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排座次可以看出，《水浒传》作者的思想并未摆脱封建的等级观念。
不过，梁山排座次仍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从总的方面看，大家都是平等的。尽管座次有别，星位也不同，但“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再从分工上看：东边房内，宋江、吴用、吕方、郭盛；西边房内，卢俊义、公孙胜、孔明、孔亮；……正南旱寨，秦明、索超、欧鹏、邓飞；正东旱寨，关胜、徐宁、宣赞、郝思文。这儿，宋江和郭盛，卢俊义和孔亮，秦明和邓飞，关胜和郝思文，都是“并列关系”，大家是“平行四边形”。宴席上，有福同享；把关守寨，有难同当。这跟等级森严的封建官吏制度、军队制度有所不同，所以又具有进步意义。
梁山好汉为什么没有赵姓？
在《水浒传》所写的七百多个人物中，赵姓的有十三人。他们中有皇帝、宰相、各级官员、公差、歌妓、平民，还有方腊、田虎的部下，但偏偏梁山好汉中没有一个人姓赵。这是一种偶然的疏漏或是巧合，还是作者的有意安排？
因为梁山一百零八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之间许多人原来并没有任何联系，因为机缘巧合，得以在梁山聚义。就是从概率学的角度来说，有几个赵姓当属正常，况且宋朝的第一大姓是赵姓，人口比例也不算小。如果没有，倒觉得有些奇怪了。
《百家姓》据说是宋朝初年原吴越国无名氏所编。因当时的天子是赵匡胤，赵姓便成了国姓，列为第一。因编者是吴越国人，吴越国王姓钱，为了表示对钱姓的尊重和对国土的怀念，故钱姓放在第二。第三位至第八位据说是后妃们的姓，当然也要列在前面，依次排列，无所争议。然而，《水浒传》的作者偏偏藐视这些，一百零八将中的帝子龙孙却是姓柴，是后周柴世宗柴荣的后代，家有誓书铁券的柴进；有古代名将、后汉三国时关羽的嫡派子孙关胜；三代将门之后、杨令公之孙杨志；河东名将呼延赞嫡派子孙呼延灼；富豪有独龙冈大财主李应、河北大名府“第一等长者”卢俊义等。诸如种种，作者偏不让他们姓赵。第七十一回梁山排座次后，作者写了一篇赞词，开头两句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可是这诸多异姓中，独无赵家。前面说过，这赵姓也是一大姓，一百多人里出一两个赵姓也很正常，这样也照顾到了“异姓一家”，为什么有些冷姓如“时”姓、“乐”姓都照顾到了，可偏偏对“赵”姓这一大姓，作者却视而不见呢？看来，这绝不是什么偶然或巧合，事实上，这是作者的一种有意安排。“黑旋风扯诏谤徽宗”一回书中，李逵就公开声明：“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这很明显，是作者有意安排的，是借李逵这个粗人之口，说出了自家的心里话，即用宋姓取代赵姓。一百零八将中没有赵姓，正反映了作者强烈的爱憎情感，对重用奸佞，误国害民的赵氏王朝的极大不满。故不愿让梁山英雄与他们同姓同宗，玷污了清白。
但是也有些研究者认为梁山好汉中之所以没有赵姓，是因为受《大宋宣和遗事》一书的影响。因为《水浒传》中的许多故事都是从《大宋宣和遗事》一书中移植、演绎而来。《大宋宣和遗事》里列举了以宋江为首的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在这些人中就没有赵姓，所以《水浒传》的作者在构思七十二地煞姓名时，也沿用了《大宋宣和遗事》里没有赵姓的惯例，不宜塞进一个赵姓；再说梁山上的这些好汉，上山后都做了“强盗”，在“强盗”中安排一个赵姓，会有辱国姓。其实，这个说法没有什么道理。如果偏要说有辱国姓，那也不是梁山“强盗”的专利。妓女赵元奴，“反贼”田虎手下的赵能、方腊手下的赵毅不是更有辱国姓吗？另外，如果说三十六人中没有姓赵的，七十二地煞中就不宜出现，那么在七十二地煞也有很多姓在三十六人中也没有，那是不是说作者取这些姓也是不应该的？很显然，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即便作者不取三十六人中没有的姓，也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作者也没有必要受此约束，而赵姓却是个例外，因为大宋皇帝姓赵，作者所写的故事又是宋朝的事，作者摒赵姓于一百零八人姓氏之外，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的。
《水浒传》“不善写花月”吗？
