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资本运营理论说，评价一位现代老板的能力，不仅要看他拥有多少财富，还要看他能调动多少财富作为资本。因为在资金回报率同等的情况下，一个老板能够调动的财富越多，他所得到的资金回报也就越多。
管好自己的财富笃
能用别人的钱来赚钱的老板，绝对是行家里手，因为他可以解决资金的短缺问题。
如果说资金是企业的血脉，那么银行就是企业发展和经营活动的重要来源。传统的经营观念把向银行贷款视为不光彩的事，而按照现代经营理念，一个企业没有银行贷款，不但不能证明这个企业有活力，反而证明这个企业停滞不前。
借力使力
李嘉诚是一个具有现代经营理念的人，而且雄心很大，能力很强，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除招股集资之外，他还努力博得银行的支持。他的格言是：尽量用别人的钱赚钱。
为了用别人的钱赚钱，李嘉诚想办法攀结汇丰银行。
香港经济界的人士常说，谁攀上了汇丰银行，谁就攀上了财神爷；谁攀上了汇丰大班，谁就攀上了汇丰银行。
说起汇丰，港人无人不晓，所用的港纸（港币）几乎全是汇丰银行发行的。汇丰的中文全称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创设于1864年，由英、美、德、丹麦和犹太人的洋行出资组成，次年正式开业，后因各股东意见不合，相继退出，成为一家英资银行。现为一家公众持股的在港注册的上市公司，1988年股东为19万人，约占香港人H的3%，是香港所有权最分散的上市公司。汇丰一直奉行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管理权一直操纵在英籍董事长手中。
当时的汇丰集团董事局常务副主席为沈弼，李嘉诚寻求与汇丰合作发展华人行大厦，正是与沈弼接洽的，两人还由此建立友谊。
汇丰是香港第一大银行，又是以香港为基地的庞大的国际性金融集团。1992年，收购了英国米特兰银行的汇丰集团。其资产总值达21000亿港元，跻身全球10大银行之列。1992年底在港发行股票总市值为1399亿港元，占香港全部上市公司总市值的10.5%。该年度，集团总盈利为129亿港元。汇丰的声誉，还不仅仅限于其强大的资金实力，它在香港充当了准中央银行的角色，拥有港府特许的发钞权（另一家获此特权的是英资渣打银行）。在数次银行挤提危机中，汇丰不但未受波及，还扮演了救市的白衣骑士。
一个多世纪来，经汇丰扶植而成殷商巨富的人，不计其数。60年代起，刚入航运界不久的包玉刚，靠汇丰银行提供的无限额贷款，而成为著称于世的一代船王；现在，李嘉诚取得汇丰银行的信任，建立了合作关系，未来极有可能在汇丰的鼎力资助下，成为香港地王。
这样一个财神爷成了李嘉诚的合作伙伴，1978年，李嘉诚的事业再攀高峰，与汇丰银行联手合作，重建了位于中区黄金地段的华人街。
李嘉诚与汇丰合作发展、业界莫不惊奇李嘉诚高超的外交手腕。其实，熟悉李嘉诚的人都知道，言行较为拘谨的李嘉诚，绝不像一位谈锋犀利、能言善道的外交家。他像一位从书斋里走出来的中年学者，亦不像那种巧舌如簧、精明善变的商场老手。
李嘉诚靠的是一贯奉行的诚实，以及多年建立的信誉，尤其是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一役，使他名声大振，信誉猛增。所有这些，便是他与汇丰合作的基础。
是长实中标获取中区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才使得高高在上的汇丰大班沈弼关注起地产新人李嘉诚来。
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一役，虽然没有给李嘉诚带来多少利润，但他在这场战斗中显示出的大智大勇，以及由此带来的声名和信誉，令汇丰现任大班沈弼对这位地产新人格外关注，欣赏有加，并产生了合作意向。
原来，早在1974年，汇丰银行已购得华人行产权。因华人行位于高楼林立的中环银行区，原来的华人行已年久失修，显得十分破旧矮小，与该地段的摩天大楼极不相称。1976年，汇丰开始拆卸旧华人街，决定清出地基，发展新的出租物业。
由于此时正处于地产高潮时期，该物业又处于黄金地段，因此地产商们闻讯后莫不跃跃欲试，除了想在这一物业中分一杯羹，更想借此搭上与汇丰银行的关系。
在地铁上盖竞投中一举中标、声誉鹊起的李嘉诚自然也是其中之一。他原以为会经过一番激烈竞争才能取胜，没想到竟然十分顺利地如愿以偿。沈弼在接到李嘉诚的合作意向材料后，当即拍板确定长实为合作伙伴。
除商场才干令沈弼赏识外，李嘉诚曾经卖给沈弼一个不小的面子，也是李嘉诚攀上汇丰的原因之一。
李嘉诚暗中收购九龙仓，逼得九龙仓向汇丰银行求救，于是汇丰大班沈弼亲自出马周旋，奉劝李嘉诚放弃收购九龙仓。李嘉诚考虑到不但日后长江的发展还期望获得汇丰的支持，而且即便不从长计谋，如果驳了汇丰的面子，汇丰必贷款支持怡和，收购九龙仓将会是一枕黄粱，于是趁机卖了人情给汇丰银行大班，答应沈弼，鸣金收兵，不再收购。
可见有了以上两条，才有了汇丰与李嘉诚的合作。
旧华人街的拆卸工作始于1976年2月10日，谁都想与业主汇丰银行合作兴建新华人街。
华人街建于1924年，楼高九层。
长实与汇丰合组华豪有限公司，以最快的速度重建华人街综合商业大厦，大厦面积24万平方英尺，楼高22层。外墙用不锈钢和随天气变换深浅颜色的玻璃构成。室内气温、湿度、灯光，以及防火设施等，全由电脑控制。内装修豪华典雅，集民族风格与现代气息于一体。整个工程耗资2.5亿港元，写字楼与商业铺位全部租了出去。
1978年4月25日，华豪公司举行隆重的华人行正式启用典礼，汇丰银行大班沈弼出席典礼，剪彩并发表讲话：
旧华人街拆卸后仅两年多一点时间便兴建新的华人街大厦。这样的建筑速度及效率不仅在香港，在世界也堪称典范。
本人参与汇丰银行正好30年，深感本港居民以从事工商业而闻名于世，不管是海外公司还是本港公司，均以快捷的工作效率、诚实的商业信用而受人称赞。我可以这样说：新华人街大厦不愧为代表本港水平的出色典范。
长实与汇丰，都是本工程的开发商，故而沈弼不便自我吹嘘。他对港民和新华人行的赞誉，也就是对李嘉诚的赞誉。
先于正式启用的3月23日，长江集团总部迁入皇后大道中29号新华人行大厦。长江正式立足大银行、大公司林立的中环，地位更上一层楼。
新华人街被人们视为长江的招牌大厦。
李嘉诚与汇丰合作的良好开端发展为未来的蜜月——汇丰力助长实收购英资洋行，并于1985年邀请李嘉诚担任汇丰的非执行董事。
