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六记〉小引》是钱钟书为夫人杨绛的散文集《干校六记》所写的序言。开篇便直言：他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
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运动中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有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的是懦弱鬼，觉得这面有冤屈，却没有勇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地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是最应该“记愧”。不过他们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得惭愧。
经过十年动乱的人，对作者描写的运动中的各类人等一定不会陌生。但每读这些，我们仍能感到一种心的震颤。数十年来，中国“运动”不断，给每个人都提供了极充分的表现、表演的机会。“运动”一来，有人整人，有人挨整，没挨整也未直接参与整人的人多半也被裹挟在“运动”的大潮中，或摇旗呐喊，或缄默少言；或“高举”“紧跟”，或随波逐流；或以为机会难得只求一逞，或只想不犯错误躲过一劫，林林总总，绚丽斑斓，演尽人世间所有的悲剧喜剧正剧闹剧滑稽剧，也尝尽人世间酸甜苦辣、冷暖炎凉以至黑色幽默。功与过，罪与罚，虽然至今仍有对那场大劫难不容置喙的规定，但挡不住每人心里都有一杆秤，既称出世道，也称出人心。苍天不言，公理自在。《〈干校六记〉小引》只以普通人的视角，对运动中主要仍属于普通人的世界做了一点描述，谈了一点随感，但已禁不住让人感慨。在一场大运动之后，于人于己，我们该反思的东西真是太多了。
站在“事过境迁”“水落石出”的时间点上看，那些在运动中能敏锐地看出事实真相，敢于勇敢地坚持真理、虽受折磨仍不低头，必要时敢于以身相殉的人无疑是真正的勇士，理应受到我们特别的钦佩和尊敬。《〈干校六记〉小引》所说的第一类人中有许多就属于这样的人。在历次运动中，挨批挨斗受磨难的人虽说不一定都是发现真理、坚持真理的人，但许多人因发现真理、坚持真理而在历次运动中挨批挨斗受磨难却又是一个事实。“运动”来时，排山倒海，许多人裹挟其中，领导指出的方向就是群众行动的方向，“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很少想到运动的方向有什么问题。一些人即使看出些问题，慑于那阵势，往往不敢反抗也无力反抗。但是，毕竟有些人以敏锐的目光洞察到金光灿烂的标语口号后面的某些真内容，或者在汹涌的运动浪潮触及到自己的时候敢于坚定地维护自己做人的权利，起而反抗。士可杀不可辱，表现出崇高的人格力量，为因备受摧残而变得极为孱弱的士林写下了光辉的一笔。比如顾准，他是学者，是经济学家，他的职业和使命要求他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独立的思考能力。可是，在一个用一个人的脑袋代替千万人的脑袋，一切思想家不准思想的年代，他注定要命运坎坷。他没有屈服，没有跟着别人去圆谎，虽受尽排挤、打击、迫害而至死不悔。这是一个拿自己的头颅往铁门上撞的人。他的以身殉道，是中国士林虽历尽磨难但仍一息尚存的明证。还有张志新。这是一位弱女子，但在全国上下三拜九叩、山呼万岁，一片颂扬之声的时候，竟敢逆潮流而上，指出其中的荒诞，最后惨烈地以身相殉。“你把带血的头颅/放到人生的天平上/使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这种伟大的人格力量像闪电一样照亮了阴霾的天空。高山仰止，无论怎样评价和崇敬都不过分。近读罗宗强的《玄学与魏晋士人的心态》及王蒙《名士风流以后》，知嵇康的被杀其中也有他性格上的原因，但心里仍改不了对他的崇敬。窃以为，嵇康的有些近乎乖张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也是环境逼出来的。既与当权者大力提倡的名教作对，统治者就不会因为你不乖张就不迫害你。或许正是因为他的慷慨赴死，站到与统治者搏斗的最前沿，才给行为不那么狂傲张扬的阮籍们留出一个可以活动的空间。仅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就应对嵇康的死表示特别的崇敬。
