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一年（1672年）十二月，太皇太后根据太宗时“甚重骑射”的传统经验，告诫康熙说：“方今天下太平，四方宁谧，然安不可忘危，闲暇时仍宜训练武备。”康熙遵照祖母懿旨，居安思危，把军队建设放在了朝廷的重要议事日程。在“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的思想指导下，大力发展和整顿全国的军队。
八旗兵是清政府的命根子和军队的基本成分。发展建设军事力量自然是以八旗兵为主。八旗是军事、政治、经济合一的组织。八旗制度的特点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凡隶于八旗者皆可以为兵。实际上，清代兵有常数，饷有定额，随着满族人口的不断增加，并非所有满族人都能披甲为兵，而且到后来披甲的人数在满族人口中的比例也越来越小。清太祖、太宗时期，八旗组织有较快的发展。入关前满洲八旗共三百零九个佐领，又半分佐领十八个；蒙古佐领一百一十七个，又半分佐领五个；汉军佐领一百五十七个，又半分佐领五个。八旗满、蒙、汉佐领共五百八十三个，又半分佐领二十八个。满清统治206全国之初，由于统一全国的战争需要，以及平定各地的反清斗争，满洲八旗军队发展迅速。康熙时满洲佐领就已达到六百六十九个。
八旗初建时兵民合一，全民皆兵，凡满洲成员皆隶属于满洲八旗之下。旗的组织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入关前，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荷戈从征，军械粮草自备。入关以后，为了巩固满族贵族的统治，加强对全国各族人民的控制，同时为了解除八旗官兵的后顾之忧，更好地为清王朝效命，于是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和兵饷制度，与绿营共同构成清朝统治全国的强有力的军事工具，八旗兵从而成了职业兵。八旗兵无论满洲、蒙古或汉军，均以营为单位，由都统及副都统率领，称作骁骑营，用于驻防或征战。并有炮营、枪营、护炮藤牌营，附属于汉军骁骑营。
清太祖努尔哈赤所创立的八旗制度，经过康熙的整饬、训练，继续为巩固国家统一、抗击外敌入侵而发挥巨大作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抗击沙俄、征讨噶尔丹、进兵安藏等一系列重大的军事行动，均有八旗兵参加，并在其中发挥核心、骨干作用。此外，八旗作为组织最为严密的社会集团，奉皇帝委派，在赡养蒙古、赈济山东、捕灭蝗虫、整修道路等各项活动中，也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顺治初年，浦廷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将收编的明军及其它汉兵，参照明军旧制，以营为基本单位进行组建，以绿旗为标志，称为绿营，又称绿旗兵。康熙朝，属于地方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及漕运总督、河道总督等统率的绿营兵，据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统计是五十八万人。这是平定“三藩”胜利，经过裁撤之后的数目。在清代前期，尤其是在康熙初年平定三藩之乱及在历次战争中，绿营都曾起到重要作用。绿营主要是步兵，分为战兵和守兵两种，此外尚有马兵（骑兵）和水师。其营制分标、协、营、汛四种，总督、巡抚、提督、总兵所属称标，副将所属称协，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所属称营，千总、把总、外委所属称汛。标、协管辖一至五营不等，营以下分若干汛。每营的人数少则二三百人，多则六七百人。按道里远近，计水陆冲缓，分汛布防。其建制分京师、行省、边区三个方面。京师设巡捕五营，统于步军统领。在内地各直省，均有绿营兵驻守，但经制及兵额不一，其中闽广最多，安徽最少。绿营的军职，以总督为最高，节制总兵以下各级军官。而各省区绿营，自巡抚、提督、总兵各标以下，统归所在总督节制。巡抚原则上不节制提镇。但在不设总督的省份及巡抚兼任提督的省份均可节制镇协。
