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马克思曾一度也是费希特的追随者，一度也充斥着浪漫主义的情绪。作为以浪漫派中心著称的波恩大学的学生，他主修过弗·施莱格尔的同为德国浪漫派领军人物的哥哥奥·施莱格尔的课，多少受到过些许浪漫主义的正规熏陶。从其于1839年至1840年间为预备博士论文写作而记录的笔记中，草草提及的“作为一般内在形式的反讽，是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当做某种哲学而提出来的”字句中，我们可以推断他对浪漫派及反讽概念是有所了解的。马克思是否读过施莱格尔等浪漫主义者的书，我们无从考据。但在他1842年4月27日写给卢格的信中，我们可以得知他确实有过写作《论浪漫派》的计划，从他所说的“这些文章在内容上都是相互联系的”，我们可以猜测，他试图对其所处时代中接触到的部分哲学流派作一系统的理论上的说明。虽然除了《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发表在1842年8月9日的《莱茵报》上之外，其他文章并未完成。但《论浪漫派》一文很显然是分析和批判浪漫主义哲学的。而他在此构思产生之前，必然有基于浪漫派著作的相关研读。不管马克思在其逐渐成熟的哲学观中已经离开了浪漫派有多远，也不管马克思对施莱格尔形式反讽的真正认识如何，但曾同为费希特门徒的事实（虽然后来两者都有背弃），使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两者思想之间某些若隐若现的交集，以及浪漫派在马克思身上印下的一些唯美痕迹。
青年马克思在褪却浪漫主义的光芒之后，实现了其哲学的现实转向，这为马克思政治理论作为一种实践中的反讽哲学提供了思想基础。通过对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中寻找现实支撑点以及其博士论文与笔记中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两方面的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如何为浪漫主义的形式反讽应用于实践找到了可行的理由与现实的开端。马克思早期诗歌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调和现实与应有的矛盾、诉求理想王国、发挥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等倾向，是苏格拉底反讽使人走出城邦束缚以及浪漫反讽对诗化王国与既存现实予以和解的共同体现。然而，这种理想主义哲学世界观只能应用于主观领域，一旦进入现实便会引发危机。马克思不得不调整哲学观取向，为建构法的形而上学体系寻找现实的支撑点，这现实的支撑点即为黑格尔哲学所引发的对于既存世界的思考。青年黑格尔派发现了黑格尔哲学的弱点并着手予以改造，作为成员的马克思正是以此为契机，将黑格尔作为其哲学观探索之路的中转站，通过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研究寻找到了一条联结哲学体系与现实世界的桥梁。
一、青年马克思的黑格尔转向
青年马克思认为哲学与法学“两门学科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试图使一种法哲学贯穿整个法的领域”。作为康德和费希特的追随者，马克思运用于法学体系建构中的理想主义是从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中汲取营养的。然而，他所得出的却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正如在诗歌创作中遇到的问题一样：“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同样是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对立，这种对立是理想主义所固有的，是随后产生的无可救药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这是他以康德—费希特哲学为理论前提尝试构建法哲学体系的第一次失败，为了不转向黑格尔主义，他进行了第二次积极的尝试。“我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我想再度潜入大海，不过有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有着坚实的基础；我不再练剑术，而是要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之下。”而以谢林哲学为理论基础进行的第二次建构却将他引向“黑格尔体系的开端”，“这个在月光下抚养长大的我最可爱的孩子，就像狡猾的海妖，把我诱入敌人的怀抱”。放弃浪漫的理想主义，投入黑格尔体系是马克思的“苦恼”选择，因为“康德和费希特喜欢在太空遨游，寻找一个遥远的未知国度”，而他“只求能真正领悟在街头巷尾遇到的日常事物”，所以，他不得不将其“所憎恶的观点变成自己的偶像”，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本身寻求观念。
