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儿童文学颇见繁荣，但繁荣中也有隐忧。隐忧之一，就是时间的失落。说句夸张点的话，如果说这些年儿童文学中有什么重要事件的话，我以为，就是我们把时间丢失了。
现在许多儿童文学作家笔下都没有了时间，或接近没有了时间。郑渊洁、周锐等童话作家笔下没有时间，这好理解。童话以非生活本身形式塑造艺术形象，侧重某种超越的、永恒的价值，在作品中淡化时间是一种正常现象。但孙幼军的《小布头奇遇记》《没有风的扇子》等曾是有时间的。这且不说，问题是现在许多写实性小说也没有了时间。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属于少年刘格诗的自白》《小鬼鲁智胜》等没有时间。其中的故事，你可以说它发生在这个城市，也可以说它发生在那个城市；可以说它发生在上个世纪，也可以说它发生在这个世纪。张之路的《非法智慧》《霹雳贝贝》《螳螂一号》等没有时间，它描写的时空是幻想的时空。杨红缨的小说没有时间，薛涛的小说没有时间，沈石溪的小说也没有时间。张品成的小说有时间，但时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曹文轩的《草房子》《红瓦》等有时间，但时间在作家自己的童年时代。对于90年代以后才出生的孩子，这些大致也称得上“老早老早”“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了。
问题还不止如此。在儿童文学中，这种时间的淡化和缺失正在成为一种创作上的理念。曹文轩说：“我根本不想了解现今的中学生，因为我就是中学生……小说应注目的层面是在下面，更下面……最下面则是普遍的、相对稳定的基本人性。这层面是隐秘的，但却不是变幻不定的。从这一层面说，中学生是永远的。每一个注意到并能有力量地把握这一层面的人都可以自信地说：我最熟悉中学生。”薛涛说：“我不喜欢那种密切关注当代少儿生活的小说。我觉得1897年失去母亲的伤感与1997年失去母亲的孩子的伤感，仅就伤感这一情感本身而言没有太大的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已为许多儿童文学作家所认同。
这种艺术追求合理的一面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将时间分为历史时间和价值时间。历史时间是相对客观的编年史时间，价值时间是人对客观时间的感受、选择、评价。在文学作品中，价值时间总要通过历史时间表现出来，只是表现的方式在不同类型不同作家的作品中是非常不同的。W·沃林格将艺术区分为抽象艺术和移情艺术。早期的抽象艺术，如人类童年时代的艺术，是原始人面对变幻不定的世界，产生一种难以安身立命的不安感，不能将自身沉潜到外物中，在外物中玩味自身，于是将外在世界的事物从变幻无常的偶然中抽取出来，用近乎抽象的形式使之永恒。这样他们便在现象的流逝中找到了安息之所。儿童文学在很多地方与此相近。儿童文学是社会、成人与儿童的文学对话，儿童的接受、审美能力偏低，成人要用相对清浅的意象、相对简约的人物故事将相对稳定的价值理想传递给他们，双方很容易在较为超越甚至抽象的层面找到话语的契合点，这正是以往儿童文学较多关注价值时间、淡化历史时间的主要原因。在这一意义上，我对一些儿童文学作家较多拉开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包括曹文轩、薛涛等关于“中学生是永远的”“我不喜欢那种密切关注当代少儿生活的小说”的议论大体是理解和赞同的。我的疑虑主要在以下几点：
其一，时间可以分为历史时间和价值时间，在不同类型不同作家的作品中，二者可以统一为多种形式并最大限度地偏向某一方，但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对方而存在。内容相对抽象的作品并非全无时间，只是时间相对稳定、静止，表现的是在所有时间，至少是相当长时间里都起作用的较为永恒的价值、理想，如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具有普遍意义的形式美等。曹文轩说小说要表现“下面，更下面”的内容，薛涛说1897年儿童失去母亲的伤感和1997年儿童失去母亲的伤感，就情感本身而言是相同的等论断，应该是就此而言的。但这种表现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抽象的结果即抽象后的剩余物要有感性的深度。如果没有感性的深度，如杨红缨的《五三班的坏小子》等作品，时空高度抽象，人物没有个性，除了一些相对浅俗的搞笑，内容空泛贫乏，其负面效果很快就会表现出来。二是这种抽象仍要以各种方式与今天的社会现实联系着。如“文革”后许多儿童文学写普遍的人性，引起众多的好感，除普遍人性永恒的、在今天仍然有意义的价值外，还有在此前相当长的时间不允许表现普遍人性这个特殊的有鲜明时间特征的背景衬着。如果没有这个背景，它也不会有这么强的时代共鸣。荣格说，创作是一种原型的激活，而所以能激活，则需要一种和原型同构相近的当下情景，否则原型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而且抽象的内容具有排他性。一个作家某一内容表达得很成功，会对其他作家带来很强的“影响的焦虑”，这也是近年儿童文学中雷同感较重的一个原因。
