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神宗纪》：熙宁四年（1071年）“三月丁亥，夏人陷抚宁堡；戊子，庆州广锐卒叛，寻讨平之。”关于这次兵变，同时在《宋史·韩绛传》，张玉、王广渊、林广、姚兕等传记中都有记载，而载之最详的为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现根据《长编》的记载，参照几人的传记，概述如下：
事件实际发生在熙宁四年二月庚辰。
当初，韩绛宣抚陕西，奏荐王文谅为指使。王文谅本来是西夏国大臣讹庞的家奴，得罪了主子，叛逃到宋朝的延州。几年下来，官已做到了右侍禁。王安石欣赏其才能，经他的举荐，加罔门祗候。韩绛派王文谅统帅与监督属羌将领赵余庆出兵讨伐西夏国。文谅与赵余庆相约，二人各自率兵在金汤川结明萨庄相会合，不能按期到那里，要军法从事，杀头斩首。快到约定的时间，王文谅已到了金汤故寨，但距约定地点结明萨庄尚有二十余里。这时，王文谅已能看见西夏的军马，便心生胆怯，再未向前走，率领兵马返回。赵余庆率领的兵马如期到达相会的地点，却不见王文谅到来，派人四下嘹望、等候，仍然不见，经了解才知道王文谅已回去了，他率军回返。王文谅失期心虚，害怕赵余庆揭发出这件事的真像，恶人先告状，诬陷赵余庆误了期限。韩绛误听王文谅之言，将赵余庆逮捕，关入狱中待斩。神宗接到赵余庆与别的军臣的申诉，下手敕给韩绛释放赵余庆，让赵余庆戴罪立功。但韩绛不听，多次上奏，要军法从事，最后神宗正式下诏书，才释放了赵余庆。韩绛再次命令王文谅出兵讨伐西夏。在战斗中，王文谅下属官兵提来报功的西夏兵士首级，多是从宋军蕃兵手中抢夺而来的。为了多得报功的首级，官兵还惨无人道的掘墓戮尸。任职为邠宁广锐都虞候的吴逵，曾与王文谅在市场为买马而发生过争执，王文谅对此耿耿于怀。这一次出讨，吴逵率领自己的属下拼力战斗，用铁连枷击杀了西夏军队的首领，王文谅唆使自己的下属强夺头颅，而且诬蔑说：他在夜间到野侬这个地方与西夏军队战斗，传呼吴逵率军来援，吴逵不但不来，反而煽动军士后退，动摇军心。宣抚司内的官员不调查事情的真相，轻信王文谅的慌言，派兵将吴逵抓捕，送入庆州监狱内关押达四十余日，等候韩绛发落。韩绛到了庆州，不问青红皂白，要斩吴逵，吴逵的部卒为主将呼冤，韩绛不听，激愤众兵士。有兵士挺刀欲刺韩绛，在旁的庆州知州王广渊发现事情不妙，立即上前制止，劝说士兵，才没有发生严重的事件。随后王广渊拉韩绛入内，做他的工作，韩绛答应收回成命，将吴逵仍送入监狱关押。
宣抚使韩绛离开庆州几天，西夏军队进攻哕兀城，城破只在旦夕，情况十分危急。韩绛命令庆州出兵牵制、救援。军队要紧急出发，但军士不愿去，要求发给他们新的军装。广锐的两指挥军队（指挥是一个军事单位，相当于连、营）阴谋拥戴吴逵叛乱，相约以抚手为号起事。正要爆发时，天下起了大雨，兵士穿不成衣甲而停止暴动。但在晚上，乱兵焚烧庆州的北城，边呼喊边抢掠百姓，随后斩关而出，大约有二千人参与叛乱。吴逵之所以造反，是因为王文谅激愤所致。知州王广渊闻讯，急召五营的屯兵平乱。北路都巡检林广守御南城。乱兵占据北城，林广从城楼上看见乱兵有向前的，又有后退的，进退不统一，认为这些兵卒不愿意反叛，就挺身而出，从城墙上垂吊而下，孤身深入到乱军中，讲说反叛的严重后果，有许多兵卒听从劝说放下了武器。这时，吴逵已被乱兵解救出狱，率领多人远扬而去，有叛卒三百多人来到北城之下。林广劝谕投降的士兵说：“这次暴乱的头领吴逵已从北城门出去了，你们和他们不是一伙人，应该听从我的调遣，这不仅能得到活命，而且还可立功受赏。”他的话发挥了作用，不一会，就集中了百余人。他率领这些投诚兵士，进入营帐，上坐到通常为军校议事的座位上。进一步激励和约束投诚的兵士，并将兵器发给他们，让他们去围剿未投诚的乱兵。经过激战，逃出城外的乱兵被擒杀殆尽。北城的叛乱被镇压下去。
