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先生也谈到了儒教文明与西方文明可能的冲突。这些思想隐藏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基底下。这种看法显然是对中国文化的极大误会。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各种信仰是可以和平相处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互相融合，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宗教战争。比如佛教从印度传来，与中国文化磨合的时间很长，但最后融合得很好。佛教很适合中国人的心性，在中国民众中，佛教思想已经生根。儒家思想与基督教、天主教曾经有过一段相冲突的历史，但从未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道教是一种自然宗教，更容易与佛教、与儒教、与西方的宗教相融合。至少中国历史上的当权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采取了比较妥善的处理方法，不把他们对立起来，不致演变为大的冲突。所以，用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的思想来解释中国文化，是解释不通的。中国文化重视的是融合，而不是对立和冲突。
费老提出的“美美与共”的思想，实际上是主张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应该互相吸收对方的长处，大家和平相处，“美美与共”，形成一种文化的融合，甚至对未来的“天下大同”给予一定的期许。学人之心，思想家之心，实在可感可佩。一个人在晚年能够提出这样的思想，是令人震撼的。中国太缺少思想家了，连认真的思想者也很少，所以很少看到有人讲出真正有思想的话。
（全稿载2006年8月13日《文汇报》“学林”专刊，此为节稿，2011年1月28日首发于作者博客）甲午战争的悲剧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一百一十六周年。对中国来说，1894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是一场大悲剧，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一向被国人视作“蕞尔小国”的日本，把庞然大物中华帝国打败了。败得那样惨。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还要赔款白银2亿两。其实不止此数。有专门研究者说，总数加在一起，是2.5669亿两。而且要用英镑结算。更令人痛心的是，我国第一宝岛台湾，就是这次甲午战败割让给日本的，直到1945年才归还中国。
问题是中国为何战败？当然，中国虽大，当时实是弱国，所谓积贫积弱。日本虽小，经过明治维新，小国已经变成强国。但应对策略的不智，也是战败的重要一因。笔者几年前曾细详中日甲午战史，发现战前、战中、战后，中方的应对，无处不中日人的圈套。日本的目标，是想一举消灭北洋水师。陆上的战事不过是序幕而已。李鸿章深知北洋水师不是日本的对手，本来想避免战争，由于翁同龢为首的清流主战派，挟光绪帝的天子之威，给李鸿章施以巨大压力，最后李还是情非所愿地走上了战而不敌的道路。
甲午战争前三年，即1891年，李鸿章在写给光绪帝的奏折里，报告北洋有新旧大小船舰共25艘（大船只有镇远号、定远号等6艘），需要增加多只船舰，才能构成战斗系列。朝廷置李鸿章的请求于不顾。甲午战事开战前夕，李鸿章又上奏折，要求添换新式快炮21尊，如果办不到，镇远、定远两舰的快炮12尊，无论如何也要购买。但仍未获准。实际上，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起，至甲午战事开始，六年的时间，北洋水师没有增添任何装备（史书上说“未增一械”或“未增一船”）。原因是购买军械的银子，被慈禧太后这个老太婆移作修颐和园用了。
甲午战争1894年8月打起。7月份，李鸿章还上书陈述：中国的六艘大船，即镇远号、定远号、济远号、经远号、致远号和靖远号，只有镇远号和定远号是铁甲船，尚可用，但时速只有15海里。而日本可用快船有21艘，9艘是新船，时速20至23海里。战争双方，海上力量对比悬殊。李鸿章明确表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
李鸿章是真不想打一场明知打不赢的战争。他的最后不得不出海迎战，是翁同龢等纵容光绪威逼施压的结果。已往研究晚清史事的人，大都把甲午战败的责任，全算在李鸿章一人的名下。李不得不蒙受“辱国”、“卖国”的蔑称。但公平而论，甲午战败，李鸿章固然有其自身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翁同龢、张謇、文廷式等清流主战派，也有误国之责。
值得注意的是，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尊陈三立，对李鸿章的罪责另有看法。陈氏父子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曾致电张之洞，呼吁联合全国的督抚，请求将李鸿章斩首。而所以严惩李鸿章的理由，并不是由于他代表清廷签订《马关条约》，而是认为，李作为勋旧大臣，没有尽到拼死力谏的责任，应该以自己的生死去就，说服慈禧和光绪改变主意，阻止这场明知打不赢的战争。
陈宝箴说——
