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意识形态化在中国由来已久，秦朝的“焚书坑儒”和清朝的“文字狱”都可谓典型代表，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左”思潮更是将泛意识形态化推至登峰造极的地步。新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纠正极“左”开始的，解放思想也是从“左”的思想禁锢中的解放。因此，对泛意识形态化的极“左”思潮带来历史灾难有着深刻体验的中国来说，“左”倾思想是被防止的主要对象。作为泛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代表，新左派用意识形态的“放大镜”看待一切，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政策表示强烈反对。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均社会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新左派尽管尽显忧国忧民之思，对现实的批判思想中也有许多合理因素，但在总体上是改革开放批判者的形象。
一、新左派的主要观点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会的分层化日益明显，经济分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平日益严重，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新左派思潮日趋活跃。新左派从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角度，提出公平、社会正义与平等的价值诉求，然而他们把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当作资本主义的问题来予以评说与认识，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念抱有相当积极的肯定，对当今中国融入市场经济与全球化主流的总趋势提出质疑与挑战。新左派显示出这样的反思：一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二是直指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形成的亲资本主义的西化语态，反思、批判所谓“现代化”、“现代性”问题。这两大反思反映了新左派的批评性话语的特质，同时也反映出新左派的两个基本思考维度：反思传统社会主义，意味着“新”；批评资本主义与西化潮流，体现了“左”。
新左派的理论陈述，不是一个具有理论一致性的、自觉结社的理论阐释行动。它是一个以某些立论的相对接近而形成的松散的、无明确理论纲领的姿态与主张的代称。但是，新左派之间具有明确的理论呼应关系。因此，把它视为一个可以统合起来解读的社会思潮，是具有合理性的。循此思路看新左派的姿态与主张，可以从“拒斥”与“回归”两个维度概观。“拒斥”主要是拒斥市场经济的理路；“回归”主要是回归政治主导。他们期望以政治主导代替经济优先，体现出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亲和立场，对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眷念，对直接民主、政治中心、激情跃动的肯定与对走向务实的当代中国社会变局的不满。
有学者指出，新左派之所以谓新左派，自然是有满足这一称号“新”与“左”的双重理由。一重理由从其“新”上得到满足。首先，“新”在它与老左派的差异。新左派既告别了与国家权力直接结合的激进左派的暴力崇拜、斯大林主义、僵硬的计划经济与集权政治体制，又告别了传统左派（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单纯从意识形态视角论述问题的理路。其次，“新”在“左”倾立场的更新。它以伸张人民主权与普遍民主的姿态，反对资本主义的政经权力垄断及文化霸权的姿态出现。再其次，“新”在“左”倾方法的调整。它借助于西方“后学”的解构武器，将近现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与资本主义直接勾连起来，加以抨击。另一重理由从其“左”上得到满足。其一，激烈地痛斥资本主义。他们将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简单地定义为“少数经济政治精英操纵社会资源的制度，而‘社会主义’则指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或者就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再与自由主义合一而论，将全面民主与社会主义式的“制度创新”（诸如“鞍钢宪法”、乡镇企业、村民自治等等）挂起钩来。于是，现代社会的一切不完美都是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导致的。其二，为“社会主义”呼唤。直接为“社会主义”辩护，从而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主张再伸张，是新左派令人瞩目的一点。但是新左派的社会主义版本既未指出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也未明确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经济政治运行形式，而只是简单地以人民主权和全面民主来定义自己的社会主义，至于这种民主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政治制度安排怎样，在他们抵制的保护个人权利与实行法治之外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保证人民主权和全面民主的落实，则从未明确。其三，对既有成就（无论是理论的，抑或是实践的）加以否定，这种否定的理由就是这些成就的“不完美”。
大体而言，新左派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是中国现在出现的官僚腐败和社会不公，其根源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既然资本主义是祸害的根源，那么，就可以把西方左派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如依附性发展论，罗马俱乐部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用来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不平等。他们认为，资本是对“人性与人的尊严的全面奴役与控制”，而市场经济的实现就意味着“以牺牲大多数下层民众的利益这种不公平作为代价”，“改革就是受资本家剥削，开放就是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新左派认为，以物质主义、技术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理性统治了现代人的思想。物质和技术作为至高无上的价值，给予市场经济、私有制、资本主义以观念上的合法性。因此，不从根本价值上探索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现代人类社会就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的藩篱。这些观点虽然过于简单与极端，但却相当鲜明地表达了新左派的价值趋向。
