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卦辞阐幽］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彖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下卦“巽”为柔顺，上卦“艮”为刚健，柔下降而刚上升，上下不相交而疏远隔阂；下卑顺而上刚愎，必然会腐败，所以命名为“蛊”。又，下卦“巽”为风，上卦“艮”为山，风吹山，草木凋谢，果实散乱，即腐败之象。
蛊：蛊惑。甲：指“甲子”，甲的前面就是癸、壬、辛这三天干，后甲三日就是乙、丙、丁。为什么是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呢？这正好是七天，即辛日、壬日、癸日、甲日、乙日、丙日、丁日。这七天正好是有利的。
祸福相倚，是先人早已发现的规律。衰败中蕴涵着新生，因为衰败激起了人们的改革之心，正是才德之士有所作为的时候。当然，革除衰败的过程中也有很大的风险，因此，每一举措，都要在事先有周密的布置，并且估计到事后的可能结局。只有这样，革除衰败才能成功，太平盛世才会到来。
［爻辞解意］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干”是树干，在这里，引申为中坚的意思，“考”原意是老，在这里指亡父。蛊卦各爻，是以前人败坏的事业为前提，因此六爻都有父辈之象。
“初六”是阴爻居蛊卦之初，象征父辈的事业开始败坏，还不很严重，挽救也相对容易，“有子”，就是以儿子来挽救父辈的事业，“厉”是指整治败坏的事业十分艰难，困难重重。需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办好。“象传”所说：“意承考也”，就是继承其父所未能完成的整治工作。
这一爻是说，挽救败坏之事、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九二”是阳爻居阴位，位不正，也象征着不能正确地坚持原则。“九二”与“六五”相应，“六五”比拟于母亲，是儿子为母亲善后的意思。但是，“九二”刚强不得中，要整治母亲造成的蛊事，难免伤害母亲的自尊心，所以，不可太固执，既要进行整治，又要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不可过于刚猛。所以“象传”说：“得中道也”。是说得中位能采取中正和顺之道来整治。
这一爻是说，对母亲的蛊事，不可过于追究，要采取两全的办法，强调了坚持中正。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天大咎。
象曰：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九三”阳爻居阳位，不在中位，过于刚猛急躁，因此，在纠正父亲造成的过错上，方法不得当，于是有些后悔，但“九三”又在下卦“巽”中，又有顺从的美德，且又阳爻阳位得正，毕竟纠正父过的动机还是纯正的，没有什么大的过失。
这一爻是说，纠正过错，要讲究方法，不可操之过急。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六四爻，是说必须以宽厚优容的态度来处理父亲的事业。
“六四”爻，是柔爻当柔位，若是过于柔弱，则无法担大重任。因此必须彻底地整顿，才不会愈陷愈深，所以“象辞”上说，若是过分的宽容，就算是心有向前，亦一无所有。
这一爻说明了挽救败坏的事业，必须彻底，不可宽容。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
“六五”爻，正象征着继承老父的事业必须运用声誉。辞上的说法，是说，要有功德来承其业。
“六五”爻属阴爻柔顺，在上卦是位当至尊中位，在下方又逢阳爻“九二”互相对应，也就象征后面有刚毅的儿子为后盾，刚毅的儿子当有能力来继承父亲的事业，如此声誉必会日日兴隆。
这一爻在强调欲挽失败的事业，应用贤才。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上九爻的象征，是不愿从事王侯的事业，但却有其高尚的志气，以为自己本分之事。按象辞上的说法，所谓不想从事王侯的事业，是说他的志气，自然有可以守住原则的道理。
“上九”爻是阳爻属刚强，此爻是卦中最外面的一爻，象征着淡泊，清高。有自己的志向，自己的原则，不失己则，不事王侯。
这一爻在说明，应该像隐士一般的高尚，坚守自己不变的原则。
［蛊卦点悟］重新开创新世界