《宋史·王广渊传》说：“吴逵卒众二千人斩关以出。”《宋史·林广传》云：“乱兵三百人出城去，广收集听命者百余人，攻城下兵，擒戮殆尽。”《实录》云：“斩获二百，余众拥吴逵出安西门。今以诸书参考，吴逵拥众出安西门，《宋史·王广渊传》所云：二千人是也。《宋史·林广传》所云：乱兵三百人出城去，此三百人，盖非逵领以出安西门者，特其余党耳，虽不从逵去，亦不投降，故犹在城下。林广命令投降的兵士，尽攻杀之，即《实录》所称斩获二百余人也。《宋史·林广传》误以城下所擒戮为拥吴逵以去者，故兵数多少不同。其实，吴逵领众二千斩关以出；据此城者，犹四百余人，林广招集得百余人，擒戮凡三百人，《实录》但云二百余入耳。
在柔远、三都两寨的戍卒听闻了广锐卒发难，南下响应乱兵，但未到达庆州城时，王广渊派人迎接，假意去慰劳劝谕他们，让他们返回旧戍所，然后暗暗地告诫赵余庆说，这是你立功的好机会。派他率领属羌兵八千人从小路赶到这些兵卒的前面，将其包围，全部杀死。叛兵原准备占据州城，东路都巡检姚兕亲兵守护着西门，叛军进不去，乃散保耀州的石门山，姚兕追上叛兵，晓以利害祸福，叛兵感动而泣下，跪在姚兕的周围，立誓不再叛乱。林广在乎了州城内的叛乱后，又率军追赶逃走的叛军。追上他们后说：“尽快投降还可以保全你们。”叛军不听。林广说：“那你们在夜里逃走吧。”说后，又派两将从小路赶到叛军的前面扼守住叛军的去路，随后又纵兵从后面追击叛军。叛军被包围，不得已向两将投诚，但林广说：“不听我的话，到了走投无路时才投降，这不是真投降而是假投降，”将这些叛军赶至朝天驿，全部戮杀。这一段事实是从姚兕与林广传记上得来的。按《宋史·张玉传》云：“庆州卒叛，玉袭遂于石门，卒穷蹙，请降，玉斩二百人，坐守职，降为陵州团练使。”张玉杀了二百名降卒被贬职，而林广杀降卒并未受罚，是什么原因。再说，姚兕追赶叛军直至石门山，而姚兕独自接受叛军的投降，林广却将逃至石门山的降卒全部杀戮，这又是什么？兼之张玉杀降卒也在朝天驿，不知是不是与林广的事是一回事，都说不清楚。
以下，录《宋史》、《长编》中记述的原文及善后记述之文。
旧纪书：戊子，庆州广锐军叛，已丑，诏叛兵归首免罪，惟首恶不赦。辛丑，诏得叛兵降者赏如斩级。新纪书：庆州广锐卒叛，乙未平之。
己丑，遣内侍李舜举往环庆路经略司曰：“两营军士必非尽谋，父兄子弟难尽监守，宜止推究首谋者家属处置，其余父子兄弟毋得监守，其务安存慰谕之。应被胁从如能归自皆免其罪，如能执杀元结连之人，当议厚赏。其已擒获即具得贼之人驰驿以闻，当于例外行赏”。
时，叛兵散扰关中、长安城守。（郭）逵至，则撤警去备，追巡逻兵皆还，惟以重赏募吏卒入山谷擒盗，人情乃安。
环庆路走马承受李元凯言：逃散贼解吉等六百余人尚在乾、耀州界。诏泾原、环庆路遣将官招捕，毋得贪功务杀；招降一人，依斩获一级酬奖，及令泾原路速相度将官之可减者追还。又诏：“庆州叛兵亲属缘坐者，令环庆路经略司检勘服纪、年甲。应元谋反，手杀都监、县尉，捕杀获者，其亲属当绞者论如法；没官为奴婢者，其老、疾、幼及妇女配京东、西，许人请为奴婢，余配江南、两浙、福建为奴；流者决配荆湖路牢城。非元谋而尝与官军斗敌，捕杀获者，父子并刺配京东、西牢城；老、疾者配本路为奴。诸为奴婢者，男刺左手，女右手；余亲属皆释之。”叛军家属皆诛者，凡九指挥。李清臣谓韩绛：“军士谋叛，初不告妻子，宜用恩州故事，配隶为奴婢。”绛奏从其言。故有是诏。此据清臣诏旨内附传。
壬寅，诏：以庆州兵叛斩戮甚多，人命至重，恻然可伤，权罢春燕（宴）。
爆发这次兵乱，从直接原因看，是宣抚使韩绛偏听王文谅之言、诬陷有功将士所引起的兵愤而致，而从深层上看，是由以下几个原因促成的：
一、神宗拓土开疆，好大喜功。宋神宗即位后，就有拓土开疆的野心，所以他轻开边衅，四下出击，频繁用兵，搞得兵民不胜其烦其累。而文武大臣揣摸到神宗的这种思想后，迎其所好，谎报军情，恣意妄为，屠戮无辜，使上辈君臣费尽心机所缔造的和平局势毁于一旦，军民重蹈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这自然引起宋夏两国人民的怨恨。这种怨恨一旦爆发，在民为起义，在兵为兵变。所以庆州广锐卒的叛乱，总根子在于朝廷，在于宋神宗的穷兵黩武；
