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这一点也是让我很欣赏他的，他当领导干部、搞政工这么多年，语言却没有被政治化，公文化的语言所异化掉，他仍然能保持一种很文学的感觉，而且我从后记中也了解到，他从没有放弃过对经典名著的阅读，始终保持了语感。比如他小说的第一句话：“南山的梨花还没开满昵，马裤呢就有些穿不住了。”一上来我就被这句话吸引了，这是典型的文学语言，真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这句话就确定了整个小说的一个调子，首先让我刮目相看，然后我才有兴趣去读这本书。虽然我没有跟方南江打过交道，但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很性情的人，不性情、不能保持一颗童心，就写不出这样的一部小说。和我所认识的其他军门子弟作家像朱苏进，海波，乔良等人相比，他应该不是那种很锐利的、咄咄逼人的性格，而显得中庸，温和。这是他的长处，同时也是局限，锋芒不足。我感觉他的性格有点像他笔下的贺东航，有点“面”，所以说他的才华，笔力也不像其他那些军门子弟作家那么锋利。这就带来了小说的另一种效果，就是力度不够，人物命运跌宕和矛盾冲突的激烈程度都没有达到那种剑拔驽张，荡气回肠的程度，读后有点觉得不过瘾。
房；方南江曾给我说过，他始终是保持一种“票友”的心态来对待写作，这样的不计功利倒是很好地保护了小说的“纯洁性”，比一些刻意而为的作家更加纯净。文学的诞生就是早期人类在星空下，在篝火旁的感触与表达，他的小说是在生活感受的激发下倾吐出来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他这种厚积薄发又无意而为反而成就了小说。
朱：正好验证了我常常引用的那句佛家语：“用心恰恰无，无心恰恰用”。抱着功利的心态创作的文学作品首先就容易失去纯粹。我们现在就需要这样的既弘扬主旋律、又有文学性的作品。一个退休的将军六十岁了又来写小说，他自己很放松，没有什么压力，凭心情来写，写成什么样都无所谓。
房：武警部队各个国家都有，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它与解放军的区别从职能上讲主要是对内维护国家稳定，是“养兵千日，用兵千日”，它的和平时期同时也是战时，随时都准备执行任务。小说中写的在建立直升机大队的过程中，腐败的威胁主要来自地方的诱惑，对武警部队来说，这是个比较实际的现实问题，小说却把这些事情“软化”处理了。
朱：小说回避了不少当下中国社会和军队尤其是融入地方的武警部队的现实矛盾，他们和地方联系的紧密程度要远远超过解放军。但小说写得比较“干净”，而实际上，当前中国就是处于“大江东去”的急速奔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武警又是完全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不可能处于“真空”里，小说本来完全可能也特别应该在这个方面写出一个新的深度来，目前轻描淡写的处理是一种机巧，但也是一种遗憾。当然，它也可能同时说明我们军队的反腐机制比地方更加严密、更加完善、更加科学，对领导的权力有很好的监督与制约，更因而总是能“出于污泥而不染”。
（原载《橄榄绿》2005年第二期）
12.横看成岭侧成峰
关于莫言《生死疲劳》的对话
主持人：朱向前，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参与者；朱航满、李小婧、刘溪（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2004级硕士研究生），穆莉、朱寒汛（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2005级硕士研究生），傅逸尘（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2006级硕士研究生）。
时间：2006年九月二十六日
地点：解放军艺术学院
引言
朱向前：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莫言的新作《生死疲劳》。莫言是我的同学，是你们的大师兄，尽管他脱下了军装，所写也并非军旅题材，但我们还是乐意关注他的新作。而且他又刚刚获得一项洲际大奖，所以也借讨论这部作品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敬意和祝贺。