应该说，李嘉诚能有后来的辉煌，汇丰银行功不可没。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领略到李嘉诚进行商场征战的一个要诀，那就是攀高结贵，努力借助他人特别是银行的力量。
最成功的老板都有自己的大手笔，他们靠大手笔指点江山，把该集的资金集在手中，从而为下一个大手笔做好铺垫工作。李嘉诚在股市集资方面的例子，最精彩的要属1987年那次百亿大集资。这是香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股市集资活动，至今为人们所称道。
1987年3月，香港电灯宣布该集团进行重组，一分为二，原来集团之电力业务仍归香港电灯集团持有，而其余非电力集团业务分拆交给一家新成立的上市公司嘉宏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嘉宏国际将于当年6月独立上市，市值达港币100亿元。消息传来，市场轰动。
根据重组协议，嘉宏未来的总发行股数约为24.61亿余股，嘉宏将以每10股港灯股份换2股嘉宏股份的方式向和黄购入其持港灯的23.5%股权。而和黄在完成这次分拆建议后共持嘉宏约13亿余股，相当于嘉宏53.8%股权。连同其以一股换一股方式获配嘉宏股份，和黄未来将控制嘉宏股权52.9%至53.8%之间。余下嘉宏的46.2%股权则由原来港灯股东（不包括和黄在内）持有。分拆后，和黄将从原来直接控制港灯53.5%股权改变为不再直接控制港灯，而只是通过持嘉宏控制性股权持港灯同等股数。嘉宏则变为港灯集团之最大股东。
这次港灯集团趁股市大旺时机进行分拆，是个扩展业务、增强公司新的活力的好办法。一方面给予投资者选择不同业务投资的机会，港灯股东如不愿投资地产风险的便可出售嘉宏的股票，保留或转向港灯的投资；另一方面将业务分拆后各自进行独立经营，组织更为科学，管理更为有效，发展更具弹性。
这样，无论是原来的港灯还是新成立的嘉宏将给股民以新的形象，分拆出的业务更具专业性，便于集资，可注入新资金，新活力，提高集团股票市值，增强社会吸引力。正如该集团主席马世民在记者会上宣布该项建议时指出的：由于电力及非电力业务各自所涉风险不同，将其业务分由两家上市公司经营，将可使股东按各自需要改变对公用事业及投资业务之投资组合，而分拆后亦令股东更易评估两类业务之优点。他否认这次重组建议跟日前立法局议员许贤发对港灯提出的咨询有关。
较早前当港灯宣布与和黄合资27亿投资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时，曾引起立法局议员许贤发在立法局公共事务小组上的质疑。许氏说港灯不应参与海外有巨大风险的投资计划，以免因一旦投资失败而影响港灯集团的专利发电业务。李嘉诚亦强调，整个重组建议是由港灯主动提出，并于不久前通知港府并取得支持，因此这次港灯分拆绝非受港府压力所致。他还说，分拆以后，港灯的业务盈利将受到利润管制计划所保障，而拥有非电力业务的嘉宏国际在将来之盈利潜力得以无尽发挥，可收一举两得之效。
7月，李嘉诚赴英国伦敦参加奥斯特利中国节纪念活动。他在回答记者关于和黄是否有意向英国斥巨资的提问时表示，除了香港之外，若我们见到别的国家有好的投资机会，只要能够赚到合理利润，对公司前景好，我们都会考虑。
有人问他此行来英是否就是为了寻求投资的好机会，李嘉诚坦然说，是，根本就是。我们正在对一些投资项目进行接洽。但我一向说我们的根基在香港。例如，去年我们对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的投资，到今天，几乎99%的人，都说该项投资是成功的，可见这是很简单的一回事。
9月14日，李嘉诚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其控制下四家公司（长实及其名下三家公司和黄、嘉宏、港灯）集资100亿港元，其中29亿用于收购英国大东电报局4.9%股权。这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集资行动，对市场影响极大，引起全港轰动。李嘉诚亲自向各记者及证券界解释这次供股计划，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谈笑风生，妙语连珠，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笑声。
李氏起先一律以粤语作答，然后才由公关作即时翻译。当谈到100亿时，翻译因数目过于庞大，以为听错而犹豫了一下，李嘉诚迫不及待地用英文讲出，反映其得意的心情，对事业充满信心。
这次庞大集资计划，长实承担金额约为一半，余下由包销商及股东负责。其办法是按当日市价二成折让，具体分配是：长实以十供一，每股供价10.4元的形式集资20.78亿元；和黄以八供一，每股供价11.2元的形式集资37.53亿元；嘉宏以五供一，每股供价4.3元的形式集资27.78亿元；港灯以五供一，每股供价8元的形式集资24.18亿元。四家公司的集资总额达103.27亿元。这次供股计划的特点，采用连锁包销形式，即大股东或控股公司除了按所持股权接纳供股外，还会再包销多一部分新股，使得他们承担了其中一半的包销责任。
至于其余一半的新股，则由万国宝通国际、获多利、新鸿基、加拿大伯东融资及百利达亚洲负责包销。如所有股东接纳供股，长实系公司在市场所吸纳之资金为65.06亿元，但当时市况逆转，长实系除需按所持股权承担本身供股责任外，再需履行其包销承诺金额，约为14亿元，其他包销商所负担的供股金额为51.06亿元。
这个数字对于香港这五家包销商来说，理应不会构成什么困难。但由于适逢全球性股市大灾难，香港股市由牛转熊，每家公司所拟定的供股价都较市价高达三成以上，出现了大幅度不足额认购，四家公司股东认购只占总股数0.1%-0.4%，接近五成的股份均由五大包销商承担，供股总值达50余亿元。
值此市况不景气之时，各信托基金的经营已十分艰苦，若要他们承担太多的供股额，只会迫使他们按其股份抛售套现，对市场所构成的压力不可谓不大。因此，许多人说长实系应该取消供股计划，以缓和甚至消除市场压力。为此，获多利曾与多家金融机构游说李嘉诚放弃集资计划，但没有成功。这是可以理解的。只要站在长实系的立场上，取消供股计划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无论是长实、和黄、嘉宏还是港灯，这四大公司都是香港举足轻重的财团，向来信誉卓著。一旦将集资计划取消，将会予人以话柄，说长实系终于要受到市况逆转的冲击而低头。
再说，李嘉诚在公布供股计划前已对未来的发展大计做了部署，如果集资计划失败，数项大的发展计划将会胎死腹中，对于一向具有进取心的长实系集团来说，这并非是其所愿见的。
