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来难
老来难
离家还有二里地
比当年十里还要难
章楝分配来南阳工作已经一年了。
他在天津大学学制原定三年半，后响应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号召，他上了三年工农兵大学就毕了业。1975年夏天，和几个同学一起被火车拉到南阳地区一个还未完全建成的军工厂。随着火车在焦枝线上越走越进入大山深处，他的心有点凉。他原以为工厂在南阳市区，后来他想，在郊区也行。可是，火车又在山里走了几个钟头，走走停停，他们在一个叫马庄的车站下车，有一个大卡车来接他们。司机说，厂里离车站有十来里。
平原上长大的章楝想，十来里不算远，又有车，一会儿就到了。可是，大卡车在山里走了一会儿又一会儿，一个一会儿接着一个一会儿，就是到不了，好像这山路永远也走不到尽头。等到他们披着一身土来到厂门口时，章楝没敢问别的同学，只觉得他自己的心凉透了。这哪是他想象的工厂啊，大门没盖好，围墙没有围严实，更像是一个大工地。
安置好后，他强打精神给爹写了一封信，说他已经到单位上班，一切都挺好的，请家里放心。
号称十几里外的马庄车站，每天有一趟旅客慢车停靠，上下的基本都是他们厂里的人或跟他们有联系的人，厂里有一辆车去往马庄，主要是接送在马庄上下火车的人。他很快便经常坐着这个车来往于厂里和马庄车站，和司机也混熟了。司机说雨天的时候，他开着那车十分害怕，一不小心就有滑下山谷的危险。
章楝被分在设备科，负责全国进货。他找到厂领导说，他在这里专业不对口，他学的是民用计时，而这里却是做炮弹引信，还是请厂里把他退回到省高分办吧。厂领导一看这小伙子以为自己长了八只眼，心里很不如意，说，那你自己去找吧，省高分办如果同意回收你，你就走。
章楝经常坐着火车跑郑州，在他眼里，催货提货是个无技术含量的活，闭住眼也能干好，像爹那样略识俩字的人就能干，哪用得着他这个上了几年大学的人呢。
他头回去郑州出差，就来到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给人家说，把他分错了，他是学民用计时的，却把他分到军工厂，这不符合毛主席说的“让有技术的人到实践中去学”的指示精神，连对口都不对口，咋实践哩。高分办的人翻起眼看了看他，他们这么多年还没见哪个人来给他们说，你们把我分错了。对他说，你已经到工厂上班，就不属我们管了，你现在应该去找省国防工办。章楝打听了省国防工办的地址，找去那里，告诉人家他不对口，人家不理他，让他先回单位上班去。他去一回郑州便去省国防工办找一回有关领导，给人家申诉一回他的专业不对口。每回去拿一盒烟，进办公室给人家敬一根，跟人家坐着谈论******思想，背《毛主席语录》，他总能在人家接不上的时候给提一下，再递上一根烟，自己却不吸。人家有对《毛主席语录》不懂或记不清的时候，他也能说出来，办公室的人就不敢小瞧他了，再看他，浓眉毛，深眼窝，厚嘴唇，黄军衣里的白衬衣领子很白，坐在那里不卑不亢，不急不慢，便与他说点话，他都是对答如流，国内外形势说得头头是道。终于，省国防工办的人问他，那你说你去哪儿才对口？章楝说，我觉得我应该去手表厂或钟表厂，据我所知，咱省有三个手表厂，洛阳一个郑州一个新乡一个，我去这儿才算对口。国防工办的领导说，真服了你了，好吧，你回单位开介绍信，到我这盖个章，我们把你退回省高分办，让他们看把你分到哪儿合适。
章楝回到单位一说情况，厂领导想，这小子怪不得一来就口气那么大，原来人家在省上有人，反正他来一年也不在厂里待几天，成天跑郑州，也好，就把他退回郑州去。
高分办的人一看他真的把事跑成了，省国防工办都给他盖章了。
“那你看，洛阳、新乡你去哪儿？”人家问他。在此之前他已经去过郑州钟表厂，没有谈妥，他听说洛阳手表厂也在山区，就去了新乡。他办这件事用了两年时间。这叫他知道，这世上的事都要靠自己去做，你自己不争取没有人给你送到跟前。毛主席说得对，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罗北京生下第二个儿子的时候，他还在南阳，章守信就给孩子取名阳平。
