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不知道她所指的不该看的东西，是不是自己的日记，也没有心思去问。她身上那件白色的浴衣是家玉平常穿的，也许她不知道；也许她知道，却并不忌讳。
那个枣红色的骨灰盒，就搁在客厅的茶几上。绿珠蹲在茶几边上，对着它端详了半天，用手摸了摸，然后转过身来，对端午吐了吐舌头：“我能不能打开看看？”
不过，她终于还是没敢看，只是随手在上面盖了一块蜡染布。
“我简直有点爱上你儿子了！”绿珠说。
昨天晚上，她带他去餐馆吃饭。在等候上菜的那段空隙，若若还趴在桌前做数学题。她问他为什么这么用功，小家伙就吸了吸鼻涕，对她说，每次考出好成绩，妈妈都会像疯子一样地狂笑；就算是当着同学的面，她都会毫不犹豫地将他揽入怀中，在他的脸上亲个没完。
“简直就是蹂躏。”若若笑道。
他刚当上代理班长。他很在乎这件事。他对绿珠解释说，代理班长，实际上就是班长。“妈妈明天就回来了。她知道我当上了班长，还不知道高兴成什么样子呢！”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骄傲。
那时，绿珠已经从端午打来的电话中，知道家玉不在了。听若若这么说，绿珠赶紧起身，装出上厕所的样子，找了个没人的角落，大哭了一场。
“你打算怎么跟孩子说这件事？”
“我还没想好。”端午重重地叹了口气，忽然仰起脸来问她：“或者先不跟他说……不行，他早晚会知道的。等会儿他放了学，一进门，就会问。第一句话，就会问。”
两个人把接下来要发生的场景模拟了好几遍。
绿珠一直在流泪。
不到四点，绿珠就早早地离开了。她说，她实在不忍心看到若若放学回家时那兴冲冲的样子。
可是，他们预先准备好的台词，一句也没用上。儿子放学回家后的实际情形，完全出乎端午的预料。
“我回来啦！”若若仍像往常那样跟端午打招呼。他在门边脱鞋，把书包随手扔在地上。也许感觉到了端午严峻的表情有点不同往常，他又转过身来，飞快地看了他父亲一眼。他的目光甚至掠过了茶几上的骨灰盒，但又迅速地弹了回去。那是一种目光先于心灵的直觉。他似乎本能地意识到，那是一个不祥之物。
他进了厕所。他待在厕所里的时间要比平常长得多。
随后，赤着脚，咚咚咚地走到餐桌边喝水。
“老屁妈呢？”他故意不去看那骨灰盒，故作轻松地问了一句。
“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我知道是什么。你别说了。”儿子立刻严厉地制止住他。“好吧，我要去做作业了。今天的作业巨多！要背《滕王阁序》。还有两张****的数学卷子，一篇作文。”
他居然快步离开了餐桌，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端午的头皮有点发胀。他坐在餐桌前，对儿子怪异的举动，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不一会儿的工夫，儿子眼泪汪汪地从屋里奔了出来，赌气似的大声地向父亲宣布道：
“假如你们一定要离婚的话，我还是会选择跟妈妈一起过。”
端午从餐桌边站起身来，朝他走过去。将他的头用力按在自己的胸前，贪婪地吮吸着他头发的汗骚味，轻轻地对他说，他刚才所说的那个“坏消息”，比离婚还要糟。
还要糟上一百倍。一千倍。
儿子推开了他，目光再次掠过他的脸，掠过沙发边的落地灯，最后，落在茶几上的那个骨灰盒上，终于不动了。
端午知道，自己无须再说任何多余的话。
因为若若目光最终停留的地方，就是全部答案。
确凿无疑。
无可更改。
直到凌晨一点半，若若才迷迷糊糊地在小床上睡着。一阵阵袭来的困倦，让端午睁不开眼睛。可端午仍然不能上床睡觉。
得知了消息的母亲和小魏，正在连夜赶往鹤浦的途中。
稍后，他从自己的邮箱中，看到了家玉发给他的那封Email。
它写于一个半月前。唐宁湾的家中。那是她准备出发去西藏的前夜。端午在阅读这封电子邮件时，时间上的小小混乱，给他带来这样一种错觉：就像时钟可以拨回，就像家玉还活着——就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以她充满哀怨的口吻，跟他说话。
13
去年元旦的前一天，在南郊的宴春园，我们请小秋他们吃饭。守仁也来作陪。席间，不知为什么，守仁向小史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他问她，是否曾在梦中见过下雪的情景。小史认真地想了想，说没有。守仁又挨个地询问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说没有。轮到我的时候，我只能说实话。因为我不仅时常梦见下雪，盖了三床被子，都觉得冷，而且在梦中，雪下起来就没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可我隐约感觉到，梦见下雪，也许并不是什么好事。
十二月中旬的时候，我在第一人民医院做了第二次胸部的穿刺。一直没敢去询问结果。可医院还是给我打来了电话。我问他们，是好结果，还是坏结果。对方迟疑了一下，说，他也不清楚。只是嘱咐我尽快去医院。我知道有点不太好。
那天晚上，当守仁端起酒杯，站起来，要跟我一个人喝一杯，并开玩笑地说，我和他同病相怜的时候，我的心里其实充满了感激。也多少有了点安慰。可没想到，他竟然死得比我还要早。