马克思的思想形成正是经历了从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过程，向康德—费希特、谢林哲学告别，实现黑格尔哲学的转向，既是青年马克思理想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终结，也是其“从实有出发来研究对象”的起点。在对新的世界观的探索中，马克思反讽哲学的早期形态在同浪漫派一样经历了康德—费希特、谢林哲学的尝试后，并未因危机的发生而转向自我内部寻求解决方案，而是开始具有了着手对客观世界进行研究的实在的内容。
马克思向黑格尔的转变是通过其阅读黑格尔及其弟子的著作完成的，同时他还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有了接触。黑格尔的“现代世界哲学”否定了马克思的前浪漫主义时期哲学世界观。但是，他在发现浪漫的抒情主义危机后，并非全盘接受了黑格尔思想体系；在其转向黑格尔思想体系后，也并非全盘抛弃了浪漫主义思想。因为此时的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发现了黑格尔哲学的失败。黑格尔要求实现一个和解主观与客观、思想与现实的“总体世界”，但这种整体性只出现在思想上，而非现实中，“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现在黑格尔哲学正是这样”，追求总体性的结果是思想与现实的分裂，因为“与本身是一个整体的哲学相对立的世界，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因而这个哲学的能动性也表现得支离破碎，自相矛盾”。在黑格尔哲学中，“哲学的客观普遍性变成个别意识的主观形式”，由于完整性与普遍性而变得不现实，越来越与逐渐分化的世界形成对立。青年黑格尔派“跟随着费希特，正处在再次肯定主观事物具有高于物质实体的第一性的过程中”，正在酝酿着创立自我意识哲学以实现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这种理论上的后退正好迎合了马克思，使其改变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敌视态度，参与到改造的队伍中来，并与“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他既保留了原初浪漫主义理想，又是黑格尔哲学的继承人与批判者。于是，我们看到成长起来的马克思逐渐显露了对浪漫派和黑格尔进行双重改造的端倪。
成为黑格尔主义者之后，马克思已决心献身哲学。正面临择业难题的他，在鲍威尔的引荐下取得了获取波恩大学编外讲师职位的机会，取得博士学位、撰写博士论文既是他得以在大学执教的必由之路，也是他在青年黑格尔派影响下成为黑格尔门生的第一部著作。
马克思之所以选择伊壁鸠鲁哲学作为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受青年黑格尔派影响的。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不同于当时将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视为后退哲学的普遍观点，而将它们视为希腊哲学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继续发展，只是这三个体系具有“自我意识的普遍立场，亦即通过思维获得自我意识的自由”，同时作为内在性的精神，“在本身内部建立了一个理想世界，奠定了心智世界的基础和基地……从这里下降到现实界，与现实取得统一，这就是亚里山大里亚派哲学的立场”。在黑格尔的新评价中，这三个体系的自由立场、与现实的联系以及无神论观点吸引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讨论兴趣。麦克莱伦认为，这首先在于“青年黑格尔派感到他们在黑格尔‘总体哲学’之后所处的境况，与希腊人在亚里士多德之后所处的境况是一样的；其次，他们认为后亚里士多德派的哲学包含了很多现代哲学的基本因素：它们奠定了罗马帝国的哲学基础，深深地影响了早期基督教道德观，并且包含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唯理性主义的特性”。通过与俱乐部成员的讨论，这种新的观点影响了马克思的论文研究兴趣：“一类是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这一组哲学，另一类统称为亚历山大里亚的思辨，难道这种看法不应促使人们至少联系这种关系去加以探讨吗？其次，在正在向总体发展的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的体系，它们不以这两种丰富的精神形态为依据，而是进一步往上追溯到最简单的学派……难道这不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吗？”继黑格尔的整体哲学之后，又出现了哲学与现实的对立。这种对立的矛盾正是马克思哲学的“跳动心脏”。可以说，马克思的选题与预定的研究内容具有通过研究晚期希腊哲学来达到分析黑格尔“整体哲学”之后哲学走向的寓意批判。他发现了两个历史时期的相似性，他希望通过对上述三个体系中分离出来的哲学观点来铺设出一条超越黑格尔“整体哲学”的道路。
