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摩亚王室及马雷托国王─向瓦伊利马的朋友道别─南下航往斐济─抵达澳洲纽卡斯尔─“浪花号”上有人成了落汤鸡─“佛伊号”送“浪花号”一套新帆─抵达墨尔本─一只有身价的鲨鱼─改变航线─遭遇“血雨”─在塔斯马尼亚停泊
萨摩亚王室及马雷托国王
我在阿皮亚有幸见到马奴亚岛已故的玛格丽特王后之父杨恩先生，玛格丽特王后于1891至1895年间是该岛的王后。王后的祖父是位英国水手，娶了马奴亚岛一位公主为妻。王后家族中目前唯一健在的人便是杨恩先生，他最后的两个孩子几个月前随着一艘岛屿商船出航，却丧身大海，一去不复返。杨恩先生是位笃信基督的绅士，他的女儿玛格丽特受过良好教育，是教养极佳的淑女。我在报纸上读到一则叙述她生平及去世的纪念报道，感到很难过，这则报导显然是从一个未设基金会的慈善团体的报纸上摘录的。报道的大标题令人震惊：“马奴亚岛的玛格丽特王后辞世”。这则消息在1898年已不能称为新闻了，因为王后已经去世三年了。
我和王室建立了良好关系，前往拜会马雷托国王。马雷托国王是一位了不起的统治者。他亲口告诉我，他每月的俸禄不少于四十五美元，最近又加了薪，因此他可以靠这片肥美的土地生活，而不再被粗鄙的海滨白人流浪汉称为“鲑鱼罐头马雷托”。
我和翻译走进王宫大门时，国王的兄弟，也就是亲王，穿过一片芋田从后门悄悄进来，瑟缩地坐在门边听我向国王诉说我的经历。纽约一位有志于传教工作的W先生托我航海时代他向食人群岛（Cannibal Islands），当然也包括其他岛的国王致意。马雷托国王表示，他的子民一百年来不曾吃过一个传教士。他接获这项口信后，似乎很高兴能直接从《传教士评论》（Missionary Review）的发行人那儿得知此信息，并托我转达他的问候。国王陛下离去后，我便和他美丽的女儿法穆莎米公主交谈（法穆莎米的意思是“让海水燃烧”）。不久后，穿着全副军装大礼服的德国总司令，亦即德皇威廉二世亲自接见我，而我却蠢得没有事先呈递拜帖，也没想到德皇竟会如此隆重地戴着皇冠接见我。几天后我又去拜访法穆莎米公主，向她道别，也和马雷托国王见了最后一面。
阿皮亚这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城市里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我的记忆首先停留在伦敦传教士协会咖啡馆及阅览室后面的一所小学校，那里的贝尔太太负责教授大约一百名土著孩子英文。你在别处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聪明的学生了。
一天我去学校拜访，贝尔太太说：“来，孩子们，让船长看看我们对合恩角认识到哪里，他已经驾着‘浪花号’绕过合恩角了呢！”接着一个约莫九岁十岁模样的男孩灵活地上前，开始朗读巴西尔·霍尔对合恩角的详尽叙述。他念得很好，后来还以工整的字体把这篇文章抄了一份给我。
向瓦伊利马的朋友道别