我想从莫言新获2006年福冈亚洲文化大奖谈起。这个文化奖旨在表彰“在保存与创造亚洲独特多样性文化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个人。授予莫言的理由是，莫言以独特的写实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现状。颁奖词高度称赞莫言说，“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他的作品引导亚洲文学走向未来”。恰巧，大江健三郎最近也在中国访问，在几个场合都表示，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有人获诺贝尔文学奖，而莫言就是非常有力的候选者。种种迹象表明我早在十年前对莫言终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预言正在一步步接近现实。
何谓旗手？据我理解，简而言之，就是在当前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坚持本民族的、本土的，原创性的创作方向。尤其是在亚洲，在那些欠发达国家中，如何在今天美国文化铺天盖地席卷全球之际，坚持文化的个性和地域性，以保护本民族的文化生态，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并以此构成世界文化的多元共荣格局？我想莫言的“旗手”意义正在于此。
二十年来，莫言在东方/西方、传统/现代、民族/世界的道路选择上，也走过了一条螺旋式的发展轨迹，粗略看来，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民间音乐》《透明的红萝卜》《枯河》《白狗秋千架》一直到《红高粱》。可以说，莫言在瞬间找到了自己，并迅速进入了爆发期。这个阶段他并没有刻意追求什么模式，表达风格基本上是民族的，但同时也受到一些拉美和西方作家如马尔克斯，福克纳、克洛德西蒙的影响。这期间的作品表达的都是中国的人和事、民间的故事，尤其是莫言自己的刻骨铭心的体验，不管他采用什么形式，这点始终没有变。《红萝卜》出自天然，《红高粱》走向极致，从想象方式到语言方式初步形成莫言风格，以中国风神为中国农民写意造型。
第二阶段，即《红高粱》之后到九十年代中期大约十年间，莫言有点剑走偏锋，在追随西方化的道路上过犹不及。主要作品有中篇《欢乐》《红蝗》，长篇《十三步》《酒国》《天堂蒜苔之歌》《丰乳肥臀》等。特点是刻意追求形式的西化和洋化，加之感觉的泛滥和语言的膨胀，以及想象的重复，造成了作品阅读中一定的紊乱感和晦涩感，作品开始疏离读者，也遭到了批评界包括我在内的严肃批评。但也许在莫言看来，这些作品虽然在国内没有市场、没有读者，甚至大学生也不看、批评家也不待见，但是在国外却颇受欢迎。言外之意是求仁得仁，达到了他“走向西方”的价值取向预设。
第三阶段，从本世纪初的《檀香刑》开始，莫言又回归了传统。那个很熟悉，很亲切的奠言又回来了，回到了本土、回到民族、回到了民间、回到了说唱艺术，就像莫言在《檀香刑》后记里所宣布，“我要大踏步后退”。
我不敢说这是我们的批评对他起了作用，但我敢说，这是莫言在新世纪寻找中国文学发展道路所做出的一种可宝贵的调整和修正，这就是要走一条民族的道路，民间的道路、本土化的道路，在最传统的形式中表达最当代的理念。纵观莫言创作道路的三个阶段，再来看《生死疲劳》，显然它属于第三个阶段，和《檀香刑》有相似之处。
《生死疲劳》是我最近集中阅读的几部长篇小说中比较具有可读性的一部。它给我留下的印象有这么几点值得一说。
一是结构形式与叙述角度的中国化。它的外在结构是章回体，内在结构是“六道轮回”，是传统的说书形式与中国式的魔幻主义的结合。二是语言与想象的民间化。村谚俚语大量运用，狂放适度、幽默到位，通过写驴、牛、猪、狗、猴来转换叙事视角，写意与写实相结合，展现了中国近半个世纪来的经典农村场景。三是动物心理及习性描写的拟人化。无论写何种动物，写何种动物的何种习性、何种动作、何种语言，首先是写得像，看得出作者对农村生活和畜牲之熟悉，确乎到了亲密无间的程度，其次是从中能看出莫言对童、少年生活惊人的记忆和复现能力。他对任何动物的描写、想象与夸张都离不开他童少年与其亲密接触的体验，再次，是人畜转换易位得体自然，不生硬，不牵强，既有畜形又有人神，既有畜味又有人情，结合拿捏得不露痕迹。其中“猪撒欢”一章最为出彩，写得五彩缤纷，热闹非凡，是莫言的擅长所在。四是主题表达的混沌化，你说是解构历史？