胡爱花在西安生的女儿叫章西莹。西莹长到两岁，胡爱花在家坐不住了，只章柿一个月五十多块钱工资，他们三口吃、花，还要给家里寄，不用说常常吃紧，拆东墙补西墙，借了这个还给那个，章柿永远都欠同事钱。可她能干啥呢？听说天河厂有个五七工厂，专收她这样不识字的家属去干活，一个月二十七块五的工资。章柿去问了，人家说现在不要人，啥时要了你再来。
天河厂的工业垃圾现在统一倒到浐河滩了，有很多人去拣，胡爱花说，那我也去吧。第二天她抱着西莹去了浐河滩，半天后回来了，羞愧地笑笑，从兜里掏了一个铁钉出来：“拾的人太多了，男女老少都抢，我挤不上去。”
星期天的时候，章柿陪着她，两个人一个看小孩一个下到垃圾滩里去。章柿混在一大片人里面翻那些垃圾，他起身直直腰，看到河滩里几十个人，蚂蚁一样蠕动在一片黑色的工业垃圾上。他突然想，这些都是什么样的人呢？我虽不是多大的干部，虽不是多大的知识分子，可也是个小干部，是天河厂的技术员，工段长，给工人上技术课，可我现在也在这堆垃圾里扒。如果当时我没听爹娘的安排，不在家成亲，或者，我像班上的男同学一样，找了班上的女同学，她们后来差不多都上了各种各样的师范学校，都有工作，孩子也吃商品粮。他一个一个将那些人看过去，蓬头垢面，破衣烂衫，都是外地来的农民，或者智障病残。他向河沿上看，胡爱花坐在那儿，怀里搂着脸儿圆圆的西莹。这个女人只知道一个劲地干活，一个劲地对我好，她想过我们两个的结合吗？
电线，废铁，破棉纱，纸板，他们的成果在房东家的后院慢慢堆得越来越高，攒得差不多了就把那些电线点上火烧。长乐坡的上空浓烟滚滚，烧完后把铜丝盘成疙瘩，把垃圾分门别类整理好，自行车推着，带到废品收购站去卖。
那几天一直下雨，没办法出门，好容易天晴了，又是星期天，一家三口又骑着自行车去了浐河滩。去了他们才知，那些风雨无阻的人早已把垃圾翻过好几遍，他们收获甚少。一会儿雨又下了起来，章柿说，算了回家吧。西莹坐在前边，胡爱花手里提着仅有的半斤废铁坐在后面。自行车在田埂上行走，下面一滑，车把扭了一下，车子歪倒在田里，胡爱花反应快跳了下来，西莹一头扎在田边的稀泥里，头把地里扎出一个坑，章柿扔了车子去抱西莹，赶快抹去她满脸的泥，检查一下，还好，没有伤着。胡爱花抱着一身泥“哇哇”哭的西莹，章柿推着自行车，在雨里往家走。
又一个星期天，章柿给胡爱花说，算了你在家看孩子做饭吧，我一个人去。胡爱花说，要是有同事碰见你咋办？章柿说，不会那么巧，这儿离家属区那么远。可是就那么巧，中午当他背着袋子过长乐路的时候，看到对面一个他们车间的工人。他想起这个工人说他姨家在长乐坡，可能是来看他姨的。那人低下头往东边走了走，假装没有看见他。他知道车间里有人知道他家属拾垃圾，有回阿珍拿了一件劳动布的衣服给他说，看看你爱人要不要这件衣服，很结实的。胡爱花再去拾破烂的时候，就穿着那件来自上海的劳动布衣服。
胡爱花发现一个院子里住的房客山东人陈大爷见天早出晚归，出来进去，手里提个袋子，虽然穿得不好，可隔三差五闻到他屋里飘出炖肉的味。有一天，她随着肉香味来到门口，叫声陈大爷，问：“我看你见天天不明就出去，可晚才回来，你是干啥活的？”
“我呀，拾破烂的。”
“那你都到哪儿拾呀？”胡爱花确信，她在浐河滩里没有见过陈大爷。
“我是上班哩，每月发工资，拿的不比你妮他爸工资少。”
“是吗？那你在哪儿上班哩？能不能叫我也去呀？”
“俺那没女的，那活你干不了。”
“大爷，我干得了，男人能干的活我就能干，我在老家跟男人一起挖河挣工分。”
陈大爷老乡在马腾空那里承包了一个大坑，附近几个工厂在那里倒工业垃圾，他老乡领一群山东人成立了一个垃圾拣拾组，每月按收入多少给大家发工资，他一个月能挣六七十块。胡爱花越听越高兴，求陈大爷去给人家说说，叫她也去那里上班。陈大爷说：“好，明我上班了去问问，只怕你吃不了那苦。”
“大爷，你好好给人家说说，只要人家要，没有我吃不了的苦。”她想能有人领她干是最好的，她这样的人最愿意有组织有纪律地干活，那样比在浐河滩有一顿没一顿强多了，那样她就是有工作的人了，同样是拾破烂，性质就不一样了。
第二天晚上，陈大爷回来说：“人家叫你明天去见见面，你也去看看那个大坑，看你能不能干得了。”