地方绿营的基本任务是“慎巡守，备征调”，此外还担负差役、西北用兵、东南海防和边防、屯戍、河工、漕运、守陵等任务。绿营的这一套严密的组织系统，发挥了臂指相使的镇压功能，成为清王朝维护其统治的主要支柱和武装力量。
在平定三藩的战争中，绿营兵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地位也随之有所提高，队伍扩大，估计最多时达到七十万人上下。而且水师较强大，能独立承担统一台湾重任。但总的说来，康熙和满洲贵族们对绿营兵存有戒心，认为吃苦精神差，作战不得力，“任伊众多，朕心亦难倚恃”，而且容易“生乱”，所以加意防范，采取了许多相应的措施。第一是以文制武，地方绿营的各级统兵官均归地方最高文官统辖或节制。第二是确立了一套互相分权，相互牵制的体制。如总督有权节制巡抚、提督、总兵，而提督和部分巡抚乜可节制总兵以下各级武官。这样就分散和限制了总督的指挥权。又如总督、巡抚、提督都有调遣兵马的权力，但是，除了统辖为数不多的本标官兵外，都不直接统辖其它镇协营兵。重兵是由总兵管带，而总兵虽有管带兵马的职任，却无调遣兵马的权力。这都是为了防止兵权过于集中。第三是实行兵皆土著，将则调补，兵籍和兵饷的发放统归兵部的制度。于是将不得私兵，兵不为将有，权力悉归中央。
康熙说：“兵在训练之善不善”，指示将领“亲率兵丁，不时操练，务期队伍整肃，纪律严明”。凡发生战时步调不一，临阵而退，遇难不能协力救助等，康熙指出：“皆由该管官平日不严加训练，故至失事。”108康熙十二年(1673年)正月，康熙率诸王、大臣及元旦来朝的蒙古王、贝勒等，去南苑行围，并举行亲政以来的首次大阅盛典。
大阅，早在春秋时代已经出现，如（佐恸桓公六年记载：“秋八月壬午，大阅”；“大阅，简车马也。”清代大阅始于入关前的皇太极时期。清初，大阅一般每三年举行一次，地点在南苑、芦沟桥、玉泉山等地，以检阅八旗兵的战斗能力，有示范和动员的意义。清太祖时，经常出兵行围，尚未举行阅兵典礼。清太宗皇太极于天聪六年(1632年)在北演武场，检阅刚组成不久的汉军，试放新制的红衣大炮，是为清代首次大阅典礼。见效果甚佳，在以后的大阅典礼中，才有满洲护军及步兵参加。清世祖福临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在南苑举行大阅，并定规制，三年一行，永著为令，“阅毕传令大臣并侍卫于御前较射、赐燕（宴）”。
康熙十二年的这次大阅基本按顺治帝所定的规制进行，但规模远较以前为大。被检阅者，有上三旗内大臣、都统、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各领队伍；还有下五旗诸王、贝勒等，各领本旗护军、前锋及四品以上武官。他们先于晾鹰台前两旁排列，大阅开始后，各率队伍行至台前广场东边排列，“闻鸟枪齐发，皆鸣号发喊，自东边结阵驰至西边，照两翼摊列”。康熙亲擐甲登晾鹰台，御黄幄，在三品以上满汉大臣、翰林科道等官及蒙古王、贝勒、台吉等人陪同下检阅毕，召兵部尚书明珠，称赞：“此阵列甚善，其永著为令。”然后命树候台下，亲射五发，中三矢。又令内大臣国舅佟国维及其他内大臣、侍卫等射毕，康熙再次上马张弓，一发即中。外藩王、贝勒等见皇帝“骑射熟娴，军容整肃，皆相视骇异。”较射毕，康熙卸甲，服圆补黄袍，赐内外诸王、贝勒及文武百官宴。起居注官评论说：这次大阅体现了皇帝“制治保邦，安不忘危之至意”。