另外，该包销商都是香港鼎鼎有名的大银行和财务公司，宁愿艰苦地挨过这次难关，也不愿意贸然开罪长期与之密切合作的老主顾——长实系集团。况且，除了公司与包销商签有协约之外，该等公司彼此之间也做了不可撤销的承诺，承购其所控公司供股权的50%。五大包销商又与一百多个分包销商签订合同，彼此都被明文规定的条款所制约，造成取消集资难乎其难矣。
李嘉诚的特点是说到做到，一承诺就兑现。他在回答记者关于这次股市大跌、（百亿）集资计划是否会有改变或暂时取消的提问时指出，这次集资，其中50%是由我认购包销的，和其余包销商的正式合同尚未签署，如果要暂时取消在法律上是可以的。但我不想给人批评为不守信用，因为股价跌落就取消包销，以避免损失，所以我个人承担的责任一定照数兑现……我希望维持长实系的合理股价，老实说，原因之一，也是在求巩固长实系各公司的信誉。
事实上，李嘉诚本人按协议规定包销长实一半的新股，共99888920股，现金10.3851亿元。仅是包销长实新股数，李嘉诚的账面损失达3.5亿元。他负责包销有关股票，也无收取分文包销佣金。
结果在李嘉诚的努力下，长实系四家公司百亿计划大功告成。除长实系的大股东或控股公司承担其供股责任之一半50亿元外，其余的由上述五家包销商及数百个分包销商承担。由于这次集资行动大大巩固了这些公司的财政基础，从而保证了李氏家族在香港十大财团中仍然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1987年度长江实业除税后之综合纯利为港币15.89亿元，较之1986年之12.829亿增加了23%。因此，李嘉诚在1988年元旦聚餐会上自豪地说，在过去两个月来，香港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经历了一次有史以来最大的波动，但我们公司和联营公司，整个集团都做得很好，以智慧和辛勤争取得来的业绩，比去年更为有利，更为稳定。1987年的纯利，有一个良好的数字，而集团的一切，前途都是非常美好的。
借风扬帆
经商需要巧策，即需要巧妙的资本运作。说到资本运作，不能不首先谈到融资；说到资本运营能力，也不能不首先谈到融资能力。因为有了钱才谈得到投资，才谈得到资本运作。
融资问题无论对于叱诧商场的大老板，还是对于刚刚起步的小企业主，都是非常重要的，在白手起家和扩大企业规模的过程中，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明显。李嘉诚无法忘记他在创业之初，其塑胶厂资金紧张几乎倒闭的经历，也同样无法忘记事业发达之后在融资方面帮了他大忙的银行和股民。可以说，善于筹集足够的资金，是李嘉诚作为一个超级老板的重要秘诀。
早在为适应北美市场需要，扩大塑胶花生产规模的时候，李嘉诚就为缺少必要的资金而深感苦恼。他说，我深刻感受到：资金，它是企业的血液，是企业生命之泉。尽管李嘉诚通过到亲友中集资招股，解决了租赁厂房，添置设备的燃眉之急，但是从这时开始，他就为筹集企业发展所需资金而寻找突破口。
他赴意大利考察塑胶花时，深深体会到了西方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更对欧洲的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觉得股份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这种企业组织方式不仅不用承担无限责任，而且能较快地筹集到大批资本。对于想扩大规模，而又缺少资金的企业更为有利。
于是，李嘉诚看准蓬勃发展的地产高潮后，一方面在现有的地盘上大兴土木，楼宇未等建成就有用户上门求租，获得租金后，又继续投入兴建楼宇，另一方面根据企业的发展规模申请上市，成为公众性的股份有限公司，以期利用股市大规模筹集社会游散资金。
李嘉诚是个对新事物抱有浓厚兴趣、渴望从事具有挑战性的事业的人。他已经树立赶超置地的目标，以其作为竞争对手。置地是一家上市公司，长江也非得跻身股市不可。除此，长江要想拓展别无他径。
李嘉诚的决策既是公司自身发展形势所迫，又出于香港股市发生的巨大变化所诱。
关于香港股市在当时的发展状况，李锴先生在其著作中介绍说：
香港正式的股票市场活动早在1891年就已经开始。但股票市场成为企业筹资的重要渠道，则是1969年前后的事。股票市场真正形成规模更是在70年代以后……
香港股市，对众多欲上市的华资企业，可望不可及。香港上市条件之苛刻，使不少条件具备的华资大企业，长期被拒之门外。
证券经纪是股市与股民间的桥梁。香港证券交易所（俗称香港会）只使用英语，把不谙英语的华人经纪排斥在外，这样，无形中又把占香港人口大多数的华人投资者排斥在外。投资者难入市，股市自然萧条；股市萧条，投资者越发望而却步。
1969年12月17日，由李福兆为首的华人财经人士组成的远东交易所开始营业，打破了香港会一手垄断的地位。远东会放宽了公司上市条件，交易允许使用广东话，开辟了香港证券业的新纪元。
时值内地政治趋于安定，香港经济经历大动荡后恢复并开始起飞，急待筹资的企业纷纷触发上市的需求。1970年，远东会的成交额高达29亿元，占当时香港股市总成交额的49%。
其后，金银证券交易所（金银会）、九龙证券交易所（九龙会），相继成立。加上原有的香港会、远东会，形成香港股市四会并存的格局。
四会并存，使公司上市变得容易，为上市公司集资提供了更多的场所，大大刺激了投资者对股票的兴趣。股市成交活跃，恒生指数攀升到1971年底收市的341点。低迷多年的香港股市大牛出世，一派兴旺。
李嘉诚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将长江实业上市成为公众公司的。
1972年7月31日，李嘉诚将长江地产改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长实）。随即，委托财务顾问拟定上市申请书，准备公司章程、招股章程、公司实绩、各项账目等附件。
同年10月，向香港会、远东会、金银会申请股票上市。11月1月获准挂牌，法定股本为2亿港元，实收资本为8400万港元，分为4200万股，面额每股2元，溢价1元。包销商是宝源财务公司和获多利财务公司，分别在香港、远东、金银等三家交易所向公众发售。
长实骑牛上市，备受投资者青睐。上市后24小时不到，股票就升值一倍多。僧多粥少，认购额竞超过发行额的65.4倍，包销商不得不采取抽签的办法，来决定谁是长实的（公众）股东。
股票升值一倍多，意味着公司市值增幅一倍多。消息传来，长实职员惊喜若狂，买来香槟庆贺。长实董事局主席李嘉诚，并未显出特别的欣喜。