元旦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律师事务所一直熬到下午三点。最后还是决定去医院撞撞运气。其实，我也知道，答案几乎是铁板一块了。接待我的，是一个姓吴的老大夫。是个主任，看上去慈眉善目的。她问我家属怎么没有来。我的心就不由得往下一沉。为了早一点知道结果，我就骗她说，父母早已不在，而且没有成家。大夫又问我多大年纪，在哪儿上班，随后犹豫了一下，将CT的光片，一共四张，依次贴在隔断的玻璃上。她耐心地告诉我，肺部的那些浸润性的斑影，在医学上可能意味着什么。她说的是可能，但又不无忧虑地告诉我，她担心肺部的病灶并不是原发的。我就壮着胆子问她，这么说，是不是就意味着细胞已经转移。吴主任再次强调了“可能”这个词。她的结论是：有点麻烦。她嘱咐我尽快办理入院手续。越快越好。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如何从医生的办公室走到电梯口的。我只知道，电梯上上下下，在六楼停了七八次，我都忘了上去。尽管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已经做好了接受最坏结果的准备，可当时心里还是很害怕。害怕极了。最后，电梯再次停了下来，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是春霞。
她怀里抱着一大摞病历，一见到我，似乎也被吓了一跳。很快，她定了定神，冷冷地笑了一下，用地道的北方话对我说：
“呦，庞大律师，怎么了这是？怎么有空亲自来敝院指导工作？”
春霞站在电梯口，足足看了我半分钟，然后轻轻推了推我，笑道：“你到底是怎么了？傻啦？”
又过了好一阵子。她问我，愿不愿意去二楼她的办公室坐坐。我答应了她，甚至心中还生出了些许暖意。我对人的邪恶总是估计过低，由此犯下了一生中可能是最严重的过失。她让我稍等她一下。她要去办点事，一会儿就回来。
我真的在楼梯口等了她十分钟。随后，我跟她下到二楼，走进了护士站旁边的一个值班室。
她让我把大夫的诊断书给她看。很快，她就仰天大笑起来：“呦，恭喜你呀，你这是中了大奖了呀！”
她问我是哪个大夫给瞧的病。我告诉了她。纯粹是一种不假思索的条件反射。她立刻就给吴主任打了电话，嘴角一直挂着笑。等到她放下电话，就装模作样地问我是什么时候发现胸部不适的，肋间的疼痛感，一般持续多长时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当时已经明确地察觉到她说话时语调中所隐藏的喜悦与快意，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猎物任人摆布的事实，可我还是对她最终的悲悯抱有希望。
另外，我也本能地意识到，既然在接下来的一个时间段中，我还得在她的势力范围内接受治疗，必须尽一切可能马上与她和解。所以，我还是认真地回答了她的所有问题。毕竟，第一人民医院是鹤浦最好的医院，也是我的合同医院。我怎么都无法逃过她的掌握。
软弱和幻想，当然也有恐惧，让我乱了方寸。春霞把一包打开的话梅递给我，问我要不要吃，我正有点迟疑，她的脸突然又变得狰狞起来。
她说，真是苍天有眼！
她说，她的预言从来都丝毫不爽！
她说，一报还一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她还说了别的。可我这会儿已经记不清了。她见我呆呆地坐在那里，不说话，就把椅子拉近了一些，笑着对我道：“不管你的病有多严重，你都无须担忧。”
“为什么？”她的话又让我感到了一丝希望。我像个傻瓜一样地问她。
“你多牛啊！有的是办法！有的是路子！对不对？上帝也怕你！找你的刑警姘头去啊，实在不行了，你还可以让黑社会老大出面，直接解决问题嘛！”
即便在这个时候，我仍然把她的冷嘲热讽，理解为房产纠纷的一种自然反应。我当即决定，忘掉这个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忘掉她所有令人发指的卑劣，腆着脸，向她道歉。把在房产纠纷中所有的过错，都全部承担下来，并乞求她的谅解。
“这话你就不用说了。那是不可能的！”春霞鼻子里吭吭了两声，道：“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风筝》，我们上学时都读过，对不对？无所谓原谅。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你不配！不过，你尽管可以放心，虽说我永远不会原谅你，你在入院治疗的过程中，我仍然会以一个医生神圣的道德，给你提供悉心的护理。我也很乐意亲自为你服务。假如有一天，我不得不遗憾地合上你的眼帘，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会尽可能让自己温柔一些。”
正好有人敲门进来，病人的家属送来了两箱水果。还有茶叶。春霞笑嘻嘻地让他们把礼品搁在桌上，同时暗示我可以走了。
我就像是被人扒得一丝不挂一样，离开了她的值班室。
临走之前，我问了她最后一个问题：
我还有多长时间。
我想这个问题，一定是春霞很乐意回答的。
“你这种情况，快的话，两三个月吧。拖得长一点，也不会超过六个月。”春霞道，“这是吴主任刚才在电话中说的。按医院的规定，我不该告诉你，可谁叫咱俩是老朋友呢？就算给你开个后门吧。接下来，你可以扳着指头过日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