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有人入党了，提干了，刘晓楠根本不往心上去，那确实是真的。但后来有件事，却让刘晓楠怎么也不能释怀。
四队今年有人上工农兵大学了。
这几年，北岭建筑公司每年都会有几个推荐工人上大学的指标，但全公司十几二十个工程队，轮了几年，今年才轮到四队也能占一个指标了。
但是，没有经过任何推荐，甚至没让任何一个工人知道四队有这么一个上大学的指标，就有人已经在悄悄地办理去省城的学校入学的手续了。
这个人是谁也想不的。他既不是全队最爱学习的刘晓楠、袁时春这样的书生工人，也不是参加工作较早，读过高中，文化底子比较厚实的邹强国、陆娟这样的师哥师姐，还不是一贯追求政治进步的新任副队长和段祥龙这样的政治红人，更不是雷安朝那样兼有工人和军人两种身份特征的，从部队上退伍转业来的工人，却是那个平日里不但在领导眼里不起眼，就是在工友们心目中，也是个常常被遗忘的人。
他叫古建民，一个身材瘦弱，甚至有点弱不禁风的年青的维修工，他那身体简直就是个病壳子，轻轻松松的维修工作，还经常三天两头地休病假。他家是省城里的，当年与大批省城青年学生一起被招到北岭建筑公司当工人。那时候他就让人有点奇怪，一点也不起眼的他，却被分配了一个让人人羡慕的最好的工种。
机电维修工啊，干活不累，技术含量又高，每天只是挎着个工具袋，在工地上晃悠晃悠，常常是没什么东西出问题，用不着修理什么，一晃悠就是一天的班。更让年青人羡慕的是，队里几个长得最好的最秀气最洋气的女孩子，就都在维修班，这小古简直就是掉进了花园里，整天与鲜花为伴了。像队里公认的漂亮女工小明，就天天是与小古同路上下班的。
如今，就是这样个一家伙，居然好运再一次让人预想不到地，莫名其妙地降临到他的头上。这一来，队里年青人中间的议论就多了，说什么的都有。有想得开的，比如新当上副队长的小李，自觉地认为自己一个人不能占了所有的好事，当了干部，就得把上学的事给别人。更多的是想不通的。
更多的是想不通的。他姓古的凭什么啊，占了全队最好的事。邹强国，这个当年省城中学里的高材生，虽然现在已经实实在在在建筑工地上成了家，结了婚，但骨子里对上大学的热望并没有完全消失。他不明白，这样的机会为什么不能落在他这样一个既有优秀文化功底，又已经将自己的一生，甚至家庭都献给建筑事业的的青年。这连素来认为自己没什么读书天份的段祥龙，也来了牢骚。他姓古的可不是邹强国、刘晓楠那样的才子，凭什么老子立过军工的积极分子还比不过他。
让刘晓楠想不通的是，这个小古也没有政治方面的什么优势，不是团员，更不是党员，甚至连入团入党的愿望都没有。从这方面看来，与刘晓楠并没什么区别。可是，他却得了队里、公司里最难得上大学的指标，这可是比提拔当干部更难得的机会啊。
被失望和牢骚影响着的工人里，受影响最严重几乎都是平日的工作骨干。大家一时难以面对这个事实，这个与平日里领导上所提倡鼓励的积极工作，组织上是不会忘记之类的讲话或许诺完全不相符的事实。段祥龙甚至在工地上嚷嚷，要退出青年突击队，也不学什么泥工技术了，回副工班拌沙浆去。
这一次，连王班长、李班长这些老师傅们都觉得太失望了，让他们不敢再如平日那样去教导青年们：只要肯干，就会有好前程的。自己身边的徒弟们都还年青，还有不少有能力有才华的好苗子，不应该就如自己这些老家伙一样，在工地上苦熬一辈子。看着他们平日里听师傅的教导，听领导上的指导，拼着力气干工作，现在反倒不如平日里偷懒泡病假的。这谁想得通啊。
刘晓楠没像段祥龙那样嚷嚷，但心里的难受不亚于小段。他心里总觉得有有些话找人讲讲，又觉得总想找个地方讨个公理。见工地上大家都懒散着，反正这会儿也做不成什么事，就一个人漫无目标地往队里驻地走去。不知不觉地，他竟然走进了何指导员的办公室。
这间办公室他不知来过多少次，尤其是象今天这样，上班途中从工地上就直接到了这里，那是领导要写材料，把他从工地上直接叫来的。可今天，何指导员没让人去叫他，他却下意识地按着老套路走了进来。
何一平意外地看到小刘来了，有些惊讶，又好像是意料之中。何指导员没好先说什么，由着小刘走到办公桌边，坐在他往日里常坐在那里听领导交代写作任务的那张椅子上。
刘晓楠的眼光落在何指导员面前，一份已经差不多写完了的个人表现鉴定意见上。那是队里领导按上面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要求，对古建民的表现作的鉴定。指导员不好让小刘写这种东西，他就只好勉为其难地自己动笔了。
何一平看到了小刘的目光指向，他没去收拾那份材料，只是静静地与小刘对面坐着，好像要等小刘先说点什么，先问点什么。
但刘晓楠没开口，只是有些木讷地，甚至有些傻傻地坐着，眼光无神地看着办公桌上那份个人表现鉴定表。
也许，这种气氛让何一平不好受，他最终先打破了寂静，开口说话了：“小刘，你还好吧？”
“唔。”刘晓楠机械地回应着，木讷的表情没什么改变。
“小刘啊，唉，”何一平停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像是下了决心，“我也没办法啊，队里有什么权力啊，只是听上面的安排做事。”
原来，今年的这个指标到底推荐谁，不但工程队说不话，就是工程处李书记他们也根本插不上话。这个指标是带着古建民的名字下达的，用句下达特殊生产任务时的行话说，这是一个带帽指标，任何人不得挪作他用！
不要说队里工人们不理解，就是长年在基层工作的何书记、范队长也不理解，为什么就在特殊时期冲击特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打倒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的大好革命形势下，这种明显地夹贩私货的行径仍然大行其道，且能畅通无阻呢？真不知上面那些天天叫喊得震天响的口号，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