康熙在平定“三藩”的过程中，对武备更加重视。按“三年一行”的规制，本应康熙十五年举行大阅。因前方战局极为紧张，所以拖延至康熙十六年举行，后于康熙十九年又举行一次。这两次大阅，由于诸王及绝大部分八旗将士都已开赴前线，所以仅有内务府佐领下官兵参加，但阅视及操演都十分认真。不仅皇帝擐甲，陪阅的内大臣、侍卫、大学士、学士、记注官等诸臣，“俱穿甲”。康熙先“周视众军”，然后御晾鹰台黄幄。操演官兵分三队相继前进，东西往来数次，“呐喊驰骤，枪炮齐发”，然后归队。阅后较射，皇帝亲率内大臣、侍卫，“马步射，各四次”。并“命大学士、学士、记注官及各官兵，以次射”，然后列坐赐宴。令文官也亲操弓矢，重视武备。
经过平叛战争的锻炼和考验，康熙继承了祖先行围习武的经验，在口外设立围场，令八旗官兵轮流参加围猎，以达到强兵练武的目的。
康熙十六年(1677)九月和二十年(1681)四月，在平叛战争出现转机之际，他先后两次出塞，各用半月左右时间，在内蒙古王公的大力支持下，最后决定在原属喀喇沁旗和翁牛特旗的牧场内，划出南北二百余里、东西三百余里、周一千三百余里的土地，作为内蒙古王公敬献给皇帝的土地，用以设置木兰围场。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冬，令议政王大臣等议奏官兵轮番行猎及有关纪律问题。十二月初一降旨，因兵数太多，驻地水草必致艰难，因此决定每年派兵一万两千名，分为三班，每次行猎拨兵四千，于囚、十、十二月，分三批前往。部院官员不谙骑射者，参考以前有派往出征之例，一并参加行猎，以“娴习骑射”。
行围是严格的军事训练，每期二十天左右。每天黎明前出营，列队形成一个大包围圈。皇帝、皇太子首先射猎。围猎圈缩小时，皇帝驻马观围，满蒙王公和诸部落射生手则大显身手。一日行围结束，根据猎获情况，论功行赏，然后点起篝火，举行野餐。行围期满，举行盛大的庆功和告别宴会。康熙对此全过程，如行军、出哨、布围、合围、射猎、罢围、驻跸、安营等程序，都有严格的规定，有违犯者，绳之军法。队形不整齐、追杀不勇敢也要严加惩处。而对临危不惧勇敢善战者则大加奖励。木兰秋口极劳苦，往来沙塞，不避风尘，饮食不能按时，活动更是紧张。康熙置身其中“搏犀兕以作气，冒风雪以习劳”，整天都在马上度过。并令贵族子弟担任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目的就是为了保持满族传统的骁勇善战本色，抵拒怠惰颓靡娇奢恶习；安不忘危，常备不懈。
“兵无常强，亦无常弱，而其机则在能惧与否而已。”康熙读《战国策》，见赵国“残而难攻”，韩、魏、楚“完而易取”，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强调国君必须有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康熙二十九年(1690)八月的乌兰布通之战，虽将进犯之噶尔丹击败，但并未达到全歼之预定目标，使之逃遁，为将来留下隐患。康熙通过这次战役，认真总结敌我双方在战略战术和军事素质上的差距，以求知己知彼。
他说：“朕向闻蒙古临阵，初虽骁勇，一败北，即奔窜，首尾不顾，惴怯殊甚。”然而漠西厄鲁特蒙古则不然，战败并未首尾不顾、胡乱奔窜，而是“旋奔高山顶，遁于险恶处”，有计划地转移到新的阵地。
这一新的认识，扭转了原来认为噶尔丹不堪一击的轻敌思想。同时，通过这次战役也暴露了清军的弱点，不仅“排列太密”，被伤者多，而且“进退之际，海螺未鸣”，指挥不力。有鉴于此，康熙决定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调整补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五月始设的各旗火器营，“以公侯大臣为总统，专理营务，训练官军”；恢复每年春秋二季的校猎，“令八旗官兵，集于宽敞平原之地，排列阵势，鸣锣进退，以熟操练”。并且，从康熙三十年大阅于多伦诺尔之后，至三十四年，历年均有大阅。三十二年(1693年)十二月，他于玉泉山阅兵之后，见军队训练颇有成效，特予嘉奖，并回顾往事说：“前厄鲁特噶尔丹之役，官兵不能悉体朕意，即行剿灭，致失机会，罔奏肤功朕心为之不怿。故比年以来，简阅官兵，岁凡两举，朕躬临指示训诲。”数年之后，他仍不忘前事，说：“六年以来，乌兰布通之役，时廑朕怀。因是训练军旅，咨访形势。”康熙在僦兵》文中，总结说：“顷者，灭噶尔丹之道有三：
