式继承大量基于经验积累的隐性非编码知识。
国内传统的中药产业也存在产业集聚现象，近年来的中药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正改变着该集群的产业特性。广州的中药加工业始于隋代，自发形成了一个中药加工业集群。广东南海商人陈体全、李升佐合资创办于明代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前后的陈李济老字号，根据民间验方及名医处方，首创蜡丸型成药多种，主要产品有追风苏合丸、琥珀抱龙丸、紫雪丹等，发展至清末民初已成为一家远近驰名的中成药厂，在国内外设有多处分支店（厂），产品畅销国内各地并外销至东南亚。陈李济与稍晚创立的北京同仁堂、清代创立的杭州胡庆余堂被合称为我国中成药行业的“三大名家”。以生产“冯了性药酒”著称的广州冯了性药号，原创于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7年），系清嘉庆五年（1800年）由佛山迁广州的。清代广州曾创办过“梁财信药店”（1759年），“马伯良药铺”（乾隆年间），“敬修堂药店”（1717 年），“王老吉凉茶铺”（1828年）等药号，均有制销中成药。原创立于佛山的“保滋堂药店”（1717年），“李众胜堂”（1896年）后来亦到广州发展，“保滋堂”成为“广州中药一厂”前身之一，“李众胜堂”所创保济丸至今行销国内外。新中国成立后，广州中成药行业继续蓬勃发展，1955 年广州市中药业有119户生产中成药。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调整合并为陈李济联合制药厂、广州中药一厂等11家中成药厂。此后，广州中药业集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步人为地分分合合。到20世纪90年代，政府组建“医药板块”，成立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主要中药厂归入该公司。这恰好印证了波特（M。E。Porter）的见解：“我曾经对千百年前就有集群感到震惊：那时的集群与现在不一样，因为技术不同？？我可以肯定如果翻阅一下你们国家的历史，也可以找到集群现象”（王缉慈，2001）。吉林省通化市是长白山麓只有65万人口的小城市，得益于长白山区丰富的药材资源，造就了通化东宝、修正、茂祥等一批成功企业和像镇脑宁、天仙丸、斯达舒等一大批名牌中成药，先后发展起来68 个以中药为主的生产企业，有 6家中药企业上市；2002 年医药产值达44亿元，实现利润10 亿元左右，医药企业纳税占当地财政收入的 70%，通化医药实现的利润占吉林全省药业利润的近80%（于明德，2003）。
20世纪90年代起，为应对市场和环境的挑战，国内中药业加快了中药现代化进程，中药集群逐步转变为一个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技术、资金密集的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各地医药企业正在进行大规模的 GMF改造，据对144 家企业的统计，平均每户企业改造投资为 3 125万元，这样大规模的产业投资是前所未有（于明德，2003）的。广州白云山中药厂 GMP改造总投入超过 1.2 亿元，原有的生产线和设备基本废弃。中药企业结合 GMP改造引进国际先进制药设备，实施生产规范，进行人员培训等。集群成员加强了整体创新条件和能力建设，集成应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现代科技建立了新药筛选、安全评价等研究开发体系。同时，创新型中药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涌现，包括归国留学人员在内的高素质人才涌入，优化了集群结构，网络关系日益发达复杂。
（2）地理关联。在经济、科技一体化趋势下，不同地区的集群通过各种形式相互联系，成为全球生产与创新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导致集群地理关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跨国公司实施全球化战略，其在东道国投资设立的分支工厂形成卫星平台式的集群，并与这些母公司所在地产生密切联系。二是企业集群之间通过市场交易建立联系。例如，印度班加罗尔软件集群通过软件产品和技术的出口与硅谷等美国软件集群建立密切关系。三是根据人才、技术和信息等的交流和引进需要而建立的集群关联。例如，中国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发展过程中，不断从硅谷引进人才、新技术和经营方式，两个集群的企业和个人之间保持密切的关系（安娜李·萨克森尼安，1999；童昕，王缉慈，1999）。四是科技产业集群的企业集体将一些加工制造环节向外迁移，形成新的、附属性质的加工企业集群。地区之间的产业迁移和业务分工是集群演化的重要推动力。阿瑟（W。B。Arthur，1996）认为大多数高科技公司既有以知识为基础的业务，又有大批量加工的业务，由于每一种业务的游戏规则不同，公司往往将它们分别运作。相关业务在空间上的分离导致新的高新技术企业或传统产业集群的产生。例如东莞是台湾 IT厂商最主要的岛外生产基地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岛内IT企业组群式地将技术较低、工艺成熟的制造环节（如键盘、鼠标、主板等）迁移到东莞，产生了新型产业网络形态，形成了东莞 IT加工企业集群（童昕，王缉慈，2001；杨建梅，冯广森，何云，2002）。并且，随着中国台湾IT企业投资重点由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迁入研究开发机构，以及东莞建设高起点松山湖科技产业园，东莞的 IT企业集群出现升级趋势，逐渐成为介于传统集群与高新技术企业集群之间的混合型集群。
（3）集群关联模式。结合上述分析，高新技术和传统产业集群之间存在一种可能的关联和转化模式。该集群演化模型适用于企业拥有类似技术，生产关联产品或业务相关性较强时的空间集聚情况。例如台湾地区与东莞在 IT领域的产业集群关系，某地区传统中药集群与现代制药企业集群也有共同的产业、市场、技术基础。
根据产业特性（技术水平、研究开发强度等）可将集群分为高新技术企业集群、混合型集群和传统产业集群三种类型。三种集群在技术水平、集群内部联系、研究开发投入、人才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别。一定条件下，三种集群能够各自在合适的地区形成。例如，由于微电子和半导体技术的革命性进展而催生了硅谷和128公路等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同时，各类集群不是静止和孤立的，在与外界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可以不断自我发展强大，也可能向其他类型转变或逐步衰败解体。
其中，混合型集群不是一种暂时的、过渡的形态，而是可以长期存在的现象，是随着现代科技扩散与产业提升出现的集群，这时已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入高新技术或传统集群。例如，汽车制造是传统产业，但大量的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高端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中，高新技术产品在整车生产的成本中占有一半以上份额。在广州，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带动 30多个零部件项目在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落户，形成了一个汽车制造企业集群。配套企业中既有生产普通部件的，也有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构成了一个混合型的集群。
无论何种产业，发展企业集群都是获取竞争优势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不应当对高新技术企业集群与传统产业集群之间有厚此薄彼的观念。但集群并不能完全回避不同产业特性的所有差异，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和传统产业集群在许多方面仍存在不同之处。这就为政府部门留下了“区别对待，对症下药”的宏观引导和政策调控空间。换言之，应该针对不同类型的集群采取相应的措施，“去寻找制约集群发展的因素，着手加以改进”（Porter。M。E，1998）。
当然，以上差异和联系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高新技术产业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如软件企业集群、生物技术企业集群等），其集群之间也还存在各自的特点。高新技术企业集群与传统产业集群也不是完全隔绝的，双方存在交叉融合和相互依存关系。这也要求我们不能机械地看待两种集群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