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一批青年作家和理论批评工作者的目光主要放在国外，为各种花样翻新的思潮和流派所吸引，现在他们又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向传统寻找中国文化的根。请读一读王安忆访美回来之后写的《归去来兮》（《文艺研究》1985年第1期）这篇言短意深的文字吧。她凭直觉看到了我们面临的文化断层，饱尝了“既不知道历史，又不知道世界”的苦闷。但她并不悲观，反而在深沉的思索中坚定了信心。我们还有一个历史赐予的有利条件，就是一批学贯中西的前辈学者以自己的学术成果已经为文化断裂做了切实的填补工作。社会学，几十年无人问津，现在不是还知道有个叫费孝通的人吗？朱光潜、宗白华在美学上的贡献，人们也在重新评估。此外，堪称当今世界伟大智者之一的钱锺书先生，对包括文艺学在内的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所作的贡献，更是不可磨灭。《谈艺录》系40年代“兵隙偷生”之作，四卷本的学术巨著《管锥编》，则草创于十年动乱期间，包括他的文言写作方式，这本身就是对文化断裂的一种填补。
历史究竟是无情，抑或是有情？人类能够创造历史，却无法改变历史，但历史又总是为人类亮出生路，催促人类虽屡经曲折也要奋然前行。既然形成了历史的文化断裂，人们就有办法填补，甚至是不自觉地填补。只不过今后我们在文化领域所做的一切，都要经过重新追寻历史和重新走向世界的过程！
（写于1985年2月，载《文艺报》）
商品经济冲击下的科学与文化
科学与文化现在正面临着商品经济的冲击。这是一种习惯性同时也是一种历史性的不适应。商品经济是个好东西，社会机体有了它才能保持自身的活力。商品的天然平等的品格，使它要求社会的民主机制。科学与民主的实现，必须依靠商品经济这个坚强的后盾。直到今天也还是商品经济发展得不充分的问题，而不是发展得过了头。因此科学与文化应该承认、接纳商品经济发展的现实，自觉地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助力而不要成为阻力。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一定要把科学与文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立起来。科学与文化本身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不相适应的是科学与文化工作者的心态。如果说商品经济对科学与文化有冲击，主要是冲击了科学与文化工作者头脑中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历史地、长远地看，未尝不是好事。
文化艺术能脱离开商品经济吗？科学技术可以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完全不相干吗？恰恰相反，为了适应和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有大量的科学成果和文化艺术产品转化成商品，直接进入商品流通市场，成为商品经济的组成部分。
没有人要求把所有的科学成果和文化产品都变成商品，事实上也不可能。基础科学就不能变成商品，相反，它最忌讳的是目光短浅和短期行为，需要的是要与商业色彩划清界限。甚至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成果，也不能急功近利，很有可能是只有研究的结果而没有成果。这种情况，研究的价值就在研究本身。医学和教育也不能简单的商业化，否则贻害无穷。文化艺术方面，一些高级艺术形式，具有民族特点的保留剧目，纯文学，也不应该商品化。为了金钱而进行艺术创作，艺术家是不自由的，也不大可能诞生真正的艺术品。
这就像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一样，单纯经济的尺度无法来判断一些具体学科的课题的价值。曹雪芹生在哪一年或死在哪一年，对研究《红楼梦》是有意义的，但在经济上可以说毫无价值。同样，《史记》和《汉书》的比较研究，探讨史家的史观和史法，研究历史写作的心理基础，或者看他们如何评价历史人物，也与商品搭不上界。对学者、作家、艺术家来说，没有比独立人格和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个性更为重要的，必要时他们可以为科学、为艺术、为学术而献身。问题是，国家应该有切实可行的措施，使不能够也不应该转化为商品的创造性劳动得到相应的保障。
商品经济的浸染，势必使科学与文化的各个门类在客观效益上更加明显地区分开来，同一门类也会分解成不同的层次。这就要求采取不同的对策，分门别类地加以引导和管理。对一些暂时没有经济效益、不能转化为商品的科学与文化门类，应由国家投资保证。这个钱要舍得花，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这样的。
现在的问题是，文化与教育的经费太少，基础科学缺乏坚强的后盾，知识分子待遇太低。这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科学与文化就会失去支撑力，必不可免地要在商品经济面前手足无措，不仅无法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到头来还会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