二是他们有一种相当强烈的对社会平等的价值追求。新左派对公平分配的强调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使他们走向对左翼的平均主义的肯定。新左派主张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方式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认为既然人欲横流，贪污腐败盛行是与私有制相联系的必然产物，那么要从根本上防止人的异化，就应该实行平均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让下层民众在公有制前提下参与民主管理。关注“弱势群体”是新左派给中国社会留下的最突出的印象。所谓“弱势群体”，是对市场化进程中利益受损群体一个委婉的称呼。新左派为中国“弱势群体”的代言，主要集中于对市场化进程中产权改革私有化倾向的批评，新左派一直在强调改革、改制中国有集体资产流失是造成中国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公的主要原因。
三是他们认为自己重新发现了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与价值。用他们的话来说，“毛泽东对后革命时代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孤独的充满了众叛亲离的悲剧色彩的探索，终于在这世纪之交，引起了一大批后来者的广泛关注和共鸣”。他们认为，毛泽东当年进行“文化大革命”，在根本上是要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批判，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批判资产阶级，解决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他们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不等于左派的路线与思想理论的失败。他们还认为中国要走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文革是真正实现了民主的时代，是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如果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道路、沿着文革的道路走下去，我们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光辉道路来”。在新左派看来，中国的出路在于对抗世界经济的现存格局，走一条任何现存文明形态都没有走过的创新之路，并认为可以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类毛泽东晚期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启示。
新左派结合当代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的背景，在民主政治观、社会主义本质观和历史进步观等三大领域提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与见解。新左派在上述三方面的基本观点是———
更加强调民主，特别诉诸于人民民主和制约社会主义政权官僚化趋势。在这一点上，新左派高度认同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讲是“继续革命”的一次伟大的尝试。在对待毛泽东、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和观念方面，新左派在当今中国扮演着毛泽东最忠实的学生的角色。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新左派提出了不同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主流观点的看法，认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之一，但并非充分条件。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需要的同时，还必须改变人的需要本身，以提升“人性”。新左派几乎毫无例外地反对经济决定论，认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是社会主义面临的更重要、更艰巨的任务。新左派认为与单纯的生产力本质论相比，社会主义的本质应更加全面，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新左派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引入了人和自然关系的新视角，注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层次思考、认识社会关系领域中的问题，以支持和扩展自己的思想主张。这也是新左派思潮一个重要的特征。
与更加强调历史发展的主体性、主观性相适应，新左派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社会历史沿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不断进步上升的线性历史观，也提出了强烈质疑。这实际上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客观条件相互关系的进一步追问。在许多新左派看来，社会历史并非总是进步的，道德和信仰也并非随生产力发展而提升。他们怀疑“生产力标准”，在历史观上多执二元论观点。
从总体上看，新左派思潮具有鲜明的现实批判性。批判市场化、批判现代性和批判经济决定论，诉诸民主、诉诸群众，主张社会均衡发展等，体现了新左派的基本思想倾向和理论主张。
新左派不满足于在学术上陈述己见，而且欲直接影响国家政策。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上就流传着《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苏联解体的警示》、《建议中央慎重对待私营企业主入党问题》、《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一些问题与思考》等等文章的复印件，后来又有题为《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的征求意见稿。其中《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从所有制变迁、阶级结构变化、意识形态变化、新阶级对政治权力的追求、执政党的变化等几个方面否定了党关于发展私营经济的政策。这些被称为“左派万言书”的作品，虽然都出自热烈的爱国情怀，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社会走向的关切，但是，由于他们仍然站在“左”倾思潮的理论立足点上，所以，从理论分析到政策思考，都与改革背道而驰，客观上成为改革开放的思想障碍。围绕着“公有制”和“私营经济”的产权制度安排及其引起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的发展，这些“万言书”反映了社会整体稳定的层面下社会变革的激烈潜流。同一主题不断浮现，从一个维护传统社会结构的角度对社会的变迁主题进行了表达，并且把矛头一直对准私营经济的发展和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兴起。而正是这种以激烈的、对抗的方式表达政见的“万言书”，从社会正面表达的反向告诉我们，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最大特征，是以私营企业主群体为核心的新社会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凸显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的调整。对于社会结构变迁最大的担心，来自于私营经济所产生的社会力量对现存政治结构的挑战以及对国家性质的影响。