二、博士论文中自我意识哲学观的确立
消除反讽主体的异化，实现主体的积极自由与创造性，以及和解“应有”与“实有”是马克思诗歌中透露出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表达，但浪漫主义的“无根性”使马克思的理想主义只能成为“遥远的仙宫”，而黑格尔的整体哲学又因“绝对精神”的占有而出现思想与世界的分裂。将理想与现实合理衔接是马克思的急切需要。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并不只是简单的分析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而既是对“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的哲学观表达，又是对主体与客观世界如何发生联系的考察。
1.自由于定在中的积极倾向：自我意识与现实世界
如何在和解“应然”与“实然”中实现主体的积极的自由是马克思抽身浪漫主义转而向黑格尔哲学寻求答案的原因之一。这种积极的自由在古典反讽与浪漫反讽中都因被存在于主体自我之内的消极自由所取代而未得以实现，只有在黑格尔哲学中，“定在中的自由”才被提及。但是，黑格尔关注的是正在经历着“罗马世界的悲苦”的新资产阶级社会中个人内心的自由。面对现实世界的悲苦，黑格尔的时代尚未具备解决这些社会矛盾的现实基础，他最后只能诉诸唯心主义，以思维战胜感性的具体世界，“凡是在人们的‘经验的自由’遭到破灭的地方，便会确立起真正的自由——我们内心的神的王国”，这种“真正的自由”正体现在后亚里士多德派的哲学与宗教中。卢格认为，在宗教、政治领域与对历史的阐述中，“黑格尔都没有忠于发展原则、历史哲学及其辩证法”。麦克莱伦认为，马克思之所以更关注伊壁鸠鲁是因为在后亚里士多德学派中，“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都得到了充分表现”，强调“人类精神的绝对自由”以及“自由的个体自我意识”，这不仅使人们摆脱了宗教的枷锁，而且“指明了一条超越‘整体哲学’体系的出路”。
伊壁鸠鲁不同于德谟克利特将感性世界看做主观假象，而是把感性世界看做客观现象，现象世界是从“具有质的原子的排斥及其与排斥相联系的聚集中”产生的。因此，“正如原子不外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一样，感性的自然也只是对象化了的、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而这就是感性的自我意识。”在这种“从本质世界到现象世界的过渡”中，“这个绝对的形式现在降低为现象世界的绝对的物质、无定形的基质了”，感性的自我意识便与客观现象世界建立了联系。伊壁鸠鲁强调原子不是作为“本原”的原子，而是具有“质”的原子；自我意识不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而是感性的、经验的自我意识；感性世界不是主观的假象，而是感性的自我意识的异化表达。“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的时间，就是感性世界的存在着的自身反映。”
同是高举自我意识的旗帜，鲍威尔等人“力图从异化形式中分离出基督教的合理内核”，把自我意识绝对化而陷入了片面化，因为“如果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被设定为绝对的原则，那么，由于在事物本身的本性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个别性，一切真正的和现实的科学当然就被取消了”，他们接受的只是宗教形式的“自我意识哲学”，这也是鲍威尔通过曲折之路又回归唯心主义，并在主观唯心主义道路上同现实相分离得越来越远而与马克思分袂的原因所在。里夫希茨认为，鲍威尔回到了黑格尔的怀抱，他只是“重复了自我意识的进步和外部世界的落后之间的永恒斗争，在他那里不是事物的客观理念，而是个人的思想成了历史的推动力”，他宁可要斯多亚派的内在自由而不要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更重视自我意识对于感性世界的能动性与变革性，“正确的真理感推动他转向更为现实的方面”，这使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自我意识哲学观。在博士论文中，对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的批判，暗含着他对原子论社会的批判，他更注重伊壁鸠鲁的具有实在内容的原子，这代表了他对资产阶级形式上的民主政治的怀疑。马克思认为抽象的、个别性是自我意识的原则，而真正的现实的人是经验的个别，他不再关注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已转向作为感性世界缩影的感性的、经验的具体个人身上。而主体的自由是作为现实的人的自由，是现实的人在感性世界中而不是在自我内部的定在的自由，这是自由的积极的表现。这是马克思后来走上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之路批判黑格尔哲学的预演，也是马克思反讽主体必将在经验世界中具有现实载体的前兆。