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阕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陈三立《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五）后来黄秋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劫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黄著《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书店1983年版，页214）那么，一百一十六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其真正悲剧应该在于，不是不当和而和，而是不当战而战。
几年前我曾提出一个问题——在我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现代化的努力：一次是晚朝政府迫于列强的侵扰所做的初步现代化尝试，由于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被日本强行打断了；第二次是民国政府的现代化努力，由于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再一次被打断；我们现在进行中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现代化努力，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但我们这次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完成。我想问一句：我们这次的现代化进程，还会被打断吗？
（此为拙著《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之一节，2011年1月2日首发于作者博客）对话是人类的生活准则——2010年10月16日伯克利大学中美文化论坛最后一次圆桌会议上的发言今天圆桌会议讨论的主题，我的角色应该是“客串”，或者如佛教所说的“随喜”，总之属于边缘人物。因为我研究的领域，主要是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而且主要是思想史和学术史。我并不研究国际关系，也不研究中美关系。按照学者的专业态度，我不应该作出位之思，在这里就中美关系的展望发表什么意见。但我对自己国家的前途，对人类的命运，包括中美关系，是有深深的关切的。因为我是学者，也是一名知识分子。我想所有的知识人和文化人，也都会关注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
一中美不必然成为敌人
我觉得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来讲，我们对中美关系有很高的期待，希望这是一个健康的、有趣的、美好的关系。记得有一个数据统计，说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家庭里面，一共有多少家庭，有多少人，都来过美国。他们来美国，有的读书，有的工作，有的经商，有的观光旅游。总之这个数字，这个频率，是非常之高、非常之大的。
而且事实上，中美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两国有过非常美好的时期，当时美国的很多人士，对中国那样看好，我们看到的问题，他们都看不到。有谁说几句中国的不好，立刻就被美国朋友用不一定准确的事实反驳掉了。但是不知为什么，也不知道出于什么理由，中美关系后来不那么好了，有时甚至很不好。然后再好一段，然后再不好。就像是一对不太和谐的“夫妻”，当然我是比喻（一切比喻都很蹩脚），他们说吵架就吵架，而且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深层的原因。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其实仔细一想，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可是这样两个国家，就是喜欢不断地吵架怄气，甚至有时要摔东西，甚至剑拔弩张到要“离婚”。
真正说来，我看不到中美之间有那么多严重得不得了的分歧。差异，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当然存在。但差异不等于一定要演化为不可调和的分歧，更不必因差异而形成冲突。那么中美之间的问题来自何方？问题出在哪里？我以为来自不够了解。不是说中国对美国已经全部了解，不了解的地方依然存在，但问题主要不是由于中国对美国的不了解，而是美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对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对近三十年中国的新发展和新思维，没有真实的了解和真正的了解。
我不明白，美国人，当然主要是政界，包括那些智库，我想不包括在座的各位教授，为什么会觉得中国是一个威胁呢？这不符合现实，也不符合历史，更不符合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富于包容性，而不具有侵略性。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威胁过别人，即使非常强大的时期，比如汉代，比如唐代，那是非常强大的国家。可是，当时非常强大的汉代，在处理跟北方的民族的关系的时候，把中国皇宫里面一个最漂亮的小姐送了出去，送给了北方的那个王，做他的王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昭君出塞”，那个小姐叫王昭君。那么唐代呢？同样是非常了不起的时期，非常的繁荣，文化上多元开放，艺术、文学、诗歌，灿烂辉煌，国力也非常强大。可是唐代的时候，你们了解，又把一位美丽的公主送到了西藏，就是文成公主入藏，这不是文学的虚构，是真实的历史。