前几年又流传一封“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标题是《对于〈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意见》。这份“新万言书”集中批判《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认为“非公36条”违反宪法：“第一，违背《宪法》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将会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改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第二，违背《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的要求，将会进一步扩大贫富分化，引起社会动荡”；“第三，违背《宪法》关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加强国家安全的要求，将会导致几千万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改变颜色”。“新万言书”提出四条建议：“第一，立即撤销《若干意见》，根据《宪法》制定《基本经济制度法》和国有经济、合作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单行法律，保障我国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向前发展”；“第二，制定符合基本经济制度的公私经济发展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三，把贫富差距的测评指标列入社会发展规划，并纳入全面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第四，建立有基本经济制度和贫富差距的统计报告及检查审议制度”。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这就决定了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国家建设、党的建设。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由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产生了既有继承又有差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60年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党情、国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政权巩固时期，政治上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以阶级斗争为纲，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经济制度实行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消除私有制。在改革开放时期，阶级斗争不再是纲，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大力发展，探索如何发展市场经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根本性转变，党与国家、与社会、与各阶层的关系基本上理顺。由于“发展很不平衡”，新矛盾、新问题凸显，新世纪、新阶段又在新的实践中创造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与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差别。比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计划经济，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逐渐消除私有化，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鼓励和支持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时期，即使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层，出现各种利益群体，不是通过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现专政的方式去解决利益冲突，而是通过协调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来解决，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创新。
但是，新左派认为这些“创新”正是背离甚至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之初建立起来的有计划按比例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不容否定，因而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本身就是错误；市场化改革以来，允许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致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名存实亡，这样的经济不再是社会主义经济；国企改革致使工人大量下岗，沦为新的无产阶级，新阶层的崛起和壮大凸显两极分化严重，改革已经走上“邪路”。
尽管存在众多矛盾和问题，但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用“三个有利于”的尺度来衡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就巨大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左”的东西之所以肆无忌惮，就因为坚守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一切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了些什么作为评判标准，作为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即使后果严重，也不会承担大的政治风险。所以，邓小平对左的东西深恶痛绝。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解放思想，就是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就是要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中解放出来。
二、新左派的思想误区
