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宋江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但至于为什么无碑无坟无墓？为什么子孙乡里不炫耀？为什么一个宋江的部下、朋友也没有发现？为什么没有人说他与宋江共过事？其实这些疑问并不难解释。在历史上显赫一时，马上又烟消云散的人物不知有多少？这些人大多都掩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为后人所知。而宋江等尚还能在史册中找到片言只语。更何况宋江当时事闹得并不大，按史料考证，也只有区区三四十人，只是名声在外而已。在不同的史料中，一会把宋江说成是“淮南盗”，一会又是“横行河朔”，纵横数千里，一者是由于宋江人数较少，而且都是骑马作战，往来飘忽，纵横驰骋数千里也是有可能的。二者想必也有一些不同的起事者冒充宋江之名，这也是到处都发现宋江踪迹的原因，这同样只是说明宋江名声很大。试想，如果历史上果无其人，一个凭空想象的人物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和威慑力吗？正因为历史上出了宋江此人，并且参与过抗辽或抗金的战斗，成了一名“忠义人”，所以南渡以后宋江就作为文学人物出场了，因为那时候********已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人们把宋江的事迹编成话本在临安的勾栏演说起来，以怀念这位出身草莽的“忠义人”，并鼓励千千万万正在前线与金人浴血奋战的将士们。
宋江起义是在梁山泊吗？
宋江在梁山泊建立了起义根据地，看过《水浒传》的人，对此都不会怀疑。然而，这是真实的历史吗？回答是否定的。
清代袁枚在《随园随笔？辨讹》中就已经提出：“俗传宋江三十六人据梁山泊，此误也。”清代汪师韩的《韩门缀学续编》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
方勺的《泊宅编》说：“（宣和二年十二月）初七日，歙守天章阁待制曾孝蕴，以京东贼宋江等出入青、齐、单、濮间，有旨移知青社。”又说：“宋江扰京东，曾公移守青社。”这已经说明宋江的活动范围是在青、齐、单、濮一带，而不是结寨于东平府的梁山，否则，也不会让曾孝蕴到青州去上任。
《宋史》卷三百五十三记载宋江起义的范围是“起河溯，转略十郡”，而不是结寨于一地。对此，《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十八引《张叔夜家传？以病乞致仕宫观札子》说：“（臣）出守海壖，会剧贼猝至，偶遣兵斩捕，贼势挫创，相与出降。”同书又说：“张叔夜知海州，破群盗宋江有功。”这与《宋史》的记载吻合。
《宋史》卷二十二又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如果宋江是以梁山泊为根据地的话，恐怕不会称他为“淮南盗”。《宋史》卷三百五十一载有候蒙的上书，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齐魏”的范围是指陕西西部到山东东部，横贯四省，二千余里，哪里是以一地为守呢？《王师心墓志铭》说：“河北剧贼宋江者，肆行莫之御。既转掠京东，径趋沭阳。”《桂林方氏宗谱》卷七《忠义彦通方公（庚）传》说：“宋江三十六人猖獗淮甸。”《蒋圆墓志铭》说宋江“剽掠山东”，被蒋圆截击，乃“北走龟蒙”（沂蒙山）。这些都说明宋江的活动范围很大，决非梁山泊一地。
更有意思的是，《大清一统志？泰安府山川》记载说：“梁山在东平州西南五十里……旧志：‘山周二十余里，上有虎头崖，下有黑风洞。宋政和中，盗宋江等保据于此。’”而后重修《一统志》时，竟删去了“旧志”以下的话。这是什么原因呢？除了作者后来发现宋江“保据于此”的记载与事实不符外，很难找到别的解释。
梁山的实际地形与《水浒传》的描写也有很大出入，不大适合作为长久的起义根据地。清代康熙年间，曹玉珂奉命到寿张去当县令。他原以为梁山“必峰峻壑深，过于孟门、剑阁，为天下之险，若辈（指宋江一伙）方得凭恃为雄”，可是到了那里一看，不免大失所望，只见梁山不过是：“塿然一阜，坦首无锐。外有二三小山，亦断而不联。村落比密，塍畴交错，居人以桔槔灌禾，一溪一泉不可得，其险无可恃者。乃其上果有宋江寨焉，于是进父老而问之，对曰：‘昔黄河环山夹流，巨浸远汇山足，即桃花之潭，因以泊名，险不在山而在水也。’”
