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北洋政府宣布对德奥进入战争状态，并收回了德奥在华租界、停付庚子赔款、断绝了一切公私商务往来，但是中国对德奥在华人员与财产采取了宽大主义的政策。如两国驻华外交人员礼送出境；在华德奥侨民仍准在原居住地方继续居住，生命财产仍受中国政府保护；德奥侨民在华事业，除金融、军用品、新闻通讯社外，经中国重新审后仍可继续营业。如此做法，既表现中国政府对相关国际公约的尊重与遵守，也体现了中国人性中的厚道与仁慈。
对收容所的战俘，中方也是尽量给予了优待。除了在每一个收容所内设立养病处所（医务室）外，还专门指定陆军军医学校医院专门作为德奥战俘的专门医院和养病之处。医院内“除服务人员外，他人概不容留”。
说起陆军军医学校及其附属医院，当时可算是中国最好的医学院。它现在的名字叫“国防医学院”，或称国防医学中心，附属的教学医院称“三军总医院”，地址位于台湾台北市内湖区。
陆军军医学校的前身，是清末袁世凯在天津编练北洋陆军时，于1902年8月创办的北洋随营军医学堂。首任总办为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在德国获得医学博士的徐华清，总教习为日本人平贺精次郎。学校最初设于天津东门外南斜街原浙江会馆的海运局，1906年后改属陆军部军学司，改名为陆军医学堂，迁入现在天津海河东岸的河北区黄纬路一带的新建校舍，并设立附属医院。新校舍为欧式楼房，有学生150人。清末中国东北爆发大规模鼠疫，成功运用了现代卫生防疫理念，主持防疫灭灾工作的著名公共卫生学家，我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伍连德，就是陆军医学堂的副监督（副校长）。由于伍连德的成功，陆军军医学堂也随之名声大噪。民国以后，该校改名为陆军军医学校，仍归陆军部管辖，分为4年学制的普通医学科和5年学制的军医本科，面向全国招生。
1913年，一位来自四川乐山的青年郭开贞报考了陆军军医学校，并被录取，他就是后来的大文豪郭沫若。当年10月，郭沫若从重庆“有生以来第一次搭上火轮之船”，经汉口转道京汉铁路于11月6日抵达天津，住进贾家大桥的福禄客栈。当夜，他便给父母写信：天津的“夜间风如刀刮，与川省迥异”。或许由于天津初冬寒风让初来北方的郭沫若很不适应，虽然复试通过了，郭沫若却选择了退学，而后辗转赴日留学。天津陆军医学校的经历，成为郭沫若“一生的第二个转扭点”。后来，郭沫若说他退学的原因是嫌该校“竟没有一名外国教习，竟没有一名大有名声的中国教员”，恐怕是一种托词。如前所述，陆军军医学校不仅有外国教习，也有像伍连德这样“大有名声的中国教员”。
陆军军医学校于1914年迁至北京。1928年该校被南京国民政府接收，长城抗战后学校奉令迁至南京汉府街，1936年更名为军医学校。抗战时期，该校先后迁至广州、桂林、贵州安顺等地。1947年在上海江湾改组为国防医学院，院长由当时军医署署长、著名医学家林可胜兼任。1949年该校随国民党政府迁台，留在上海的旧址则成为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的校址。此是后话。
在中国与荷兰订立的协议中规定，由荷兰使馆卫队管辖的北京德国医院的医生及其代表，可以随时到战俘医院实地查验，无论何人不得阻挠。但他们的处置及命令，均须合法。对于患重病的战俘，也可根据医生的要求，转入属于荷兰卫队管辖之德国医院。凡病人在荷兰卫队管辖之德国医院居住期内，由荷兰方面负责管辖，但中国官方可以依法实行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