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口6千万，幅员几百万平方千米的大国，光靠皇帝一个人是治理不好的。贤主必须有一个精明强干、阅历丰富、同心一德而又较为稳定的辅政班子作为助手，才能保证决策正确、政策稳定，从而为治世的达成提供政治保障。
仁、宣时期的主要辅政大臣是“蹇、夏”和“三杨”。他们是历事五朝或四朝的大臣，通达政体，谙练章程，与仁、宣二帝也有很好的个人关系。
“蹇、夏”指的是蹇义和夏元吉。
蹇义（1363—1435年），字宜之，四川巴县人，1385年（洪武十八年）进士。建文时任吏部右侍郎，永乐初官至吏部尚书。蹇义为人厚道，作风谨慎，熟悉朝章典故，是管理吏部和参谋大政的很好人才。永乐帝北巡，他曾辅佐皇太子朱高炽监国（代理国政）；又曾多次奉命兼理其他部的事务，虽然政务繁多，他处理得却很轻松自如。
夏原吉（1366—1430年），字维喆，祖籍江西德兴，父亲在湖广湘阴（今属湖南）任教谕，便定居在这里。洪武时，夏元吉以举人出身进入仕途，任户部主事。永乐初，官至户部尚书。当时浙西闹水灾，地方官治理没有成效。他受命前去治水。到浙西后，他组织百姓疏浚吴淞江下流，上接太湖，并因地建闸，用来蓄水或泄水。治水期间，他常是布衣徒步，日夜操劳，夏日炎炎，也不张伞盖。他说：“老百姓都在辛勤劳作，我怎么能独自安逸。”后来，他又进一步治理了吴淞江的各支流，为浙西农业生产创造了便利。他还向永乐帝提议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都得到采纳。永乐一朝，频年用兵，南征北伐；大兴土木，营建北京，疏浚大运河；又造巨舰，多次遣郑和出使西洋。朝廷的财政支出以钜万万计。夏原吉精心管理，有条不紊，在他任户部尚书期间，财政从未出现过难以负荷的情况。由此可见他的精明强干。与蹇义一样，夏元吉也不仅仅管理户部，而且参决大政。永乐北巡时，他曾辅佐皇太孙朱瞻基居守北京。每遇有国家大事。永乐帝都要召他商谋。蹇义、夏元吉在永乐时以前朝旧臣而受重用，朝廷内外并称为“蹇、夏”。
仁、宣时期，蹇、夏以元老和辅弼旧臣受到倚信。二人掌吏部和户部长达27年，资历又比三杨老，名位都在三杨的前面。他们外兼台省，内参馆阁，与三杨同心辅政。
“三杨”指的是杨士奇（1365—1444年）、杨荣（1371—1440年）、杨溥（1372—1446年）。
杨士奇，名寓，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杨荣，字勉仁，福建建安（今建瓯）人。杨溥，字弘济，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三人都是建文时的旧臣。永乐帝即位，选翰林官七人入内阁办事，杨士奇、杨荣入选，一直任至正统朝，在内阁的时间分别为42年和38年。杨溥在宣宗即位后入阁，在内阁的时间也长达21年。
所谓内阁，是明朝永乐以后形成的辅佐皇帝决策理政的一个非正式机构。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后，曾设置正五品的殿阁大学士，以翰林官充当。但他们在洪武时不过是坐而论道，并没有重要的政治作用。
永乐帝即位后，选拔七位翰林官到宫城内的文渊阁办事，参与国家军政要务的决策。因文渊阁地处大内，所以，这一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非正式机构便被称为“内阁”。内阁大学士官仅五品，又没有下属衙门，管不了各部，权势很难与六部尚书相抗。
仁、宣时期，内阁的权势与地位都提高了。三杨都加衔为尚书、师、傅、保，官品崇高，在各部尚书之上。尤其是宣德时确立了内阁与司礼监共同辅政的体制，奠定了内阁作为辅政机关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票拟权。永乐时无所谓票拟。遇有大事，皇帝召内阁造膝密议，议定，便亲洒翰墨批示到臣下的章奏上，并未委托阁臣。宣德时，宣宗才让杨士奇等人就臣下呈进的章奏提出意见，写在一张纸条上，贴在奏章封面，然后转交皇帝。这就称为票拟。宣宗对三杨很信任，一般是将他们的意见用红笔转抄在奏章上，这就称为批红。或是因为章奏太多，或是出于对阁臣的信任，宣宗除了亲批几本外，其余的都交由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代批。为了使太监有做笔墨工作的能力，1426年8月，宣宗设立了内书堂，专门训练、培养小宦官。由于宣宗对阁臣言听计从，所以太监的批红也是照抄阁票，因而阁臣的权力就很大。《明史》说：“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虽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时召见，得预各部事，然希阔不敌士奇等亲。自是内阁权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之长，与执持是非，辄以败。”
宣宗即位之初，有阁臣七人，不久，其中四位或因才德不称，或因病卒，相继离职，内阁中就只剩下三杨。三杨中的西杨杨士奇，有学识品行，能容人过，东杨杨荣，善谋断，才识过人，南杨杨溥有雅操，善处同僚关系，三人相得益彰，同寅协恭，为仁宣治世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