昨天一位教授讲到，当中国弱的时候如何如何。其实在中国最强大的时期，把中国的非常美丽而有身份的女子送给偏远的部族，希望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民族建立良好的和平的关系，而不是互相冲突的关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事实。我本人对中国历史文化还算比较熟悉，以我的历史知识，我不知道中国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大家可以举例，曾经威胁过美国、威胁过英国、威胁过法国、威胁过意大利、威胁过西班牙、威胁过荷兰。我想没有这样的事实。
因此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假设，说中国居然可以成为美国的敌人，我认为这是一个没有根据的假设，没有理由的假设。错了，朋友！中国和美国不必然成为敌人，他们应该成为朋友。你看今天上午几位学者的发言，一位是杜克大学研究中国戏剧史的教授，她讲到了英若诚。我虽然不研究戏剧，但戏剧我喜欢。你说的英若诚先生，我倒是认识他，他英文非常好，他能表演，也会导演，还懂文化，他是一位很有名的学者。他喜欢中国文化，也喜欢美国文化。还有欧建平教授讲的，中美在舞蹈方面的那些有趣的链接，我听了以后很感动，这是非常美好的影响互动。
我几次来美国，我接触的美国学者，他们都非常之好，我们可以很快成为朋友。如果说中美之间出现了分歧，我认为大部分是由于误解，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不够了解。如果有更深一点的了解，怎么会得出“中国是美国的威胁”这样一个违背历史也违背常识的不真实的结论呢？
二文化的“异”“同”问题
在众说纷扰的背后，的确还有我所关注的更为根本的学理问题，这跟我昨天的演讲有关，也可以说是人类的哲学认知的问题。具体说，是关于人类文化的“同”和“异”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人，在中国也是如是，包括许多学业有成的学者，他们在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观察的重点和重心，主要是“异”，而不是“同”。可是他们忘了，学术研究对于“异”即“不同”的解释分疏，最终的结果是为了寻找到“同”。
我个人很尊敬的一位前辈学者，他是很了不起的学问大家，他已经故去了，就是钱锺书先生。他一生写了很多著作，他的太太杨绛先生，也是了不起的作家和学者。钱先生有一个基本的观点，你可以看他晚年的四卷本的著作《管锥编》，或者早年的《谈艺录》，所有这些著作里面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叫做“貌异心同”。长相不一样，心理是相同或相通的。他的《谈艺录》的开篇序言里，有一句很有趣也很经典的话，叫做：“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就是东方和西方，各个国家民族的不同的人群，大家的心理结构和心理指向，常常是相同的。我们都不喜欢灾难，不喜欢挫折，不喜欢疾病，不喜欢丑恶。我们都喜欢美好和美丽，都喜欢大海和草地，都喜欢雨露和阳光，都喜欢健康，都喜欢美的艺术。
刚才讲舞蹈艺术的那位教授，我们大家立刻就学会了他的表演，不约而同地跟他翩翩起舞。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我们的喜欢是相同的。我看不出人类有那样根本的南辕北辙的天上地下的彼此完全不能相容的不同。当然我说的是文化和族群的整体，不是指哪一个具体的个别的人。我觉得在哲学上要破除对“异”的偏执病。只有承认人类的共同性和共通性，文化的跨文化沟通才有可能。所以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男女，即使语言不通，也可以发生爱情。爱情的依据是爱情本身和人类的爱情心理。这是共通的人性问题和哲学的共同性问题。
三对话是人类的生活准则
我们作为人类的一分子，都需要面对我们共同的世界。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最适合人类本性的文化态度，我以为是沟通与对话。我有幸结识哈佛大学的一位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者，我称他为西方的大儒，就是很多人都不陌生的史华兹教授（BenjaminI.Schwartz）。他已经故去了。他是犹太人，精通多种语言，早期研究日本，二战期间有过功劳，日本袭击珍珠港的那个信号密码就是他破译的，但未引起军方的重视。史华兹教授一生坚持不懈的一个文化理念，就是跨文化沟通。他说文化是一个松散的整体，里面充满了张力。为了论证跨文化沟通的可以成立，他甚至提出，语言对思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具有那么大的作用。他说人与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也是可以沟通的。而在我看来，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应该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准则，甚至对话与沟通就是人类生活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再没有其他方式比对话与沟通更有益心智，更有益于人类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