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桩公案之所以能昭雪天下，这是与许多正直大臣、特别是范仲淹据理力争而分不开的。对于滕宗谅的冤屈，范仲淹知之最详。这是因为：一、范仲淹是这件事的直接目击者。他为滕宗谅所请，率军赶赴泾州救援，亲眼目睹了滕宗谅为保家卫国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按理，采取这些措施是要花钱的，而且所花的钱要比平时多得多。大敌当前，为国守土最为重要，为了确保泾州城池的安全、人民群众的安宁，牺牲一少部分人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何况多花几个钱呢？用钱买平安的事，放给谁也会这么做。危难之际，谁还斤斤计较钱财的事呢？在此时，如果锱铢必较，那么后果不堪设想。若以多花钱作为过错而轻易处罚一位确保了本土安宁的守疆大臣，就会寒了其他守边将帅的心，今后谁还会为国出力呢？从这个意义说，范仲淹救助滕宗谅，不仅仅是为友雪冤，更重要的是为了国家的安危；二、范仲淹对滕宗谅的人品知根知底。他们是同科进士，即“同年”，而且多次一起共事。如他二人在泰州时，共同修筑过海堰之堤；他二人又同为京官，冒着被贬的危险，共同谏劝过刘太后还政于宋仁宗；他二人又同时毗邻守边，共同抗御西夏人的入侵，等等。长久的共事，范仲淹深知滕宗谅的品德，认为他不会干出有损于国格、人格的事情。而且，大敌当前，泾州朝不保夕、本人生命都有危险，谁还会去干那种贪赃枉法、蝇头小利的事呢？说滕宗谅枉费公用钱而且还有贪污的行为，于情于理都不通，范仲淹是绝对不会相信的；三、经过严格审查，证明滕宗谅无罪。范仲淹在得知经燕度等有关人士的审理，确认了滕宗谅并禾将公用钱装入私人腰包时，更加坚定了他对滕宗谅的信赖，加强了对滕宗谅救助的力度；四、无数事例充分证明滕宗谅是一位忠君爱民的好官。他不但很好地安抚了阵亡将士的家属，而且为保护当地老百姓竭尽全力，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护与爱戴。范仲淹在《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中说：“君去泾之日，其战卒妻孥数百人环其亭馆而号送之，观者为之流涕。”滕宗谅在庆州知州任上，“处置戎事甚得机要，边人咸称之。”（以上两句见中华书局影印《范文正公文集》卷七）范仲淹又在《答窃议》一文中说：“宣抚田舍人，朝廷之端人也。至庆州，目击军民、蕃部等借留滕侯遮壅于道，足下何得谓之豺狼？”范仲淹不但亲自记载了军民热爱滕宗谅的情况，而且以朝中宣抚田舍人的亲眼目睹庆州人民挽留滕宗谅的盛况，说明滕宗谅是一位每到一处都为民办事、为民爱戴的好官。既然如此，我们要问：如果滕宗谅贪赃枉法，老百姓会这样对待他吗？五、凡是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的人，都是怀有个人目的、不顾事实、不讲情理而任意栽赃陷害人的人，对于这些人，范仲淹不屑与之为伍，而且与其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鉴于以上原因，范仲淹多次力救滕宗谅，为其辨冤，先后向宋仁宗递送了《奏雪滕宗谅、张亢》、《再奏辩滕宗谅、张亢》、《再奏雪张亢》等上书，以后又书写了《答窃议》等文章。范仲淹在上书中说：“梁坚奏宗谅于泾州贱买人户牛驴，犒设军士。臣窃见去年葛怀敏败后，向西州军官员惊忧，计无所出。泾州无兵，贼已到渭州，宗谅起遣人户强壮数千人人城防守，时值苦寒，军情愁惨，得宗谅管设环庆路节次策应军马，酒食薪柴并足，众心大喜。虽未有大功，显是急难可用之人，所以举知庆州。仓猝收买牛驴犒军，纵有亏价，情亦可恕。今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后来主帅，岂敢便宜行事！欲乞朝廷指挥，宗谅显有欺隐入己及乖违大过，臣甘与宗谅同行贬黜。”事情说得多么明白，观点多么明确，态度多么坚定！他那为救友甘愿与之共进退的义气，实可感天地、泣鬼神。
范仲淹是历史上有名的正人君子，他做事说话往往以国家大局为重，以事实为依据。正如范仲淹与丞相吕夷简论事每不合。“夷简再入相，帝谕仲淹，使释前憾。仲淹顿首谢曰：臣乡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见《宋史·范仲淹传》）由此观之，范仲淹不以个人恩怨待人待事，所以在对待滕宗谅的事情上，其言论是可信的，完全可以证实这桩案子的原委。
事情搞清楚了，本来可以结案了，但又节外生枝，冒出来个王拱辰，横插了一杠子。时任御史中丞的王拱辰认为滕宗谅“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故再谪。”（《续资治通鉴》1109页）这个王拱辰是个死硬分子，对于这桩公案，他不顾事实、不看审理结果，而以身居家中求自贬要挟朝廷，改变原处理意见。《宋史·王拱辰传》中说：“又言滕宗谅在庆州所为不度而但降秩守虢，惧边臣则效，宜施重责。未听，即家居求自贬，乃徙宗谅知岳州。敕拱辰赴台入见。帝曰：言事官第自举职，勿以朝廷未行为沮，已而轻去以沽名，自今有当言者宜力陈，毋避。”在王拱辰的压力下，朝廷将滕宗谅由虢州贬到了岳州。事情本来很简单，到此时又变得扑朔迷离，一波三折。