我特地向住在瓦伊利马的朋友告别，见到了头戴巴拿马帽的史蒂文森太太，于是和她一同视察了整片瓦伊利马产地。那里有好些男子在整地，她吩咐其中一人从她种了四年、长到六十英尺高的一丛竹子中砍下两根送给“浪花号”。我把这两根竹子当做备用的桅杆，并在返航途中将一根竹子的根部做成船首三角帆的帆桁。之后我依当地习俗和这一家人用“阿瓦”喝了惜别酒后便准备出航。这是萨摩亚人相当重视的仪式，我们依照当地的方式进行。吹响的法螺声通知我们酒已备好，我们听了一起鼓掌。这场酒筵是为“浪花号”而举行，根据本地习俗，这回轮到我先洒些酒在肩上，但我却忘了“请神饮酒”这句萨摩亚土语怎么说，于是改说俄语和支努干族语，因为我正好记得这两种语言的这句话怎么说。不过欧斯伯恩太太教我用道地的萨摩亚土语发音，于是我跟着她用土语向我的萨摩亚好友道一声：“托法（Tofah）！”众人都祝“浪花号”一帆风顺。“浪花号”于1896年8月20日扬帆出港，继续它的航程。群岛消失在船尾之际，我内心的孤寂感油然而生，为了填满这种空虚，我便扯满船帆，加速航向可爱的澳大利亚，那片土地对我而言并不陌生，然而我一连多日却在梦境中见到瓦伊利马矗立在船首。
南下航往斐济
“浪花号”尚未远离群岛，就突然刮起一阵信风，于是我收起船帆，它第一天就航行了一百八十四英里，我估计有四十英里的航程是顺向洋流帮的忙。海面翻腾汹涌，我转向兜了一圈，取道合恩群岛（Horn Islands）及斐济岛北，而非原定向南的航线，并沿着群岛西侧海岸前进。于是我行经新喀里多以尼亚岛以南，直接航向新南威尔士省。经历四十二天的航程抵达澳洲的纽卡斯尔（New Castle），这段日子多半处于狂风暴雨之中。
我在新喀里多尼亚附近遇上格外猛烈的强风，这股狂风吹沉了更南边的美国快速帆船“帕特里西恩号”（Patrician）。还有，当“浪花号”更接近澳洲海岸时，我并不知道这股狂风超级强猛，竟将一艘自新喀里多尼亚航向澳洲悉尼的法国蒸汽邮船吹得严重偏离航线。当这艘邮船抵达目的地后，报告遇到了可怕的强风，并答复朋友的询问说：“天哪！我们不知道‘浪花号’那艘小船后来怎样了，我们先前看到它陷在狂风暴雨之中。”然而，“浪花号”却安然无恙，像鸭子般四平八稳地横躺在海上。它在鹅翅般的主帆翼护下，甲板保持得干干爽爽。我后来听说那艘法国邮船的大厅淹水，积水还淹上乘客的膝盖呢！那艘邮船抵达悉尼后，他们还送给船长一袋黄金，以嘉奖他的驾船技术和指挥有方，领导船只安全靠港。可惜“浪花号”的船长得不到同样的奖励！我在狂风中于海鸥岩一带登陆，不久之前，蒸汽船“凯瑟顿号”（Catherton）载着许多乘客，就在此处沉没，人船俱毁。我一连好几个小时都在礁石附近绕行，被大浪打得忽前忽后，最后终于攻克难关。
抵达澳洲纽卡斯尔
我冒着刺骨的强风抵达纽卡斯尔，当时正值暴风雨季。澳洲政府领港员康明船长（Captain Cumming）在港口酒吧和我会面，我的船被一艘蒸汽船拖进安全的停泊点。许多访客陆续上船来，首位访客便是美国领事布朗（Brown）先生。“浪花号”在此备受礼遇，除了免缴一切政府税金外。停留数天后，一名领港员还驾着拖船拖着“浪花号”出海，它沿着海岸前行航向悉尼，于次日1896年10月10日抵达目的地。
当晚，我的船停在曼力（Manly）附近一处安全的小海湾，悉尼港的水警船协助我泊好船，然后从我的旧剪贴簿上搜集所需资料，水警似乎对我的剪贴簿很感兴趣。没有任何事物逃得过新南威尔士警方的法眼，他们的威名举世皆知。精明的警方人员猜测我可以提供若干有用的资料，因此抢先来见我。还有人说他们是来逮捕我的。呃，随他们说吧！
