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美德并不是道德的原始形态，而是以现代道德为杠杆的批判继承的产物。这种批判与继承权不仅表现为教材编写的过程中，还表现在教育活动中，以及学生的接受过程中。
一、传统道德继承的轨迹
传统道德是一个与当代道德相对的概念。从广义上说，以最新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动因而产生的道德观念为当代道德。如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道德，它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而凡是由世代相传，而又为当代道德所接受、融汇的历史上的道德，即为传统道德。这个历史即包括古代历史、现代历史及革命历史的各个阶段。在这里，我们主要说的传统道德是指从古代到现在延续不绝的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
传统道德至今之所以存在，并能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就在于道德有继承性。承认道德的继承性这也是开展传统美德教育活动的理论依据。在原则上谁也不否认传统道德是批判地继承历史上的道德的结果，但是道德为什么会有继承性，传统道德是以什么形态而被继承下来的，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说清楚。
1962年，由吴晗同志的《说道德》一文引起了持续三年的关于道德继承问题的讨论，1983年又重提道德继承问题的讨论。核心问题是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问题。道德在历史上都是阶级的道德，有统治阶级的道德，有被统治阶级的道德，而统治阶级的道德又占支配地位，劳动人民一般受统治阶级道德的支配。因此，一种主张是不仅劳动人民的道德可以批判地继承，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也可以批判继承；而另一种意见是只有劳动人民的道德可以批判地继承，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不能批判地继承。这就提出了延续至今的传统道德来自何处？如果来自统治阶级的道德，批判了其反动性，而继承下来的是什么？如果是来自被统治阶级的道德，那么浩瀚的历史文献上有几条是劳动人民道德思想的记录？在这里，狭隘的阶级论堵死了道德继承的通路。
说传统道德是来自统治阶级道德的批判继承，或者来自被统治阶级道德的批判继承都是片面的。传统道德只是民族公德或社会公德的历史的更迭和延续。公德是道德批判继承的基本形态。从历史发展上看，道德继承的轨迹是“阶级道德的形态→民族公德或社会公德的形态→传统美德的文化形态”。
传统道德的公德形态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来自阶级道德形态。阶级道德不仅存在着对立与斗争，也存在着互相联系与依存，这是社会道德得以存在的客观依据。生产关系是阶级之间斗争与依存的框架。当然斗争是绝对的，依存是相对的，依存关系是阶级斗争得以发展的条件。被压迫者总不能不吃不喝地进行阶级斗争。在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前的历史，阶级斗争总是不断打破旧的依存关系，又形成阶级之间新的依存关系和新的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缓和的历史条件下，阶级之间的依存关系必然促进公共事务的形成与发展。公共事务是各个阶级维持正常生活秩序的共同事业，不管哪个阶级的人都不想在垃圾里生活。公共事务总是关系到各个阶级的某种共同需求。维护公共事务，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准则，就是公共道德。这些公德要通过社会公共管理制度和公共舆论加以维持。公共道德、公共舆论与阶级道德、阶级舆论一样，都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恩格斯认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各个阶级的道德可以同时并存，而且还有共同因素。他指出，十九世纪下半叶，同时存在着基督教的封建主义道德（这其中又分为天主教和新教的道德，其中还有许多种类），现代资产阶级道德，又有无产资级未来的道德。他接着指出，上述三种道德论中有一些共同因素，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历史背景。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32—133页。各个历史时期存在一条社会公德的批判与继承的链条。后一历史时期总要批判地继承前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公德。公德不会是永恒不变的。它正如一条不断淘沙的洪流奔腾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就是传统道德批判与继承的一个基本形态。因此，我们不能说传统道德只能是从哪一个阶级道德那里批判继承下来的，而是历史上所有的阶级、阶层共同创造的社会公德的历史积淀。
但是，公德并不是传统道德的批判与继承的唯一形态。公德形态主要表现为风俗习惯、公共舆论、社会心理等行为规范。更高一级的传统道德的批判与继承的形态是道德文化形态。从文化学的角度看，道德文化是精神文化的一种，是物质文化、精神、制度文化整体家族中的一个成员。道德文化反映道德现象的规律性，使它更加稳定，具有更强的自恃性，越是富有哲理的道德文化，越流传久远，有的已成为千古名言。道德文化与社会公德一样都是没有阶级性的，它是公德发展历史上的智慧的结晶，也是一个接连不断地批判与继承的结果。它总是把各个阶级的具有科学性、合理性。规律性的点滴道德观汇聚起来，流传下去。只有认清道德文化的实质和它在道德继承中的作用，才能正确理解为什么无产阶级可以和历史上的各阶级有道德继承关系。
