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风格具有两重性：一方面，风格是时代的风格，是某一时代所普遍采用的艺术语言。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作家生活于时代之中，不能不感受到时代的气息。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要渗入时代文化的因素，表现出时代性。另一方面，风格又是作家个人独创的风格。优秀的军旅作家们往往能够穿透意识形态的包裹，充分发挥作家的主体性，张扬文学个性，从而在军旅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诗词想象浪漫、辞采飞扬，豪放大气却不废婉约，散发出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孙犁的“抗日小说”写作承继着现代文学中“写意小说”一脉的抒情风格，温婉柔和乃至带着几分妩媚，执拗地将视点聚焦于人性美和人情美，处处彰显着文学的高贵和生命的美好，刘白羽的散文写作将重大的政治题材、鲜明的时代精神、浓郁的革命激情、灵活的创作手法和华丽的散文语言融为一体，形成了壮美的风格，魏巍的《东方》作为新时期第一部杰出的军旅长篇小说，采取了“双轨同时推进”的写法，显得时空阔大气势恢弘，同时新美如画的爱情描写贯穿小说始终，给作品注入了浓厚的生活气息与浪漫情调；徐怀中是“一个以表现感情的流动见长的抒情诗人”，以婉丽隽永的小说艺术风格，确立了他在当代军旅文学乃至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李存葆的小说作品结构大开大阖，人物命运大起大落，在紧张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完成人物性格的锻造和故事情节的演进，具有强烈的悬念和可读性。磅礴的激情、粗犷的行文和崇高的悲剧美感，形成了崇高悲壮的艺术风格，莫言奇幻瑰丽的文学想象、汪洋恣肆的小说语言以及对小说文体和叙事的高度自觉，不仅使其得以跻身当年“先锋文学”的潮头，更支撑他一路走来，二十余年笔力不衰，堪称中国当代文坛最富创造活力的作家；朱苏进是一位因执著或偏执于军人职业意识而最终实现了跨越与升华的“职业军人代言人”，他以极富军人劲道、气韵和风骨的语言，创造了一种洗练传神、冷峻凝重的“铁蒺藜”式的艺术风范，朱秀海的长篇小说写作具有俄罗斯油画一般的沉甸甸的质感，又像中国的太极功夫，内蕴深邃，其绵绵掌力不绝如涌迎面逼来，写得绵密细腻而不乏大气，从容舒缓而又有力度，惊心动魄而又发人深省，徐贵祥直面当下的文学立场，充满忧患意识的理性思考、生动扎实的故事讲述使其小说成为当下军旅文学创作的中锋正笔，浑厚硬朗的风格乃是徐贵祥的自觉追求。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将军旅作家的艺术个性和文学风格一一列出，然而军旅文学繁富多样的艺术风格却由此可见一斑。
“爱国主义”“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是军旅文学在八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自觉遵循并积极倡导的文学观念和精神伦理，构成了军旅文学的精神骨架和风格底色。军旅文学也在自身丰富的文学实践中彰显出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准确的生活概括力和不竭的艺术生命力。八十年来的中国军旅文学正是经由对“爱国主义”“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不懈追求和大力弘扬，赢得了几代读者的青睐，并在精神的层面上支撑起他们的理想与人生。进入新世纪的军旅文学，在广泛吸取现代主义文学观念与方法，积极寻求“现代性”转型的同时，依然坚守着自身优秀的文学传统和精神伦理，从转型期中国文坛多元共生，纷繁复杂的文学生态中突围而出、变革前行，呈现出“爱国主义”“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交相辉映的宏伟交响，为新世纪中国文坛送来阵阵黄钟大吕之音，使得军旅文学在经过了九十年代的短暂沉寂之后，重归中国文坛重镇。
“爱国主义”“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军队、军人最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尤其半个多世纪以来，军旅文学对崇高感和英雄主义精神等理想境界的美学追求，使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闪耀着璀璨夺目的光芒。首先，军旅文学以战争和军旅人生为主要题材，以塑造优秀的军人形象为目的，发掘人物形象身上所具备的理想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气质，这就决定了军旅文学对于军队乃至全社会都具有一种理想示范和精神激励的作用。其次，军旅文学有着雄浑阔大、深沉激越、金戈铁马的美学品格，较之于其它题材类型文学更能弘扬“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民族精神；而这种崇高昂扬的精神正是军人乃至全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当社会共同理想、道德伦理和崇高精神面临世俗文化带来的剧烈冲击而渐趋消解之时，军旅文学所积聚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精神能量便得以最大限度地释放。都梁的《亮剑》、徐贵样的《历史的天空》等军旅长篇小说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满足了人们对英雄理想、崇高观念和健全人格的内心渴望和新一轮的文学想象。
