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幸福不是金钱的丰足和物质的享受，而是能够明了自己内心的真正需要，并按照自己的需要去生活。清华的大师们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乐于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从而超脱于金钱、名利、世俗之外，过着一种淡然、平和、感恩、幸福的生活。
宠辱不惊的钱钟书
要想拥有大学问并不难，只要我们不断努力就可能获得。有了学问和名望之后，还能做到“宠辱不惊”，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围城》的作者钱钟书先生做到了这一点。
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最出风头的毫无疑问是中国作家兼学者钱钟书——他的机智、幽默、博学，一时之间，征服了在场所有听众。如他在茶话会上提到一位美国诗人，他就用优美的英文背诵一段那位诗人的诗作。如果提起另一位德国诗人，他就用标准德文背诵了他的一篇作品。倘若再提及一位拉丁诗人，他也能用流利的拉丁文来背诵一段。他提到的这些诗人不见得是什么大诗人，他所提及的诗作也不见得是他们的重要作品，但钱钟书却能出口成章，流利地背出，真是把在场的美国人惊呆了。
这些惊呆的外国人还不知道钱氏有一部真正能把他们惊呆的书——《管锥编》。这些来自美、法、意、日和东欧的汉学家们，都只知道钱钟书轰动一时的小说《围城》。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曾开价16万美金，竭诚邀请钱钟书前往该校讲学半年，交通、住宿、餐饮费另行提供，可以带夫人一起过去。这样的价码，到今天也是令歌星大腕们咋舌的，可出人意料的是，钱钟书拒绝了，他给校方特使的理由坦诚直白：“你们研究生的论文我都看过了，就这种水平，我给他们讲课，他们听得懂吗？”
英国一家老牌出版社，也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了钱钟书有一部写满了批语的英文大辞典，他们专门派两个人远渡重洋，叩开钱府的门，出以重金，请求卖给他们。钱钟书说：“不卖。”与钱钟书签署了《围城》版权协约的美国好莱坞片商，多次盛邀钱钟书夫妇随时做客观光、随便吃住，或监督影片制作，他都摇头婉拒。
点石成金：
人生就像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要想在“落”的时候保持镇定自若、波澜不惊；在“起”的时候不至于头脑发热、骄傲自大，就须要学习钱钟书的这种“宠辱不惊”的精神。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自己，埋下头、沉下心做自己该做的事——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
此时无声胜有声
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梅校长为人特别注重实干，当时人们称他为“寡言君子”。他在谈话和演讲时，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评论总是小心谨慎、有所保留的，很少用肯定的词句。在他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曾有学生概括了他的口头语，凑成了一首打油诗：“大概或许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想怕仿佛不见得。”
他出任校长的时候，是20世纪30年代，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潮起荡，尤其以清华、北大最为突出。一次，国民党政府要在清华大学逮捕共产党嫌疑犯，梅贻琦立即召集冯芝生、金岳霖、叶企孙、顾一樵等所属院校的院长们共商对策。
几位院长纷纷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梅校长却只听不讲。一位教授沉不住气了，便问道：
“梅先生，您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梅贻琦则说：“我正在想。”
心直口快的金岳霖也忍不住地说：“梅先生，您能不能一方面想，一方面发出想的声音来呢？”
对此，梅贻琦报以幽默一笑：“要是能够发出声音来，我或许就想得更慢了。”
在一阵大笑声中，梅校长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设计出一套极为妥当的对策，使国民党的搜捕一无所获。
点石成金：
有的时候，沉默比语言更有分量。沉默一方面给人留出了更多的时间静观其变和思考，另一方面又能避免“言多必失”，祸从口出。梅校长正是充分运用了沉默的力量，才化解了一场又一场的危机，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所以，不要以为语言总是有用的，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我们不妨学学梅校长，做个“寡言君子”。
非淡泊不能明志
对于现代青年来说，钱钟书无疑是一个谜，一个具有神秘气息而富于魅力的人物。
钱钟书的照相机式的记忆力，贯通中西古今的博学，滔滔不绝的口才，浓郁的机趣与睿智，淡泊宁静毁誉不惊的人格，使得他极富传奇色彩，风靡海内外。
有外国记者如是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他看做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一些人不远万里，从港台、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来“朝圣”，然而，他却常常闭门谢客，避之唯恐不及。曾有一次，一位英国女士来到中国，给钱钟书打电话，想拜见他，钱钟书在电话中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他越是避客，便越是有人想见他。于是，他不是客客气气地辞谢，就是以身体不好为理由推托，甚至毫不客气地拒绝。记者们偶尔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直闯上门，他便立在门口，小谈片刻，时刻做出“送客”的姿态；或放进客人，又缄口不言，绝不谈自己，更不透露自己的生活、创作情况，常常弄得记者们狼狈不堪，空手而返，很难有什么收获。
点石成金：