股票升值，并不表明投资者独钟长实，而是大市的兴旺所致，其他上市股票均有升值，有的比长实股升值更惊人。要使投资者真正信任并宠爱长实股，最终得看长实的未来实绩，以及股东所得实惠。
李嘉诚还意识到：股票升水如此神速，那么缩水也就会是瞬间之事。证券市场变幻急速且无常，风险会远远大于其他市场。
自从1950年创业，李嘉诚经历了独资、合股的漫长岁月，终于跻身上市公司之列，在较大程度上缓解了资金不足、筹措无门的问题。
长实在港上市的同时，李嘉诚还积极谋求海外上市。
1973年初，由新鸿基证券投资公司代表与英国股票公司牵线搭桥，达成了协议，长实股票开始在伦敦挂牌。挂牌后，买者纷至沓来，受到了英国投资者的热烈欢迎。
1974年5月，长实又与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合作成立了加拿大信东财务有限公司，实收资本为港币5000万元，双方各付出现金资本2500万元，即各占50%的权益，积极在港拓展业务。这一联营公司的建立，对长实有重大意义，从此它可以引来大量加拿大外资，因而实力大增。
同年6月，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力促下，加拿大政府批准长江实业在加拿大温哥华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此举首开香港股票在加拿大上市的先例，标志着长实在加入国际金融市场中又跨进了一大步。
长实之所以能如此顺利地与加拿大银行界建立伙伴关系，得益于当初李嘉诚从事塑胶花产销时，与北美贸易公司建立起来的良好信誉。加拿大帝国银行正是这家公司的主要关系银行。
李嘉诚全方位在香港和海外股市集资，为长江的拓展提供了厚实的资金基础，为长实发展成为庞大的集团公司拓开了一条宽广之路，这也是他跨入超级富豪行列的关键一步。
后来，李嘉诚在股市中来回搏击，斩获甚丰，显得比他办实业更具天赋。他从此找到了发挥专长的最佳舞台。
借壳上市
所谓借壳上市是股市术语。一家公司上市，原则上需要5年以上的经营实绩，循正式手续在交易所上市，须花费相当的人力、财力和时间。于是，一些急于上市的公司，通过收购他人的小型上市公司，以实现自己尽快上市的目的。这些小型上市公司被喻为空壳——资产和营业额都极少，买家无须动用大额资金，有别于一般含义的股市收购战。显而易见，借壳上市是企业尽快上市的一个妙法。在这里不妨谈谈李嘉诚的借壳上市。
大陆改革开放之初，在香港的中资公司或来港资历浅，或会计制度不合上市要求，一般很难通过正常途径上市。中资上市，只有打一些资产少或经营差的上市公司的主意。有买壳者，就有造壳者——有的集团有意分拆上市，或掏空某上市公司的肉，使其变成空壳，待价而沽。醉翁之意不在酒，买家买的不是肉，而是壳——即上市地位。
在协助中资的过程中，李嘉诚看好借壳上市，这和在港一家中资公司董事长荣智健正是英雄所见略同。
李嘉诚、荣智健在股市多方寻找、权衡，相中了泰富发展这只壳。
泰富发展前身是香港证券大亨冯景僖旗下的新景丰发展。几经改组，控股权落入毛纺巨子曹光彪的手中，1988年8月，曹氏拥有泰富发展50.7%控制性股权。
泰富经营地产及投资，状况良好。曹光彪的大项目是港龙航空，与太古洋行的国泰航空展开激烈的空中争霸战。曹氏不敌对手，财力枯竭，焦头烂额。为摆脱困境，曹氏只有减磅。
李嘉诚的英籍高参杜辉廉任主席的百富勤，为中信的财务顾问及收购代表。1990年1月，百富勤宣布向泰富主席曹光彪以1.2元/股的价格购入其泰富股份，并以同样的价格向小股东全面收购。
泰富市值7.25亿元，是当时股市蚊型股。
中信并无付现金收购，而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换股，及以物业作价的步骤完成的。李嘉诚和荣智健都曾是港龙的股东，与曹光彪打过交道，因此，这次收购是经各方缜密协商的，是互利的公平交易。
到1991年6月，泰富经改组、集资、扩股之后，股权分配是：中信49%、郭鹤年20%、李嘉诚5%、曹光彪5%。泰富正式改名中信泰富，荣智健任董事长。
从股权分配上，可见李嘉诚旨在促成这件事，而无意获取权益。
从1990年初，李嘉诚辅佐中信收购泰富起，香港中资与内地国企，纷纷扯超人衫尾，欲借超人之力购壳上市，合组联营公司，利用双方的优势，在香港和内地同时拓展业务。
李嘉诚选择了首钢为合作伙伴。
首都钢铁企业总公司，是中国特大型四大钢铁基地之一，职工27万人。经营多元化，包括钢铁、采矿、电子、建筑、航运、金融等18个行业；在国内拥有百多家大中型工厂和70家联营公司；在海外拥有独资、合资企业18家。
李嘉诚选择首钢，有一个机遇因素。
香港有一家东荣钢铁上市公司。该公司业务以经销钢铁为主，1990年，光钢筋一项就进口33万吨，占香港同年市场的1/3.东荣为李明治的联合系集团所控。李明治是香港股市著名魔术师，不停地将全系各上市公司的股份倒来倒去，据说买家卖家都是他一人，害得小股东叫苦连天，不知所措。
李明治涉嫌触犯证券条例，招致证监会等机构的大调查，如证据成立，李明治及其联合系集团将会受到严厉处罚。在这种情况下，李明治走为上策，有意将旗下上市公司作壳出售。
东荣钢铁与首钢的入港发展方向相吻合，它既可消化首钢的钢铁，还可将部分钢铁销往海外。
1992年10月23日，首都钢铁、长江实业、怡东财务、东荣钢铁在北京签订有关收购东荣的协议，收购价9.28元/股，涉资2.34亿港元。收购方的股权分配是：首钢51%，长实21%，怡东3%，一共为75%东荣股权。收购停牌前，东荣市价为9.2元/股。
东荣的市价及收购价均低于股票面额，可见东荣当时在股市信誉之低，东荣足一只没有肉的微型空壳。就这只小壳，并不可限制它的未来主人将其发展成大型中资企业。
首长第二次合作，是收购三泰实业。
1993年，李明治的联合系进一步斩缆，将旗下的上市公司出售。4月2日，首钢、长实、怡东又一次联手，收购联合系的三泰实业67.8%股权，每股作价1.69元，共涉资金3.14亿港元。
三泰实业是一家生产电子产品的上市公司。收购后，三家的股权分配是：首钢46%，长实19%，怡东2.7%。5月，东荣从长实和怡东手中购回三泰股份。
同月，东荣正式改名为首长国际。大股东仍是首钢、长实、怡东三家。三泰实业则挂在首长国际旗下。
1993年5月18日，首长国际收购开达投资，经重整后，将其改名为首长四方。
1993年8月12日，收购建筑公司海成集团，斥资1.74亿港元。
1993年9月12日，首长国际全面收购宝佳集团，涉及资金11亿港元，是首长国际金额最大的一次收购。宝佳的业务以黑色金属为主。
经过五次收购后，首长国际在香港站稳脚跟，实力大增，于是，调头向内地进军。与内地政府及企业合作的投资项目，累计资金达百亿元以上。