文学作品，写景是为了写情。《水浒传》较少用诗词写月色，但在写人物的心情，写事件的过程中，是很善于写夜景月色的。如第三十一回“张都监血溅鸳鸯楼”，写武松“趁着那窗外月光，一步步挨入堂里”。“鸳鸯楼中，只见三五枝画烛荧煌，一两处月光射入，楼上甚是明朗。”这儿，“三五枝”对“一两处”，对仗工整，内外景交融，被金圣叹誉为“绝妙好词”。为什么内有画烛外有月光？为了交手时能看得见。武松杀了张都监一家，杀到最后，“将去割时，刀切头不入。武松心疑，就月光下看那刀时，已自都砍缺了”。武松复了仇，越过城墙，“立在濠堑边。月明之下，看水时，只有一二尺深。此时正是十月半天气，各处水泉皆涸”。护城濠的水浅，是为了让武松顺利脱险。护城濠不是自然河流，不会到了冬天就“水泉皆涸”。况且，水的深浅，在月光下看是看不出的。这说明文学创作和现实生活是不同的。
《水浒传》第二回写“却说庄客王四，一觉直睡到二更，方醒觉来，看见月光微微照在身上，吃了一惊，跳将起来，却见四边都是松树”。金圣叹批：“尝读坡公赤壁赋‘人影在地，仰见明月’二语，叹其妙绝，盖先见影，后见月，便宛然晚步光景也。此忽然脱化此法，写作王四醒来，先见月光，后见松树，便宛然五更酒醒光景，真乃善于用古矣。”金圣叹认为《水浒传》作者此笔是从苏东坡的“人影在地，仰见明月”“脱化”而出，失之穿凿，但他对这段文章的肯定，指出其文学美，则是有见地的。
《水浒传》通过月亮写心情，是表现得很出色的。如第二十一回宋江接受了刘唐送来晁盖等人的赠金，庆幸“那晁盖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弄”。《水浒传》写道：“话说宋江别了刘唐，乘着月色满街，信步自回下处来。”不写“乘着月色满街”，直截了当地写“别了刘唐，自回下处来”行不行呢？行。但那就没有了文学美。
《水浒传》借景写情另一处出色的例子是双林镇燕青遇故人。在恬静秀美的山村，知己好友，杯酒谈心。“窗外月光如昼。燕青推窗看时，又是一般清致：云轻风静，月白溪清，水影山光，相映一室。”在戎马倥偬、刀光剑影之后，写山林静夜，既是文章的动静“调剂”，又充满着悲凉意味，是梁山好汉后来悲惨结局的一个“垫铺”和暗示。
《水浒传》三写灯节的价值何在？
《水浒传》中三次写到灯节。
第一次是在第三十三回“宋江夜看小鳌山，花荣大闹清风寨”。书中描写道：“到这清风镇上看灯时，只见家家门前搭起灯栅，悬挂花灯，不计其数。灯上画着许多故事，也有剪彩飞白牡丹花灯，并荷花芙蓉异样灯火。……看那小鳌山时，但见：山石穿双龙戏水，云霞映独鹤朝天。金莲灯，玉梅灯，晃一片琉璃；荷花灯，芙蓉灯，散千团锦绣。银蛾斗彩，双双随绣带香球；雪柳争辉，缕缕拂华幡翠幕。村歌社鼓，花灯影里竞喧阗；织妇蚕奴，画烛光中同赏玩。虽无佳丽风流曲，尽贺丰登大有年。”
第二次在第六十六回“时迁火烧翠云楼，吴用智取大名府”。北京大名府的花灯又别是一番景象：“家家门前扎起灯栅，都要赛挂好灯，巧样烟火。户内缚起山棚，摆放五色屏风炮灯，四边都挂名人书画并奇异古董玩器之物。……留守司州桥边，搭起一座鳌山，上面盘红黄纸龙两条，每片鳞甲上点灯一盏，口喷净水。去州桥河内周围上下点灯，不计其数。铜佛寺前扎起一座鳌山，上面盘青龙一条，周回也有千百盏花灯。翠云楼前也扎起一座鳌山，上面盘着一条白龙，四面点火，不计其数。”
这里，有重点、有代表性地描述了三座鳌山：官府门前的鳌山，佛寺前的鳌山和著名酒楼前的鳌山。
第三次在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闹东京”。京城元宵夜自然不同于别处，且看：“庆赏元宵的人不知其数，古人有篇《绛都春》词，单道元宵景致：融和初报。乍瑞霭霁色，皇都春早。翠幰竞飞，玉勒争驰都门道。鳌山彩结蓬莱岛，向晚色双龙衔照。绛霄楼上，彤芝盖底，仰瞻天表。缥缈风传帝乐，庆玉殿共赏，群仙同到。迤逦御香，飘满人间开嬉笑。一点星球小，渐隐隐鸣梢声杳。游人月下归来，洞天未晓。”
什么叫“鳌山”？这是宋代的“特产”。将万盏彩灯，扎成一座巨大的鳌形的山，叫做鳌山。鳌山相传是宋徽宗的发明创造，南宋遗民独醒散人的《枕泪痕》说：“道君帝闻瀛洲仙山，形若巨鳌，随命人以花灯为鳌山，道君率后妃宫娥，游乐其中，赋诗云：‘紫禁烟花一万重，鳌山宫阙隐晴空，玉皇高拱云宵上，人物嬉游陆海中。’”
元宵灯节始于汉代，兴于唐代而盛于宋代。《水浒传》三写灯节，写得十分精美细致，并且挖掘出了花灯里面包含着的美学、文化、民俗等多重价值。令人心弛神往，美不胜收。
另外，《水浒传》还能利用灯节安排情节和结构故事。
宋江在清风镇看灯，被五彩缤纷的花灯和舞鲍老的精彩表演所“陶醉”，忘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呵呵大笑”，得意忘形，结果被刘高老婆认出他来，致使再陷囹圄，这才引出了花荣大闹清风寨及一连串故事。第六十六回的元宵灯节的描写，是为了给梁山好汉火烧翠云楼、智取大名府张目。七十一回末，梁山好汉“拿得莱州解灯上东京去的一行人”，缴获了几架玉棚玲珑九华灯，宋江就以“观灯”为借口和“掩护”，引出了去东京活动招安的事。
“三碗不过冈”是什么酒？
这儿所说的“什么酒”，是探究武松在景阳冈酒店吃的是山东白酒，还是江南米酒。
明朝《豆棚夜话》认为武松过景阳冈吃的是山东烧酒。理由是：第一，这是一种含酒精很高的烈性酒，酒量大的人只能吃一斤左右。三碗，一碗三四两，三碗恰好是一斤；若是江南米酒，三碗只抵得上半碗烧酒，怎么能“三碗不过冈”？第二，山东向来以高梁作烧酒的原料，当地不种稻子，自然不会有大米酒、糯米酒。