但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以此为标准去要求所有的人？能不能以嵇康、顾准、张志新为标准去对阮籍、钱钟书、王蒙及许许多多普通人进行批评。这并非一种理论的虚设，事实上，已经有人在进行这种比较和批评了。比如有人就曾以中国自古以来仁人志士都有不畏强暴敢于为民请命的传统为依据，责备钱钟书被称为20世纪伟大的智者在这些年的各种运动中未能站出来抗议，就和后来一些人批评王蒙的“聪明”一样。钱钟书在历次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有没有实际的抗争，我们不甚清楚。但从他1957年《赴鄂途中》对“隐隐遥空碾懑雷”的感受，到选注宋诗受到的批判，到“文革”中家被人挤占、与“革命男女”的棍棒相向，到在“五七”干校当邮差，他的道路和一切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坎坷。这不是钱钟书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一代知识分子的评价；或许还不止是知识分子，一定意义上也关系到对这些年被裹挟在历次运动浪潮中普通的中国人即一般群众的评判，不能不辩清楚。
以上指责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商榷。
其一，在一个暴虐横行，普通人的生命处在事实上的无保障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不考虑具体条件，主张与鼓励群众去进行正面的对抗？正面的反暴虐，为反抗暴虐而不怕牺牲无疑是伟大的，令人感动的，可崇敬的，但这不应是唯一的选择。“仁者爱人”，人是第一位的，这应该成为一切道德、价值的基本出发点和最高原则。如果个人的牺牲能换取更多人的生命，使更多的人更好地活着，这种牺牲是崇高的，有价值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只是以活人的牺牲去满足某种抽象的道德原则，这种主张又有何价值呢？冒着生命危险跳到水里救人是崇高的。但是，如果根本不会游泳，下去必死无疑，我们也应鼓动他往下跳吗？在劫机犯劫机的时候，能机智勇敢地制伏罪犯当然好，但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盲目地行动，拿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去冒险，是否也该提倡？这方面，我非常赞同王蒙为阮籍、向秀所作的辩护，赞同他对那种动不动就要人做烈士的主张的批判。“我从不认为今人有权力要求古人做烈士，好人就得做烈士，活着就有玷，这种理论是很不近人情的，这与要求所有的寡妇守节从本质上并无二致。这种伦理价值观念的特点就是要人死不要人活。如果所有好人都做了烈士，我堂堂中华就只剩下坏人生息繁衍了。”这和道德上的缺陷和人格上的孱弱是有明显区别的。道德、人格上的孱弱是屈服于淫威不敢抗争，甚至拿原则做交易，出卖人格，这当然是应该被谴责的。为了人，为了生命的最高意义不盲动，有意识地爱护它，保护它，包括在某种特殊条件下的忍辱负重、委曲求全，都是对生命，对事业负责任的一种表现。不承认这一点，对暴虐条件下的某些隐忍、沉默、顺从横加指责，看似激进，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如果自己不处在当时的条件下而只是站在干岸上信口开河，指责别人没有这样没有那样，多少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值得特别警惕的是，进行这种指责的，有些人和暴虐者的关系本来就不是很干净。他们有时以激进的面貌站出来对别人的沉默进行指责，要么是一种另有用心的挑动，是一种和暴虐者串通一气的诱杀；要么是转移视线，要别人为他们的罪孽承担责任，至少是大家都有错，彼此彼此，谁也不用说谁；要么是更加阴毒，在实际的伤害之后又把一种精神上的罪名如自私、胆小、懦弱等加在无辜者、受害者身上，让受害者在实际的受害之后进一步承受精神上的负疚感，如《苏菲的抉择》中的法西斯在杀了人之后还把杀人的罪名推到孩子的母亲索菲身上，让她永远承受心灵上的折磨。我们应该坚定地拒绝这种不公正的指责，并揭露这种精神暴虐的真面目。从这一意义上说，“运动”并没有完全结束，而是在新形势下以一种新的形式在继续。
