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名臣范仲淹在戍边中，用民本思想处理宋夏之间，以及边疆上出现的各类矛盾，安抚了广大兵民，稳定了边界，赢得了汉羌人民的爱戴。
关健词：范仲淹戍边宋夏战争民本思想
范仲淹少年时博览群书，深受先哲理论的熏陶，形成了自己的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的核心，就是重人轻物、重民轻君。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具有民本思想的人，充分认识到人即民的重要性。人民是社会的基础，是国家的根本，把人民的事搞好了，社会才能安定，国家才能富强。所以做什么事，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其出发点，做到抚众养民，培根固本，安邦定国，长治久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范仲淹入仕做官以来，每到一处任职，时时为民着想，处处为民造福。如他在监泰州西溪盐仓任上，建议和领导修筑了扞海堤，使广大人民免受潮灾之苦；在江淮一带开仓赈灾，奏免庐、舒二州的折役茶、江东的丁口盐；在苏州知州任上，整治河道，解除水患，造就了江浙一带鱼米之乡；在朝廷任参知政事时，大力推行“庆历新政”，改革弊端，富民强国，等等。他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实来源于他的民本思想。他还说：“阐邦政而攸叙，顺民心而和平。”又说：“政者为民而设，民者惟政始平。违之则事悖，顺之则教兴。”（《政在顺民心赋》）他要“审民之好恶，察民之否臧。有疾苦必为之去，有灾害必为之防。”（《用天下心为心赋》）这些言论及政治主张，正是他主政十余州郡和推行“庆历新政”的施政理念。他努力劝说和影响至高无上的皇帝，推行民本思想于天下。年轻时就大胆上书仁宗皇帝：“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于刑典，厚于侧隐，在物祝网，于民泣辜，常戒百官，勿为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圣人能之。”（《奏上时务书》）
范仲淹的民本思想贯穿于他的一生，就在他戍边、抗御西夏入侵时，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一、通书于赵元昊，为民众力争和平。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西夏国主赵元昊自立为帝，率军入侵宋境，在三川口战败宋军，生擒宋大将刘平、石元孙，宋朝边关重镇延州城危急。范仲淹临危受命，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延州知州。他到延州任上，便通书于赵元昊，劝其取消帝号，弭兵言和。但因他私焚赵元昊的回书和触犯了“人臣无外交”的条例而受到部分朝臣攻讦，有人甚至主张诛杀他。仁宗皇帝宽宥了他，被降职知耀州。他之所以甘冒生命的危险通书讲和，是因为他来到延州时，亲眼目睹了战场上广大士民遭受杀戮的惨景，他也深知战争为老百姓带来深重的苦难，想通过讲和求得和平，拯救广大民众于战争的水火之中。他的这种思想和目的，在《答赵元昊书》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首先，他回顾了宋真宗时代宋夏和好的美好情景：“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接着，他又记述了宋夏交恶后的情况：“二年以来，疆事纷起，耕者废耒，织者废杼，边界萧然。岂独汉民之劳弊耶？使战守之人，日夜豺虎，竞为吞噬，死伤相枕，哭泣相闻。仁人为之流涕，智士为之扼腕。”鉴于战争与和平带给人们的两种迥然不同状况，范仲淹为民着想，力主和平，想通过谈判的手段，解决两国战争纠纷，化干戈为玉帛。范仲淹说：“某与招讨太尉夏公、经略密学韩公尝议其事，莫若通问于大王，计而决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众。”这说明范仲淹通书于赵元昊，是“重人命也”。他奉劝赵元昊“应以爱民为意”，取消帝号，罢兵言和。他最后说：“大王从之，则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几乎息矣；不从，则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时而息哉？某今日之言，非独利于大王，盖以奉君亲之训，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答赵元昊书》，通篇散发着民本思想的光辉。由于赵元昊胜后狂傲的态度，致使范仲淹讲和的努力付诸东流。