1963年，《光明日报》发表吴晗同志的《三说道德一敬答许启贤同志》一文，他为了说明无产阶级可以批判继承资产阶级道德，说了这样一段话：“例如民主、自由这两个概念，在资产阶级兴起的初期，对反抗封建制度的束缚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随着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掌握了政权，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对人民是没有民主的，自由也是一样。这样，民主和自由也就变了质了，自从有了无产阶级之后，有了马列主义之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民主和自由这两个概念是不是批判地断承下来了呢？我们也讲民主，不过讲的是人民的民主，对反对阶级，反革命是不能讲民主的，而是要专政。……由此看来，民主和自由的内容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而起着本质的变化了。这可不可以叫做批判的继承呢？”
这段话揭示了作为民主，自由这种文化的创造不是无产阶级的创造，而是资产阶级（甚至比资产阶级还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代表奴隶主利益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无产阶级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与自由，继承的是民主与自由的文化，而不是继承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与自由。民主与自由作为一种学说，尽管每个时代都表现为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但同时也包含着民主与自由的文化积累。任何阶级都不能把民主理解为专政，奴隶主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封建贵族民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都不是专制制度。民主、自由，作为一种制度文化和道德文化有其合理的内涵，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才能在这个意义上继承民主、自由文化，同时，在文化继承的基础上产生了无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但是，吴晗同志没有从文化的角度加以解释，使人产生了误解。有人问他：“是继承‘民主、自由’这两个抽掉具体内容的抽象的道德名词？还是继承只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具体内容道德原则？如果是前者，那是属于作为表达工具的名词、术语的运用，当然是可以运用的；但是它似乎不应属于道德继承问题来研究，应归于语言学的词义或语汇的发展去研究。”见《光明日报》1963年9月21日《三说道德》一文提出了什么问题）这种刻薄的论评就是利用了吴晗同志没有说清不同阶级的民主与自由是怎样形成批判与继承关系的？“民主与自由”绝不是两个概念术语的运用，而是一种历史性制度文化的积累，各种不同历史时期的民主与自由总有某些借鉴与相通之处。民主与自由作为制度文化思想的发展与演变，不仅是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我们还可以从爱国主义这一传统美德上看出道德文化形态的批判与继承。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我国历史发展的长河，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爱国主义运动的具体形式、范围、规模，推动爱国主义运动前进的社会力量，是随着历史条件和历史阶段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鸦片战争的爱国主义，太平天国运动的爱国主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戍变法、义和团运动的爱国主义，直到人民解放战争的爱国主义，存在着不同阶级的推动力量。爱国主义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开明志士身上，在农民阶级身上，在革命的资产阶级身上，无产阶级的身上自然有不同的阶级性质，当然，只有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历史上最崇高的道德。但作为爱国主义传统美德却又以其道德文化的形态进行着批判与继承的历史延续，它是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种道德文化有着共同的科学的内涵，这主要表现为四点：（一）不畏艰验，世代相承地开发祖国自然资源，改造祖国的山山水水；（二）反对民族分裂和国家的分裂，维护民族的联合，团结和祖国的统一；（三）在外敌入侵时，一致对外，奋起抵抗；（四）同一切阻碍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反动阶级，反动社会势力和反动制度进行斗争，推动祖国的进步。这些共同的文化积淀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美德繁衍不息的力量之源。1983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