胡爱花给房东大娘说好话，把自家钥匙交给她，叫她天明后照看一下西莹。一大早和陈大爷两人一起乘公交车来到东南郊的马腾空。下车后，在一片荒野中走了好长时间。太阳升起来了，照着眼前一个废旧物品搭建起来的房子。门口又搭着一个大棚，堆着各种从垃圾里拣出来的东西，破房子门口，竖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西安市马腾空垃圾拣拾组。这一切都在初升的阳光下显得金灿灿，明亮亮。附近村庄的大喇叭里隐约传来“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胡爱花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地方，就冲着那个白底黑字的牌子——这还真是个单位，我终于找到舵手了。
垃圾车还没有来，几个男人坐在门口的棚子下说笑。在胡爱花听来，口音跟自己没啥区别。
一个看来是领导的男人站起来招呼，他把胡爱花从上到下打量了一回，好像对她的体格没啥可怀疑的。屋里走出一个女人，说：“走，我引你去前面那大坑看看，你要是不怕，就在这干吧。”
“陈大爷不是说，这没有女的吗？”往大坑边走的时候，胡爱花问那女人。
“刚才给你说话的，是俺家掌柜的，他承包的这个地方。你们都下到那坑里去的时候，我看着这些东西，招呼个炉子，晌午时给你们热个饭。”
大坑有几十亩地，三四层楼深，黑乎乎的被垃圾铺满。胡爱花头一回感到黑色是这么可怕，沉重，那一片油乎乎的黑色无声地向她示威。可是，如果这黑色的坑里真能拾出钱来，那它倒是我的恩人。
“车来的时候，你们要下到坑里去，顺着车倒的地方，一边拣，一边爬上来，袋子挂到胸前，越背越多，越背越沉，你看看，约莫一下你下去能上来不？这个活有的男人都够呛。没有星期天，大家换着休假，下大雨的时候统一不上班。”
“我能。”胡爱花不迟疑地说。她想，除此外还能有别的法吗？
把西莹掏高价送进天河厂幼儿园，章柿的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糖票、副食票全都给了幼儿园，从今后连他吃粮也得掏高价去买。
下到深坑里的时候，收不住脚，像是往下掉一样“噔噔噔”跑下去，要不就用屁股坐住地上的垃圾一点点往下滑，她觉得那姿势不好看，好像自己有七老八十了一样。看那几个男人都是向坑底冲下去，她也就那样冲，这是需要功夫的，得把好脚底板，弄不好一头栽到黑色垃圾里，来个嘴啃地。她栽过两回后，慢慢抻摸着找到了感觉。在坑底站得远远的，看着那大卡车在几层楼高的坑沿上，一欠身，把一车黑乎乎的东西倒下，顺着坑沿滚下来。身穿劳动布衣裳，脚穿大胶鞋，双手戴大手套的他们就像蚂蚁一样依附着这些滚下来的垃圾，弯下腰，一手拿着小耙子，一手把翻出来的金属放在胸前挂着的大帆布袋里。真的像王头头女人说的，越来越沉，越来越难爬。她咬着牙，不叫人家看出来她干不了这活。
一趟趟艰难的攀爬，一次次硬撑着，实在腰疼了，手撑住松软的垃圾，自己找一个相对轻松的姿势，暂且歇会儿。陈大爷小声问她：“行不行啊？别硬撑着，不行就少拣一点，那铁块子你看见了就当没看见，袋子里就不那么沉了，你不说，没人知道。”
“不能那么着，大爷，天知，地知，哄别人哄来哄去是哄自己哩。”
胡爱花不舍得坐人民汽车，叫章柿天天接送她，送得离马腾空还有两三站的时候，她下来走，叫章柿赶快回去叫醒小孩送去幼儿园。下午章柿接了西莹，带在前面横梁上的小木板上，再去接胡爱花。胡爱花下班后沿着马路逆向往回走，在哪里碰上就在哪里跳上自行车后坐，一家三口回家。有一回他刚拐上去马腾空的路，就见胡爱花在路边等着，问她咋回来这么早，说是今天活少，十里路一直走回来，走到这路口不敢走了，怕走两岔里，等半个钟头了。没有表，也不知时间，只有憨等。
拣拾组每月五号发上个月工资。她是二十三号去的，她想，不知道人家给我这几天算不算钱哩，不算也罢，权当试工了。听到王头头叫大家领钱的时候，人家“哄”的一声去了屋里，她装作没事人一样，一个人坐在大棚子的边上吃她带的午饭，一块干馍就咸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