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主攻派占据了上风，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朝廷决定由泾原路韩琦与鄜延路的范仲淹合兵一处、出师征讨西夏、以报三川口失败之仇时，范仲淹连上三表，坚决反对，拒不出兵。他在《论夏贼未宜进讨》中说：“今须令正月内起兵，则军马粮草动逾万计，入山川险阻之地，塞外雨雪，暴露僵仆，使贼乘之，所伤必众。”“今若承顺朝旨，不能持重王师，为后大患，虽加重责，不足以谢天下。”在《乞先修诸寨未宜进讨》一文中又说：“臣近准陕西都招讨使夏竦牒，连到朝廷指挥，所有行军所须，令三司与韩琦等商量，疾速擘画应副者。臣今据鄜延路部管葛怀敏等申，所要军需粮草共四状，缴连进呈。臣相度前项军需粮草万数不少，必是一两月办集未得。如今办搬运上项随军辎重粮草，又须用厢军二三万人，必虑诸处厢军数少，起发不得。或使骆驼骡子一二万头，即山路险隘，与兵马三二百里，转难主管。若多差人夫，即恐有雨雪之变，崎岖暴露，稍有惊危，便多逃散，抛弃粮草，为贼之资。”最后一表是《谏深入讨伐西夏奏》。他说：“去秋遣朱观等六道掩袭，所费不资，皆一宿而还。近者密诏复遣王仲宝等，几至溃败。或更深入，事实可忧。臣与夏竦、韩琦皆一心速望平定，但战者危事，或有差失，则平定之间，转延数月，所以再三执议，非不协同。”在他再三坚持反对下，仁宗皇帝听从他的意见，留鄜延一路军马作为牵制夏军之用，而令泾原路出兵，由宿将任福带领进行讨伐，结果兵陷好水川，任福父子战死，损失一万多士兵，大败而归。事实证明了范仲淹反对长距离出讨的意见是正确的。
范仲淹不仅反对这次进攻，而且对以后朝廷决定的攻策，他都予以反对。他在《论西事札子》中说：“又闻边臣多请五路入讨，臣窃计之，恐未可以轻举也。太宗朝以宿将精兵北伐西讨，艰难岁月，终未收复。缘大军之行，粮车甲乘、动弥百里，虏骑轻捷，邀击前后，乘风扬沙，一日数出。进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饮，沙漠无所获，此所以无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岁久，中原无宿将精兵，一旦兴深入之谋，系难制之虏，臣以谓国之安危未可知也。”他在《攻守议》中说：“臣观西戎居绝漠之外，长河之北，依边面险，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中国则不然，远戍之兵，久而不代，负星霜之苦，怀乡国之望，又日给廪食，月给库缗，春秋之衣银鞋，馈输满道，千里不绝。国用民力，日以屈乏，军情愁怨，须务姑息，比中原积兵之忧，异于夷狄也。”够他还在《再议攻守》一策中说：“且兵马精劲，西戎之所长也，金帛丰富，中国之所有也。礼义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则当任其所有胜其所长，此霸王之道也。”
那么，在汉唐时，为什么能够拓疆万里，而到了宋王朝就不行了呢？范仲淹在《论西事札子》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然则唐汉之时能拓疆万里者，盖当时授任与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与之税赋，而不求速效，故养猛士，延谋客，日练月计，以待其隙。进不俟朝廷之命，退不关有司之责，观变乘胜。如李牧之守边，可谓善破虏矣。惟陛下深计而缓图之。”从这些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范仲淹不愧为一位大军事家。他深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精髓，对宋夏军事上的长短、优劣、宋朝军事制度的弊端和宋君臣急于求成的心理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鉴于这些情况，他认为：只能采取防守的策略，以逸待劳，挫败西夏的进攻，巩固大宋的边防。