道理再简单不过，关键在于决断。也不单纯是个钱的问题，还包括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无正确的认知。当然也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对自己有无正确认知的问题。明了自己的身份、处境、使命的科学工作者和文化艺术工作者，无须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是社会进步面前感到困惑，而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无所顾忌地做商品经济发展的促进派。
（写于1988年9月，载《中国科技报》）
《楚学文库》与长江文化
我个人对楚文化没有作过研究。当然知道老子、庄子、屈原，这些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的顶尖人物，都是楚国人，但并没有格外注意他们地域性的文化背景。我也知道近些年很有一些学人在作楚学研究的课题，但没有想到已经结出了这么丰硕的果实。看到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包括楚国的经济、文化、风俗、哲学、文学、艺术、文字等各方面的17部大著，不禁为之震动。由于问学之余编《中国文化》和《世界汉学》杂志，对学术界的现状多少有一些了解，同时由于我研究学术思想史，深知学术上新成果、新创获、新发明的取得是多么的不容易。在这个意义上，《楚学文库》的出版是我们学术界值得庆贺和祝贺的一件事，而且粗翻之下，发现总体学术质量相当可观。这是由一本本货真价实的学术专著组成的文库，许多作者都尽量使用考古学新发现的资料，使得立论坚实而可信。这种由王国维在本世纪初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实际上是古史研究的不二法门。就学风和治学方法而言，《楚学文库》也足以让学术界刮目相看。
我想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我国古代文化的多元性问题。古代文化发生的多元性，已被越来越多的考古新发现所证实。北京有山顶洞文化，河南有安阳文化，山东有大汶口文化，陕西有蓝田文化和半坡文化，浙江有河姆渡文化，四川有三星堆文化，东北有红山文化。这些不同的文化生成区域的存在，说明我国的原初文化已经是多元的了。后来，这些文化又都汇流为华夏文化——中华文化，形成多元一体，确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楚学文库》的编者提出的华夏文化“二元耦合”说，也是在申论文化的多元性。我们看到这些著作中描述的属于长江流域的文化，和黄河流域的文化各有不同的性格，我想至少可以称为中国文化的南源和北源，或南派与北派。当然是不是只有二元，还有待商量。离荆楚并不太遥远的地方，东有吴越文化，西有巴蜀文化，南有岭南文化，也都是各有自己独特传统的文化区域，楚文化似不能全部包含进去。
不仅文化，我国学术思想也是多元的。不久前我写了一篇专论中国学术思想演变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比较系统地讲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是不很赞成传统思想的“儒家中心说”的。陈寅恪先生说：“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者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因此我相信中国传统思想是多资多源的，而不是一家一派的天下。儒释道三家的合纵与连横、化分与化合，这本身就是学术多元化的表现，而三家学说的在朝与在野的变化，则表现出学术思想存在形态的多元性。传统思想的这样一些特性，给知识分子以极大的精神空间。中国人文化性格的形成，绝不是儒学一家的思想所能铸就。《楚学文库》所阐发的中国学术的南派风光，凸显了道家思想和浪漫文学的地位，与陈寅恪的观点若合符契，这对我们研究学术史启示甚大。
记得刘师培1905年写过一篇《南北学派不同论》，分别就诸子学、经学、理学、考证学、文学几个门类，作了比较论述，这是本世纪研究南北学术导夫先路的著作。但总的说南学和北学的比较研究，还是学术史研究的有待进一步开发的领域。可喜的是，《楚学文库》这套书，已经把这个工程的大厦初步建构起来了。
（写于1997年，根据《楚学文库》来京座谈会的发言整理而成，《光明日报》曾摘要刊载）文化的大智慧需要“证得”
——“王道思想的当代意义”研讨会主旨讲话
“王道”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自然是很重要的概念。但孟子当年向各国的国君推销此义，口干舌燥，效果渺渺。结果自己还要解释动机，说什么“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今天虽不是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世界总体大势，如衡之俞曲园老人易箦之时所作绝句九章，则第六章“几家玉帛几家戎，又是春秋战国风。太息斯时无管仲，茫茫杀气几时终”，庶几近之。设若今天有策士向世界各国的“国君”推销“王道”，效果会如何呢？我以为那“后果”，比当年气得发牢骚的孟轲好不到哪儿去。