重构当代史？颠覆阶级斗争？解读人与土地的关系？都沾边又都不尽然，含而不露，隐而不张，大象无形，********，混混沌沌，言有尽而意无穷。当然，苛刻而言，《生死疲劳》也还有少许硬伤。如西门金龙打“牛”的那个情节就与当时的环境氖围和人物身份、人牛关系都不吻合，读来别扭。特别是小说结尾处理过于草率，人物命运走向随意化、逻辑关系演绎简单化，亦难逃“半部杰作”之讥。
总之，《生死疲劳》呈现出一种极其丰富驳杂的景象，有待进一步解读。欢迎同学们见仁见智，畅所欲言。
一.传统形式与先锋精神
朱航满：无论是《檀香刑》中来自于民间传统的檀香刑与猫腔，还是《生死疲劳》中来源于佛教之中的生死轮回，无论是《檀香刑》中“凤头猪身豹尾”的叙述方式，还是《生死疲劳》对传统章回体小说表层上的借鉴，这些仿佛都在证明作家莫言开始回归传统。但这只是一种表层现象，阅读完《生死疲劳》之后，我发现莫言实际上是在更加激烈地实践着自己的先锋意识，这种内在的先锋精神是对小说写作实验的不断突破。
《生死疲劳》借助生死轮回的形式来展现一个生命对世界的持续观察。地主西门闹在解放初被判极刑，之后便经历了一次次的动物轮回。对西门闹乃至整个高密东北乡的生灵来说，掌控他们的神灵永远存在，那就是阎王。阎王不但掌握着西门闹的生死，而且掌握着西门闹的生存状态，在一次次轮回中消泯着西门闹心中的怨恨，以期将地主西门闹改造成为一个逆来顺受、放弃反抗与怨恨的贫民。在小说所描绘的这片土地上，阴阳两界无疑是统一的，而掌管着生死存亡大权的阎王自身竟也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发生了变化，以一幅“陌生的面孔”示人，这无疑说明那个曾经给予西门闹不公平待遇的阎王已经退位，新的阎王政权正在建构中。西门闹的命运在新阎王的统治下也有了相应的改变，一个曾经具备独立人格与血性的男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轮回中被改造得驯服与麻木。这六次生命的轮回，恰恰是对处于精神与肉体双重改造下的生命过程的拟态。
由此可见，这是一部始终充满寓言性质的大书，是对中国人半个世纪生命状态的一种描述。在这一众生狂欢的舞台上，人在经历了驴一样的盲目反抗、牛一样的倔强抗击、猪一样的无知狂欢、狗一样的忠诚跟随、猴一样的麻木与游戏着的生存，最终才能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真正聪明的、但缺乏骨骼、又拥有一种出血不止的怪病的人。这就是一个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的生命历程。在这片莫言独创的王国与世界里，人就是这样被改造的，最终跟随着所有制造苦难的游戏参与者一起完成了新人的诞生。这是一部寓言性小说，它关乎人的精神，生存与命运，是中国人半个世纪的心灵史诗。
在这部充满象征与寓言的小说中，人就是动物，动物就是人，人往往是和动物相通的，就是说在这段历史中充斥着一种人性与动物性之间的转换与游移。让人惊讶的是，人性往往在动物身上体现得会比在人本身上更有力量，体现为驴的倔强、牛的执着、猪临死之前的救命之举、狗的忠诚等等可贵的品质。而现实中人的动物性却在不断变异与膨胀，直到最后大悲剧的落幕：人死亡，动物获得新生。莫言以极富探索意识的叙述视角使得这部小说充满了多解的玄奥，它提供给我们更多想象的空间，提供给我们更多阐释与剖析的机会。我以为这是莫言对先锋的再回归，是先锋精神在传统与现代外衣的包装下一次淋漓尽致的回归。这种先锋精神是一种伟大的自由与反叛，是怀疑与创造的审美勇气，极其强烈地呼唤着人的自由精神的实现。
穆莉：我以为《生死疲劳》在延续和重复了莫言风格化的语言和审丑取向的同时，也添加了一系列新的元素。莫言小说语言极有特点，是方言结合古典文学调理出来的“民族化”语言。粗话、脏话、荤话、骂人话、调情话穿插其中，透着一股浊气，血与排泄物、处刑的场面，生育场面等等一些粗俗污秽的景象不时渗漏在文本之中。在《生死疲劳》中，尽管审视者由人转为动物，我们依然看到作者对审丑的偏好。莫言仍然追求一种“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的混沌表达，罗列了世上所有残忍的事情、讨厌的东西、不干净的东西，猥亵的东西，也映衬出世上最圣洁的美与情感。他乐于直面生活与生命的残酷，敢于撕开一切伪饰，让真相直接暴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