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炎帝有着众多的发明创造，除了耒耜、贸易、医药、陶器之外，音乐文化也是他一项重要的发明创造。炎帝在中国原始音乐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中国原始音乐文化的重要奠基者和开拓者。
在古籍中，有关炎帝神农氏发明创造音乐文化的记载有多处。《淮南子·泰族训》：“神农之初作琴”；《新论·琴道》：“琴，神农造也”，又说神农“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为琴七弦”；《拾遗记·炎帝神农》：“炎帝……奏九天之和乐，百兽率舞，八音克谐，木石润泽”；《宋书·乐一》引《世本》云：琴，“神农所造”，又引马融《笛赋》云：瑟，“神农所造”；《隋书·音乐·下》：“神农制为五弦”。炎帝神农氏时不仅发明了琴瑟等乐器，而且已有了乐曲。《通典·乐》：“神农乐名《扶持》，亦日《下谋》”，并命“刑天作扶梨之乐，制丰年之咏”。此外，在《通鉴外纪》、《皇王大纪》、《通志》等书中亦有相同的记载。
若把文献记载中的传说与考古学资料加以印证，我们不难看出，炎帝神农氏发明原始音乐文化的传说是有其历史依据的。
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音乐文物遗存的史前遗址已近百处，出土的乐器和相关文物也不下500件。尽管在这数百件文物中，可能因木制器易朽的原因，至今还未发现有传说炎帝神农氏发明的琴、瑟，但在大量出土的乐器文物中，其它乐器如笛、哨、埙、号等吹奏器，鼓、磬、钟等打击器，以及铃、球等摇响器不仅数量多，而且门类也较齐全。
据目前的研究者认为，黄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距今七八千年至5000年）属于炎黄时代所创造的文化。其前为前炎黄文化，其后为后炎黄文化。仰韶文化的中、晚期与炎帝关系密切，晚期与黄帝关系密切。从出土乐器文物的遗址看，则大多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址及其前仰韶文化遗址。笛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吹奏乐器，有骨、陶两种质料。骨笛的发现地点有河南的舞阳贾湖和汝州中山寨裴李岗文化遗址。骨笛在贾湖至今已出23支，研究者根据形制和地层，将其分为早、中、晚三期，并对其中分属于三期的五支骨笛进行了测音。早期骨笛开有五孔、六孔，能吹奏出四声音阶和完备的五声音阶；中期骨笛开有七孔，能奏出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晚期骨笛开有七孔和八孔，能吹奏出完备的七声音阶以及七声音阶以外的变化音。这三期骨笛不同音阶的存在表明，早在距今9000年前，贾湖人已经具备将音列中音与音的关系进行有规律的选择和排列，并用不同的音程关系构成各种音阶的知识。在汝州中山寨遗址中出土一支九孔骨笛。从笛身穿有两排相错的小孔看，有研究者认为它不是演奏的乐器，而属于定音一类的乐器。在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大汶口文化墓地，出土一支呈酒杯状的陶笛，可吹奏出四个不同音质的乐音，音响与竹笛音质相似。另外，哨、埙、号等乐器，分别在河南长葛石固遗址（裴李岗文化）和甘肃永靖大河庄遗址（齐家文化）以及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太原义井、万泉荆村、玉门火烧沟、陕西华县井家堡等仰韶文化遗址出土。在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也有出土。在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存中还发现了石哨，其形制亦呈管状，中有一孔，功能与骨哨类似。
原始打击乐器有鼓、磐、钟，其中以鼓产生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大、品种最齐。从目前发现的材料看，有木、陶两种质料。木鼓系用截断的树干凿制而成，鼓身上细下粗，中空，两端蒙皮，出土时鼓皮已朽。根据鼓腔内常见散落的数枚或数十枚鳄鱼骨板判断，鼓皮是用鳄鱼皮做成。与木鼓相比，陶鼓的数量不仅多，而且分布范围更广。因它出土时所蒙的皮面已朽，而被认为是一般的陶器。其实所称之为“异形陶器”、“喇叭形器”、“漏器”等陶器标本，很大一部分应该视为陶鼓。陶鼓依据形制和出土地层，可以为桶形、喇叭形、直口或侈口形、筒状形等。它们大都集中出土于距今5500-4000年之间的黄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遗存中。磬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才出现。由于磬的材质为天然石材打制而成，故称石磬。在山西境内发现石磬的遗址有五台阳向、襄汾陶寺、襄汾大崮堆山和闻喜南宋。皆属于龙山文化。此外，在河南禹州阎訾龙山文化遗址、青海乐都柳湾齐家文化遗址也各发现了石磬。钟属“体鸣乐器”，目前发现的不多，主要在陕西长安斗门镇龙山文化遗址、河南陕县庙底沟文化遗址及湖北天门石家河三房湾遗址有发现，大概在距今4000年左右。