从1992年起，中资公司在香港股市借壳上市、招股上市蔚然成风。红筹股成为股市令人瞩目的股种。香港证券界评出1995年中资上市公司四大天王，市值排名如下：
第一名，中信泰富，474.7亿港元；第二名，粤海投资（广东省政府驻港投资机构），89.4亿港元；第三名，首长国际，63.6亿港元；第四名，越秀投资（直属广州市政府），50.9亿港元。
1994年，中泰富跻身香港十大财阀榜，据1995年1月1日的《快报》，中泰以375亿市值，排名第8位。风头之劲，连香港老牌华资英资大财阀，都感到可畏。
有人说，中信在中资坐大，是其背景大。其高层人员要么自身是高干，要么出身是高干。更重要的是，中信是直属国务院的一级公司，级别相当于部级。
香港中信，拉香港超级富豪助威，其中一位是香港首富李嘉诚，另一位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首富郭鹤年。权势加财势，任何一家大财团都莫与争锋。
中资大举进军香港，曾引起英资的恐慌，说将是要取代他们的；也引起华资的不安，说中资是来港占地盘抢饭碗的。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指出，在未来的特别行政区，所有的本地资金和外来资金（注：包括中资英资在内）将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竞争；所有资本将在无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公开、公平地竞争；中资现在和将来都要遵守香港的法律、法规，并且平等地与其他资本竞争；中资公司到香港完全按照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方式去竞争，对我们来讲还是个新课题，我们仍在学习之中……
由此可见，借壳上市的确是一个快速上市的好办法，也可见李嘉诚在协助中资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借骰投资
美国华尔街流传着一个说法：在美国总统雕像山的对面，应该有另一座山献给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位金融大师，其中之一就是乔治·索罗斯。
索罗斯是一个对股市和世界有影响的人，人称金融奇才、投资大师。他曾经一次交易就赚110亿美元；1992年，他投下巨额赌注与英镑较量，最终迫使英国政府低头，英镑退出欧洲货币汇率体制。他在20多个国家设立基金会，资助各种项目，被誉为全世界最大的慈善家。
1992年，索罗斯事业飞腾，有记者采访时问他成功的原因，他大声回答，我渴望生存，不愿冒毁灭性的危险。
——索罗斯每天都要阅读大量商业报刊，从中寻找那些可能有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内容。他和海内外1000多家公司建立业务联系，每天都要和它们沟通，以便获取重要信息。他每天都要读几十份公司年度报告。索罗斯也关心具体的股票，但不是关注其近期内的动态，更多的是考虑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因素会怎样改变产业的未来，从而改变具体股票的命运。
——70年代初，银行的信誉很糟糕，并且人们都说还会继续糟下去，银行类的股票无人问津。但索罗斯却发现，银行业已悄然出现变化，很多大学毕业生已经在银行里占有一席之地；这些新一代银行家正在解剖银行陷入低谷的原因，并提出不少对策。他再仔细观察各大银行的经营情况，发觉银行业赢利状况已略有好转，其前景将会看好。于是，他马上投入大量资金，购买银行业股票。不久，银行业普遍出现新气象，股市里的银行业股票迅速上涨。索罗斯趁机把股票套现，他投入的钱增加了50%。
——1972年，索罗斯和一个朋友聊天，那人偶尔说起，商业部最近有了一份报告，说美国的发展依赖于外国的能源资源。分手后，索罗斯判断，中东地区形势复杂，迟早会有争端。一有争端，能源类的股票就会见涨。索罗斯马上大量购买石油钻井、石油设备和煤炭公司股票。第二年，中东石油出现禁运风波，一场石油危机迅速遍及全球，能源类股票大涨——索罗斯理所当然地赚了不少钱。
——1973年10月，索罗斯每天都抢先看报纸上有关中东的消息。埃及、叙利亚和以色列的战争已经爆发。战争开始时，以色列军队处于守势，损失了大量飞机、坦克，还有数千人伤亡。索罗斯的目光盯着报纸上的文字和照片，脑子却在高速运转：以色列为什么开始吃败仗，主要原因是军事装备落后，而他们的军事装备是美国提供的，这就是说，美国的军事装备已经落后，将要更新换代。这样一来，美国军事工业会有大发展；而现在的状况是，自从越战以来兵工企业大多亏损，并且亏损越来越严重，这类企业的股票都成为垃圾股，没有人要买。
索罗斯密切关注军工业的发展，又专程去华盛顿与国防部的官员接触，他还找军工企业的承包商一起喝咖啡。一大圈走下来，索罗斯心里有底了：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时，索罗斯又获得重要信息，一些公司已得到大量订货合同，最近几年利润不会差。于是，索罗斯马上行动。从1974年年中开始，他大量购买军事工业股票，其中包括诺斯罗普公司、联合飞机公司和格拉曼公司等股票，他还购买了传闻中即将倒闭的洛克洛德公司股票。
1975年初，索罗斯买了许多电子类股票。在他看来，在战争中以色列空军输得很惨，主要原因是其尖端的电子对抗设备已经落伍，而在现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实际上取决于电子技术水平。可以预测，电子设备公司将得到大的发展。
果然，军工类和电子类企业空前发展，其股票上扬为众多的投资者所追捧，索罗斯又大大地赚了一把。
——有一家化妆品公司股票高涨到120美元时，索罗斯却卖空1万股。在他看来，美国社会人口老龄化正在加快，对化妆品的需求将会大为减少，这家公司的业绩必将走下坡路。两年后，该化妆品公司股票跌到20美元，索罗斯笑了，他已赚了120万美元。
——80年代初期，美元地位或上或下摇摆不定。里根政府上台后，主要经济政策就是稳定美元，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美元持续升值，在世界汇市中保持坚挺的地位，而马克和日元则不断贬值。
8月，注视汇市多时的索罗斯作出判断：马克和日元将要升值。想想，由于美元升值，美国的贸易逆差上升很快，出口艰难，日本商品大量拥入，美国企业面临严重危机。原油价格下跌，使得美元贬值较难，而对依赖石油进口的日本则是好消息。汇市上1美元高涨到可以兑换3.25马克，美元升值到了极限……