以此我们不妨将目光由“国君”转到国民，转到人，转到人的个体生命。然而一提到人，我不得不说，如今人类正面临空前的危机。具体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大自然的剧烈反弹给人类带来的始料不及的灾祸；二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膨胀给人类自我损毁带来的危难。两者均迫在眉睫，时不我待。一个月前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是造化发给人类的警示信号，而且是把两个方面的危机交织在一起的一次预警。此时此刻，我们想到了中华文化的大智慧。但大智慧不会自然现身，而是需要人类去“证得”。
何以中华文化大智慧需要“证得”？《华严经》云：“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而不证得。”这是说，人类本身并非不具备拥有大智慧的条件，只是由于自身的妄想和执迷，不能够“证得”。我说过，大智慧是和德范联系在一起的。《华严》使用“智慧德相”一语，真是恰到好处。“证得”就是“证悟”，亦即俗所谓觉悟。不能“证得”，就是不能证悟，也就是不得觉悟。孟子说：“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尽心》上）疢，读如趁，即患病的意思，故郑玄注：“犹病也。”按孟子的本义，人的“德慧”存在于人的疾病之中。换言之，也可以说人的疾病是使人获得（或证得）德慧的必要条件。
说白了，就是人类要有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才有可能达到“德慧”的境界（故达）。否则不过是小术私智，与大智慧根本无与。所以马一浮说：“私智不可以为德，小慧不可以为道。”大家熟知的孟子的另一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告子下》）讲的是同一道理。关键的关键，在于能不能“证得”。能够“证得”，“多难”也可以“兴邦”；不能“证得”，执迷不悟，大智慧固然不能获得，立志兴邦也是枉然。
中华文化大智慧，是人类的美善境界，是“上善若水”，是“止于至善”。也可以说，是和君子之道、和人类的道德理性连在一起的。而“六经”，则是中华文化大智慧的渊薮，其最主要的价值理念敬、诚、信，是中华文化大智慧的源泉。特别是“敬”，不仅是对他人的尊敬之意，主要是人的自性的庄严。“敬”这个概念，已经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
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文化精神依归，主要在“六经”，在敬、诚、信。当然还有“和”和“同”，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价值理念。有不同，才有和。“和而不同”之义在此。张载的四句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仇、对、反，是象的流动不息，是事物的过程。最后，人类总是要“和而解”的。
附注：由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中华文化总会、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中央大学共同主办的“王道思想的当代意义”研讨会，2012年4月22日上午在南京紫金山庄举行。此为本人首日上午所作之主旨讲话的略稿，敬请是正。发表主旨讲话者还有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先生、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黄俊杰教授和许倬云先生。发起会议的许嘉璐和刘兆玄两主席在开幕式上致辞并作学术演讲。
王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你可以不喜欢他，你可以不接受他，你可以不承认他，你可以拒绝他批评他闭起眼睛居高临下贬损他，但是，只要你打开时下不知从哪里长出来的令人目不暇接的五花八门的小报，到处可以看到他的名字，一个文学的圈里圈外无人不晓的名字——王朔。书摊摆的畅销书中，中国当代作家除了王朔还能见到几个？1993年1月25日《北京日报》的一篇讲新闻向小说挑战的文章，说“一般老百姓说不出当代小说家除王朔之外还有谁”。
倒回二十年，中国有过全国只有八台戏和一个作家的奇观。好像有一个作家也就够了，因为那年月发不出不同的声音，不需要写出不同的作品。百姓忧心忡忡地焦虑自己的生计、自己的肚皮，谁有闲心关心有没有文学呢？今天打开电视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现在生活提高了。”因为生活提高才更想提高生活。原先大家都彼此一样每月拿几十元的工资，每月吃三十斤的粮食定量，并不知道还有别的活法。如今小报、电视的热点新闻是经济生活，是谁如何地成了富翁，或富了以后如何更富。大家都在寻找：寻找更好的工作，寻找挣更高的薪金，寻找更快的发展，寻找发挥自己最大潜能的机会。寻找如同中了魔中了邪，开了头就停不下来。出租车开了几年攒足了钱自己买了车做生意了。在三星级饭店当餐饮部经理，当上两年又跳槽到另外的大饭店当副总经理了。当今的中国社会，到处是惊险的跳跃。这应了王朔的一篇小说名：“玩的就是心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