国家当隆盛之际，宇内熙恬，外藩倾服，独一噶尔丹妄逞凶顽，岂非自取覆亡？是我之得天时也。朔幕地虽辽阔，川原险要，可以何地进兵、何地犄角，了然指掌，是我之得地利也。师行雷动之顷，甲仗颁自禁中，粮饷出之公府，未尝轻劳民力，而禁旅养之有素，踊跃思奋，是我之得人和也。以知己知彼，而上合天时，中获地利，下遂人和，又焉往而不克哉！”这里总结的天时、地利、人和，三条中的一、三两条，实际都是讲的人心；其第一条天时，国家隆盛，宇内熙恬，外藩豢古已往倾服，说明已得到全国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噶尔丹是“独一”“妄逞凶顽”者，征讨噶尔丹属正义之战，“上得天心，出师有名”，人民拥护，所以无往而不胜。
康熙还很重视器械的坚利和整齐，在平定三藩及亲征噶尔丹时，都曾派人研制便于携带、杀伤力更大的火炮。并改进旧式战箭，使箭之长短轻重，与弓力相称。不过，他并不因此而忽略人心向背，而认为：“治天下之道，在政事之得失”，不在火器。吴三桂火器之多无所及者，但“因其所行悖逆，即致灭亡。观此，则火器之不足恃可知矣。”康熙在位六十余年，未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说明在不同程度上争得了民心，缓和了矛盾。他概括说：“以力为卫者，一夫之雄也；以险为卫者，一国之守也；以德为卫者，天下之所以善建而不拔2/2也。”康熙对人心向背一直都很重视，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在战争问题上的体现。首先是朝廷与军民的关系，即朝廷必须体恤军民，得到军民支持，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左传》鲁哀公元年（前494年），记载楚国大夫子西，论吴王夫差将败，主要根据就是夫差不体恤其民，国内矛盾尖锐。子西将夫差与其父阖庐（亦作阖闾）对比，说过去吴国之所以强大，能打败楚国，是由于阖庐体恤民艰，他本人吃的用的都很简单，“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无楼亭台榭，舟车无豪华装饰；国家发生天灾，“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行军时，必士卒普遍吃上熟食，自己才敢吃。由于能“勤恤其民”，而与之同甘共苦，“是以民不罢劳”，勇敢战斗，所以能打胜仗。“今闻夫差，次（住处）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康熙读后，深表赞成，在笔记中写道：“国之强弱，视其君之志气。志气振举，则国势日强；志气颓靡，则国势日削。自古未有不勤恤其民，而可以战胜攻取者也。观阖庐、夫差之胜败，益可见矣。”康熙平时节省宫廷开支，察吏安民，改革赋税制度，灾荒乏年蠲免钱粮、平粜赈饥，时刻关心百姓疾苦，以及进行战争为民除暴等，均体现了他的爱民之心。他不仅勤恤其民，也勤恤其兵。
康熙认为兵民一样，需要爱惜，“兵虽良，如不善抚绥而困苦之，则兵虽良，无用也”。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月，当他得知各级军官有敛取兵丁以为定规，馈送兵部之事，立即谕令大学士等严行禁止：“今当军政之年，闻敛取兵丁以为定规，馈送兵部。此等情事，朕不传旨指明，然亟应禁绝。又闻每年奏销兵马册，亦称定规，敛取兵丁，馈送该部。此皆勒索于军民者也。其弊亦宜永行禁止。可传谕兵部。”这主要是指由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及汉族将领统率的绿营兵。对八旗兵丁及旗人生计问题的关怀照顾，更是无微不至。