索罗斯大量吃进日元和马克。这时，美元还在继续升值，根本没有发展到头的迹象。索罗斯稍稍有过犹豫，但马上又继续吃进马克和日元。看准了就豪赌，到9月，他总共投入了8亿美元。
9月22日，美国新上任的财政部长詹姆士·贝克和法国、德国、英国以及日本的财政部长，云集纽约。贝克发表讲话，说美元必须贬值，因为美国需要保护自己的工业。索罗斯知道这些财政部长将要做什么了，他通宵达旦地工作，又购买进巨额日元。
让人振奋的消息传来：美国、法国和德国等财政部长通过了使有关非美元货币升值的决议。顿时，美元兑日元从1：239下降到1：222.5，幅度为史无前例的4.3%。
索罗斯一夜之间赚了4000万美元。
他没有抛出，而是继续购买日元。他想，美元的贬值才刚开始，更大的利润还在后面。10月底，美元兑日元跌到了1：205，美元下跌13%；到1986年9月，再跌到1：153……
索罗斯赚得笑不动！
要了解投资大师如何投资成功，还要了解索罗斯的成功之道，或日投资秘诀：
——索罗斯的超人之处，就是独立思考。当别人在市场上追逐某一种股票时，他却沉浸在分析全球金融市场的复杂形势。他将全世界的金融市场看成一个棋盘，要在棋局上看出破绽，一旦发现机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在股票市场上，要随时寻找别人还没有意识到的即将发生的突变——他就全力出击，要像火箭一样飞向目标。至于别人问为什么时，最好不要泄露。
——索罗斯拥有许多投资者缺乏的耐心。要耐心分析，耐心等待机会和进入的时机；他说，要想成功，你需要从容不迫，你需要承受沉闷。等待过程中，最好多多思考、多多阅读和反省。
——索罗斯有非凡的胆略。在他看来，最大的错误不是胆太大，而是胆太小。一旦看准机会，会不惜巨额资金投入，一次投放十几亿资金对他来说是很平常的事。
——索罗斯从不孤注一掷冒风险。他说，好的投资者从不玩走钢丝的游戏，我绝不冒险，冒那种能把我自己毁掉的风险，但也永远不会在有利可图时游手好闲地站在一旁。
——索罗斯在进行高风险决策时，往往心平气和。他懂得，投资者每天都要面对风险，高明的投资者应该懂得如何忍受痛苦，做到宠辱不惊，与别人谈论亏损时面不改色，就像在谈论天气一样。
——索罗斯在对某行业投资时，总是选取最佳股票和最差股票。他相信它们都会有上好表现。
借势而发
著名的古代兵书《三十六计》中，有这样一条，敌已明，友未定，引友杀敌，巽而止，蛊。说的是借刀杀人一计，意思是说：敌人虽然已经明了，但是友军还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要引出这个友军，让他替自己杀掉敌人。为此要效法《蛊》卦内卦为巽为顺，外卦为艮为止的特点，因形顺势，适町而止。
李嘉诚在九龙仓收购战中，所采取的就是借刀杀人之计。
那么，李嘉诚退出收购，引入角逐的友是谁呢？就是赫赫有名的包玉刚。
80年代中期，李嘉诚坐上香港首席富豪的宝座。可当时，李嘉诚论实力和声誉，都还比不上包爵士。
据1977年吉普逊船舶经纪公司的记录，世界十大船王排座次，包玉刚稳坐第一把交椅，船运载重总计1347万吨；香港另一位老牌船王董浩云排名第7位，总载重452万吨；在世界传媒界名气最大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竞屈居第8位；香港还有一位老船王赵从衍则榜上无名。
其时，香港报刊还没有进行富豪榜编制工作，根据海外传媒，包爵士是香港第一富豪。他拥有50艘油轮，一艘油轮的价值就相当于一座大厦。
在包爵士集团总部办公室，挂满了他与世界各国王室成员、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各界名人的合影照片。他是香港商界与世界政要交往最多的一位。此时，李嘉诚还未单独会见过哪一国的元首和首脑。
包玉刚起念登陆，并非一时冲动。1973年的石油危机，促使英国开发北海油田，美国重新开发本土油田，同时，亚洲、拉美都有油田相继投入开采。这样，世界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将减少，到7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油轮闲置。油轮是包氏船队的主力，包氏从油轮闲置，联想到世界性的造船热，预示一场空前的航运低潮将会来临。
先知先觉的包氏决定减船登陆，套取现金投资新产业，他瞄准的产业，是香港百业中前景最诱人的房地产。
李嘉诚虽不明包玉刚吸纳九仓股是做一般性的长期投资，还是有意控得九龙仓？但他可以肯定包玉刚会对九龙仓感兴趣。九龙仓码头虽迁址，新建的码头气势更宏伟、设备更现代化。执世界航运业牛耳的船王包玉刚，何尝不愿拥有与其航运相配套的港务业？
在华人商界，论实力，论与银行业的关系，能与怡和抗衡的，非包氏莫属。
李嘉诚权衡得失，已胸有成竹，决定把球踢给包玉刚，预料包玉刚得球后会奋力射门——直捣九龙仓。
于是，就演绎出在港九流传甚广的潇洒故事。
1978年8月底的一天下午，两位华商俊杰，在中环的文华酒店一间幽静的雅阁晤面；一位是具有学者风范的未来地王李嘉诚；另一位是洋溢着海派作风的登陆船王包玉刚。
五星级文华酒店是怡和集团的一项重要产业，文华以其高贵豪华、优质服务而数次被列为全球十佳酒店榜首。现在，两位华商俊杰，坐在怡和的酒店，决定怡和台柱——九龙仓的前途命运。
李嘉诚秘密约见包玉刚猜想有重要事情——他们那时的私交并不密切。包玉刚欲减船登陆，苦于无门，当他将目标瞄准九龙仓，发现李嘉诚已捷足先登。九龙仓对包氏来说，简直太重要了，他的码头货仓，更有利他发展海上航运；它的地盘物业，可供他在陆地大展拳脚。
冷夏、晓笛在《世界船王——包玉刚传》中记叙道：
经过简短的寒暄，李嘉诚即开门见山地表达了想把手中拥有的九龙仓1000万股股票，转让给包玉刚的意思。
转让？包玉刚想，天上没有掉下来的好事。包玉刚低头稍加思索，便悟出了李嘉诚的精明之处。李嘉诚很清楚包玉刚的情况，知道他需要什么，于是，用包玉刚所需要的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这一“转让”，可真是一家便宜两家数的好事。
从包玉刚这方面来说，他一下子从李嘉诚手中接受了九龙仓的1000万股股票，再加上他原来所拥有的部分股票，他已经可以与怡和洋行进行公开竞购，如果收购成功，他就可以稳稳地控制资产雄厚的九龙仓。而从李嘉诚这一方面来说，他以10-30元的市价买了九龙仓股票而以30多元脱手给包玉刚，一下子就获利数千万元。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通过包玉刚搭桥，从汇丰银行那里承接和记黄埔的股票9000万股，一旦达到目的，和记黄埔的董事会主席则非李嘉诚莫属。