有人说，范仲淹写《答赵元昊书》是一种缓兵的权宜之计，并非真要和平。这是一种偏见。范仲淹为民着想，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思想是一贯的。他为了表达这种思想，专门写了《铸剑戟为农器赋》，首句说：“兵者凶器，食惟民天。”他在庆州知州任上，向朝廷上奏《攻守议》、《再议攻守》二策，对防御西夏的策略进行了全面论述。在《攻守议》一策中，他回顾了前汉高帝、文帝、景帝三代息兵罢战、和亲匈奴、使天下黎民百姓免受刀兵之苦的事实后，盛赞了汉文帝的“且无议兵，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于田亩，天下富实，鸡鸣犬吠，烟火万里”的“和乐天下，协于大乐”之德，而为汉武帝穷兵黩武哀痛。他大胆建议朝廷，以一郡之收入，换取西夏息兵罢战，达到长久的结好。这是安定边界、造福民众的根本之策。从这里我们真正体察到了范仲淹为民着想的良苦用心。
二、实施以守为主的御夏策略，竭力减少士兵不必要的牺牲。与赵元昊讲和失败后，如何面对西夏的侵犯，朝中大臣分为攻与守的两派，范仲淹属于守派。他在《攻守议》、《再议攻守》二策上，对攻与守的利弊进行了详细地分析。主张防守，兼之以攻，但攻取只能就近有利，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坚决反对长距离的奔袭。他的这些主张，既考虑了天时、地利方面的因素，也考虑了兵将的素质、粮草的运输与供泣、军队的安危等问题，而以后者为其考虑的重点。
起初，他的这些分析与主张，并不为朝廷所理解，认为是一种懦弱的表现，有失一个大国的颜面。主攻派在朝廷占了上风。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宋仁宗命韩琦与范仲淹合谋，应机乘便，出师征讨西夏。范仲淹深感事情关系重大，连上三表，反复说明主动出击的危险，但都无效，只好请求留下鄜延一路，作为牵制和招纳西夏兵民内附之用，仁宗皇帝勉强答应了。当时主攻派人士之一的尹洙来到延州，劝说范仲淹出兵。范答复说：“当自谨守，以观其变，未可轻兵深入。”尹洙见他坚持己见，不禁叹息说：“公于此乃不及韩公也。韩公尝云：大凡用兵，当先置胜败于度外。今公乃区区过慎，此所以不及韩公也！”范仲淹听了此言，立即反驳说：“大军一动，万命所悬，而乃置于度外，仲淹未见其可。”韩琦等主攻派见劝说不动范仲淹，便贸然决定泾原一路军队出讨西夏，军行至六盘山南麓好水川，陷入西夏军早以设好的包围圈中，大战一场，宋军战败，主帅任福战死，阵亡将士六千多人。消息传来，范仲淹叹息说：“当是时，难置胜败于度外也！”好水川及以后的定川寨之败，深刻地教育了宋朝廷，认识到范仲淹分析和主张的正确性。最终采纳了守策。
范仲淹关心麾下士兵的安危，做到了无微不至。他上书朝廷：“沿边逐寨虽有险固，只有三二百人，何以施为？又城池中多无井水，若不量事势，但令坚守，徒陷一城军民性命，自挫军威，无益边事。其在环庆路，相度二十三寨内，有美泥、虐泥、大拔城等小寨，但只量兵士差百十人把截道路。如探得贼马大段入寇，便令归侧近大城寨内一处防守，所贵不致枉陷军民，人心遂安。”（凤凰出版社《范仲淹全集》812页）康定元年（1040年），枢密院札子：“奉圣旨，西界首领约遇、没兀等二人，部领蕃贼七百余人，在塞门寨驻泊，其部署司为何不差人马掩杀？”公言：“延州去塞门寨并无人烟，又行川路之中，一水屈曲五七十处，涉渡恐伤兵士脚手，周围又无旧日熟户。纵得此寨，其势孤绝，亦恐难为驻兵。以此不如训练兵士，候春暖可以涉水，或轻兵掩袭，或大军攻贼，纵被弃去，自家兵士不致有损。”（凤凰出版社《范仲淹全集》763页）范仲淹为了减少兵士不必要的牺牲，甘愿多次冒违抗圣旨的危险，可见其民本思想是多么深厚与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