清朝定都北京以后，绝大部分八旗兵丁屯驻在北京附近，戍卫京师的八旗则按其方位驻守，称驻京八旗，俗称京旗。另抽出一部分旗兵派驻全国各重要城市和军事要地，称驻防八旗。驻京八旗负责皇宫和京师的安全，实即禁军。清朝的禁卫军制大类有二，即郎卫和兵卫。郎卫是指御前近卫，专门负责皇帝及后妃等的警卫与服务，其内部又根据具体任务的不同，设置侍卫处、銮仪卫、善扑营等不同的机构。侍卫处初选上三旗子弟中才武出众者分班入值，掌上三旗侍卫亲军之政令，供宿卫扈从之需。銮仪卫亦系侍从武职，掌管帝、后车驾仪仗等机构。宣统元年（1909年）避溥仪名讳，改为銮舆卫。善扑营，顺治初年曾设善射鹄、善强弓、善扑等侍卫，各有专管，统在三旗额内。
清军入关之后，满族人口大量涌入北京及其附近地区，平时除任职的官兵领取俸饷之外，其他未“当差”的并无经济收入。但为保证兵源，又不许广大余丁从事其他生产活动，即“除月饷外，别无生理”；且生齿曰繁，风气日奢，以致八旗内部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更加严重。有些旗下官员以权谋私，将应该分给兵丁的房屋土地“隐占不给，或私赁取租”。少数“大臣”、“富家”经常兼并兵丁的房屋、土地。正如康熙帝所说，他们在京师内城之地“每造房舍，辄兼数十贫人之产”；“贫乏兵丁僦屋以居，节省所食钱粮，以偿房租，度日必至艰难。”许多士兵陷入高利贷的罗网，逐渐沦为赤贫，“用月饷的一半以上支付借款的利息”。以致成年不得娶妻，死后无地安葬。
至于八旗奴仆，除极少数得主人宠爱、助纣为虐者外，绝大多数处境更惨。他们即使有幸担任某种差使，所得钱粮也要大部交给主人。因此八旗内部的阶级矛盾渐趋尖锐，顺治年间及康熙初年京师社会秩序紊乱，盗窃、抢劫之事时有发生，与此不无关系。为了安置八旗官兵和闲散人口的生活，从顺治元年底至康熙四年，清政府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官兵三次共分得旗地二百三十三万五千四百七十七垧零九亩。八旗兵丁的份地为五垧（一垧约2(4六亩），兵丁份地大多数靠本人带同家属从事耕种，后迫于生计被典押出去。
康熙亲政后，为了维护八旗社会的正常运转，亲政之后即采取一些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措施。其主要措施有：
第一，归并余丁，增编佐领，使闲散得以披甲当差。康熙帝于六年(1667年)七月亲政之后，增编佐领速度即较前加快。至康熙十二年十二月(1674年初)，又集中增编一批。他见“满洲贫而负债者甚多”，便在乾清门召见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副都统、六部尚书，指出：“满洲乃国家根本，宜加爱惜。”解决办法除“禁止嬉游，劝善惩恶”之外，便是停止满洲富户的奴仆披甲，“将闲散满洲令其披甲。则满洲人丁各得食粮，庶可少资生理。”经议准，满洲、蒙古佐领各留一百三十到一百四十人，“其余丁另合为佐领”。康熙朝共新编满洲佐领三百五十六，另新编蒙古、汉军佐领一百三十一。此举不仅解决了八旗生计，也为平叛战争做好了重要准备。
第二，提高满洲甲兵月饷。康熙认为，满洲甲兵“牧养马匹，整办器械，费用繁多。除月饷外，别无生理，不足养赡妻子家口”。于是在康熙九年(1670年)三月议加月饷，“甲兵每人月增银一两，岁增米二斛”，使前锋、护军、领催月饷达四两，甲兵二两。纵后八旗兵饷，大体保持这一水平。至康熙三十年（1691年）二月，又考虑“口外驻牧八旗察哈尔兵丁，出征、随围，凡有差使，一同效力，向并未给钱粮，亦属可悯”。因而决定临时给予饷银：护军校、骁骑校、护军、拨什库，月给钱粮各二两，甲兵及执事人，并太仆寺牧厂人役，月给钱粮各一两，俟其赡足时停支。
第三，解决亡故军士葬地及贫困兵丁妻室、住房等问题。康熙于十七年（1678年）闰三月巡视京畿，见八旗亡故军士，葬地窄狭，坟墓累累，亦有竟无茔地者”。令妥议解决办法。经大学士等议准：