其二，对普通人在运动中未能进行有效抗争的指责所以不合理，还有一个普通人的认识能力和抗争能力的问题。“运动”是大范围内政治矛盾、政治冲突。中国政治的一大特点是缺乏透明性。表现出来的形式可能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开大会，街头游行，但实际的决定力量是在深层、高层，是一般群众不知道也无法知道的。且很多时候，街头的群众运动和幕后的权力斗争在实际内容上是不完全一致的，怎能要求一般群众都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有那么敏锐的观察力和那么准确的判断力呢？在“舆论一律”的条件下，掌握国家权力的人也掌握着话语权。全社会只能按某一给定的方式观察世界，只能用同一声音说话，久而久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你都被体制化了。按体制确定的方式去感受，去说话，去行动，自己也成了体制的一部分，看不到问题自然也想不到要去抗争了。《围城》中方鸿渐说：“从前的愚民政策是不让人受教育，现代愚民政策是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只受某一种教育自然只接受按这种教育给出的秩序，不知世界还可以有其他秩序，自然以为自己看到的秩序是最完满、最美好的了。这就自然地产生了许多如《〈干校六记〉小引》中所说的“糊涂虫”，“没有看出假案、错案，跟着坏人去糟蹋好人。”可这在当时，又怎么能完全避免呢？智慧如布哈林，又处在那么高的地位，可当别人给他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时，他不仅完全丧失了反抗能力，而且一段时间还真的怀疑自己，以为自己错了。认真地反思，诚恳地检讨。他并非出于懦弱，不敢坚持真理，而是认识上出现迷误，不敢相信真理就在自己手中。这其实是一个比知道应该反抗却由于胆小懦弱不敢反抗还要大的悲剧。布哈林尚且如此，对一般群众、一般知识分子，又怎么能过于苛求呢？愚民政策原是专制统治最有效的利器，是培养愚民、顺民最有效的法宝。“文革”后一首诗曾说，“崖上的树留下了风的形状”。这是一种畸形，一种痛苦，一种生命被摧残的抗议。该诅咒的不是树而是风。
其三，关于抗争的形式，似也不应作太狭隘的理解。像张志新那样拍案而起、横眉怒对自然是抗争；像顾准那样据理力争、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屈服自然是抗争，但“对运动不很积极地参加”是不是也是一种抗争？“不很积极地参加”表明不热心。不热心固然可以有多种原因，但许许多多的不积极、不热心加在一起，就形成对运动的一种消解、涣散力量。比如一场游行，组织者自然是希望步调一致，群情昂扬，人越多，情绪越高越好。如果队伍里出现一批人拉拉杂杂地迈着步子，有气无力地喊着口号，随意地谈天、开玩笑、唱小调，那游行还能达到组织者希望的效果吗？一场批斗会，组织者自然也希望气氛严肃，群情激愤，火力越猛烈越集中越好。如果大家都不说话，或懒洋洋地东倒西歪，唧唧喳喳地开小会，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对于这种“不很积极地参加”的负面效应，发动、组织运动的人心里最明白，所以将其称为“销蚀剂”，即运动内部的瓦解力量。这种销蚀、瓦解力量对运动所起的作用有时不下于横眉怒对的积极反抗。“运动”是以相当数量的人的积极投入为条件的。如果群众不投入，或虽然参加了却不积极，做不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做不到“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运动就不能有效地发动起来，进行下去。针锋相对的反抗有时很有效，但有时恰好又从另一方面给运动提供了动力。因为针锋相对的反抗是以对运动的积极参加为特征的——虽然是从与“运动”相对的另一方面投入和参加的。但是，“运动”恰恰需要对立面，越有对立面越能激发其活力。这从“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进程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有反抗，有对立面，就给运动提供了话题，注入了活力，能一次次地将群众调动起来，使运动不断地进行下去。可消极应付，不积极参加，甚至沉默、逃避，就使运动失去了活力，从整体上将运动悬搁起来。从这一角度说，“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也是起过很积极的作用的。“文化大革命”后来搞不下去，群众的疲惫、倦怠、消极、不愿参加是一个重要原因。