这真是只有李嘉诚这样的脑袋才想得出来的绝桥（主意）！包玉刚在心里不禁暗暗佩服这位比自己小但精明过人的地产界新贵。
没有太多的解释，没有冗长的说明，更没有喋喋不休的讨价还价，两个同样精明的人一拍即合，秘密订下了一个同样精明的协议：
李嘉诚把手中的1000万股九龙仓股票以3亿多的价钱，转让给包玉刚。包玉刚协助李嘉诚从汇丰银行承接和记黄埔的9000万股股票。
一个决定两家英资企业命运的历史性协议，在华商两强的低声密语中顺利达成。最终结果，他们都如愿以偿坐上英资洋行大班的宝座。
1978年9月5日，包玉刚正式宣布他本人及家族已购入20%左右九龙仓股票。怡和与九龙仓现任大班纽璧坚，不得不吸收包玉刚及其女婿吴光正加入九龙仓董事局（按照公司法，持股16%的股东即可成为当然董事）。
包玉刚初战告捷，李嘉诚功不可没。
这之后，李嘉诚又继续将手头剩余的九仓股转让给包氏，据多份报章估计，李嘉诚在一进一出间，获纯利5900多万港元。
九龙仓董事局主席纽璧坚，视包氏翁婿这两位新任董事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之间多次发生摩擦。
包玉刚不断到市面或通过幕后吸纳九仓股，使其控有的股权增至30%，大大超过九龙仓的控股公司置地，身兼三家公司主席的纽璧坚大为惊惶：包玉刚吞并九龙仓之意昭然若揭。
1980年6月中旬，趁包玉刚赴欧参加会议之机，纽璧坚突发袭击，正式挑起九龙仓大战。置地采取换股之法，欲将其持股权增至49%。具体做法是将价值100元的置地股，换取市价77元的九仓股。
条件十分诱人，股民喜笑颜开。若置地已控得49%的股权，包氏是无论如何也购不满51%的绝对股权——置地只需再踏半步，便可击碎包氏的吞并美梦。
包玉刚闻讯，急忙乘机返回香港反击。他首先获得汇丰银行的22亿港元贷款保证，紧接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每股105元的现金，吸收市面九仓股，月标也是49%。
105元的现金，比被九龙仓股抬高了的价值100元的置地股更诱人。星期一开市不到2小时，包玉刚一下子付出21亿现金，购足2000万股，使控股权达到49%，取得这场战役的决胜权。
纽璧坚见大势已去，将置地控有的九龙仓股1000多万股转让给包玉刚，置地套现获纯利7亿多港元。包氏在九龙仓的控股量已超越绝对多数。
包玉刚夺得九龙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故有人称船王负创取胜，置地含笑断腕。决战双方，皆有胜有负。
包氏的远见卓识，两年后便充分显示出来。包氏购得九龙仓，实现了减船登陆，从而避免了空前船灾。香港另两个船王——董浩云与赵从衍，因行动迟缓，陷入濒临破产的灭顶之灾。
1985年，包玉刚又收购另一家英资洋行——马登家族的会德丰，又一次轰动全港。
值得一提的是，包玉刚入主九龙仓的一年后，与其死对头置地成为合作伙伴，这两家公司邀请李嘉诚的长实加盟，三家合资成立一家地产发展公司，项目是在九龙仓尖沙咀地盘，发展新港中心物业，一时成为香港商界的一段佳话。
1986年8月，《每周财经动向》总编林鸿等先生，在《与李嘉诚谈成功之道》一文中谈到：
最近有人向李氏提问：“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必须在与强劲的对手竞赛时才可创下骄人的成绩。环顾今日香港商界，似乎只有包玉刚爵士一位匹配做阁下强劲的对手，您可有以包先生为对手的想法吗？”
一般人很自然会说李氏是以包氏为竞争的对手，因为他们有相同的社会地位，在过去又有极类似的活动，例如李氏从英资手中收购和黄、港灯，包氏则收购九龙仓、会德丰；两人先后出任汇丰银行的副主席；两人又同时出任“香港基本法”草委；李氏捐赠汕头大学，包氏捐赠宁波大学等。
但李氏答复这问题时，只说他朝着个人订下的目标向前一步一步推进，从来没有居心与任何人比拼。
在多个场合，李嘉诚说，我与包先生有真诚愉快的合作。
引来替自己杀敌的友，岂有不真诚愉快地合作之理？要知道，李嘉诚成全包玉刚收购九龙仓的心愿，实则是让出一块肉骨头让包氏去啃，自己留下一块肥肉。因为九龙仓属于家族性公司，凯瑟克家族及其代理人必会以牙还牙，殊死一搏反收购。包氏收购九龙仓，代价沉重，实际上与怡和大班打了个平手。怡和在港树大根深，收购九龙仓，必有一番血战恶战。
李嘉诚引包玉刚入局，既投合了包玉刚的需要，又抓到了一个替自己作战的勇士，而他本人则趁机卖掉九龙仓股票，净赚5900多万元。
李嘉诚的商战兵法，真可谓匪夷所思！
借鸡生蛋
买进卖出的关系，看起来很简单，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实则并非如此，它需要商家去核算一进一出的成本，然后再采取相应的投资措施。李嘉诚是怎样看待买进卖出的关系呢？和黄集团的行政总裁马世民在会见《财富》记者说，李嘉诚是一位最纯粹的投资家，是一位买进东西最终是要把它卖出去的投资家。
马世民的话，提示了投资者的本质特征：买是为了卖，不卖就不会买。是的，李嘉诚一生都在买和卖，而且所谓生意，又叫买卖，一个买了东西是为了自己使用的人，是不能叫作买卖人的。
马世民的话，揭示了李嘉诚在商场上的角色优势——这种优势，或许很多人都明白，但在急功近利心理的驱使下，许多人都不愿做这种角色，而宁可做投机家。
一个纯粹的投资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不过分地执着某一项业务，不要被一项业务套牢，不管这个业务前景多么诱人。
李嘉诚在生意场中，有时坚持不懈，穷追不舍，甚至不惜十年磨一剑，有时却一见不利，及时撤退。无论他继续进取还是退避三舍，都是从该项业务是否有前途考虑的，有利则进，无利则退。
事实上，他从不偏爱任何一项业务，他说，不要与业务“谈恋爱”，也就是不要沉迷于任何一项业务。
这是一种有着丰富商业经历之后超然于商业的一种心灵感悟。对于一个真正的老板来说，在他的眼中，应该是只有赢利的业务，而没有永远的业务。任何一项业务，当它走过自己的成熟阶段之后，必将走向衰落，而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自我调整，还抱着不放，必将随这项业务的衰落而走向失败。
李嘉诚一个个大进大出，都是以腌股为后盾的，一待良机出现，便急速抛出。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1987年，李嘉诚在半小时内就下定决心投资3.72亿美元，购买英国电报无线电公司5%的股份。