“浪花号”上有人成了落汤鸡
夏天的脚步渐渐近了，悉尼港里挤满了游艇。有些游艇前往“浪花号”停泊几天的雪尔科（Shelcote），绕着饱受风雨摧残的“浪花号”参观。我到了悉尼后，立即受到朋友的欢迎。一连数周，我的船都停在悉尼港内不同的停泊点，有许多可亲的人来访，英国皇家海军军舰“奥兰多号”（Orlando）的官兵和他们的朋友经常上船来看我。一天，“奥兰多号”的指挥官费舍尔舰长和他舰上的部属，带着悉尼城里一群年轻小姐，冒着倾盆大雨来访——即使是在澳洲，我也没见过这么大的豪雨。但这群军官和小姐是出来玩乐的，雨再大也浇不熄他们的兴致。不料倒霉的事却发生了，我的船上还有另一批访客，其中一位先生是某个大型游艇俱乐部的会员，他穿着正式的会员制服，上衣的铜纽扣重得简直能使他下沉，他快步离开湿漉漉的甲板，没想到一个踉跄，整个人从头到脚栽进我放在一旁的一大桶水里，因为他个子矮小，立刻就沉入水中不见踪影，险些被淹死。截至目前，这是“浪花号”整趟航程中差点出人命的最惊险状况。这位年轻人原本是前来恭维我的，谁知这起意外却搞得大家尴尬之至。后来他的游艇俱乐部决定，“浪花号”不能获得正式承认，因为它没带美国游艇俱乐部的推荐函，我说我并不打算捕捞游艇驾驶员，但桶子里至少捞到了一个会员，这不是更令人尴尬又奇怪吗？
“佛伊号”送“浪花号”一套新帆
悉尼最典型的船只是种轻巧便捷的单桅帆船，有着粗大的甲板横梁和强大的载帆力。不过这种船却常常倾覆，因为它们的船帆是维京海盗船式的帆。我在悉尼看遍形形色色的船只，从神气的蒸汽船到单桅纵帆船，还有较小型的单桅帆船和独木舟，各种船只在海湾里快乐地遨游。这里每个人都拥有一艘船，澳洲的男孩若是没法子买船，就会自己建一艘，通常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浪花号”在悉尼卸下那张在火地岛缝缝补补的百衲帆，换上漂亮的新帆，那是乔斯顿海湾飞行俱乐部（Johnstone's Bay Flying Squadron）的佛伊会长馈赠我的礼物。“佛伊号”当时正参加悉尼港一年一度的绕港赛船会。他们秉持宽厚的澳洲精神，并不吹毛求疵，承认“浪花号”属于自己的俱乐部，因此认证了“浪花号”的各项纪录。
停留在澳洲的时光飞逝而过，“浪花号”自悉尼出航时已是1896年12月6日。我现在计划绕过卢因角（Cape Leeuwin），直接航向非洲以东的毛里求斯（Mauritius），因此我朝那个方向沿着海岸往巴斯海峡（Bass Strait）前进。
这段航程中除了变化多端的“强劲南风”（busters）以及大浪起伏的海面，无甚可提之事。不过12月12日却是例外，那天吹着温和的东北海岸风。“浪花号”一早航行在平静的海面上，行经土佛湾（Twofold Bay），稍后经过邦多洛角（Cape Bundooro），陆地就在不远处。岬角上的灯塔微降旗子向“浪花号”致意。海边一座农舍的阳台上站着几个孩子，看见“浪花号”经过，兴奋地朝它挥舞手帕。海边虽然只看得见寥寥数人，但那场面却令人愉悦。我望见常青叶编的圣诞节彩饰，才想到圣诞节即将来临，于是遥祝那群快乐的人“圣诞快乐”，并听见他们对我说：“也祝你圣诞快乐。”