对运动不积极参加有多种原因，对运动有看法、有保留、消极怠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就是这一部分人，不积极的方式，不积极以后的行为也各不一样。钱钟书自认是“对运动不是很积极地参加”的一员，他的“不很积极地参加”，是真正看透了运动的无意义。既然运动无意义，自己又没有能力去阻止它，最好的方法就是在面上应付运动，使运动不能真正地伤害到自己以后，选择一些更有意义的工作去做。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典型的处世方式之一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独善其身”并非就是找一个别人找不着的地方“隐”起来，而常常是在不和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情况下做一点自己愿意做的、喜欢做的工作，许多人还作出了非常杰出的成就。他们的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具有超出自身的文化意义。文化人从事文化建设而非越俎代庖地干预政治和为民请命，至少从专业的观点看更务正业一些。每个人都有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本不应该要求不是政治圈内的人一定要参与政治圈内的工作。钱钟书也如此。从后来知道的情况看，他是在“文革”的后半期开始《管锥编》的写作的。从运动的角度看，别人上街喊口号、刷标语、开辩论会，为比赛谁更革命，谁是革命派，谁是保守派，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他却从运动中抽出身来躲在一角翻古书，两边的人大概都不满意。可是，当运动的尘埃落定，拉开距离冷静地反思，谁更智慧，谁更正确，谁更有意义呢？拒绝、不积极参加一个错误的没有意义的运动，这本身就比盲目地投身运动有价值。利用别人喊口号、打派仗的时间从事文化建设，这更是一种贡献。更深一点说，运动所以运动得起来，很大程度上是当政者的愚民政策起了作用。通过愚民政策，民智被压抑，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如果指的方向出了问题，民众运动就成了一股极强的破坏力量。这时，就明显地显出独立思考、启迪民智的重要。中国古代一些知识分子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独善其身，一方面以自己的行为树立了一种典范，一方面也以自己的文化创造在作一种启迪民智的工作。我们其实也是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钱钟书这位20世纪的智者及《管锥编》在当时的写作的。至少，如果再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运动，许多人会想到写《管锥编》的钱钟书，会变得聪明一些。愚民政策及各种以此为基础的运动的推行也会变得困难一些。
我们不同意一些人因钱钟书在运动中没有站出来进行针锋相对的抗争和为民请命而进行的指责，但不是说从当事人角度出发不应忏悔，不应愧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恶势力横行的时候，毕竟有顾准、张志新那样的人出来抗争了。中国士人向有不畏强暴、为民请命的传统，在这一点上，没有太多的分内、分外之分。在顾准、张志新面前，大多数中国人都应感到惭愧。每次运动都有许多人挨批、挨整，其实被批、被整的并不只是他们个人。他们代表一种认识、一种理想、一种价值观念。这种认识、理想、价值观念一定程度上是我们所具有的。看到自己心中的理想、价值观念被批斗、被污辱、被践踏而不敢站出来抗争，自己的良心不会不受到谴责。或者，我们并不一定具有和那挨批、挨整的人相同的思想和信念，但知道他们是好人。他们被挑出来批斗就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勇敢，更坚定，更有思想。看到一个比我们好的人受苦受难甚至是代我们受苦受难，我们怎能不愧疚？说这种愧疚是罪有应得也罢，说这种愧疚是无辜也罢，当我们感到惭愧的时候，我们已经将自己摆到人生的祭坛上，让一颗流血的心在真理的光照下承受苦难的煎熬。