王拱辰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仁宗说他是沽名钓誉，不仅仅如此，我们再看一桩事实，自会明白。《续资治通鉴》载：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十一月“甲子，监筵奏院刘巽、集贤校理苏舜钦，并除名勒停；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落侍讲、检讨，知濠州；集贤校理刁约通判海州、江休复监蔡州税、王益柔监复州税，并落校理；降太常博士周延嶲为秘书丞，集贤校理章岷通判江州，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吕溱知楚州，殿中丞周延让监宿州税，馆阁校勘宋敏求签署集庆军节度判官事，将作监丞徐绶监汝州叶县税。益柔，曙之子；敏求，绶之子也。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在政府，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庶事（搞庆历新政，摘者注），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为。而舜钦乃仲淹荐，其妻又衍女，舜钦年少能文章，议论稍侵权贵。会进奏院祠神，舜钦循例用鬻故纸公钱，召妓乐，会宾客，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刘元瑜等劾奏，因欲摇动衍，事下开封府劾治。于是舜钦及巽俱坐自盗除名，洙等同时斥逐。拱辰等喜曰：吾一举网尽之矣！狱事起，枢密副使韩琦言于帝曰：听闻宦者操文书逮捕馆职甚急，众听纷骇。舜钦一醉饱之过，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是！帝悔，见与色。”（1131页）由此可见，王拱辰与范仲淹、富弼、王衍等政见不同，代表着朝廷中的落后势力，竭尽全力进行着削弱和打击进步力量的勾当。他们之间，早已产生矛盾。当有人揭发和弹劾滕宗谅时，他认为这是个难逢的机会，就不顾审理的结果，千方百计整治滕宗谅，以借整治滕宗谅为由，进一步打击以范仲淹为代表的进步势力，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王拱辰在朝廷中名声不好。据《通金考异·六一居士集苏长史墓志铭》云：“范文正公与富丞相多所设施，而小人不便，乃以事中君。所指小人，乃拱辰等也。”（中华书局《续资治通鉴》1132页小字）。
本来滕宗谅有功于社稷，而且已将他的事情的原委调查清楚，仍遭受一些人无端的攻讦，朝廷又屈服于恶势力的压迫，将他再次贬官，其心情之坏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滕宗谅以大局为重，学习范仲淹在庆州修建镇朔楼的做法，在岳州任上重修了已破旧不堪的岳阳楼，请志同道合的挚友范仲淹为岳阳楼写复修碑记。一篇千古文章《岳阳楼记》便在邓州官邸里诞生了。在这篇奇文中，范仲淹以景融情，不忘劝导滕宗谅。文中说：“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句，本来是范仲淹在以文劝导滕宗谅时提出来的共勉之句，没想到此句倒成了千百年来仁人志士共同的座右铭，这是范、滕等人始料不及的。
这桩公案本来在当时已做出了公断，而且时过一千多年，早已尘封，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人从故纸堆中，拾郑戬、梁坚、王拱辰之流的牙慧，攻讦滕宗谅有贪污行为，而且由这桩公案，推及滕宗谅在修建岳阳楼时也有贪污行为，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们不能用现在社会上流传的俗言“是官必贪、搞基建必收贿赂”这套极不确切的话语来套古人。如果拿不出任何证据而仅以凭空想象栽赃古人，恐怕难逃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之嫌。实际上，史书对滕宗谅有一个公正的评价。《宋史·滕宗谅、刘樾传》在末尾说：“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所莅诸州喜建学，而湖州最盛，学者倾江淮间。有谏疏二十余篇。”“及卒，无余财”一句，就很能说明问题。滕宗谅不但在泾州任上无贪污行为，在他一生为官中，也没有这类劣迹。哪有家“无余财”的贪官！对于这样一位为国为民的清廉之士，范仲淹才愿竭力救助他，这与个别至今不顾历史事实、仍向滕宗谅身上泼污水的无聊文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