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理论最初是由李嘉图提出来的，其主要观点是：在国际间资本和劳动不能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各个国家应专门生产那些成本相对低的商品，然后彼此进行交换，这样贸易双方都能得到好处。比如，葡萄牙生产一定数量的葡萄酒需要80人一年的劳动，生产一定数量的毛呢需要 90 人一年的劳动；而英国生产同样数量的葡萄酒要120人一年的劳动，生产同样数量的毛呢需要100人一年的劳动。按照比较成本的原则，葡萄牙生产这两种产品虽然都占优势，但生产葡萄酒的优势相对更大，英国生产这两种产品虽然都占劣势，但生产毛呢劣势相对较小，因而葡萄牙应专门生产葡萄酒，而英国则应专门生产毛呢，然后彼此进行交换，这样双方都可以节约劳动，增加产出。这就是著名的比较成本学说。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在他的理论中，比较优势来源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在新古典经济学出现后，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比较利益理论被以要素稀缺性为基础的要素禀赋说（H-O理论）所代替。要素禀赋说是由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它的主要思想是：不同的商品生产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比例，而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生产要素。因此，各国在生产那些能较密集地利用其较充裕生产要素的商品时，就会有比较利益产生。因此，每个国家将最终出口能利用其充裕的生产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的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比如，中国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因此，中国应当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资本价格相对便宜，美国应当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然后进行交换，结果对美国和中国都是有利的。要素禀赋说还认为，商品的流动实际上等于生产要素的移动，因此，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生产要素价格具有均等化的趋势。
继要素禀赋说之后，比较优势理论又经过了H-O-S模型、HOV模型、特定要素模型、动态比较优势模型等方面的发展，至今仍然是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这一理论说明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合理性，主张实行自由贸易，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科学价值。然而，比较优势理论的成立是以一系列极其严格的假定为基础的，脱离开这些假定，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就要大打折扣。同时这一理论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第一，这一理论是非历史的和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关键性假定是生产技术不变，因而，它只能从一国既有的资源禀赋出发考虑问题，却不能说明现有的资源禀赋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种资源禀赋的发展趋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资源禀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产的技术条件决定的，而不是先验的固定不变的。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
“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这种分工将规定与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相适宜的生产。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赋吧。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也许不出五十年，那里连一点咖啡、一点砂糖也找不到了，因为东印度正以其更廉价的生产得心应手地跟西印度虚假的自然秉赋竞争。”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现实例子说明这个问题。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由于美国的资本劳动比率远高于中国，从而美国将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如飞机，中国则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服装，因而，合理的贸易结构是中国专门生产服装，美国专门生产飞机，然后进行交换。但如果考虑到资本是生产的产品，则上述推论就不再成立了。由于美国的资本品是劳动生产的，而美国生产资本品的工人不到1 000万，但中国目前的潜在剩余劳动力却大约有3亿人，如果把中国的这些剩余劳动用于生产资本品将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使中国的资本品的数量赶上美国。这时，中国将自己生产飞机，而无须再用服装与美国交换飞机。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自己生产飞机，而是要用1亿件服装的代价去交换美国或欧洲的一架飞机呢？显然，这不是因为中国缺乏资本品，而是因为中国缺少生产飞机的技术。由此可见，所谓的资源稀缺状况或生产要素的比例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禀赋的产物，而是技术变动的结果。
由于人们可以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掌握新的技术，创造新的产品，发现新的资源，形成新的要素组合方式，因而，所谓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就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遵循静态的比较利益原则，那么，19 世纪最优的贸易结构是英国生产工业品，美国、德国等相对落后的国家生产农产品，美国和德国等国家就不应该搞工业化；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最优的贸易结构是美国生产电子、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品，日本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生产初级工业品，日本就不应该成为电子产品和汽车生产的大国；当前世界最优贸易结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生产高科技的信息产品，中国等落后国家生产原料、纺织、零部件加工等初级产品，中国就不应该不惜代价地发展高科技和信息产业。这样，发达的永远发达，落后的永远落后，世界经济中后来居上永远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后来居上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不仅不是例外，反而成为了一种规律，没有一个国家会满足于按照静态比较利益选择自己的生产和贸易结构，世界经济中的任何一个强国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超越资源禀赋对于自己发展的束缚和限制，以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这种理论颠倒了生产与流通的关系，忽视了生产力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从流通过程和交换价值的角度看，卖飞机与卖服装，卖纽扣与卖电脑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为了赚钱，都以货币的多少衡量价值的大小，它们之间的交换是等价的互利的交换。