本卦阐述了整治不良现状的原则和方法。面对乱世，才德之士不可坐以待毙，而应该及时奋起，有所作为，施展其抱负。但每一行动，都应该有周密的安排，先计而后行，作好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不要过多地谴责过去，而应该致力于未来的规划。革除毒瘤既不能姑息养奸，也不能过于刚烈，应不拘一格任贤用能，也应尊重那些不愿涉足世事的高士才子，推崇他们的不世之学。只有这样，才能扶大厦于既倒，重新开创新的世界。
［蛊卦例解］破旧制改土归流
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对症下药。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良好的治理效果。
雍正帝即位初年，即以大刀阔斧的改革精神废除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土官土司制度，改为府州、县政权，由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派遣流官进行统治，历史上叫做“改土归流”。
原来，自从上古苗族离开黄河流域，迁往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地区以后，无论是红苗（衣带红）、黑苗（缠黑布）、青苗（缠青布）、白苗（缠白布）还是花苗（衣褶绣花），都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风俗习惯，跟汉族不一样，生产也比较落后。
因此，虽然秦汉以来，在上述地区已经设置了一些郡县，但却始终采用着官其酋长、随俗而治的办法。
在土官土司制度统治下，广大土民处在极端贫困的境地。土官土司世代承袭，因而，每当老的去世，新的上台时，上层集团内部为了争夺继承权，便大打出手，相互厮杀，人民遭殃。有时，部落之间因水源、地盘、婚姻、宗教等纠纷而引起大规模的仇杀，“一世结仇，九世不休”，世代冤仇不解，给人民造成重大的伤亡和损失。
更为严重的是，土官土司还经常乘朝廷不稳之机，组织发动武装叛乱，给朝廷的统治造成很大威胁。如康熙四年，云南迤东土司禄昌贤、王耀祖利用清朝统治未稳，发动叛乱，起兵数万，连续攻陷临安、蒙自、峨、宁州等城邑，整个云南为之震动。康熙十四年，吴三桂掀起三藩之乱后，湖南、云南、贵州、两广地区的土官土司认为是脱离清朝统治的好机会，纷纷举兵响应，成了三藩叛乱的社会基础。
雍正四年，雍正命鄂尔泰首先将东川、乌蒙、镇雄三大土府由四川划归云南，实行改土归流。这三府地处四川与云南之间，民族关系复杂，闹事最多。鄂尔泰先从这里开刀，以示杀一儆百。
当年夏天，鄂尔泰先革去东川土司的头衔，接着派员去乌蒙。乌蒙土司禄万钟，联合镇雄土司陇庆侯以武力抗拒。鄂尔泰采取“剿抚并用”政策，凡是以武力抗拒者，坚决剿平之。由于清军兵多粮足，擒住禄万钟，降了陇庆侯，土司的武装力量逐个被消灭，三大土府才得以改土归流，改设了乌蒙府、东川府、镇雄州，派遣流官统治，隶属云南省。
东川、乌蒙、镇雄三府改土归流成功，消息传到京城，雍正帝大喜，又升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命他全面推行改土归流。鄂尔泰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多种措施实施改土归流。
一是通过军事进剿方式，强制进行改土归流。
二是靠武力威慑，借各种罪名革除土司官的职务，强迫改土归流。
三是土司土官交钱纳土，自动呈请改土归流。
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在四川、贵州、云南、两广、湖南5省，绵延数千里，上千个苗寨，60多个府、州、县废除了土官土司的职务，代之以清朝中央政府派遣的流官，完成了改土归流，实现了全国政体的统一。
不仅如此，改土归流还减轻了人民的经济负担。一般来讲，推行全国统一的赋役政策，较为土司的苛捐杂税，劳动人民的经济负担有所减轻。清政府还在那些自动归流地区，多次宣布减免赋税，予以优惠。
改土归流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面对巨大的阻力，雍正皇帝以十二分的勇气和细致到位的措施，确保了这项改革的成功，开创了新的政治局面。蛊卦所揭示的深刻意义在这一改革中尽显无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