摇响乐器是史前时期出土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的一类乐器。按照形制和性质，可分为空心陶球、陶铃和龟铃又称龟响器等三类。空心陶球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薛家岗文化的地层和墓葬中均有大量发现。此外，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齐家与上宅文化、马家浜文化的遗存中也有少量的发现。陶铃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上游地区。龟铃最早发现于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贾湖墓地，在稍后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墓葬中也有大量发现。
原始音乐文化是声乐和舞蹈相与为一、浑然一体的，即有歌必有舞，有舞必有歌。原始音乐文化不仅可从出土的乐器实物得到说明，还可从陶画、地画和岩画的图像资料得到反映。例如，体现音乐舞蹈场景的地画，发现于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该画留存在房址的白灰居住面上，保存相当清晰。现存画面有舞者两人，舞姿相同，皆左臂举顶，右手叉腰，双腿交叉，足跟着地。岩画是一种表现在岩石上的画像。现已确认为史前时期舞蹈岩画的有阴山岩画、内蒙古乌兰察布岩画、贺兰山岩画、新疆阿勒泰岩画、兴地岩画、甘肃黑山岩画等多处。这些用物化形式表现出来的原始乐舞艺术，为我们认识、研究炎帝神农时代原始先民的音乐文化提供了极为可靠的材料。
据有关学者研究，中国史前音乐发展阶段可分为萌芽期、形成期、成长期、繁荣期和更新期五个阶段。“萌芽期”为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在距今15万年到四五万年之间；“形成期”大约在距今四五万年到距今1万1千年之间，也就是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成长期”的年代在距今1万1千年前到7500年前之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繁荣期”是在距今7500年至5000年之间，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鼎盛时代；“更新期”约在距今5000年到3800年之间，这一时期是父系氏族的繁荣阶段。如果以上分期不错的话，炎帝神农时代正处于原始音乐文化发展的繁荣期。在这一时期里，原始人类开始了从“掠夺性经济”向“生产性经济”的转变，农业、畜牧业、制陶业都有了较大的进步，这为原始音乐的发展注进了强大的动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物质条件。尤其在繁荣期，音乐已是百花争艳，相映成辉，在空间分布范围上已经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音乐文化传统开始形成，并逐渐形成了中原、黄河下游、甘青和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五大音乐文化区。中原区主要在河南、陕西、山西三省境内，它是我国史前音乐发展水平最高，音乐文化传统形成最早的地区。这一地区正是炎帝神农氏活动的中心地区。若将传说的炎帝神农氏“奏九天之和乐”、“百兽率舞”、“作扶犁之乐，制丰年之咏”相联系，二者是基本吻合的。
诚然，中国原始音乐的发展是经过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凝结着无数原始先民的劳动和创造，不是一人之力或一族之为，关于这一点，古人也早已认识到了。唐杜佑撰的《通典·乐》云：“神农乐名《扶持》，亦日《下谋》。黄帝作《成池》。少吴作《大渊》。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大韶》。”《隋乐志》亦云：“伏羲有惘罟之咏，伊耆有龠之音，葛天八阕，神农五弦，事与功偕，其来尚矣。”尽管如此，但炎帝对中国原始音乐文化发展和繁荣所作出的贡献却是应该肯定的。
参考文献：
黄厚明、陈云海：《中国史前音乐状况初探》，《先秦·秦汉史》，200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