中国军旅文学始终坚守着“爱国主义”“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精神伦理，坚守着对现实生活积极介入的勇气，坚守着对历史、现实，人生、命运富有超越性的文学品格，坚守着主流意识形态包裹下的“正面价值观念”的文化塑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精神谱系的营构源源不断地输入强大的精神动力。“爱国主义”“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既是一种特定的文学传统，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既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气质，也是一种高贵的美学追求，既是读者想象军营、想象军人的根据，也是军旅作家最为根本的写作伦理。
“贴近现实，关注当下”始终是军旅文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石。新世纪、新阶段，社会生活正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如何应对新军事变革的挑战，以文学的方式及时而深刻地反应出军旅生活的新变和时代的新质，也已成为军旅文学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在新世纪多达几十部的优秀军旅长篇小说中，我们感受到了“新军事变革”进程中军队向着现代化、信息化发展目标迈进的坚定步伐，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军营生活气息，感受到了军旅作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理性思考；感受到了“科学发展观”和催生出来的新思维、新观念，感受到了立足“打得赢，不变质”的军人本色和豪情壮志；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文关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气象。事实上，以军旅长篇小说的全面繁荣为标志的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的勃兴，正是建立在军旅作家们长期积累的扎实而丰富的生活体验之上的。放眼当下中国文坛，下基层体验生活对于大多数作家而言仅仅流于一种口号或日形式，但对于相当多的军旅作家而言，军营生活永远是他们文学梦想的起点和支点，军人的意识、军人的情怀亦是在长久的军营生活里磨砺和练就的。新世纪军旅文学“贴近现实，关注当下”的文学自觉，在当下中国文学动辄投入到历史的角落，动辄隐匿于个人化生活经验的整体态势中弥足珍贵。然而亦应看到，囿于军旅作家对“军事科技理论”的陌生和生活积累的欠缺，正面强攻我军“高科技变革”和“现代化进程”，真正深入当下部队生活、全面塑造当代军人形象的作品相对较少，这也正预示了军旅文学未来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当曾经支撑我们“战天斗地”的豪迈情怀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渐渐迷失时，我们急需找回心灵的寄托以对抗浮躁和焦虑。当下的文化需要军旅文学这样“强健而充分”的文化形态的介入，以达到一种反拨性的效果，缓解人们的审美疲劳和精神虚弱。军旅文学所张扬的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对光明的笃信和向往，对信念的坚守，对理想的执著，对责任的承担以及革命英雄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等等崇高的道德品质，正是当代人所缺失和亟待重建的精神家园。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军旅文学的繁荣发展正是对精神文明的自觉建构，亦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有力支撑。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台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而文学对于国家形象的塑造和软实力的提升无疑具有直接而广泛的作用。军旅文学所秉持的崇高、英雄、硬朗阳刚的美学追求，对于打造和平崛起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必将产生持久而积极的作用。今天的文学环境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当民族的苦难与我们渐行渐远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置身于多元化的自由文化之中时，文学依然需要有所承担，这既是文学之为文学的必要条件，亦是自古以来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在当今伟大的变革时代，军旅文学需要通过自身的创作实践发出正面，积极的声音，这声音应该是对民族精神的高扬，对高贵人性的礼赞，对真善美的追求，对人类基本价值的肯定，诸如：忠诚、荣誉、尊严、勇敢、团结、奉献、坚强、乐观、宽容等等，这些都构成了军旅文学最为基本的精神资源。