山上的“宋江寨”大概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后人附会的“水浒”遗址还远不止这一处。尽管当年有方圆八百里的水泊，但以这样一个小土山包作为偌大起义大军的根据地，也实在不可信。
水泊梁山今在何处？
水泊梁山是《水浒传》英雄活动的主要场所，那么它今天在什么地方，还是原来的样子吗？
梁山位于今山东省梁山县境内，主峰在梁山县城南约5华里处，海拔[BF]197.9[BFQ]米，北面是龟山、凤凰山、小安山、金山（东平湖湖心岛）和银山等。它北起聊城（即《水浒传》中“东昌府”），东到泰山，西至河北大名府，南达荷泽（雷州）、巨野（即《水浒传》中“济州”），方圆100余里。其中名胜有70余处之多。根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梁山的古名叫“良山”，后来因为西汉文帝次子梁孝王曾在此游猎，死后又葬于此山，遂用“梁”字代“良”，称为“梁山”。这是“梁山”的历史记载和今天的位置，它的今昔变化虽不算大，但当年环绕“梁山”的水泊，却已荡然无存。元代于钦的《齐乘》载：“汶水西南流，与济水合于梁山之东北，回合而成泊。”后来的《五代史》、《宋史》记载，后晋开运元年（944年）、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和熙宁十年（1077年），黄河三次决口，大水汇集于此，致使梁山水泊一再扩大，浩浩荡荡，无边无际。所以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总结梁山泊的形成经过说：“后晋开运初，滑州（河南滑县）河决，浸汴（开封）、曹（曹州，今菏泽）、单（单县）、濮（濮阳）、郓（郓城）五州之境，环梁山而合于汶，与南旺、蜀山湖相连，弥漫数百里。宋天禧三年，滑州河复决，历澶、濮、曹、郓，注梁山泺。”在1077年至1180年这百年间，梁山泊成为黄河必经之路，水势最盛，所以当时人有“梁山泊八百里水”之说。可见《水浒传》所写其“山排巨浪，水接遥天”，“有无限断头巷陌”的形容是真实的。北宋韩琦《过梁山泊》诗“巨浪渺无际，斋船撑日难”，正可与《水浒传》所记相佐证。
梁山水泊消失的主要原因是黄河携带大量的泥沙进入水泊，泥沙淤积填平了凹形洼底，造成地势高于黄河，致使黄河改道而行。随着梁山泊水的减弱，泊边出现大面积可耕田地。从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起，梁山泊周围便开始屯田，十几年以后，梁山泊以前的水道两旁出现很多屯田军户。《大清一统志》记载黄河改道情况说：“……其后河徙而南，……岁夕填淤，遂成平陆。”但由于还有汶水的流入，所以黄河改道后梁山泊并没有立刻消失，水泊风景还十存二三。元人陆友诗云：“我尝舟过梁山泺，春水方生何渺漠。”元代人袁桷也有赞美水泊的诗作：“大野潴东原，狂澜陋左里”，“碧澜渺无律，绿树失其误。”这说明在元杂剧“水浒戏”演得火爆和《水浒传》小说酝酿形成的时候，梁山泊还可以算作剧作家和小说家取材的背景。
到了明代永乐年间，梁山泊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后来梁山泊更名为“积水湖”。因为它位于安民山下，所以又称“安山湖”。到了明末清初时，顾炎武来梁山考察后在《日知录》卷十二“河渠”条中写道：“予行山东巨野、寿张诸邑，古时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可知这时梁山泊已经完全变成耕地了。而梁山附近的东平湖却依然烟波浩淼，以致今天人们权把这东平湖当成当年的梁山泊来旅游观光。但是元代文学家笔下的戏曲和小说中的梁山泊里面有没有东平湖的成分，有多少，恐怕还是个很大的疑问。
历史上的高俅是个大奸臣吗？
在《水浒传》中，高俅是个大奸臣，水浒英雄逼上梁山，很大程度上也是因高俅而起。《水浒传》也是从高俅开始写起的。金圣叹说：“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乱自下生出；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高俅是朝廷显贵，历史上实有其人，而且确实官至太尉。高俅又确实是一个奸臣赃官，是宋徽宗时臭名昭著的六贼之一，是败坏军政，造成金人长驱入宋的罪魁祸首之一。正因为如此，《宋史》未为其立传，但对他的罪行劣迹，《宋史》是记载了的。
关于历史上的高俅，《宋史》多处载录。《宋史》卷二十一：“（政和）七年正月，……庚子，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卷二十二：“（宣和）四年五月壬戌，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丁卯，封子柄为昌国公。”