其二，作为具体作家，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即使少数人有所偏颇，总体上也属正常。但如果一个时代的大多数作家，甚至所有的作家都去疏离时间，表现超越性的话题，以至时间在一个时期的文学中失落，那就有些堪忧了。文学中的时间当然也可以是历史上的时间，如张品成的革命历史小说和曹文轩的童年回忆小说。但最主要的应该还是当前的现实生活的时间。因为它联系着当下读者的实际生活，最近切最具体最生动最丰富最能引导读者认识他们自己的生存状态，最能触及他们的情感波澜。失去这个最生动最深厚的源泉，文学多少要像无根的浮萍一样漂浮起来。目前中国的儿童文学似乎就有这种倾向。自从20世纪80年代正确地批判了以文学应景式地配合社会运动的浅薄表现以后，儿童文学似乎又过度地偏向另一个极端。热闹、游戏、大话、戏仿，从传统文本中寻找意象和灵感，“现实”作为一个话题有些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特别是在已成为儿童文学主流的一些最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那儿，我们已较难看到对现实时间的关注。而文学对它所在的时代应该是承担了责任的。人文关怀不可能没有现实的社会关怀。转型期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随着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包括儿童在内的人们的生存状态、精神生活的内容都在发生巨大的改变。不少人生活改善了，但也有一些人没有改善或改善不大。特别是在广大农村，一些儿童还生活得很艰难。一些父母外出打工，只剩下子女在家留守，即使生活有祖父母照顾，情感上的缺失又怎能弥补？一些孩子随父母进城，居住、上学等等都受到歧视，这在他们的心灵上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就是一些生活较为富足的孩子，现代生活的快节奏、物质堆积、虚拟符号泛滥等等对他们健康成长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如果对此全无表现，我们的儿童文学是很难说完成了时代的嘱托的。现在，我们写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儿童文学史，常痛心那个时代的生活没有在作品中得到准确、真实的表现，未来写文学史的人，是否也会为社会生活在我们作品中的缺失感到遗憾呢？
还有一个艺术表现方面的问题。说小说应该表现“下面，更下面”的内容，说1897年儿童失去母亲的伤感和1997年儿童失去母亲的伤感是一样的，持的主要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文学观。浪漫主义相信普遍的人性，相信历史的连续性，相信永恒的正义，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此等等。可是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视野里，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的。在这儿，历史是断裂的，时间是碎片的，没有普遍没有永恒，有的只有时间的流动，有的只是人的瞬间感受。世界被平面化了，深度被消解了。或者说，表面即是深度，现象即是本质，根本不存在一个“下面，更下面”的层面。不能要求持浪漫主义文学观的人都接受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世界的看法，但不能否认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也是人们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如果儿童文学看不到这种存在，一味淡化时间，都去写永恒的超越的东西，甚至将其作为一种文体的依据性的存在，时间一久，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对儿童文学的发展也不是很有利的。现在一些儿童文学作品批量生产，不仅自我复制，彼此也互相雷同，不能说没有这种艺术观方面的原因。
或许是对时下超越性的作品看得太多的缘故罢，我现在有时倒怀念起20世纪“文革”结束后不久的一些“问题小说”来了。这样说当然不是真的要回到那些作品上去。那时的“问题小说”大都写得很粗糙。发现一个问题，来不及审美化就急切地将其表现出来。比之这些小说，现在作品精致多了。但在进步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失去了一些当年“问题小说”对问题关怀的热情及为表达这种关怀所需要的勇气呢？对已进入21世纪的儿童文学，这确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原载《文艺报》2007年5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