但是，从生产过程和生产能力的角度看，飞机和服装、纽扣和电脑却反映了不同的技术水平、生产能力和竞争力。在国际竞争中，垄断了先进生产技术如生产飞机和电脑的国家，比只会生产纽扣和服装的国家将会获得更多的利润。一个国家为了发财致富可以采取许多方法，如发展赌博业和色情业，出口原材料和劳动力，甚至卖掉自己的主权和领土，但是这并不能增进这个国家的生产力，用这些方法获得的财富也是不可能长久的。正如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斯特曾经指出的那样：“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一个人也许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有价值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像萨伊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因此，是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自由贸易，才是一个国家通向富裕与繁荣的根本途径。历史事实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自英国的产业革命以来，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发展制造业，当代的那些经济发达的大国几乎无一例外地是通过发展制造业而富裕起来的：英国是这样，美国是这样，德国、日本也是这样。就是近年实现了“奇迹式经济增长”的韩国、中国台湾，也无一不是靠高速发展制造业来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由穷变富的。
第三，这一理论只看到了自由贸易的互惠互利的一面，而没有看到自由贸易中不平等的一面。一般地说，贸易对交易的双方都是有利的，但是，有利的程度并不相同。具有技术优势的国家处在有利地位，在交换中可以用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获得更多的利益。在上面服装与飞机交易的例子中，生产飞机的美国一个小时的劳动可能等于生产服装的中国 100个、1 000个甚至更多的劳动时间，美国的企业可以从中获得垄断的超额收益，而中国的企业则不能。其结果正如马克思说过的那样：
“两个国家可以根据利润规律进行交换，两国都获利，但一国总是吃亏。利润可以低于剩余价值，也就是说，资本可以通过交换获得利润，然而并没有在严格的意义上实现价值增强，因此，不仅单个资本家之间，而且国家之间可以不断进行交换，甚至反复进行规模越来越大的交换，然而双方的赢利无须因此而相等。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从市场关系看，这是一个商品的比价或贸易条件问题。由于生产飞机的技术和飞机的价格具有垄断性，而生产服装的技术和服装的价格不具有这种垄断性，因而，飞机与服装的比价或贸易条件对美国有利而对中国不利。从本质上看，这是因为生产飞机的发达国家的劳动与生产服装的落后国家的劳动相比，是一种高级的复杂劳动，需要巨额的科研开发投入，凝聚了大量的智力劳动，具有较高的创造性和垄断性，因而，生产电脑的劳动与生产纺织品的劳动的交换比例，就像一个国家内熟练的、复杂的劳动同不熟练的、简单的劳动的比例一样，前者是后者的倍加或自乘，发达国家的一个工作日可以同落后国家的多个工作日相交换。因此，按照飞机和服装进行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虽然符合中国和美国双方的比较利益，使双方都从贸易中得益，但是，这种利益的分配并不是均衡的、对称的。
第四，这种理论假定要素是不流动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当今世界，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从根本上改变了要素禀赋型发展战略的前提，实行全球规划型发展战略才是一个国家应对全球化的正确选择，这一战略的基本要求是：从建立竞争优势出发而不是利用比较优势出发；从全球要素出发而不是从本国要素禀赋出发；从建立要素优势出发而不是从建立产品优势出发；注重引进跨国公司的研究开发中心和各类总部而不是制造；在制度建设中注重对全球市场体系的适应性而不只是对国内市场。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是持续的创新而不是要素禀赋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正如迈克尔·波特所说：
“从静态的观点看商场竞争，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是固定的，企业努力发挥这些固定条件以获取最大回报。但是，在真实的产业竞争中，创新与变革才是基本因素？？与其在固守的生产要素中部署资源，企业和国家更重要的课题是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提高生产率、创造新的生产要素。由于生产要素是流动的，所以要以利用全球战略取得优势。”
第五，这一理论割裂了经济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忽视了政治因素和国家力量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比较优势理论主张实行自由贸易，取消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对于这一理论的缺陷李斯特早就作过深刻的揭露：
“第一是无边无际的世界主义，它不承认国家原则，也不考虑如何满足国家利益。第二是死板的唯物主义，它处处只是顾到事物的单纯交换价值，没有考虑到国家的精神和政治利益，眼前和长远的利益以及国家的生产力。第三是支离破碎的狭隘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于社会劳动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力量联合在更大关系中的作用一概不顾，只是把人类想象成处于没有分裂为各个国家的情况下与社会（即全人类）进行着自由交换，只是在这样情况下来考虑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私人事业。”
李斯特的观点即使从现在的观点看依然是真知灼见。历史事实告诉人们，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生过程绝不像自由贸易理论描述的那样，是互惠互利、平等自愿，田园诗一般，相反，却充满了暴力、掠夺和杀戮。马克思曾这样概括这一历史过程：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
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十七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之后，自由竞争的市场关系成为了国与国之间经济往来的基本形式，科学技术成为了决定各国比较优势的主要因素。即便如此，自由贸易也并没有成为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选择。事实上，后来居上的国家和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在它还没有获得具有足够竞争优势的时候，往往倾向于实行贸易保护制度，以便通过国家干预为本国生产力的发展和比较优势的形成创造时间和空间。因此，在历史上，无论是英国、德国、法国还是美国，都毫无例外地实行过保护关税制度，因为没有国家力量的支持和保护，这些工业便不能在国际竞争中得到生存和发展，正如“一个小孩同一壮汉角斗不能取胜一样。”即使在当今世界，又有谁能否认政治因素和国家力量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呢？关于这一点，我们不用说得太多，只需要强调李斯特曾经说过的这样一个事实：“个人可能会非常富有；但是，如果国家没有力量保护他们，他们总有一天会丧失若干代所积累起来的财富，还会丧失权利、自由与独立。”近代中国从世界上最富裕和繁荣的国度变成受帝国主义列强任意蹂躏、践踏的半殖民地国家的悲惨历史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