2.双向的辩证：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
浪漫派以绝对唯心主义哲学浪漫化世界，黑格尔以整体哲学合理化国家，这都是世界的哲学化。马克思认为，哲学与世界的关系需要从“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两个方面共同理解。“体系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反思的关系。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欲望所鼓舞，就同他物发生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和完整性被打破了。”哲学应该具有客观的内容，应该世界化，应该成为实践的哲学。希茨柯夫斯基在其《历史哲学引论中》明确表示，哲学应像艺术性的诗歌被改编为思想性的散文一样，从高高在上的理论变为应用的哲学，即实践的哲学，这是哲学的未来。创造世界在伊壁鸠鲁宇宙观中具有代表性，这不能不对马克思有所触动。如何使哲学成为行动的哲学？马克思认为，“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当哲学作为意志面向现象世界的时候，体系便被降低为一个抽象的总体”，从而“成为世界的一个方面”，所以，“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在解释世俗世界并使现象世界哲学化的过程中，使自身得以定在。但这其间存在着矛盾，“哲学在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点，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缺陷之中，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缺陷之中时，它才能消除这些缺陷。与它对立的东西、它所反对的东西，总是跟它相同的东西，只不过具有相反的因素罢了”。马克思认为，哲学只有在消灭缺陷时才会使自身定在，这是“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的提早宣言。马克思第一次提及后来成为其哲学中心思想的实践，不过此时的哲学的实践有别于后来的实践，它依然是理论性的，只是“批判根据本质来衡量个别的存在，根据观念来衡量特殊的现实”。
从纯粹客观的角度来看，哲学与世界的关系以哲学的直接实现来体现；而从主观的方面出发，却可以以“得到实现的哲学体系同它的精神承担者即表现哲学体系的进步的那些个别的自我意识”之间的关系来表达。因为感性自然是对象化了的、经验的个别自我意识，所以“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把它们自己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来”。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这种自我意识与哲学的关系已演变为反讽主体与哲学的关系，即“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
自我意识的“双刃”性，使其面对世界的同时，也面对哲学本身。这使后黑格尔派的内部产生了分化，形成了自由派和实证哲学两个对立流派。自由派把哲学的概念和原则作为主要规定，将缺点视作世界的缺点，并实施哲学转向外部的批判与使世界哲学化的活动。马克思认为“自由派才能获得真实的进步”，而他此时也确实是从左的立场来开展对黑格尔哲学的修正与下一步哲学构想的方向。
马克思批评浪漫派形式化的反讽哲学，因为他们的愿望也同其他哲学家一样认为“身上作用着的观念性是现实世界的真正应有”，而这种形式反讽只是内在的自我满足。马克思需要哲学具有实践性，在将“应有”变为“实有”的过程中，使哲学具有实质性的内容。马克思整理博士论文笔记与写作博士论文的过程，是他寻找哲学通往现实之路的尝试。在其正确找到哲学的现实开端的时候，我们看到，马克思的哲学逐渐趋向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的反讽也形变为实践中的反讽，其哲学观不再是纯粹思辨意义上的抽象思考，而是“哲学世界化”后的具有现实内容的理论指导。无产阶级肩负起通过革命实现哲学改造世界的使命。反讽的自我否定，成为作为资产阶级产物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自我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成为反讽哲学在现实中的具体说明。通过对马克思黑格尔转向及博士论文与笔记的内容进行分析与整理，我们看到马克思为形式反讽应用于实践寻找到了可行的理由。而他正是越过黑格尔对浪漫派的指责，褪去浪漫派反讽哲学中的诗化光芒并将之应用于自己的实践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