他在《谢许让观察使守旧官表》中，对自己的战争思想与行为作了中肯的评价。他说：“自西陲用兵，朝廷旰食，遣臣经略边事，岁月无状。亦尝得请示以招纳之意，期于平定，而物议喧然，祸在不测，上赖日月垂照，保全微生。暨再委方面，专此一路，又无出奇之策，惟知守御而已。”
五、在坚执守策的前提下，提出了许多高明的用兵方略
1．攻取楔入宋境内的西夏城寨，派兵固守，使宋边境连为一线，便于相互应援。他在《攻守议》中除提出派兵夺取延安、庆阳之间的金汤、白豹、复桥三寨外（见前文），还提到了银夏川口。他说：“又延州南安去故绥州四十里，在银夏川口。今延州兵马东渡黄河，北人岚石，却西渡黄河，倒来鄜州策应，盖以故绥州一带，贼界阻断经过道路。如取下一处，城寨平定，则更图一处，为据首之策。比之朝去暮还，此为稍便。”他在《再议攻守》一策中，又重复了这一意见：“臣谓攻近而利者，在延安、庆阳之间，有金汤、白豹之阻，本皆汉寨，陷为贼境。隔延、庆兵马之援，为番、汉交易之市，奸商往来，物资丛聚，此诚要害之地。如别路入寇，数百里外应接不及，则当远为牵制。金汤、白豹等寨可乘虚取之，因险设阵，布车横堑，不与驰突，择其要地，作为城垒，则我无不利之虞。”他还提出：“合水、华池、凤川、平戎、柔远、德靖六寨，”可以驻兵储粮，必须派兵固守。他多次建议，在环州定边寨、镇戎军乾兴寨之间，修建细腰城，隔断属羌明珠、灭臧与西夏的联系。
2．采用正确之法，牵制敌军。范仲淹在《论入界牵缀夏兵奏》中，首先批评了朝廷采用错误的牵制办法。他说：“臣窃见西事以来，每遇贼马并来一路作过，则朝廷指挥诸路入界牵制贼势，所获甚微，所损颇大。”他主张：“臣已附梁适上奏，如贼马大入，须致令牵制，必于邻道抽选得力将帅军马，聚攻一处，庶少败事。仍起寨城，据其要害，如此牵制，或可成功。如贼不至大入，则各务静守，养勇持重，以待寇至。”凹他在《论牵制夏兵奏》中说：“臣奉诏议牵制贼兵，毋令并出河东路。今环州永和寨西北一百二十里有折堇会，庆州东北百五十里有金汤、白豹寨，皆贼界和市处也。镇戎兵马可以攻折薹，鄜延可以侵金汤、白豹。环庆路出兵牵制，唯此两处。贼如寇河东，更令逐路分兵趋要害，则牵制横山一带贼马不敢出别路。贼若发河外，近里兵马趋河北，则环庆相去差远，恐不足以牵制也。”
3．重视横山一带蕃部的攻取。范仲淹在《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陕西攻策》中说：“元昊巢穴实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战。惟横山一带蕃部，东至鄜、府，西至原、渭，二千余里，人马精劲，惯习战斗，与汉界相附，每大举入寇，必为前锋。故西戎以山界蕃部为强兵，汉家以山界属户及弓箭手为善战。以此观之，各以边人为强，理固明矣。”因此，他学习秦汉驱逐西戎之法，重视对横山一带山界的攻取。在这份奏章中他继续说：“臣等请于鄜延、环庆、泾原路各选将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万，骑兵三千，以为三军。以新定阵法训练岁余，俟其精勇，然后观贼之隙，使三军互掠于横山，更进兵。降者纳质厚赏，各令安土；拒者并兵急击，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军先出，贼必大举来应，我则退守边寨，或据险要，不与大战。不越旬日，彼自困敝，势将溃归，则我环庆之军复出焉。彼若再图点集，来拒王师，则又有泾原之师乘间而人，使贼奔命不暇，蕃部携怨，则我兵势自振。如宥州、绥州、金汤、白豹、折姜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远，求援不及，又我以坚城据之，以精兵临之，彼既乐其土，复逼以威，必须归附以图安全。三五年间，山界可以尽取。此春秋时吴用三师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横山之势，可谓断其右臂矣。”