二、朝廷所用非人，措置乖方。朝廷派到负责西北战事的宣抚使韩绛，在到边疆之前就是参知政事，在军中官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即为丞相；神宗许他“不可待报者，听便宜施行，”即先斩后奏；又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即可以随意任官，真是位高权大。但这样一个人，却“素不习兵事，注措乖方”。他在禁军与蕃兵中间不能一碗水端平，偏向于蕃兵，“厚犒赏蕃兵，众皆怨望，又夺骑兵马以与之，有抱马首以泣者。既城哕兀，又冒雪筑抚宁堡，调发骚然。已而二城陷，趣诸道兵出援，庆卒遂作乱。议者罪绛。”（以上引文见《宋史·韩绛传》）他将对王文谅的诬陷之言，不进行查问，是非不分，偏听偏信，任意斩杀有功之将，自然引起兵士们的不满。可以说造成这次兵乱，他有着直接的责任。虽然事后，他得到降为邓州知州的处分。贬官的制词责绛云：“听用匪人，违戾初诏。统制亡状，绥怀寡谋。暴兴征师，矾人荒域。率伍骇扰，横罹转战之伤，丁壮驰驱，重疲赉饷之役。边书旁午，朝听震惊。”然而事隔一年，又以观文殿大学士知许州，又进大学士，七年后，代王安石为相。这样高位，所用非人，何论其他；
三、边关将骄兵惰，任意肆为。种谔是种世衡次子，但远不如他的父亲，好大喜功，性格残忍。他在神宗熙宁之初，就兴兵夺取绥州，又再兴兵西讨，最后招致了永乐之祸。《宋史·种谔传》说：“议者谓：谔不死，边事不已。”他在夺取绥州后，官任鄜延路钤辖，知青涧事，受延州知州统辖，但根本不把知州放在眼中，任意妄为。在取绥州时，事先不向原知延州的陆诜禀明，后又不听延帅赵卨之言。赵离上奏说：“种谔又欲修配岗及义合镇。谔贪狡，所为皆取谋折继世。继世庸奴，利在兵兴营私计。谔恣睢屠戮，务以立威，凶德参会，恐贻近忧。啰兀城必不守，宾草、抚宁悉未绪，遽兴配岗之役，至以被边为近里，极撤守具，以苟难必之功。篱落堕坏。人民单残，甚于寇至。劲兵良将咸隶偏裨；臣之所管城郭斗讼而已。既修义合，又规配岗，熼邈相望，足明欺罔。”这是说，原来修的啰兀城必然守不住，而且正在修的宾草、抚宁二城还未修成，又要修配岗与义合镇。这四镇都伸入到西夏境内，根本守不住，所以如此兴工劳民伤财，毫无用处。就在抚宁城刚修好的第五天，即被西夏军攻陷，抚宁城附近的啰兀城也不能守而放弃了。像这么大的事，作为种谔的顶头上司赵卨却无权过问，赵离自能管管“城郭斗讼而已。”由此可见，宋军内权柄倒置，是由于种谔的胆大妄为。种谔为什么不惜民力、财力，一意孤行要修这些本来守不住的城寨呢，奏言说得非常清楚：“利在兵兴营私计。”就是说在兴兵过程中谋取私人利益。种谔还十分凶残。《宋史·种谔传》说他“善驭士卒，临敌出奇，战必胜，然诈诞残忍，左右有犯立斩，或先刳肺肝，坐者掩面，谔饮食自若。”用这样的人统兵拓边，何能不招致兵怨？所以，当哕兀城被夏军围攻危急时，韩绛调庆卒赴援，庆卒不愿去，自然举兵为乱；
四、“人民单残，甚于寇至。”这是赵卨奏言上的一句话，说清了事实的真相。由于频繁用兵，“蕃汉健兵皆领于种谔，丁壮妇女裹送粮糗，惟老小在焉。”这是说，男人都跟随种谔打了仗，为军队运送粮草都是些“丁壮妇女”，在家留守的仅是老小。造成这样情况，农业生产谁人去搞？民众何有安乐之感？而且种谔“怙权自用，元复纪律，须资粮皆以军兴法促办，毁撤边障楼橹以充新城，帅府不与知。”所以，赵离奏说：“谔轻进无策，啰兀城孤远终难保。今不患西夏内侵，而患纪律不正；不患城池难守，而患威柄倒持。变起斯须，动失机会。”（上引言除注明外，均引自《长编》）此事不幸被赵离言中了，“变起斯须”，这就有了庆卒的叛乱。
从有关历史资料上择述的这次“庆州兵变”，在《庆阳府志》及《庆阳县志》上均无记载，今记之，以补其缺失。同时通过对这次兵变原因的粗浅分析，来印证范仲淹戍边时坚执守策、最终促成宋朝与西夏罢兵言和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