《宋史》卷一六六：“元五年，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为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充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使致壮。自崇宁五年，司空、左仆射蔡京为开府仪同三司、安远军节度使，……前执政则有蔡攸（蔡京子）、梁子美，外戚则有向宗……殿帅则有高俅，内侍则有童贯、梁师成……”
以上是高俅飞黄腾达的情况。《宋史》记载说，节度使这个官衔最初是“不轻授”的，后来授给了蔡京父子、高俅、童贯、梁师成等人。这说明高俅的官阶与蔡京、童贯等位极人臣的显宦不相上下。
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七：绍兴二年八月，胡安国言：“本朝鉴观前代，命三衙分掌亲军。虽崇宁间，旧规犹在。及高俅得用，遂以陵夷。”
这里所说的“亲军”就是《水浒传》中的“八十万禁军”。原来赵匡胤实行“分权制”，“命三衙分掌亲军”。但是后来由权力分散变为高俅大权独揽，事情就“遂以陵夷”。
什么是“遂以陵夷”呢？宋《两朝纲目备要》卷十五说：南宋嘉定九年（1216年）十二月，真德秀论边事云：“自童贯、高俅迭主兵柄，教阅训练之事尽废，上下阶级之法不行，溃败者不诛，而招以金帛；死敌者不恤，而诬以逃亡，于是赏罚无章，而军政大坏矣。”
这里，真德秀和胡安国都是反映的同一个人，同一件事：高俅“主兵权”，“军政大坏”。这就叫“遂以陵夷”。高俅不只是“赏罚无章”，而且以权谋私。《宋会要辑稿》卷七十九册，职官三十六记载说：“自大观、政和以后，蔡京紊乱法度，郡臣始有以转官回授为荫补者……其后蔡攸又回授转官以为职名，其子蔡卫、蔡术，皆自待制以回授而迁学士。由是武臣高俅亦用此例，其子尧康以回授自遥郡转正任，尧辅以回授自观察而承宣。名器之滥，有不可胜言者。”
从这则史料可以看出，蔡京“紊乱法度”，把他的儿子蔡卫、蔡术由待制提拔为直学士，“由是武臣高俅亦用此例”，把他的儿子高尧康从遥郡转为正任，另一个儿子高尧辅由观察使提拔为承宣使。承宣使的官是很大的。《水浒传》第三回鲁提辖说“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处”，这位“老种经略相公”就是承宣使。高俅把他的儿子一下子就提拔为高官，所以《宋会要辑稿》评议为“名器之滥，不可胜言”。
《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说，金兵南侵，太上皇宋徽宗南逃，童贯、高俅护驾。陈东上书钦宗，乞诛蔡京、蔡攸、童贯、朱勔、高俅、卢宗原等人。钦宗纳奏，打算命聂山去斩此数人，但李纲谏阻说，聂山去斩此六贼，无论能不能办到，都不好。这六贼都是太上皇徽宗的“幸臣”亲信。如果不经过太上皇而直接杀这六人，这要“震惊太上”，太上皇会对陛下产生疑惧，对陛下不利。万一要杀不成，后果不堪设想。不如建议太上皇自己除掉这些人。结果钦宗采纳了李纲之言。宋徽宗后来果然先后除掉了蔡京、蔡攸、童贯、朱勔，但没有杀高俅。徽宗和钦宗是一个一个收拾这些人的，还没等到收拾高俅他就病死了。《宋史》卷四四六《李若水传》记述了高俅死后的情况：“靖康元年，太学士、天府仪同三司高俅死。天子当挂服举哀。若水言：‘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金人长驱，其罪当与童贯等；得全首领以没，尚当追削官秩，示与众弃，而有司循常习故，俗加缛礼，非所以靖公议也。’章再上，乃止。”
李若水反对“循常习故”，按“故事”（惯例）为高俅治丧。他说，高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造成“金人长驱”，其罪应该与童贯相等。让高俅“得全首领以没”就不错了，怎么还让天子“挂服举哀”。李若水认为高俅不但不应按“故事”（惯例）治丧，还应“追削官职”，不允许他儿子继承封号。
事实上，高俅的确被追削了官职。《宋史》卷二十三：“（靖康元年）五月，开府仪同三司高俅卒，……追削高俅官职。”
这些史料刻画出了高俅的丑相。《水浒传》作者就是根据历史事实和全国上下对高俅的评价来塑造高俅形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