我从邦多洛角行经巴斯海峡上的克利夫岛（Cliff Island），“浪花号”经过这座岛下方时，我还和岛上的灯塔看守员互打信号。那天狂风呼啸，巨浪猛烈地拍打着礁石。
几天后，12月17日，“浪花号”接近威尔逊岬（Wilson's Promontory），再次寻求避难所。那里的灯塔看守员克拉克先生来到我船上，指示我前往滑铁卢湾的方向，那里就在三英里外的下风处。我立刻顺风航到滑铁卢湾，找到一处良好的停泊点，就在西风和北风吹不进来的小沙湾内。
沙湾里还停了一艘双桅渔船“秘密号”（Secret）和一艘有捕鲸设备的蒸汽渡轮“悉尼玛丽号”（Mary of Sydney）。“悉尼玛丽号”的杨恩船长是个澳洲天才，聪明绝顶。他的船员全是沿海一家锯木厂的工人，他们上船后没有半个人见过任何活鲸，但他们却是天生的澳洲渔夫，具有本能与潜力。船长告诉他们，杀一头鲸和杀一只兔子差不多。他们相信他的话，一切都不成问题。他们的运气很好，航程中遇到的第一头鲸，一头丑陋的大翅鲸，没多久就成了死鲸。杨恩船长只射出一支渔叉就结束了那头大怪物的性命，他们把巨鲸拖回悉尼供人参观。“悉尼玛丽号”的英勇船员只对鲸类有兴趣，他们在此地停留期间，利用大部分的时间在沿海收集油料，准备航往塔斯马尼亚外海。船员一听见“鲸”这个字，立刻兴奋得两眼闪闪发光。
我们在小沙湾里待了三天，聆听着外面呼啸的风声。这些天里，我和杨恩船长上岸探险，前去探勘几处废弃的矿坑，满心期望能挖到金矿。
抵达墨尔本
我们的船在同一天早上出航，然后分道扬镳，像两只海鸟各飞前程。接下来几天风势和缓，难得运气不错，遇上好天气，“浪花号”于12月22日抵达墨尔本湾，被蒸汽拖船“赛跑者号”拖进港里。
圣诞节是在亚拉河（River Yarrow）一处停泊点过的，我后来又转往圣基尔达（St。Kilda），在那里停留了将近一个月。
一只有身价的鲨鱼
“浪花号”在澳洲或这趟航程中其他港口都不用缴纳港口税，只有巴西的伯南布哥例外，但到了墨尔本海关却被课征吨税，毛重每吨的税金为六便士。海关向我收取六先令六便士的税金，这是取十三吨总数的税金，但我的船总重只有十二点七吨。为了筹这笔钱，我只好向上“浪花号”参观的人每人收费六便士，这桩生意变清淡后，我正好捉到一只鲨鱼，这下生意又上门了，我向来参观鲨鱼的人收费六便士。这条鲨鱼长十二英尺六英寸，肚子里怀了二十六只小鲨鱼，每一只小鲨鱼身长都超过两英尺。我用刀划开鲨鱼腹，让小鲨鱼滑进一只装满水的独木舟里，并经常换水，让它们存活了一整天。从我把那条丑陋的鲨鱼放在甲板上供人参观起，不到一小时所赚的钱比“浪花号”的吨税税金还多呢。接着我雇用了一个名叫汤姆·霍华的爱尔兰好人。他对鲨鱼十分了解（包括陆上的和海里的），谈起鲨鱼来如数家珍，所以我请他来回答参观者的问题，顺便聊聊有关鲨鱼的话题。我发觉自己应付不了众人的问题，便把责任全丢给霍华。
我一早就去银行存好钱，回来时发现霍华被一群兴致勃勃的参观者包围，他正向众人吹嘘鲨鱼的各项习性。那是一场很棒的展览，众人很想目睹鲨鱼的活动，我也很希望他们能一饱眼福。但霍华却吹牛吹过了头，我只好把他解雇了。这场展览的收入，加上我在麦哲伦海峡捡到的兽脂卖得的钱，让我发了一笔财。我把剩下的兽脂全卖给了萨摩亚一个制造肥皂的德国人。
改变航线