他在《乞先修诸寨未宜进讨》一文中说：“横山一带，在我目中，强者可袭，弱者思附，此亦御边之一事。”在《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可防者三》说：“臣等已议，一二年间训兵三四万，使号令齐一，阵伍精熟，又能使熟户蕃兵与正军参用，则横山一带族帐可以图之。降我者使之纳质，厚其官赏，各令安居，籍为熟户；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从则戮，我军鼓行山界，不为朝去暮还之计。元昊闻之，若举国而来，则我退守边寨，足以困彼之众；若遣偏师而来，我则据险以待之。蕃兵无粮，不能久聚，退散之后，我兵复进，使彼复集，每岁三五出。元昊诸厢之兵多在河外，频来应敌，疲于奔命，则山界蕃部势穷援弱，且近于我，自求内附，因选酋豪以镇之，足以断元昊之手足矣。”在范仲淹调往朝廷任枢密副使时，他仍念念不忘讨平横山一带蕃族。他在《除枢密副使召赴阙陈让第二状》中说：“且臣等自膺寄任，蒙朝廷推信，日重一日，凡百陈请，如在帷幄，无不施行，是臣等遭遇盛明，尽节立事之时也。所以感激剖述，愿留岁年。或寇患必息，则修固边备，为他时之防。如其未宁，则与将佐合心，持重御扞，宜无深入之忧。如贼志倔强，终难调伏，则臣等选练兵将，于三二年间，仗朝廷威灵，讨服横山近蕃，以遏外患。臣等志在分忧，非敢饰让近名，频烦天听，乞圣慈深照。”
4．坚壁清野，据城静守，养勇持重，待隙攻取。范仲淹在《攻守议》中说：“贼大至，则明斥候，召援兵，坚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则扼险设伏以待之；居常高估人中及置营田以助之。如此则可分彼贼势，振此兵威，通得延、庆两路军马，易于应援。”《论西事札子》中说：“若寇至，使边城清野，不与大战。关中稍实，岂敢深入？复命五路修攻取之备，张其军声，分彼贼势，使弓马之劲无所施，牛羊之货无所集。三二年间，彼自困弱。待其众心离叛，自有间隙，则行天讨。”《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陕西守策》中说：“又缘边无税之地所招弓箭手，各使聚居险要，每一两指挥共修一堡，以完其家，与城寨相应。彼戎小至，则使属户蕃兵暨弓箭手与诸寨士兵共力御扞；彼戎大举，则二旬之前必闻举集，我之次边军马尽可勾呼驻于坚城，以待敌之进退。缘边山坂重复，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胜，使我师沮而不出，方敢散兵掳掠，过越险阻，更无顾虑。我若持重不战，则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粮草无所给，牛羊无所获，不数日人马困敝，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险。又未能决胜，必不得已而散兵掳掠，我于山谷村落中伏精锐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轻而寡弱，可击可逐，使散无所掠，聚不得战。欲长驱深入，我则使诸将出击以蹑其后；欲全师以归，我则使诸城出兵以乘其弊。彼将进而有祸，不三两举，势必败亡，此守策之要也。”《论人界牵缀夏兵奏》：“如贼不大入，则各务静守，养勇持重，以待寇至。”
5．避实就虚，让强击弱，灵活机动，选择攻守。《论西事札子》：“臣闻兵家之用，在先观虚实之势，实则避之，虚则攻之。”《论不可乘盛怒进兵奏》：“以臣所见，延州路乞依前奏，且修南安等处三两废寨，安存熟户并弓箭手，以固藩篱，俯彼巢穴。他日贼大至则守，小至则击，有间则攻，方可就近以扰之，出奇以讨之。”《再议攻守疏》：“原朝廷于守策之外，更备攻术。彼寇其西，我图其东；彼寇其东，我图其西。宁有备而不行，岂当行而无备也？我谓备者，必先得密旨，许抽将帅便宜从事，并先降空名宣头之类，恐可行之日奏请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