大体上可以说，新左派无疑是有其正面功能的，从思想多元化的角度来看，新左派作为一种批判力量，对市场竞争造成的无序化与两极分化可能起到一种制衡作用，并显示出某些合理性。新左派在强调社会公平的理念与价值方面，在研究如何发掘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内部原有的思想资源与政治遗产的合理性方面，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即使在资本主义发达社会的历史中，正是主张社会主义运动的左派力量，通过斗争，促使资本主义得以在接受挑战过程中立法以保护民众利益。然而，当下中国新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对“左”的专制政治没有切身体验，因而对“左”的意识中内含的专制基因不会有深切的警惕。相反，他们对市场化过程中的失范、两极化、腐败之类发展综合征，则有更深切的感受。由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把一些转型过程中的消极现象，简单地附会为资本主义的本质体现，他们也就把反资本主义的西方左派理论顺理成章地拿来批判中国的市场经济化过程，甚至得出反对改革，反对开放，反对中国走全球化道路，反对中国与世界接轨的结论。
经学者们疏理，新左派的思想误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错置具体感的误区。
新左派所采取的方式大致是援引某种西方的理论或观点（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然后针对中国转轨经济的现实，提出自己的主张或对策。大体而言，理论资源取自西方的成品，讨论的问题直接出于对中国现实（特别是政治现实）的关切，这是新左派思潮的思维特色。新左派用后现代主义来解释中国，而完全没有考虑到后现代主义是针对发达西方国家晚期资本主义过度膨胀而提出来的。用把外国环境中因特殊背景与问题而发展出来的东西，当作解释中国问题的权威，而不知道西方观念与口号所代表的内容的全部复杂性，以及它在西方特殊背景下对应的东西。就把外国的一些观念从它们的历史来源中切断，断章取义地变成解决我们中国问题的口号。这在思想方法上就是犯了“错置具体感”的谬误。对于新左派来说，中国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标准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毋庸讳言，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大发展，他们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有理由把中国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越发有理由搬用西方新左派对西方社会的诊断于中国。
二是文化浪漫主义的误区。
浪漫主义就是主体把审美的愿望投射到一个它并不真正理解的外部对象上去，通过对该对象的诗化的理解来宣泄对现实的不满，心理上满足内心未遂的愿望。更具体地说，新左派把一种与现实中的弊端相反的价值，例如与现实中的不公正相反的“均富”、“公平分配”这样的价值，不自觉地投射到“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些对象上去。通过这种审美的愿望投射，来宣泄对现实弊病的不满，并寄托自己在现实中未遂的理想，并由此而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审美的升华”。“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制度、“鞍钢宪法”、群众大批判与群众专制，于是都成为这些并没有亲自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新左派寄托、宣泄他们对当下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情绪的审美对象。新左派要把中国引到市场经济以前的中国去，并对“文化大革命”予以美化，正是出于对现实社会中的社会分化的不满心态，而产生了对公平社会的愿望投射。这正是典型的“中世纪的浪漫主义”。新左派的危险在于，他们以审美的浪漫体验来解读历史，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审美感，而在于他们要以这种浪漫化的社会主义理念来重建社会公正的方案的基础。
三是完美主义误区。
这里指的完美主义者是那种除了至善至美以外，什么东西都不能使之感到满意的人们。一个现实主义者会意识到，市场经济与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都是不完美的。它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发展初期会导致贫富分化。这种分化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支付的代价，人们可以在其发展中，通过法制建设，通过渐进的改革，来尽可能地避免市场经济造成的两极分化的祸害。而新左派的完美主义者则相信，有一种人为设计的“完美”的平均主义社会模式可以取代“不完美”的市场经济模式。新左派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与方向，是不切实际的。他们自以为是在为中国普通老百姓请命，但中国老百姓并没有因噎废食地认为，由于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腐败、下岗失业，而应该拒绝改革开放，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时代去。他们只是对竞争过程中缺乏法制与无序化表示了不满，如果要像某些新左派那样，为了公正而根本拒绝走市场化的道路，那无疑是南辕北辙。
新左派思潮的锐利在于其对市场经济关系建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公正、不合理现象的严厉批判。任何社会中，社会思潮对国家意识形态具有的比较优势都在于批评性。国家意识形态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属于肯定性思维，具有辩护性特征。这就不免要与人的思维主体性特征———否定性相抵触。而社会思潮一般都具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这就正好与人的否定性思维方式相吻合，而易于在公众中获得响应和流行。新左派是当今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各种社会问题和不良现象的尖锐批评者，其矛盾指向市场经济中的不公正，指向“社会转型”的冷酷性。新左派的分析、批判和主张，也得到了越来越多思想共鸣与回应。
面对众多的社会问题，国家意识形态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并迅速地反映在社会政策领域。党的十六大以来的新趋向，使新左派与国家意识形态在重大理论问题上有了明显的接近。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主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以“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提出以“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五个统筹”为标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是一次政策层面的调整，也是对长期以来的关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的一次总结和调整。以注重社会均衡思想指导社会发展，注重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公平分配，强调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协调性，正是新左派的基本理念。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观念和部署，而这与新左派的社会主义本质观，至少在表面上是非常协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