1897年1月24日，“浪花号”又被“赛跑者号”拖船拖出港，在墨尔本和圣基尔达度过一段快乐时光后，继而离开霍布森斯湾（Hobson's Bay），那里吹着的西南风仿佛永不止息。
在（南半球的）夏季期间，也就是12月、1月、2月，有时包括3月，东风吹越巴斯海峡，绕过卢因角，但因从南极地带漂来大量浮冰，天气全变了，变得非常恶劣。因此我认为若按照既定航线继续前行，恐怕不太实际。所以我并未绕过寒冷且狂风大作的卢因角，决定在塔斯马尼亚停留，度过较愉快且更有利的一段期间，等候合适的季节，届时好风会自大堡礁吹越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这是我最后决定航行的路线。走这条航线可利用从不失灵的反气旋，何况我还有机会踏上多年前曾经过的塔斯马尼亚海岸。
遭遇“血雨”
我该提提在墨尔本时发生的一场狂猛风暴，这种格外强劲的狂风有时被称为“血雨”（rain of blood），那是澳洲多年来首次见到的威力如此强烈的风暴。所谓的“血”是指来自沙漠里悬浮的砖红色细沙，一阵狂风暴雨将红沙冲刷下来，化为泥浆。红沙的数量极大，当时“浪花号”甲板上正张着布篷，落在布篷上的红沙集中起来足足有一桶之多。风越吹越猛，我只好收起布篷，但桁木部分的船帆却暴露在外，从绳子到耳索都糊满了泥浆。
科学家很清楚此种沙暴现象，这在非洲沿海也很常见。沙暴会从岸边吹袭到海上，延伸好一段距离，覆盖住船只的航线，“浪花号”在这趟航程初期就遇上沙暴。如今水手不再对沙暴怀着迷信的恐惧，但是容易上当的陆居人一看到泼洒而下的第一滩恐怖泥浆，难免就要大吼：“血雨！”
在塔斯马尼亚停泊
“浪花号”从海上驶入霍布森斯湾时，荒凉的菲力普湾港（Port Phillip Heads）风浪极大，它驶出海湾时风浪更大。但这里海域宽广，我的船在风帆满胀下，趁着好天气赶路。穿越海峡到塔斯马尼亚只要几个小时，风力和顺且强劲。我载着那条在圣基尔达捕获的鲨鱼，在鱼腹里塞满干草，再交给塔马（Tamar）湾头“朗塞斯顿维多利亚博物馆”馆长波特教授。接下来好长一段时间，博物馆里可见到圣基尔达的鲨鱼展。唉！圣基尔达好人对我产生了一些误会，因为当印着我捕获鲨鱼照片的报纸一送上报摊，圣基尔达的民众立刻气冲冲地跑去把有关鲨鱼的报纸全扔进火里烧了。因为圣基尔达是个海港，而我居然胆敢在那儿展出鲨鱼！不过我的鲨鱼展仍然继续展出。
强风吹得浪潮高涨，“浪花号”便在朗塞斯顿（Launceston）河边一座小码头停泊，它牢牢地停在那里，四周的水还不够沾湿脚，等它要扬帆出航时，得先挖掘船身龙骨下方的土地，好让它浮起来。
我把“浪花号”留在这个舒服的停泊点，交代三个孩子照料。至于我呢，就在山间闲逛，舒展一下筋骨，为未来的航程养精蓄锐。我踩着覆满青苔的岩石，在蕨类草丛间信步穿梭。我的船被照顾得很好，每次我回船上都发现甲板已被清洗过了。三个孩子中有个小女孩就住在路的对面，是我最近邻居的女儿，她在舷门前招呼访客，另外一对兄妹负责贩卖船货里的海洋珍品，而且还记好账呢。他们三个是机灵又讨人喜欢的船员，有人大老远跑来听他们述说我的航海经历，以及“船长杀死深海怪物”的事迹。我只好保持距离以维持英雄的最佳形象，这样其实正合我意，我可以自在地徜徉林间溪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