“满洲、蒙古及包衣，每佐领给地十五亩；汉军另户兵少，每佐领给地七亩半。清查内务府及王以下大臣等，园地溢额者拨给。”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十五，议政王大臣等奉皇帝之命，议资生之策：旗下兵丁贫无妻室者，官给资婚娶；无房屋者，令八旗王以下、官员人等以上，有房屋四十间者，分拨一间给于居住；无田土者，以户部所存未分拨田土拨给。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l五月，康熙经过调查，得知八旗无房舍者七千余人。于是决定于城外按各旗方位，每旗各造两千间公房，无屋兵丁，每名给以两间，勿得擅鬻，“兵丁亡退者，则收入官”。
康熙曾说：“八旗官兵将所给之米，未及抵家，止贪得一时小利，辄行变卖，在所得之利甚微，而银两耗去，米价又增，于是众皆怨悔无及。”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康熙皇帝曾从国库拿出银两五百四十一万余两，平均旗人每户获赏银数百两，但仍无济于事。很快旗人又将其挥霍的荡然无存。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又发库银六百五十五万余两，也同先前一样，立时费尽。康熙时，曾策划把在京无职无产的旗人，投往沿边驻防，并分给牛、种子、田地，但愿迁者寥寥无几，只好作罢。
此外，在灾荒赈济、出征补助、代还旧债、伤残养老等各个方面，也都采取了一些措施，予以关照。康熙关心八旗广大军官和士兵，抑制诸王势力，使八旗内部的矛盾得以缓和。
康熙对身边的近侍官车、护卫人等也十分体贴、关怀。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六月，出古北口避暑，扈从诸臣建议，可乘便经过乌兰哈达等地。那里水草肥美，兽类繁多，诚为圣地，但无柴薪。今御前所用柴薪已经预备，其余护从官军“宜各带柴薪前往”。康熙听后，大不以为然，说：“此非为朕一人，要当为众人计。朕所需用，岂至有误。惟恐官军不能携带柴薪，以致窘急。兽类虽多，众人不免愁苦，朕有何乐？即今天下偶有一方，以水旱见告，朕必遣官支发仓库，即行赈济。虽边疆海岛之遥，朕尚恻然加念，岂于近侍官军令其忍饥行走乎？尔等另择有柴薪地方来奏。在尔等有管军之责，亦应体恤群下也。”2/6伤亡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士兵。但指挥人员不可不爱惜士兵性命，草率从事。要尽可能减少乃至避免流血。康熙特别注重和提倡作战时周密部署，下令向敌军攻击，必评审可攻之处，始令前进，“必不以军士躯命为尝试”。
满族原有军队官兵同甘共苦的传统，康熙一直保持和努力发扬。
并坚守“为将之道，当身先士卒”的原则，更多关心士兵的生活。在亲征噶尔丹的行军途中，康熙“常以休息士马为念”，未驻营时，先令人详审水草，缺水处则凿井开泉，蓄积澄流，务使人马给足。见行李运输迟缓，军士人等不能及时安营，于是每日五更即起，亲自督促运送士兵行李的驮队及早启行，使行李先到营地，“于是士马大得苏息”。有一天，雨雪交作。康熙见军士未即安营，自己也不肯先入行宫，“雨服露立，俟众军士结营毕，始入行宫；营中皆炊饭，然后进膳”。恐怕粮饷不能及时运到，节约食用，规定全军每日一餐，皇帝本人及众皇子毫无例外地遵守，每日一餐。众将士都深为感动。
战争也会给人民带来不便。但康熙尽最大努力减少人民的负担，避免扰民。军队行军作战一切供给，凡涉及钱物者，一律由国库开支，不向百姓摊派。如：征讨噶尔丹，需要大量战马，主要从内蒙古四十九旗购买，少量的由浦汉大臣以下，笔帖式以上酌量捐助。令江南、浙江、山东、江西制绵甲，也是由国家财政开支。而对接近战地的内蒙古及东北部分地区，赈灾却十分抓紧。如：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春，曾派人赈济内蒙古东部巴林、翁牛特、克什克腾、阿鲁科尔沁等六旗贫乏者。康熙发觉“未曾遍察”，即仍有人“不能聊生”，乃于同年十二月，再次派内大臣明珠，坐镇该地“监视散给”。
同年盛京大旱，令从天津运米，散给穷兵。而且凡参与出征者，各给两月粮，并给来岁一年俸饷，以至官兵闻讯雀跃，均愿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