置身于新世纪中国文坛多元共生，纷繁复杂的文学生态之中，军旅文学不仅要对种种低俗的文学思潮和短视的商业运作保持一定程度的警惕，更应该将目光放得更深，更远一些，应该站在民族文化复兴、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输出的战略高度来审视自身，积极完成对国家形象的正面塑造，始终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表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尽管军旅文学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但是距离“伟大”的文学标准还有着不小的差距。军旅文学一直以来都缺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精神传统，军旅作家们虽然大多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但有时更多地是流于经验的表层，无法深入到真实的存在。或许，军旅文学太注重“实”的描摹，而缺乏对“虚”的关注。这个“虚”，当然不是指描写虚无缥缈之事，而是要在人的心灵世界的建构上，赋予它丰富的精神维度——除了现实的、世俗的层面，人心也需要一个更高远、纯净的世界。未来的军旅文学应该体现出更高的文学和艺术追求，惟其如此，军旅文学才能够真正超越时代、超越政治、超越功利，拥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军旅作家们既要有社会责任意识，同时必须葆有一颗自由的心灵，只有把责任感、使命感与心灵的自由和谐地统一起来，才能在社会主义审美理想的指引下，敏锐地发现生活，深刻地认识生活，生动地表现生活，书写无愧于当今伟大的时代，无愧于我军辉煌的历史，无愧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的伟大的战争文学和军旅文学。
（本文与傅逸尘合作）（原载《文艺报》2007年七月二十八日）
2.中国军魂的回溯与前瞻
——从《突出重围》与《亮剑》谈之军旅文学创作的几点启示
2000年伊始，长篇电视连续剧《突出重围》与长篇小说《亮剑》（都梁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一月版）相继推出，就像两道原料生猛、营养丰盛、口味鲜辣的精神大餐，让人们大饱眼福，大过其瘾。
众所周知，电视剧《突出重围》改编自同名长篇小说《突出重围》（柳建伟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版），而小说在问世以后的一年中，声誉与日俱隆，行情一路飙升，值得略作介绍的倒是《亮剑》。就我的阅读感受讲，此书当得起四个字评价：一是好读，二是感人。
近年来读长篇小说无数，也时遇佳作，但总体而言，好读的不多，感人者更少，二者兼得就少之又少了。“新人亮剑，出手不凡”。果其然也。
《突出重围》的势头正炙手可热，而《亮剑》的影响方起于青萍之末，为什么要将二者兼而论之呢？首先，我可以有把握地做出判断，时间已经证明或将要证明，这两部作品都是军旅长篇小说的中锋正笔，是军旅文学走出低谷突出重围的重新亮相之作，更为难得的是，就创作主旨而言，两部作品都在铸炼当代中国军魂——如果说，《突出重围》以前瞻性的眼光，在一场假定性的模拟战争的高科技对抗演习中，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一个面向未来的中国新型军人的英雄理想的话，那么，《亮剑》则以回溯式的视点，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炮火硝烟与血雨腥风中，饱含激情地讴歌了一个集勇猛、刚烈、草莽与智慧、正直、坦荡、忠诚与良知于一身的来自历史深处的中国传统军人的英雄传奇。一审视历史，一设计未来，二者天衣无缝地相衔接于世纪之交，中国军魂在这里得到了纵深的、立体的、发展的塑造与呈示。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样两部作品的出现，对于当下至未来一个时期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和整个军旅文学，究竟提供了哪些鲜活而深刻的启示呢？
一.长篇小说要关注时代重大主题
毋庸讳言，很久以来，重大主题（或题材）的创作被作家视为畏途，“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概念化”“传声筒”的教训前车可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人们心有余悸。但是，远“重大”而近“轻小”的价值取向，又使文学尤其是长篇创作的选材出现了新的失衡，并为此同样付出了代价。“小我化”“私语化”的写作尽管精巧别致，却始终难以在更广大的范围里引起共鸣即是一例。无论如何，在相同艺术水准的前提下，关乎一国、一民族、一社会的重大主题（题材）的关注，也就等于放弃了文学与社会最直接最重要的联结通道。反之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