钱钟书面对外国读者的推崇和记者的追捧，仍然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仿佛所有的成就和名利都不曾有过，仿佛他只是世上的一位极普通的学者，其为人已经达到了诸葛武侯所说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境界。做人确应如此，只有这样，才能在名利面前保持真实的自我，享受人生中真正的祥和与欢乐。
走路上任的校长
吴有训在任教清华大学之前曾在当时的南京中央大学任校长。上任的第一天，他一举打破了当时国民政府委任的大学校长坐小轿车到校上任的惯例，一时传为美谈。
中央大学校本部，距离当时位于成贤街的国民党教育部，步行也就是10分钟。一天，吴有训在学校上完两节物理课，9点50分，掸一掸蓝布长衫上的粉笔灰，便如约来到成贤街，去会电话约见的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走到大门口，传达拦住他，“你找谁？”说找朱家骅部长。传达表示要通报。吴有训说：“不必，已经约好了。”传达就是不肯，准备上前去阻止。正好赶上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在窗口望见，赶紧跑到门口，对传达说：“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博士，还不请进？”传达嘟噜着：“别的大学校长西装革履，这位校长蓝布大褂；别的大学校长坐小轿车来，这位校长走路来。不知，不知，有罪，有罪。”杭立武说：“中央大学离此地近，吴校长是位教授、知名学者，下次切不可如此！”传达一边走一边还嘴里念念有词：“这是个穿蓝布大褂走路来的大学校长，头一次见，头一次见！”
点石成金：
吴校长不讲世俗的排场，走路上任，这种放下“架子”的行为非但没有降低他的身份，反而让他的形象更加高大，这就是“平常心”中蕴藏的智慧。不管你是处在集体中的高位，还是团队中的核心，你都应该在内心里把自己看成其中极普通的一员，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赢得他人的爱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灵魂人物。
不妨幽上一默
有一次，纽约某林氏宗亲会邀请清华大学教授林语堂前去演讲，希望借此宣扬林氏祖先的光荣事迹。谁都知道这种演讲是进退两难的事情，如果不说些夸赞祖先的话，同宗会失望，若是吹嘘过分，又有失学者风范。
当时，林语堂不慌不忙地上台说：“我们姓林的始祖，据说是有商朝的比干丞相，这在《封神榜》里提到过。英勇的有《水浒传》里的林冲，旅行家有《镜花缘》里的林之洋，才女有《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另外还有美国大总统林肯，独自驾飞机飞越大西洋的林白，可说人才辈出。”
林语堂这段简短精彩的演讲，令台下的宗亲欢呼雀跃，不禁连连鼓掌叫好。
细细体会他的话，不难发现林语堂所谈的都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或是与林氏毫无关系的美国人——他并没有对本族进行虚无的吹捧。
与林语堂一样，潘光旦也是一个和蔼可亲而不乏幽默的人，他在学生面前总是表现得十分民主和耐心，不急不躁、不温不火。在一次社会系的迎新会上，话题居然转到了他的牙齿上了：有一节目是让大家提出一项世界上最丑的事物，一个新同学竟然说，世界上最丑的事物是潘先生的牙齿（潘光旦吸烟斗多年，满口牙齿已黄得发黑）。一时哄堂大笑。笑声持续很久而不能平静。最后潘光生笑嘻嘻地表态说：“我的牙齿确实不好看，但是否是世界上最丑的事物，还有待商榷。”紧接着又是一阵满足的笑声。
西南联大时期，教授的生活都陷入困境，但就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中文系的教授闻一多也没有忘记幽上一默：
因为战争时期物质匮乏、物价飞涨，教师微薄的薪水使他难以养家糊口，在梅贻琦、朱自清、沈从文、浦江清等教授登报推荐下，闻一多开始为别人刻印。刻印的收入占了他家生活来源的1/3还多。所以，闻一多时常风趣地对朋友说：“我是一个手工业劳动者。”
点石成金：
幽默既是一种巧妙的智慧，又是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在生活中，如果能够正确发挥它的作用，便可利人利己。所以，我们不妨学习大师们的幽默本领：在两难困境中，用幽默寻求解决之道；在尴尬的情景中，以幽默自嘲；在与他人的交往中，用幽默为朋友带来快乐。
小桥师傅
“小桥师傅”张保发，从淮滨县新里镇张塘坡村七组走出来的一名普通进城务工人员。虽然只是清华园里的一名修车匠，但张保发却赢得了清华师生的敬重。
张保发以其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只要具有优秀的个人品质，即使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打工者，也一样能活得很精彩。“手艺精，态度好，收费低，人品正”——这就是清华学子们信赖“小桥师傅”的原因。
1995年，“小桥师傅”张保发离开老家后来到清华大学。在开了3年小卖部之后，他接手了一个几易其主的修车铺。每天早晨，当学生们骑着自行车去上课，“小桥师傅”已经开始了一天的活计。夜里，学生们下晚自习，“小桥师傅”手头的活儿可能还没有忙完。
几度春秋，张保发以其个人品质赢得了清华学子的青睐，也收获了真诚和爱心。在水木清华BBS评比中，“小桥师傅”名列“修车师傅第一名”。“我在网上看到同学们对你的工作是非常赞赏的，只要工作做得好，大家都看得见。”陈希热情地说，“清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也包括修车的、蒸馒头的人才，清华有很多师傅都有绝活。”清华大学师生对“小桥师傅”的希冀，延续着张保发对修车工作的激动和热情。
“小桥师傅”的修车原则是，能修好的都尽力去修，实在不能修的再换零件。这里的修理费和配件费都很便宜，很少有学生费力去讲价，因为他们所听到的报价往往已是最低的价格。“同学您好，车怎么了？”“小桥师傅”每天都用这句话迎接到这里修车的每一位学生。“一天下来能修好多车，特有成就感。”“小桥师傅”说。
修车棚里贴着北京市海淀区统一的修车价目表，但“小桥师傅”自己有一套更低的收费标准。别处调钢圈收25元，他却只收10多元。许多修车师傅都不愿补胎，觉得换胎省事又赚钱。可“小桥师傅”却认定补胎是修车的本分：“在我手里补过几个补丁的车胎要是破了，还接着补，能用就没必要浪费。”有时候，在别处花了大价钱也没修好的车，“小桥师傅”就能给弄好，收费却是别处要价的零头。小桥师傅为人如此厚道，自然得到了大家的信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