我们能否从被动的、无助的存在中超越出来，就看我们承受这种苦难煎熬的结果了。舍勒谈及人的悲剧性处境时曾认为，“人的身位行动（Personakt）在实现某种更高价值时，同时不得不致使另一价值的毁灭。对于被毁灭的价值来说，这一身位行动是负罪的；但对于要实现的另一价值而言，又是无辜的，从而构成了‘无辜负罪’”。我们只想正正当当地生活，做自己愿意做的也于他人有益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及历次运动中，我们没有去斗谁、整谁，对于这时期许多人的受苦受难，我们是无辜的。但是，就在我们追求这一并不奢侈的愿望的时候，一些比我们好的人，更不应该受惩罚的人被挑出来受惩罚了。比我们好的人、更不应该受罚的人却在我们之前受惩罚，一定意义上就是将应由我们承担的苦难承担起来了。面对他们，我们不能不感到愧疚。我们无法摆脱这种愧疚，除非和《〈干校六记〉小引》中所说的第三种人那样，不知羞耻，自甘堕落。这种愧疚、负罪感是一座炼狱。人整个地被投放在这一炼狱中，从肉体到灵魂都受到严厉的拷问。在炼狱的火焰中，一切能烧毁的都烧毁了，剩下的只是一颗痛苦的心。炼狱的火光映出了人的渺小、卑微，也映出了人最后的高贵与忠贞。正是在这种炙烤与煎熬中，人得以丢下一切重负和羁绊，向上帝的境界飞升，和上帝相遇，向纯洁的本真的自我回归。也正是在这里，苦难显示出了意义，灵魂也有了获救的希望。
于是，我们有了巴金老人的《随想录》；
于是，我们有了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
于是，我们有了钱钟书的《〈干校六记〉小引》。
比之在所谓的“拨乱反正”之后就匆忙宣布的“一切向前看”的成命，这些声音很微弱。岂止微弱，有时还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为很多人是不习惯、不愿意“记愧”的。“惭愧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提起的事，因此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漏得一干二净。”究竟是否出于健忘大可存疑。一些最该记愧的人偏不记愧；岂但不记愧，有些人还摇身一变成了运动中的受害者和与坏人进行斗争的英雄。和这种人谈记愧是谈不出结果的。近年，有人有感于德国和日本对二次大战中侵略行径的不同态度，对日本的拒不认罪十分愤慨，完全正当。可中国人做了错事就肯认错、认罪吗？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1962年大抓阶级斗争，至十年动乱，那么多的人被错批、错斗、错抓、错整，当事人有几个认过错、感到惭愧或进行过忏悔？这现象颇值得深思。个中原因很多，但我以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知识精英是否进行过认真的反思和检讨。德意志民族并不是天生地具有认错和忏悔传统的。德国能在二次大战后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检讨、认罪，原因之一就是他的知识阶层首先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检讨。如阿多尔诺说的“奥斯维辛之后诗已不复存在”的话，就有一种透心彻骨的反思深度，对德国法西斯灭绝人性的暴行，对人性恶表现出深入骨髓的厌恶。这态度影响到社会政治和大众情感的层面，逐渐形成了一种民族的共识，形成一种民族的对待二战的态度。相形之下，日本的知识界就没有进行过这种反思和检讨。以至一些著名的文化人如三岛由纪夫之流在战后还炮制大量充满武士道精神的文学。同样，中国人（至少是相当多的中国人）对十年动乱、对历次运动的错误行径缺少愧疚感，不肯忏悔，不也和这个民族的知识阶层的孱弱、沉闷、缺少愧疚心和反思精神紧密相关么？做了错事不愧疚，不忏悔，说到底就是不知羞耻。一个人，一个民族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他（它）还有救吗？从这一角度说，我们在十年动乱后既然还有《随想录》，还有《小草在歌唱》，还有《〈干校六记〉小引》，或许表明，这个民族还没有丧失最后的希望。
于是我忽然觉得，炼狱其实不只是为恶人也是为善良者或希望成为善良者的人设置的。在炼狱的烈火与毒焰中，人们痛苦、哀号，人们挣扎、祈求，唯独没有丧失向善的希望。捧着滴血的心，人们祈望着走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