这是一支值得长期保留的明星股。
3年后，英国电报无线电公司股价涨高，李嘉诚又以同样快的速度，将股票抛出套现，净赚近1亿美元（合近7亿港元），从这里我们看到：李嘉诚在股市中稳扎稳打，善抓机会，是他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
李嘉诚凡事都会深思熟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之后才去做。
众所周知，购买债券是一种极保守的投资，持有人只能享受比定期存款较高的利息，而不能参与分享公司红利。
李嘉诚所购买的债券，大部分都是可转换债券。这种债券有1-3年的期限，若持有人认定该公司业务能稳定增长，可以用债券换成该公司股票，从而获取更大收益。即使不成，也可将债券保留至期满，最终收回本金及利息，所以这种债券既和普通债券一样，具有风险小的优势，又比较灵活，能转换为股票。可以说是将债券和股票的优势合二为一，是一种较为稳健的投资方式。
1990年，李嘉诚购买了约5亿港元的合和债券。另又购买了爱美高、熊谷组、加怡等13家公司的可转换债券共计25亿港元。
在此后的发展中，胡应湘的合和表现最为出色，先后拿下广东虎门沙角电厂C厂、广深珠高速公路、广州市环城高速公路及泰国架空铁路等大型工程兴建合同，一时名声大噪，众豪争扯他的衫尾。
见此情势，李嘉诚马上把合和债券兑换成股票，这样一来，当初价值5亿的股票，到3年后升值为近9亿，账面溢利达3亿多港元。同样，李嘉诚购入的其他可转换债券，也大都有不俗的表现。
李嘉诚投资债券，既符合他一贯的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的发展方针，同时也符合分散风险的投资原理，属于两条腿走路，游刃余地更大。
不过，最能体现李超人投资风格的事例，也许是与华资财团欲再次联手合作，吞并垂暮狮子置地。
当时，各种收购的传闻纷纷扰扰，众多财大气粗的华商大豪，均被说可能染指置地：长江实业的李嘉诚，环球集团的包玉刚，新世界发展的郑裕彤，新鸿基地产的郭得胜，恒基兆业的李兆基，信和置业的黄廷芳，香格里拉的郭鹤年等等，皆在此列。另外，股市狙击手刘蛮雄，亦可能趁虚而入，狙击置地这个庞然大物。
据说刘蛮雄登门拜访怡置大班，提出要以每股16港元的价格，收购怡和所控25%的置地股权。西门·凯瑟克愤然拒绝，一来嫌刘氏太过贪心，出价如此之低；二则刘氏在股市名声欠佳，怡和不愿意把多年苦心经营的置地交付于此等人手中。
头脑甚为精明的刘氏只得告退。其后又有多位大老板纷纷前往拜访西门。西门既不彻底断绝众猎手的念头，又高悬香饵，惹得众人欲罢难休，欲得不能。
不过，这些都是传闻，是真是假，难以他辨。其中流传最广的要数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了。
据说，李嘉诚也曾拜访西门·凯瑟克，表示愿意以每股17港元的价格收购25%置地股权，这比置地10港元多的市价，溢价6元多。但西门·凯瑟克对这个出价仍不满意，但他也未把门彻底堵死。他说：
谈判的大门永远向诚心收购者敞开——关键是双方都可接受的价格。
于是李嘉诚等人与凯瑟克继续谈判，双方一直很难达成一致。
李嘉诚在谈判中不想表现得太积极，同收购港灯时一样，他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有利的时机。此时，香港股市一派兴旺，很快便攀上历史最高峰，并非低价吸纳的最好时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扶摇直上的香港恒指，受华尔街大股灾的影响，突然狂泻。1987年10月19日，恒指暴跌420多点，被迫停市后于26日重新开市，再泻1120多点。股市愁云笼罩，令投资者捶胸顿足，痛苦不堪。
香港商界惊恐万状，大家自身尚且难保，再也没有余勇卷入收购大战了。此时自救乃当务之急。置地股票跌幅约四成，令凯瑟克寝食难安。
李嘉诚的百亿救市，成为当时黑色熊市的一块亮色。证券界揣测，其资金用途，将首先用做置地收购战的银弹。
正如一场暴风雨一样，这次股灾来得猛，去得也快。等到1988年3月底，沉人谷底的恒指开始回攀。银行调低贷款利率，地产市况渐旺，股市也逐渐开始转旺。
农历大年刚过，收购置地的传言再次盛行，华南虎再度出山。
事后，报章披露，1988年2、3月间，李嘉诚等华商大亨，曾多次会晤西门·凯瑟克及其高参包伟士。
一直善于等待时机、捕捉机会的李嘉诚，这次为什么没有借大股灾中信置系扑火自救、焦头烂额之际趁火打劫呢？须知股灾中置地股价跌到6.65港元的最低点，即使以双倍的价格收购，也不过13港元多，仍远低于李嘉诚在股灾前提出的17港元的开价。
原来，收购及合并条例中有规定，收购方重提收购价时，不能低于收购方在6个月内购入被收购方公司股票的价值。10月份的股灾前，华资大户所吸纳的置地股票，部分是超过10港元的。这就是说，假设以往的平均收购价是10港元，现在重提的收购价，就不得低于10港元的水平，而6个月后，将不再受这一限制。
4月中旬，股灾发生后已过了整6个月。此时，置地股从最低点回升后，仍在8港元的水平上徘徊，仍低于股灾前的水平，依然对收购方有利。
最后，由于置地强力进行反收购，使李嘉诚的收购成为不合算行为，于是李嘉诚毅然放弃了已经花费了大量心血、做好了充分准备的收购。
这次收购虽然最终没能成功，但是李嘉诚的做法却值得称道。因为投资不可以意气用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两败俱伤中夺取微弱的胜利，在一般情况下不是真正的投资家的应有做法。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李嘉诚退出收购反而是一个胜利。
世界上任何角色都很难做得纯粹，做生意，尤其是像李嘉诚那样做大生意就更难。因为他的投资是一种动辄千百万元的事，一旦失利，就会造成重大损失。然而李嘉诚做到了这一点。也许，这是他在商场征伐中屡战屡胜、被誉为超人的根本原因。
看来要做一个纯粹的投资家，首要的是要修炼自己的心性，做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为杂念所动，而保持心胜空明，气息平和。
显然，这是一个难以企及而又必须努力达到的目标，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纯粹的投资家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